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從誡:我的母親林徽因（細細品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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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去世已經三十二年了。現在能為她出這麼一本小小的文集----她唯一的一本，使我欣慰，也使我感傷。

今天，讀書界記得她的人已經不多了。老一輩談起，總說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藝、美麗的女詩人。但是，對於我來說，她卻是一個面容清癯、削瘦的病人，一個忘我的學者，一個用對成年人的平等友誼來代替對孩子的撫愛(有時卻是脾氣急躁)的母親。

三十年代那位女詩人當然是有過的。可惜我並不認識，不記得。那個時代的母親，我只可能在後來逐步有所了解。當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和姐姐再冰長大後曾經同我們談起過，但也不常講。母親的後半生，雖然飽受病痛折磨，但在精神和事業上，她總有新的追求，極少以傷感的情緒單純地緬懷過去。至今仍被一些文章提到的半個多世紀前的某些文壇舊事，我沒有資格評論。但我有責任把母親當年親口講過的，和我自己直接了解的一些情況告訴關心這段文學史的人們。或許它們會比那些傳聞和臆測更有意義。

早年

我的外祖父林長民(宗孟)出身仕宦之家，幾個姊妹也都能詩文，善書法。外祖父留學日本，英文也很好，在當時也是一位新派人物。但是他同外祖母的婚姻卻是家庭包辦的一個不幸的結合。外祖母(按：林徽因的母親何雪媛是林長民的第二位夫人。)雖然容貌端正，卻是一位沒有受過教育的、不識字的舊式婦女，因為出自有錢的商人家庭，所以也不善女紅和持家，因而既得不到丈夫，也得不到婆婆的歡心。婚後八年，才生下第一個孩子----一個美麗、聰穎的女兒。這個女兒雖然立即受到全家的珍愛，但外祖母的處境卻並未因此改善。外祖父不久又娶了一房夫人(按：林長民的第三位夫人程桂林)，外祖母從此更受冷遇，實際上過著與丈夫分居的孤單的生活。母親從小生活在這樣的家庭矛盾之中，常常使她感到困惑和悲傷。

童年的境遇對母親後來的性格是有影響的。她愛父親，卻恨他對自己母親的無情；她愛自己的母親，卻又恨她不爭氣；她以長姊真摯的感情，愛著幾個異母的弟妹，然而，那個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際關係卻在精神上深深地傷害過她。可能是由於這一切，她後來的一生中很少表現出三從四德式的溫順，卻不斷地在追求人格上的獨立和自由。

少女時期，母親曾經和幾位表姊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會女子學校中讀過書，並跟著那裡的外國教員學會了一口相當流利的英語。一九二O年，當外祖父在北洋官場中受到排擠而被迫「出國考察」時，決定攜帶十六歲的母親同行。關於這次歐洲之旅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們住在倫敦，同時曾到大陸一些國家遊歷。母親還考入了一所倫敦女子學校暫讀。

在去英國之前，母親就已認識了當時剛剛進入「清華學堂」的父親。從英國回來，他們的來往更多了。在我的祖父梁啟超和外祖父看來，這門親事是頗為相當的。但是兩個年輕人此時已經受到過相當多的西方民主思想的薰陶，不是順從於父輩的意願，而確是憑彼此的感情而建立起親密的友誼的。他們之間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珍愛和對造型藝術的趣味方面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許多差異。父親喜歡動手，擅長繪畫和木工，又酷愛音樂和體育，他生性幽默，做事卻喜歡按部就班，有條不紊；母親富有文學家式的熱情，靈感一來，興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顧其他，有時不免受情緒的支配。我的祖母一開始就對這位性格獨立不羈的新派的未來兒媳不大看得慣，而兩位熱戀中的年輕人當時也不懂得照顧和體貼已身患重病的老人的心情，雙方關係曾經搞得十分緊張，從而使母親又逐漸捲入了另一組家庭矛盾之中。這種局面更進一步強化了她內心那種潛在的反抗意識，並在後來的文學作品中有所反映。

父親在清華學堂時代就表現出相當出眾的美術才能，曾經想致力於雕塑藝術，後來決定出國學建築。母親則是在英國時就受到一位女同學的影響，早已嚮往於這門當時在中國學校中還沒有的專業。在這方面，她和父親可以說早就志趣相投了。一九二三年五月，正當父親準備赴美留學的前夕，一次車禍使他左腿骨折。這使他的出國推遲了一年，並使他的脊椎受到了影響終生的嚴重損傷。不久，母親也考取了半官費留學。

一九二四年，他們一同來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父親入建築系，母親則因該系當時不收女生而改入美術學院，但選修的都是建築系的課程，後來被該系聘為「輔導員」。

一九二五年底，外祖父在一場軍閥混戰中死於非命。這使正在留學的母親精神受到很大打擊。

一九二七年，父親獲賓州大學建築系碩士學立，母親獲美術學院學士學位。此後，他們曾一道在一位著名的美國建築師的事務所里工作過一段。不久，父親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美術史。母親則到耶魯大學戲劇學院隨貝克教授學舞台美術。據說，她是中國第一位在國外學習舞台美術的學生，可惜她後來只把這作為業餘愛好，沒有正式從事過舞台美術活動。母親始終是一個戲劇愛好者。一九二四年，當印度著名詩翁泰戈爾應祖父和外祖父之邀到中國訪問時，母親就曾用英語串演過泰翁名作《齊德拉》；三十年代，她也曾寫過獨幕和多幕話劇。

