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研究】《觀點雜誌》:作為階級事業和帝國戰略的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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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雜誌》:作為階級事業和帝國戰略的歐盟

來源：法意讀書

原文配圖

法意導言

作為現今歐洲最具有影響力的政體，歐盟對其加盟國各自為政甚至試圖脫離的態度力不從心。但無可否認的是，隨著上世紀7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歐盟加盟國政府對資本的調控愈發無力；而歐盟作為歐元區的政策制定機構，對歐洲國家之間的發展差異亦難咎其責。《觀點雜誌》（Viewpoint Magazine）的帕納吉奧蒂斯·索迪里斯（Panagiotis Sotiris）與斯派羅斯·薩克拉羅波羅斯（Spyros Sakellaropoulos）撰寫《作為階級事業和帝國戰略的歐盟》（European Union as Class Project and Imperialist Strategy）一文，對歐盟目前面臨的困境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解讀視角。在他們看來，歐盟並非一個合格的多國國家政體；相反，它更像一個以資本家主導的階級體系。

歐盟——

階級成分，

與其內在的剝削本質

作者：Panagiotis Sotiris；Spyros Sakellaropoulos

翻譯：吳啟濤

雖然關於歐盟的討論在左派學者中屢見不鮮，但歐盟本身是否帶有階級色彩一事，卻並未在當今的學界得到應有的關注。與大多數人趨於將歐洲統一化視作多國政體相反，筆者在此更加關心歐洲國家在實現自我整合的過程中，對階級劃分的看法與實踐。通過這種視角，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歐盟本身並非以標準的多國政體形態而存在——它更像是一個以歐洲資本家為主導的，階級色彩濃重的階級體系；而歐盟對其加盟國政府的主權削弱，則順勢降低了資本家進行剝削的難度。

上述的這種解讀方法不僅在分析方法上具有重要意義，在政治學的範疇內也具有一定影響——它指出了「統一化歐洲」與階級分裂，這兩個看似無關的概念之間的潛在關聯。

接下來，我們將通過回顧歐盟的發展過程分析歐盟的階級特性，從而闡釋為什麼歐盟在成為帝國主義專制體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基於此觀點，我們將試圖對「歐洲統一化」以及「歐洲計劃」目前面臨的挑戰進行評估。

歐洲統一化的第一步

歐盟的官方歷史傾向於將「統一」的動機歸咎於歐洲人對和平發展的渴望。然而，「統一」本身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歐洲煤炭與鋼鐵同盟（ECSC）在1951年的建立並非出於歐洲國家對彼此間互相協作的傾向，而是因為美國迫於蘇聯的影響，在西歐建立資本主義經濟體以制衡它的冷戰對手。考慮到歐洲經濟在二戰後的羸弱，以及共產主義黨派在法國和義大利的影響，美國顯然需要在提供經濟援助之上再進一步，幫助歐洲國家在經濟與政治方面進行整合。而這也的確是美國的做法：歐洲國家只有在參與重建經濟管理體系，方能獲得「馬歇爾計劃」的援助。

美國對歐洲重建的貢獻體現在了許多對歐洲經濟體的幫助上面。而這也昭示了美國對霸權的渴望——這不僅出於其綜合實力對其他國家的碾壓，更體現在美國對全球資本利益的保護上，即使對歐洲一體化的支持有可能對資本的利益帶來負面影響。

馬歇爾計劃，來源：維基百科

最終，歐洲國家對霸權的追求和整合西德的需求，促成了西德、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六國成立歐洲煤碳與鋼鐵同盟（ECSC）。ECSC的成立促成了許多問題得到解決，例如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經濟協作，東西德的管理問題，煤炭與鋼鐵在歐洲的生產，以及自由市場在歐洲的運作。

ECSC同時建立了西德與法國之間的合作渠道，為日後的歐洲整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雖然ECSC的成立算得上成功，但北約（NATO）在歐洲的運行以及西德在加入北約的過程卻不盡如人意。在1954年，法國國家議會拒絕了歐洲國家建立防禦同盟的提案。然而，蘇伊士運河危機，以及羅馬條約的簽署，使得美國順理成章地取代了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成為歐洲的新領軍者。然而，在羅馬條約的簽署過程前後，歐洲經濟共同體（EEC）的成員國也僅僅只有最初的六個國家。而EEC的「敵人」——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風頭正盛，且對加盟國的政治融合併無太多要求。但鑒於德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需求對歐洲的重要性，EFTA的成員國最終決定加入EEC。

羅馬協議的基本目標——建立EEC和歐洲原子能委員會（EAEC）——從根本上使得歐洲國家建立共同的法制，稅收，和行政框架成為可能。在EEC成立的同時，對於歐洲統一化的理論探討亦在進行：聯邦主義，實用主義，與合作主義贏得了多數政策制定者的青睞。雖然上述三種理論皆無法完美解釋歐洲統一化背後的驅動力，它們在依賴的意識形態之上提供了統一化的各自解讀：

