我們是如何喪失對貧窮的感知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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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丁1號，一線教師

拼多多的廣告說自己是「3億人都在拼的購物APP」，但我看了一圈微博網友的留言，很多人都在質疑這個數據是不是假的，因為他們大多從未用過拼多多，也鮮見身邊有人在用。

就我的個人體驗，身邊人分為兩派，一派是我的高中、大學同學以及同事，另外一派是我老家的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前者從不曾找我拼過，後者有一度三天兩頭就通過微信給我發鏈接——幾十塊錢就能把掃地機器人帶回家，幾元錢就可以買個榨汁機，讓我幫他們在拼多多上砍一刀。我還曾問過他們，上面的信息是否造假。親人的反饋是，真的有收到東西。

拼多多在美國上市之後，獲得了極高的估值，但同時批評也從未間斷——虛假廣告宣傳、假貨和山寨產品泛濫。這於法於理不容。雖然有人為拼多多辯解稱，「於中國的許多窮人而言，拼多多讓他們搭上了消費的列車」；但在我看來，低價或許無法物美，但低價絕不意味著就要接受忽悠、山寨、欺騙，這完全是兩碼事。

因此，我無意聲援拼多多，我所關注的是，拼多多崛起背後的「3億人」，他們是誰？當拼多多成為眾矢之的時，為何聽不到他們的聲音？

有評論者敏銳地點出了問題的關鍵，拼多多背後其實是一個比很多人想像中的還要窮的中國：「低收入群體對於價格極其敏感，而對於商品品質並沒有太高的要求，由此成就了拼多多的成功。」此言不虛。我看到許多拼多多用戶的評價晒圖，其背景多是黑禿禿的水泥地、雜亂逼仄的房屋，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

國家統計局在2月發布的《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5974元，平均每天71元。「低收入組」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5958元，平均下來，每月收入不到500元，每天16元。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前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2016年在一個論壇上也曾指出：「目前20%的低收入（人口）每月只有430多塊錢，想消費卻消費不了。還有20%的中低收入（人口）平均每月不到一千塊錢。這兩個群體加一塊是5.5億人。」這也就意味著，全中國接近一半的人口，每天的平均花費沒能超過33塊錢。

毫無疑問，拼多多的主體用戶，與微博微信上大呼從不使用拼多多、並且鄙夷使用拼多多的人，並不是同一群人。後者無法想像，他們消費的一杯星巴克、一次外賣、一次打車，就是有的家庭一天里可以支配的全部收入。我曾在一篇討論「窮人思維」的文章中談到一個觀察：越來越多的人在喪失感知貧窮的能力。比如我的同事每次談到一些家境貧窮的頑劣學生時，總不時流露出「嫌惡」的態度。我們明明在同一個空間生活，但卻像《北京摺疊》描述的那樣，不同群體之間有深深的隔膜。

對貧窮缺乏必要的體認、嫌惡貧窮，可能因為貧窮曾長時間被遮蔽，很多人看不到；也有可能是，即便我們目睹了真實的貧窮，我們也失去了共情的能力。

貧窮緣何被遮蔽？媒體的責任不可推卸。媒體的職責，本應是為公眾傳遞真實可信的信息，告訴公眾真實的世界是什麼樣，並讓他們知道「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但在現在的媒體環境下，我們平時看到的，都是形勢一片大好。

我所在的單位每年都有徵訂黨報的任務，工作日時我都會翻翻，幾乎都是正面宣傳，沒有什麼可看性。有一次我還向在黨報工作的朋友吐槽說：「你們的報道里怎麼一點負面消息沒有？以前讀你們的都市報還有一些輿論監督什麼的，現在一點也沒有。」朋友苦笑：「一切都要講導向。」

我的大學同學在上海一家知名的互聯網媒體工作，有不少報道頗為尖銳，但詢問後，她也告訴我：「很多選題是做不了的。我們明明知道很多情況，但說不得。現在的主基調是：負面新聞不得炒作渲染。」

簡言之，媒體的議程設置出現了的偏差，有些時候甚至不是傳遞真相，而是遮蔽真相。比如這幾年力推的扶貧，這本是讓公眾感知貧困、感知複雜中國的最好時機，可在媒體的宣傳中，扶貧往往是以政績的面孔出現，公眾很難看到貧窮的真實面貌。甚至，過多、誇張的正面渲染讓某些人以為我們真要趕超歐美了。

但另一方面，這與媒體的中產階層化也脫不了干係。澎湃新聞曾刊載的一篇文章指出：「只佔據人口百分之十幾的中產階級和預備中產階級掌控了傳媒和知識。藉由文化工業的佈道，他們的生活方式成了現代生活的樣板，旅行、美食、攝影、咖啡廳、馬拉松……傳媒桎梏了我們對於美好生活的想像……佔據人口多數的工農在傳媒中被邊緣化被放逐，他們只能以快手裡的底層、凋敝的農村、赤貧的下崗工人等面目返場，滿足中產階級的儀式性同情，還有暗自慶幸。」

也就是說，真正的底層在輿論中始終處於失語的狀態。北上廣的媒體從業者，微信上那些書寫焦慮主題的「10萬+」文章的公號作者，似乎都可以納入中產階層或者預備中產階層隊伍中，他們更多關注的是他們的權利、利益和訴求。偶爾地，他們會通過快手、拼多多，或者一些社會新聞向社會底層瞥去一眼，感嘆一下這個世界的「殘酷物語」。

這背後延伸出的問題是，中產階層正在失去對社會底層的共情能力。在西方先哲那裡，中產階層扮演社會穩定器的作用，推動改革，關注底層，關注普世價值，並願意為底層發聲。

這不禁讓人想起電影《暴裂無聲》，其批評的就是中產階層。面對底層被掠奪的強大悲哀，律師最終選擇了沉默，即便他明明知道，他與礦工面對的是同一個敵人。導演祁忻鈺坤接受採訪時尖銳地表示：「中產放棄自己的力量，才讓罪惡逃脫懲罰、底層失去保護。」

雖然承認中產階層的孱弱，但我認為將責任全部推到中產身上，這過於苛刻了。與西方先哲筆下的中產階級相比，中國中產階層負累太多。我甚至懷疑，中國真的存在中產階層嗎？

我的不少大學同學就留在上海工作，他們是高材生，擁有體面的工作，典型的都市精英，但一個房子就讓他們步履維艱，活得戰戰兢兢畏畏縮縮。他們自顧不暇、自身難保，如何保護其他人？而在風險社會中，很多中產對比自己有權有錢的階層帶有崇拜和仰視，即便看到了貧窮，他們滋生的也多是僥倖和恐懼——他們僥倖自己還不至於那麼倒霉、恐懼有朝一日自己也會淪落底層，而不是對貧窮有共情，並願意與他們攜手一起改變局面。

最後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我旗幟鮮明地反對任何虛假宣傳、假冒偽劣和山寨產品，利用窮人消費水平不高的弱點欺騙他們，這根本不是什麼「消費升級」，而是另一種剝削和掠奪。只是，讓「3億人」被看見，可以不是用這種方式嗎，可以不是「殺魚弟」式的悲劇嗎？可以不止於批評拼多多，而是思考該怎麼改變邊遠地區惡劣的線下銷售環境，並努力讓更多人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嗎？但願這些議題，在拼多多風波之後，我們仍能看到有人在持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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