關於父母的留學生活，我知道得很少。一九二八年三月，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行了婚禮，當時我的大姑父在那裡任中國總領事。母親不願意穿西式的白紗婚禮服，但又沒有中式「禮服」可穿，她便以構思舞台服裝的想像力，自己設計了一套「東方式」帶頭飾的結婚服裝，據說曾使加拿大新聞攝影記者大感興趣。這可以說是她後來一生所執著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幼稚的創作。婚後，他們到歐洲度蜜月，實際也是他們學習西方建築史之後的一次見習旅行。歐洲是母親少女時的舊遊之地，婚後的重訪使她感到親切。後來曾寫過一篇散文《貢納達之夜》，以紀念她在這個西班牙小城中的感受。

一九二八年八月，祖父在國內為父親聯繫好到瀋陽東北大學創辦建築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工作要求他立即到職，同時祖父的腎病也日漸嚴重。為此，父母中斷了歐洲之游，取道西伯利亞趕回了國內。本來，祖父也為父親聯繫了在清華大學的工作，但後來卻力主父親去瀋陽，他在信上說：「(東北)那邊建築事業將來有大發展的機會，比溫柔鄉的清華園強多了。但現在總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氣的孩子，總應該往吃苦路上走。」父親和母親一道在東北大學建築系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可惜東北嚴寒的氣候損害了母親的健康。一九二九年一月，祖父在北平不幸病逝。同年八月，我姐姐在瀋陽出生。此後不久，母親年輕時曾一度患過的肺病複發，不得不回到北京，在香山療養。

北平

香山的「雙清」也許是母親詩作的發祥之地。她留下來的最早的幾首詩都是那時在這裡寫成的。清靜幽深的山林，同大自然的親近，初次做母親的快樂，特別是北平朋友們的真摯友情，常使母親心裡充滿了寧靜的欣悅和溫情，也激起了她寫詩的靈感。從一九三一年春天，她開始發表自己的詩作。

母親寫作新詩，開始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過徐志摩的影響和啟蒙。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過去文壇上許多人都知道，卻又訛傳很多的一段舊事。在我和姐姐長大後，母親曾經斷斷續續地同我們講過他們的往事。母親同徐是一九二〇年在倫敦結識的。當時徐是外祖父的年輕朋友，一位二十四歲的已婚者，在美國學過兩年經濟之後，轉到劍橋學文學，而母親則是一個還未脫離舊式大家庭的十六歲的女中學生。據當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過林寓的張奚若伯伯多年以後對我們的說法：「你們的媽媽當時流著兩條小辮子，差一點把我和志摩叫做叔叔！」因此，當徐志摩以西方式詩人的熱情突然對母親表示傾心的時候，母親無論在精神上、思想上、還是生活體驗上都處在與他完全不能對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產生相應的感情。

母親後來說過，那時，像她這麼一個在舊倫理教育熏陶下長大的姑娘，竟會像有人傳說地那樣去同一個比自己大八、九歲的已婚男子談戀愛，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母親當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歡和敬佩這位詩人，尊重他所表露的愛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後來分析的：「徐志摩當時愛的並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像出來的林徽音，可我其實並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樣一個人。」不久，母親回國，他們便分手了。

等到一九二二年徐回到國內時，母親同父親的關係已經十分親密，後來又雙雙出國留學，和徐志摩更沒有了直接聯繫。父母留學期間，徐志摩的離婚和再娶，成了當時國內文化圈子裡幾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後來帶給他的痛苦竟多於歡樂。一九二九年母親在北平與他重新相聚時，他正處在那樣的心境中，而母親卻滿懷美好的僮憬，正邁向新的生活。這時的母親當然早已不是倫敦時代那個梳小辮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徐志摩此時對母親的感情顯然也越過了浪漫的幻想，變得沉著而深化了。

徐志摩是一個真摯奔放的人，他所有的老朋友都愛他，母親當然更珍重他的感情。儘管母親後來也說過，徐志摩的情趣中有時也露出某種俗氣，她並不欣賞，但是這沒有妨礙他們彼此成為知音，而且徐也一直是我父親的摯友。母親告訴過我們，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小詩《偶然》是寫給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說明是為她而寫的，那是他遇難前不久的事。從這前後兩首有代表性的詩中，可以體會出他們感情的脈絡，比之一般外面的傳說，確要崇高許多。

一九三一年以後，母親除詩以外，又陸續發表了一些小說、散文和劇本，很快就受到北方文壇的注意，並成為某些文學活動中的活躍分子。從她早期作品的風格和文筆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種影響，直到她晚年，這種影響也還依稀有著痕迹。但母親從不屑於模仿，她自己的特色愈來愈明顯。母親文學活動的另一特點，是熱心於扶植比她更年輕的新人。她參加了幾個文學刊物或副刊的編輯工作，總是盡量為青年人發表作品提供機會；她還熱衷於同他們交談、鼓勵他們創作。她為之鋪過路的青年中，有些人後來成了著名作家。關於這些，認識她的文學前輩們大概還能記得。