聯邦主義的盛行可被視為歐洲國家對統一背後政治因素的重視，實用主義著眼於重歐盟法院與貨幣聯盟所產生的正向溢出效應，而合作主義則為政策制定立下了互相協助的基調。然而，拋開這些字面解釋，如何在理論上將歐洲統一概念化依然缺少一個合適的答案。

歐洲一體化在第一階段所面臨的矛盾

絕大多數歷史敘事都傾向於將歐洲共同體的開始形容為敗筆——無論是對農業政策無休止的談判，還是各國對歐洲議會的漠視，都證明了這一結論。毫無疑問，這些對歐洲共同體造成的阻礙來源於國家之間長久以來的對彼此的敵視，例如：法國為了成為歐盟的領頭羊，公然反對英國加入EEC。即便如此，歐洲共同體也已初見規模，特別是在歐盟法院等公共機構和社會制度的建立上。而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發展也使得「新自由主義」的雛形羽翼漸豐。早在1939年，弗雷德里克·哈耶克就已經開始為聯邦政府以及放棄主權國家的概念進行辯護，以推行以市場經濟為驅動的社會結構。

對哈耶克來說，「放棄國家主權的概念，並建立一套有效的國際法秩序取代前者，是貫徹自由綱領的必要條件」。

這套關於自由主義的說辭來自於由哈耶克建立的「朝聖山學社」，而它也在歐盟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發展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同理，源自德國的「秩序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也對二戰後西德和歐盟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關鍵的引導作用。而正是上述的理論支持使得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行政策略能夠在歐洲生存下來，並逐漸使得歐洲一體化成為可能。約翰·基林厄姆強調到，通過「一體化」，上述理論得以被具現化：「…哈耶克創建的『朝聖山學社』不僅促進了他對自己的觀點的傳播，更幫助了其他受他影響的學派發揚光大…」。

在「共同農業政策」被建立後，「共同市場」（譯註：歐洲共同體）逐漸趕上了二戰後歐洲國家的經濟增長，這也使得更多國家願意加入歐盟。而作為聯合歐洲農民的產物，「共同農業政策」本身也是成功的。

歐洲共同農業政策，來源：SAIfood.ca

當然，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發展也少不了一些必要的政治考量。對於南歐國家來說，加入EEC，特別是在本國獨裁政權解體後，不僅是一個接受民主制度的好機會，也是擺脫自身在歐洲國家中「邊緣狀態」的唯一選擇。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進入歐盟便是證明。除此之外，歐洲一體化在上世紀70年代亦獲得了左翼政治團體的支持，特別是歐洲共產黨——他們將歐洲一體化視作歐洲國家抵禦美國或蘇聯影響的絕佳途徑。

在上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統一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問題逐漸暴露了出來。出於對一體化的進一步討論，在1969年舉行的海牙峰會被認為是這個問題的導火索。雖然這個想法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前就已經被提了出來，但加快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決定實則是對60年代的政治激進主義以及「福特主義」的反應。貨幣聯盟被視作增進歐洲國家之間的經濟來往的一種方式，但匯率和差能的差異使得實現貨幣聯盟困難重重。對匯率的非理性調整不僅對弱勢國家提升競爭力無益，更會加劇歐洲資本加速「逃離」本國市場。改變這一現狀不僅需要各國政府協力解決通脹問題，更需要將產能保持在同步的水平。而70年代末的資本危機顯然使得改變本身更加困難。

從「單一歐洲法案」到「歐盟」：以新自由主義為綱領的一體化過程

儘管法國和希臘的社會民主黨在1981年的選舉中取得了勝利，但撒切爾和科爾（時任西德總理）的上台，以及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球範圍內的崛起，均改變了EEC的發展方向。

「歐洲單一市場」是一個為提升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競爭力而生的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去除對商品及資本流通產生阻礙的因素，以此增加資本流入與市場競爭。

對於上述策略來說，在1986年被採納的「單一歐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它意味著「大歐洲」的崛起必將導致私有化的崛起和社會權力的式微。

頗具爭議的「單一歐洲法案」，來源：Historyplex.com

「單一歐洲法案」並非僅僅為促進貿易和資本的流通創造了契機，它也為各國競爭力低下的產業貼上了催命符：新興科技的引入，以及為提高產業競爭力而廢除的福利政策，與歐洲民眾所熟知的經濟模式越來越遠。此外，通過引入多數票決等概念，「單一歐洲法案」鞏固了了新自由主義共同體的地位，也在其成員國的頭上施加了不少壓力。