母親開始寫作時，已是「新月派」活動的晚期，除了徐志摩外，她同「新月派」其他人士的交往並不深。她初期的作品發表在《新月》上的也不很多。雖然她在風格上同「新月派」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她卻從不認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歡人家稱她為「新月派詩人」。徐志摩遇難後，她與其他人的來往更少，不久，這個文學派別也就星散了。這裡，還要順帶提到所謂徐志摩遺存的「日記」問題。徐生前是否曾將日記交母親保存，我從未聽母親講起過(這類事在我們稍長後，母親就從不在我們姊弟面前隱諱和保密)，但我確知，抗戰期間當我們全家顛沛於西南諸省時，父母僅有的幾件行李中是沒有這份文獻的。抗戰之後，我家原存放在北平、天津的文物、書信等已大部分在淪陷期間丟失，少量殘存中也沒有此件。新中國成立初期，母親曾自己處理過一些舊信、舊稿，其中也肯定不含此件。因此，幾位權威人士關於這份「日記」最後去向的種種說法和猜測，我不知道有什麼事實根據。特別是幾年前一位先生在文章中說，我母親曾親口告訴他，徐志摩的兩本日記「一直」由她保存著，不禁使我感到驚奇。不知這個「一直」是指到什麼時候？我只知道，我們從小在家裡從來也沒有聽到過母親提起這位先生的名字。

文學上的這些最初的成就，其實並沒有成為母親當時生活的主旋律。對她後來一生的道路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是另一件事。一九三一年四月，父親看到日本侵略勢力在東北日趨猖狂，便憤然辭去了東北大學建築系的職務，放棄了剛剛在瀋陽安下的家，回到了北平，應聘來到朱啟鈐先生創辦的一個私立學術機構，專門研究中國古建築的「中國營造學社」，並擔任了「法式部」主任，母親也在「學社」中任「校理」。以此為發端，開始了他們的學術生涯。

當時，這個領域在我國學術界幾乎還是一未經開拓的荒原。國外幾部關於中國建築史的書，還是日本學者的作品，而且語焉不詳，埋沒多年的我國宋代建築家李誡(明仲)的《營造法式》，雖經朱桂老熱心重印，但當父母在美國收到祖父寄去的這部古書時，這兩個建築學生卻對其中術語視若「天書」，幾乎完全不知所云。遍布祖國各地無數的宮殿、廟宇、塔幢、園林，中國自己還不曾根據近代的科學技術觀念對它們進行過研究。它們結構上的奧秘，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學原則，在世界學術界面前，還是一個未解之謎。西方學者對於歐洲古建築的透徹研究，對每一處實例的精確記錄、測繪，對於父親和母親來說，是一種啟發和激勵。留學時代，父親就曾寫信給祖父，表示要寫成一部「中國宮室史」，祖父鼓勵他說：「這誠然是一件大事。」可見，父親進入這個領域，並不是一次偶然的選擇。

母親愛文學，但只是一種業餘愛好，往往是靈感來時才欣然命筆，更不會去「為賦新詞強說愁」。然而，對於古建築，她卻和父親一樣，一開始就是當作一種近乎神聖的事業來獻身的。

從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親作為父親的同事和學術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親和其他同事們一道，在河北、山西、山東、浙江等省的廣大地區進行古建築的野外調查和實測。我國許多有價值的，成貌尚存的古代建築，往往隱沒在如今已是人跡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當年，他們到這些地方去實地考察，常常不得不藉助於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風宿雨」「艱苦簡陋的生活，與尋常都市相較，至少有兩世紀的分別。」然而，這也給了他們這樣的長久生活於大城市中的知識份子一種難得的機會，去觀察和體驗偏僻農村中勞動人民艱難的生活和淳樸的作風。這種經驗曾使母親的思想感情發生了很大的震動。

作為一個古建築學家，母親有她獨特的作風。她把科學家的縝密、史學家的哲思、文藝家的激情融於一身。從她關於古建築的研究文章，特別是為父親所編《清式營造則例》撰寫的「緒論」中，可以看到她在這門科學上造詣之深。她並不是那種僅會發思古之幽情，感嘆於「多少樓台煙雨中」的古董愛好者；但又不是一個僅僅埋頭於記錄尺寸和方位的建築技師。在她眼裡，古建築不僅是技術與美的結合，而且是歷史和人情的凝聚。一處半圯的古剎，常會給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啟示，使她禁不住要創造出「建築意」這麼個「狂妄的」名詞來和「詩倩」、「畫意」並列。好在那個時代他們還真不拘於任何「框框」，使她敢於用那麼奔放的文學語言，乃至嬉笑怒罵的雜文筆法來寫她的學術報告。母親在測量、繪圖和系統整理資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親，但在融匯材料方面卻充滿了靈感，常會從別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獨見精采，發表極高明的議論。那時期，父親的論文和調查報告大多經過她的加工過色。父親後來常常對我們說，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親給「點」上去的。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使父親吃了不少苦頭。因為母親那些「神來之筆」往往正是那些戴紅柚章的狂徒們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

這時期的生活經驗，在母親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中有著鮮明的反映。這些作品一方面表現出一個在優越的條件下順利地踏入社會並開始獲得成功的青年人充滿希望的興奮心情，另一方面，卻又顯出她對自己生活意義的懷疑和探索。但這並不似當時某些對象牙之塔厭倦了而又無所歸依的「螃蟹似的」文學青年的那種貧乏的彷徨，她的探求是誠實的。正如她在一封信中所說的：在她看來，真誠，即如實地表現自己確有的思想感情，是文學作品的第一要義。她的小說<九十九度中>和散文<窗子以外>，都是這種真情的流露。在遠未受到革命意識薰染之前，能夠這樣明確地提出知識份子與勞動人民的關係問題，渴望越出那扇阻隔於兩者之間的「窗子」，對於像她這樣出身和經歷的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三十年代是母親最好的年華，也是她一生中物質生活最優裕的時期，這使得她有條件充分地表現出自己多方面的愛好和才藝。除了古建築和文學之外，她還做過裝幀設計、服裝設計；同父親一道設計了北京大學的女生宿舍，為王府井「仁立地毯公司」門市部設計過民族形式的店面(可惜他們設計的裝修今天被佔用著這間店面的某時裝公司拆掉了。名家手筆還不如廉價的鋁合金裝飾板。這就是時下經理們的審美標準和文化追求！)。她並單獨設計了北京大學地質館，據曹禺同志告訴我，母親還到南開大學幫助他設計過話劇布景，那時他還是個年輕學生。母親喜歡交朋友，她的熱心和健談是有名的，而又從不以才學傲視於年輕人或有意炫耀，因此，贏得許多忘年之交。母親活潑好動，和親戚朋友一道騎毛驢游香山、西山，或到久已冷落的古寺中野餐，都是她最快樂的時光。

母親不愛做家務事，曾在一封信中抱怨說，這些瑣事使她覺得浪費了寶貴的生命，而耽誤了本應做的一點對於他人，對於讀者更有價值的事情。但實際上，她仍是一位熱心的主婦，一個溫柔的媽媽。三十年代我家坐落在北平東城北總布衚衕，是一座有方磚鋪地的四合院，裡面有個美麗的垂花門，一株海棠，兩株馬纓花。中式平房中，幾件從舊貨店裡買來的老式傢具，一兩尊在野外考察中拾到的殘破石雕，還有無數的書，體現了父母的藝術趣味和學術追求。當年，我的姑姑、叔叔、舅舅和姨大多數還是青年學生，他們都愛這位長嫂、長姊，每逢假日，這四合院里就充滿了年輕人的高談闊論，笑語喧聲，真是熱鬧非常。

然而，生活也並不真的那麼無憂無慮。三十年代的中國政局，特別是日本侵略的威脅，給父母的精神和生活投下了濃重的陰影。一九三一年，曾在美國學習炮兵的四叔在「一·二八」事件中於淞滬前線因病亡故；「一二·九」學生運動時，我們家成了兩位姑姑和她們的同學們進城遊行時的接待站和避難所，「一二·一六」那一天，姑姑的朋友被宋哲元的「大刀隊」破傷，半夜裡血流滿面地逃到我們家裡急救包紮；不久，一位姑姑上了黑名單，躲到我們家，父母連夜將她打扮成「少奶奶」模樣，送上開往漢口的火車，約定平安到達即發來賀電，發生意外則來唁電。他們焦急地等了三天，終於接到一個「恭賀弄璋之喜」的電報，不禁失笑，因為當時我已經三歲了。

然而，這樣的生活，不久就突然地結束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親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騎著騾子在荒涼的山道上顛簸，去尋訪一處曾見諸敦煌壁畫，卻久已湮沒無聞的古廟----佛光寺。七月初，他們居然在一個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它，並確證其大殿仍是建於唐代後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構，也就是當時所知我國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築物(新中國成立後，在同一地區曾發現了另一座很小的廟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這一發現在中國建築史和他們個人的學術生活中的意義，當然是非同小可的。直到許多年以後，母親還常向我們談起當時他們的興奮心情，講他們怎樣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無數蝙蝠扇起的千年塵埃和無孔不入的臭蟲堆中摸索著測量，母親又怎樣憑她的一雙遠視眼，突然發現了大梁下面一行隱隱約約的字跡，就是這些字，成了建築年代的確鑿證據。而對謙遜地隱在大殿角落中本廟施主「女弟子寧公遇」端莊美麗的塑像，母親更懷有一種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說，當時恨不能也為自己塑一尊像，讓「女弟子林徽因」、永遠陪伴這位虔誠的唐朝婦女，在肅穆中再盤腿坐上他一千年！

可惜這竟是他們戰前事業的最後一個高潮。七月中旬，當他們從深山中走出時，等著他們的，卻是蘆溝橋事變的消息！

戰爭對於父母來說意味著什麼，他們當時也許想得不很具體，但對於需要做出的犧牲，他們是有所準備的。這點，在母親一九三七年八月回到北平後給正在北戴河隨親戚度假的八歲的姐姐寫的一封(奇蹟般地保存了下來的) 信里，表達得十分明確。母親教育姐姐， 要勇敢，並告訴她，爸爸媽媽「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因此，她也要「什麼都頂有決心才好」。就這樣，他們在日軍佔領北平前夕，拋下了那安逸的生活、舒適的四合院，帶著外婆和我們姐弟，幾隻皮箱，兩個鋪蓋卷，同一批北大、清華的教授們一道，毅然地奔向了那陌生的西南「大後方」，開始了戰時半流亡的生活。