1991年簽訂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為歐元標準化奠定了基礎。在生產力低下的地區實行固定匯率與統一貨幣政策無疑將增加資本家對市場的剝削。正如古列爾莫·卡切蒂強調：在貨幣聯盟大行其道的環境下，為了跟上市場的節奏，技術落後的國家必須放棄通貨膨脹等補救措施，剝削勞動力的絕對剩餘價值。與科技轉讓和利潤再分配等補救政策相反，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條款主張對財政與通脹指標實行嚴格的控制，使得政府不得不向財政緊縮的方向靠攏，而福利制度等公共開支也被大幅削減。與此同時，90年代中期推行的 「歐洲單一市場」 政策為私人企業染指傳統的國有產業，例如能源開採與通信業，打開了一扇大門。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來源：fbf.eui.eu

儘管在成立初期遇到了一些挫折，且時間節點與全球性的匯率機制問題重合，歐元最終還是步入了正軌。但這或許並非結構性市場調整所致，而是通脹機制與財政積累的功勞。

對於歐盟的核心成員國來說，歐盟的擴張，尤其對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吸收，無不有帝國主義的味道：在成熟的基礎設施與勞動力，低廉的勞動成本，墾待開發的市場以及對新自由主義的歡迎態度面前，歐洲資本家們完全無法拒絕這樣的剝削機會。而對於東歐的寡頭們來說，入歐所帶來的新興資本和福利削減政策能夠為他們的利益提供必要的保護。

然而，歐元的引用最終沒能導致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從現在的角度看，歐盟在2000年提出的「里斯本戰略」並未將歐盟打造成一個將經濟/就業率增長與市場競爭力有機結合的經濟體。這種現象並未觸及所有歐盟成員國——歐盟核心成員國，尤其德國，實現了經濟總量與市場競爭力的雙重提升。

歐洲合眾聯邦國？

儘管很少有人將今日的歐盟視為一個「聯邦政府」，但由於它本身缺乏特定的「民眾」群體和政治連貫性，對於歐盟是否構成聯邦體系的討論至今仍然火熱。在我們看來，

歐盟並非一個合格的「超國家政府」。它依舊是一個由各國社會資本與政治代表合作而構成的政治體系，一個階級分層明確的妥協產物，許多層社會互聯網路以政府或利益集團的形式混織於其中——資本集團的私人利益，和政府保護本國資本的決心與舉措，共同捍衛了這個國家在歐盟內部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歐盟預示了社會資本關係與生產形勢國際化的大趨勢。巧合的是，這正是現代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會看到「歐洲聯邦合眾國」成立的那一天嗎？

來源：DeviantArt.com

我們認為，這樣的發展進程並不足以導致歐盟成為一個「超級國家」或者超越國家的存在，但會產生出一個被階級所左右的妥協物。在日益激烈的國際化競爭與階級衝突的雙重施壓之下，歐洲的資產階級試圖通過協調階級策略以保全他們的利益。歐盟則充當了這種利益協調的制度型媒介。

近年來歐盟的地緣擴張與資本的國際化需要一個強大的官僚體系以保全階級利益協調的合理性。但歐盟行政機構的擴張並不僅僅是對民族國家的否定。歐洲一體化對主權的放棄事實上對下層階級產生了負面影響；但主權對資本的需求卻被保留了下來。從這方面看，歐洲一體化並不是對民族國家政府的肉體消滅，而更像是資產階級對中下層階級的獨裁統治。

此外，利益協調並不意味著階級對抗能夠被完全阻止——在全球範圍內，我們依舊見證著許多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敵視情緒在四處蔓延。若我們低估這些敵視情緒，現有的體系將面臨著成為「超帝國主義體系」的危險。「超帝國主義」在理論與分析上的矛盾與「超國家政府」體系的理論矛盾相重合：它們都或多或少地高估了歐盟體系和官僚組織的擴張，卻又在另一方面低估了歐盟內部的衝突與資本敵視對現行體系能夠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們認為，從歐盟與其他國際資本和其敵對勢力的關係，以及歐盟對其加盟國的區別對待上來看，

歐洲一體化本身就是一個微妙的「帝國主義計劃」。

來源：slopeofhope.com

從廣義層面出發，關於歐盟「超國家政府」的討論往往忽視了政府在經濟職能以外的作用：它同時承擔著外交，國防，教育，醫保等責任。而歐盟本身根本無法代替加盟國政府承擔上述責任。雖然歐盟加盟國在一些公共領域（例如教育）取得了進展，但大多數領域上各國差距依舊明顯。如伊拉克戰爭所示，歐盟的加盟國甚至無法在國防與外交政策上達成一致。

而且，就英國脫歐這件事來說，我們可以清晰地意識到，

不管歐盟在經濟領域如何使加盟國之間互相依賴，它都無力阻止任何一個成員行使自己的主權，尤其是對與其歐盟成員身份的定奪。歐盟與成為「超級國家」之間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歐洲一體化的階級成分