這確是一次歷盡艱辛的「逃難」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們在長沙首次接受了戰爭的洗禮。九死一生地逃過了日寇對長沙的第一次轟炸。那情景，在蕭乾先生寫的<一代才女林徽因>中，曾引用母親自己的信，做了詳盡的描述。

緊接著，在我們從長沙遷往昆明途中，母親又在湘黔交界的晃縣患肺炎病倒。我至今仍依稀記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親怎樣抱著我們，攙著高燒四十度的母親，在那只有一條滿是泥濘的街道的小縣城裡，到處尋找客店。最後幸虧遇上一批也是過路的空軍航校學員，才勻了一個房間讓母親躺下。這也是戰爭期間我們家同那些飛行員之間特殊的友誼的開始。旅途中的這次重病對母親的健康造成了嚴重損害，埋下了幾年後地肺病再次複發的禍根。

一九三八年一月份，我們終於到達了昆明。在這數千公里的逃難中，做出最大犧牲的是母親。

三年的昆明生活，是母親短短一生中作為健康人的最後一個時期。在這裡，她開始嘗到了戰時大後方知識份子生活的艱辛。父親年輕時車禍受傷的後遺症時時發作，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母親也不得不捲起袖子買菜、做飯、洗衣。

然而，母親的文學、藝術家氣質並沒有因此而改變。昆明這高原春城綺麗的景色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她。記得她曾寫過幾首詩來吟詠那「荒唐的好風景」，一首題為<三月昆明>，可惜詩稿已經找不到了。還有兩首<茶鋪>和<小樓>，在《林徽因詩集》出版時尚未找到，最近卻蒙邵燕祥先生從他保留的舊報上找出(披露在甘肅《女作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上)。

大約是在一九三九年冬，由於敵機對昆明的轟炸愈來愈頻繁，我們家從城裡又遷到了市郊，先是借住在麥地村一所已沒有了尼姑的尼姑庵里，院里還常有虔誠的農婦來對著已改為營造學社辦公室的娘娘殿燒香還願；後來，父親在龍頭村一塊借來的地皮上請人用未燒制的土坯磚蓋了三間小屋。而這竟是兩位建築師一生中為自己設計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

離我們家不遠，在一條水渠那邊，有一個燒制陶器的小村----瓦窯村。母親經常愛到那半原始的作坊里去看老師傅做陶坯，常常一看就是幾個小時。然後沿著長著高高的桉樹的長堤，在黃昏中慢慢走回家。她對工藝美術歷來十分傾心，我還記得她後來常說起，那老工人的手下曾變化出過多少奇妙的造型，可惜變來變去，最後不是成為瓦盆，就是變作痰盂！(按：很可以想像林徽因惟妙惟肖描述的樣子。)

前面曾提到，母親在昆明時還有一批特別的朋友，就是在晃縣與我們邂逅的那些空軍航校學員，這是一批抗戰前夕沿海大城市中投筆從戎的愛國青年，後來大多數家鄉淪陷。在昆明時，每當休息日，他們總愛到我們家來，把母親當作長姐，對她訴說自己的鄉愁和種種苦悶。他們學成時，父親和母親曾被邀請做他們全期(第七期)的「名譽家長」出席畢業典禮。但是，政府卻只用一些破破爛爛的老式飛機來裝備自己的空軍，抗戰沒有結束，他們十來人便全都在一次次與日寇力量懸殊的空戰中犧牲了，沒有一人倖存！有些死得十分壯烈。因為多數人家在敵占區，他們陣亡後，私人遺物便被寄到我們家裡。每一次母親都要哭一場。

重回北平

母親愛北平。她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都是在這裡度過的。她早年的詩歌、文學作品和學術文章，無一不同北平血肉相關。九年的顛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如今，她回來了，像個殘廢人似的貪婪地要重訪每一處故地，渴望再次串起記憶里那斷了線的珍珠。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躪，北平也殘破、蒼老了，雖然古老的城牆下仍是那護城河，藍天上依舊有白鴿掠過，但母親知道，生活之水不會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勝利後在北平，母親的生活有了新的內容。父親應聘籌建清華大學建築系，但不久他即到美國去講學。開辦新系的許多工作暫時都落到了母親這個沒有任何名義的病人身上。她幾乎就在病床上，為創立建築系做了大量組織工作，同青年教師們建立了親密的同事情誼，熱心地在學術思想上同他們進行了許多毫無保留的探討和交流。同時，她也交結了復原後清華、北大的許多文學、外語方面的中青年教師，經常興緻勃勃地同他們在廣闊的學術領域中進行討論。從漢武帝到楊小樓，從曼斯斐爾到澳爾夫，她都有濃厚的興趣和自己的見解。

但是，這幾年裡，疾病仍在無情地侵蝕著地的生命，肉體正在一步步地辜負著她的精神。她不得不過一種雙重的生活；白天，她會見同事、朋友和學生(蠶按：林洙就是在這段時間內，作為梁林夫婦多年學生助手程應銓的未婚妻，走入他們的世界的)，談工作、談建築、談文學……有時興高采烈，滔滔不絕，以至自已和別人都忘記了她是個重病人；可是，到了夜裡，卻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輟轉呻吟，半夜裡一次次地吃藥、喝水、咯痰……夜深人靜，當她這樣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時，再沒有人能幫助她。她是那樣地孤單和無望，有著難以訴說的凄苦。往往愈是這樣，她白天就愈顯得興奮，似乎是想攫取某種精神上的補償。四七年前後地的幾首病中小詩，對這種難堪的心境作了描述。儘管那調子低沉陰鬱得叫人不忍卒讀，卻把「悲」的美學內涵表達得盡情、貼切。

一九四七年冬，結核菌侵入了她的一個腎，必須動大手術切除。母親帶著渺茫的希望入了醫院。手術雖然成功了，但她的整個健康狀況卻又惡化了一大步，因為體質太弱，傷口幾個月才勉強癒合。

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在殘破和冷落中期待著。有人來勸父親和母親「南遷」，出國、卻得不到他們的響應。抗戰後期，一位老友全家去了美國，這時有人曾說，「某公是不會回來的了」。母親卻正色厲聲地說：「某公一定回來！」這不僅反映了她對朋友的了解，也反映了她自己的心聲。那位教授果然在新中國成立前不久舉家回到了清華園。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上，清華園北面徹夜響起愴炮聲。母親和父親當時還不知道，這炮擊正在預告著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中國人民的生活即將掀開新的一頁。

解放軍包圍北平近兩個月，守軍龜縮城內，清華園門口張貼了解放軍四野十三兵團政治部的布告，要求全體軍民對這座最高學府嚴加保護，不得入內騷擾。同時，從北面開來的民工卻源源經過清華校園，把雲梯、杉槁等攻城器材往城郊方向運去。看來，一場攻堅戰落在北平城頭已難以避免。憂心忡忡的父親每天站在門口往南眺望，諦聽著遠處隱隱的炮聲，常常自言自語地說：「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他擔心的，不止是城裡親友和數十萬百姓的安危，而且還有他和母親的第二生命—這整座珍貴的古城。中國歷史上哪裡有那樣的軍隊，打仗還惦記著保護文物古迹？

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當時中國真還有一支這樣的軍隊。就在四八年年底，幾位頭戴大皮帽子的解放軍幹部坐著吉普來到我們家，向父親請教一旦被迫攻城時，哪些文物必須設法保護，要父親把城裡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標在他們帶來的軍用地圖上，……父親和母親激動了。「這樣的黨、這樣的軍隊，值得信賴，值得擁護！」從這件事里，他們樸素地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直到他們各自生命結束，對此始終深信不疑。

解放！

解放了！

母親的病沒有起色，但她的精神狀態和生活方式，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初期，姐姐參軍南下，我進入大學，都不在家。對於母親那幾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沒有細緻的了解。只記得她和父親突然忙了起來，家裡常常來一些新的客人，興奮地同他們討論著、籌畫著……。過去，他們的活動大半限於營造學社和清華建築系，限於學術圈子，而現在，新政權突然給了他們機會，來參與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實際建設工作，特別是請他們參加並指導北京全市的規畫工作。這是新中國成立前作夢也想不到的事。作為建築師，他們猛然感到實現宏偉抱負，把才能獻給祖國、獻給人民的時代奇蹟般地到來了。對這一切，母親同父親一樣，興奮極了。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過去在建築、文物、美術、教育等等許多領域中積累的知識和多少年的抱負、理想，在一個早晨統統加以實現。只有四十六歲的母親，病情再重也壓不住她那突然迸發出來的工作熱情。

母親有過強烈的解放感。因為新社會確實解放了她，給了她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會地位。在舊時代，她雖然也在大學教過書，寫過詩，發表過學術文章，也頗有一點名氣，但始終只不過是「梁思成太太」，而沒有完全獨立的社會身分。現在，她被正式聘為清華大學建築系的一級教授、北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她還當選為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文代會代表……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分來擔任社會職務，來為人民服務了。這不能不使她對新的政權、新的社會產生感激之情。「士為知己者用」，她當然要鞠躬盡瘁。

那幾年，母親做的事情很多，我並不全都清楚，但有幾件我是多少記得的。

一九五〇年，以父親為首的一個清華建築系教師小組，參加了國徽圖案的設計工作，母親是其中一個活躍的成員。為自己的國家設計國徽，這也許是一個美術家所能遇到的最激動人心的課題了。在中國歷史上，這也可能是一次空前絕後的機會。她和父親當時都決心使我們的國徽具有最鮮明的民族特徵，不僅要表現革命的內容，還要體現出我們這文明古國悠久的文化傳統。他們曾擔心：有人會主張像某些東歐「兄弟國家」那樣，來一個蘇聯「老大哥」國徽的「中國版」。在最初的構思中，他們曾設想過以環形的璧，這種中國古老的形式作為基本圖案，以象徵團結、豐裕與和平。現在的這個圖案，是後來經過多次演變、修改之後才成型的。一九五〇年六月全國政協討論國徽圖案的大會，母親曾以設計小組代表的身分列席，親眼看到全體委員是怎樣在毛主席的提議下，起立通過了國徽圖案的。為了這個設計，母親做了很大貢獻，在設計過程中，許多新的構思都是她首先提出並勾畫成草圖的，她也曾多次親自帶著圖版，扶病乘車到中南海，向政府領導人彙報、講解、聽取他們的意見……。正因為這樣，她才會在毛主席宣布國徽圖案已經通過時，激動地落了淚。

新中國成立初期她所熱心從事的另一件工作，是倡導某些北京傳統手工藝品的設計改革。當時有人來向她呼籲，要挽救當時已瀕於停頓、失傳的北京景泰藍、燒磁等手工業。她對這件事給與了極大的關住，曾和幾位年輕的工藝美術工作者一道，親自到工場、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藍等的製作工藝，觀看老工人的實際操作。然後她又根據這些工藝特點，親自設計了一批新的構思簡潔、色調明快的民族形式圖案，還親自到作坊里去指導工人燒制樣品。在這個過程中，她還為工藝美院帶出了兩名研究生。可惜的是，她的試驗在當時的景泰藍等行業中未能推開，她的設計被採納的不多，市面上的景泰藍仍維持著原來那種陳舊的圖案。

鞠躬盡瘁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那些年緊張的實際工作中，母親也沒有放鬆過在古建築方面的學術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她和父親以及莫宗江教授一道，在初步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之後，將他們多年來對中國建築發展史的基本觀點，做了一次全面的檢討，並在此基礎上寫出了《中國建築發展的歷史階段》這篇長文(載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建築學報》)，第一次嘗試著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指導思想，重新回顧從遠古直到現代中國建築發展的整個歷程，開始為他們的研究工作探求一個更加科學的理論基礎。

在那幾年裡，母親還為建築系研究生開過住宅設計和建築史方面的專題講座，每當學生來訪，就在床褥之間，「以振奮的心情盡情地為學生講解，古往今來，對比中外，謔語雄談，敏思遐想，使初學者思想頓感開擴。學生走後，常氣力不支，卧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吳良鏞、劉小石：《梁思成文集·序》)。這裡我想特別指出，母親在建築和美術方面治學態度是十分嚴謹的，對工作的要求也十分細緻嚴格，而絕沒有那種大而化之的「顧問」作風。這裡，我手頭有兩頁她的殘留信稿，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一個例證。為了不使我的這份記述成為空洞的評議，這裡也只好用一點篇幅來引錄信的原文，也可以算是她這部文集的一個「補遺」吧。一九五三年前後，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編，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建築彩畫圖案》，請她審稿並作「序」，她對其中彩圖的效果很不滿意，寫信提出了批評，其最後幾段如下：

(四)青綠的雙調和各彩色在應用上改動的結果，在全梁彩色組合上，把主要的對比攪亂了。如將那天你社留給我的那張印好的彩畫樣干，同清宮中大和門中樑上彩畫(庚子年日軍侵入北京時，由東京帝國大學建築專家所測繪的一圖，兩者正是同一規格)詳細核對，比照著一起看時，問題就很明顯。原來的構圖是以較黯的青綠為兩端箍頭藻頭的主調，來襯托第一條梁中段以朱為地，以彩色「吉祥草」為紋樣的枋心，和第二條梁靠近枋心的左右紅地吉祥草的兩段藻頭。兩層梁架上就只出三塊紅色的主題，當中再隔開一塊長而細的紅色墊版，全梁青、綠和朱的對比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點也不亂。

從花紋的比例上看，原來的紋樣細密如錦，給人的感覺非常安靜，不像這次所印的那樣渾圓粗大，被金和白攪得熱鬧嘈雜，在效果上有異常不同的表現。青綠兩色都是中國的礦質顏料，它們調和相處，不黯也不跳；白色略帶蜜黃，不太寬，也不突出。在另外一張彩畫上看到，原是細緻如少數民族邊飾織紋的箍頭兩旁紋樣，在比例上也被你們那裡的藝人們在插圖時放大了。總而言之，那張印樣確是「走了樣」的「和璽(木宛)花結帶」，與太和門中樑上同一格式的彩畫相比，變得五彩繽紛，賓主不分，八仙過海，各顯其能，聒噪喧騰，一片熱鬧而不知所云。從藝術效果上說，確是個失敗的例子。

從這段信中，不僅可以看出她對自己的專業的鑽研是怎樣地深入細緻，而且還可以看到，她在用語言準確而生動地表述形象和色彩方面，有著多麼獨到的功夫(這本大型專業參考工具書後於一九五五年出版)。

母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所參與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和建造。這裡，她和父親一道，也曾為堅持民族形式問題做過一番艱苦的鬥爭，當時他們最擔心的，是天安門前建築群的和諧，會被某種從蘇聯「老大哥」那裡抄得來的青銅騎士之類的雕像破壞掉。母親在「碑建會」里，不是動口不動手的顧問，而是實幹者。五三年三月她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

「我的工作現時限制在碑建會設計小組的問題上，有時是把幾個有限的人力拉在一起組織一下，分配一下工作，做技術方面的討論，如雲紋，如碑的頂部；有時是討論應如何集體向上級反映一些具體意見，做一兩種重要建議。今天就是剛開了一次會，有某某等連我六人前天已開過一次，擬了一信稿呈鄭主任和薛秘書長的，今天將所擬稿帶來又修正了一次，今晚抄出大家簽名明天發出，主要要求：立即通知施工組停扎鋼筋；美工合組事雖定了尚未開始，所以趁此時再要求增加技術人員加強設計實力，第三，反映我們認為去掉大台對設計有利(原方案碑座為一高台，裡面可容陳列室及附屬設施----梁注)，可能將塑型改善，而減掉複雜性質的陳列室和廁所設備等等，使碑的思想性明確單純許多。……」除了組織工作，母親自己又親自為碑座和碑身設計了全套飾紋，特別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為了這個設計，她曾對世界各地區、各時代的花草圖案進行過反覆對照、研究，對筆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葉，都描畫過幾十次、上百次。我還記得那兩年里，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她床邊的幾乎每一個紙片上，都有她靈感突來時所匆匆勾下的某個圖形，就像音樂家們匆匆記下的幾個音符、一句旋律。

然而，對於母親來說，這竟是一支未能完成的樂曲。

從五四年入秋以後，她的病情開始急劇惡化，完全不能工作了。每天都在床上艱難地咳著、喘著，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她的眼睛雖仍然那樣深邃，但眼窩卻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臉上見不到一點血色。

大約在五五年初，父親得了重病入院，緊接著母親也住進了他隔壁的病房。父親病勢稍有好轉後，每天都到母親房中陪伴她，但母親衰弱得已難於講話。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母親忽然用微弱的聲音對護士說，她要見一見父親。護士回答：夜深了，有話明天再談吧。然而，年僅五十一歲的母親已經沒有力氣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來之前，悄然地離開了人間。那最後的幾句話，竟沒有機會說出。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母親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紀念碑建築委員會決定，把她親手設計的一方漢白玉花圈刻樣移做她的墓碑，墓體則由父親親自設計，以最樸實、簡潔的造型，體現了他們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十年浩劫中，清華紅衛兵也沒有放過她。「建築師林徽因之墓」幾個字被他們砸掉了，至今沒有恢復。作為她的後代，我們想，也許就讓它作為一座無名者的墓留在那裡更好？

母親的一生中，有過一些神采飛揚的時刻，但總的說來，艱辛卻多於順利。她那過人的才華施展的機會十分短暫，從而使她的成就與能力似不相稱。那原因自然不在於她自己。

在現代中國的文化界里，母親也許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帶有一些「文藝復興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識與才能—文藝的和科學的、人文學科和工程技術的、東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現代的----彙集於一身，並且不限於通常人們所說的「修養」。而是在許多領域都能達到一般專業者難以企及的高度。同時，所有這些在她那裡都已自然地融會貫通，被她嫻熟自如地運用於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得心應手而絕無矯揉的痕迹。不少了解她的同行們，不論是建築界、美術界還是文學界的，包括一些外國朋友，在這一點上對她都是欽佩不已的。

談起外國朋友，那麼還應當提到，母親在英文方面的修養也是她多才多藝的一個突出表現。美國學者費正清夫婦一九七九年來訪時曾對我說：「你媽媽的英文，常常使我們這些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都感到羨慕。」父親所寫的英文本《圖像中國建築史》的「前言」部分，就大半出自母親的手筆。我記得五十年代初她還試圖用英文為漢武帝寫一個傳，而且已經開了頭，但後來大概是一個未能完成的項目。

總之，母親這樣一個人的出現，也可以算是現代中國文化界的一種現象。一九五八年一些人在批判「大屋頂」時，曾經挖苦地說：「梁思成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古文好，洋文也好，又古又洋，所謂修養，既能爭論魏風唐味，又會鑒賞抽象立體……」這些話，當然也適用於「批判」母親，如果不嫌其太「輕」了一點的話。二十世紀前期，在中西文明的衝突和交會中，在中國確實產生了相當一批在不同領域中「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多少稱得上是「文藝復興式」的人物。他們是中國文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他們的成就，不僅光大了中國的傳統文明，也無愧於當時的世界水平。這種人物的出現，難道不是值得我們中國人驕傲的事?在我們中華文明重建的時候，難道不是只嫌這樣的知識份子太少又太少了嗎?對他們的「批判」，本身就表示著文化的倒退。那結果，只能換來幾代人的閉塞與無知。

新中國成立後，母親只生活了短短六年時間，但她的思想感情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是因為，當時的新政權曾以自己的精神和事業，強烈地吸引了她，教育了她。以她那樣的出身和經歷，那樣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而能在短短几年裡就如此無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信任、智慧和精力都奉獻給了這新的國家、新的社會，甘願為之鞠躬盡瘁，又是那樣懇切地決心改造自已舊的世界觀，這確是一件發人深省的事。許多人曾對我說過：你母親幸虧去世得早，如果她再多活兩年，「反右」那一關她肯定躲不過去。是的，早逝竟成了她的一種幸福。對於她這樣一個歷來處世真誠不欺，執著於自己信念的人，如果也要去體驗一下父親在後來的十幾年中所經歷過的一切，那將會是一種什麼局面，我簡直不敢想像。文革期間，父親是在極度的痛苦和困惑中，頂著全國典型「反動學術權威」的大帽子死去的。我只能感謝命運的仁慈，沒有讓那樣的侮辱和蹂躪也落到我親愛的母親身上！

一九五五年，在母親的追悼會上，她的兩個幾十年的摯友----哲學教授金岳霖和鄧以蜇聯名給她寫了一副輓聯：

一身詩意千尋瀑，

萬古人間四月天。

父親曾告訴我，《你是人間的四月天》這首詩是母親在我出生後的喜悅中為我而作的，但母親自己從未對我說起過這件事。無論怎樣，今天，我要把這「一句愛的讚頌」重新奉獻給她自己。願她倏然一生的追求和成就，能夠通過這本文集，化作中國讀書人的共同財富，如四月春風，常駐人間。

轉自《民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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