當然，上述的理論澄清並不應被誤解為我們對歐洲一體化的低估。恰恰相反，我們更願意將它看作一個具有原創性的試驗，讓我們看清了階級性質在資本國際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歐洲一體化並非只是一套界定歐盟成員國行為的共同協議，也不僅僅是統一的貨幣與自由貿易協定。最重要的是，

歐洲一體化代表了資產階級對全球經濟危機的態度：一套掩蓋在新自由主義思想下的階級策略。

如巴斯蒂安·范·阿貝爾頓強調，受新自由主義影響，歐洲一體化已經從經濟層面上升到了資本霸權的高度。基於這種觀點，歐洲一體化：

「可以被理解為，資本霸權…利用政治與社會資源對歐洲的全面控制。」

雖然從名義上說，歐洲一體化的過程中受到了許多理論的影響，比如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新商業主義，但新自由主義笑到了最後。這也代表著：

「在市場化經濟改革，貨幣聯盟，里斯本協議與東歐如盟的四重影響下，新自由主義的架構更改一直在邏輯上遵循著一套商品化社會的準則。」

如此看來，歐洲一體化的階級成分顯而易見。

貨幣聯盟，受限主權與新自由主義

在實現歐洲一體化的過程中，要數歐盟對成員國行使主權的限制最為重要。歐盟成員國在貨幣政策，借貸事宜，開支制定，以及政府採購方面均沒有話語權，此外，一些重要的基礎設施也早已在上世紀90年代被歐盟逐漸外包給了私人企業。除去「共同農業政策」，歐盟成員國甚至得不到任何來自布魯塞爾的補貼。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歐洲學者對歐盟的批判了:「歐盟事實上是一套行新自由主義之事的超國家政府」，而成員國政府的決策權利也在近年來被悉數轉移到了歐盟這一邊。

作為歐洲的統一貨幣單位，歐元在主許可權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歐元本應促進商品和資本在歐洲市場自由流通，以此實現地區經濟平衡，但它卻在流通伊始便受到了不同地區的產能與競爭力問題。此外，在理想化的經濟體系構想中，歐盟成員國能夠通過放棄部分主權獲得歐盟的財政保護，以抵禦外國市場與資本的衝擊，避免惡性通貨膨脹。在此過程中，資本重組與勞動成本的降低最終將使歐洲經濟更為平衡。正如索迪洛波洛斯，米利歐斯，和拉帕忒斯奧拉斯總結：

「『經濟與貨幣聯盟』對資本剝削的施壓為勞動架構重組提供了必要的先決條件。而重組勞動市場也是維持歐洲資本競爭力不落下風的唯一選擇。」

貨幣聯盟本應利用這股壓力為這些國家掃清產業升級路上的障礙，但歐盟的邊緣加盟國並不具備核心成員國的產能與競爭力。它們將在巨大的競爭壓力面前原形畢露。即便貨幣聯盟對歐洲社會本身有益，它卻並不能幫助到陷入生產力泥潭中的後發國家；相反，更加激烈的競爭以及由新自由主義驅使的積累體制令這些國家的處境愈發艱難。

來源:Express.co.uk

歐盟採用單一貨幣的初衷在於保持統一經濟區內貨幣的穩定性，進而使資本與商品能夠在歐洲暢通無阻。事實上，它也為90年代的金融化起到了促進作用。從這個角度看，「經濟與貨幣聯盟」對歐洲的金融化至關重要。理論上，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所示，擁有獨立央行的歐元國，相比貨幣與美元掛鉤的亞洲國家，能夠更好地抵禦匯率攻擊對本國貨幣的影響。然而，為了在抵禦匯率攻擊同時降低通貨膨脹的概率，歐洲央行需要對公債和赤字等方面進行嚴格的控制。然而，貨幣聯盟對通脹和技術官僚式管理的依賴最終成為了腐蝕歐洲民主制度的第一把火。如德國經濟社會學家沃爾夫岡·斯特里科強調：

「『貨幣聯盟』正在將歐盟變為一個聯邦制國家，而這個『國家』的主權卻並不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貨幣一體化正在慢慢影響著歐盟的財政政策，而國際市場的自我限制——金融資產所有人的自我覺醒——正在使歐洲一體化的最終產物與我們所熟知的政治民主體系愈來愈遠。」

而獨立央行亦不用對社會群體的要求以及選舉的影響做出特別的反應，這也使得下層階級的需求與渴望無法撼動資本階級的利益。正如德莫帕尼斯·帕帕達托斯所言：

「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的通脹危機代表了貨幣信用體系價值的破產。而它的失敗既有政治因素的影響，也有社會因素的影響，因為快速通脹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而工人對工資要求的上漲也對工資談判產生了負面影響。因此，資本階級從中吸取了教訓——央行獨立與通貨膨脹目標機制的採用證明了這一點。」

通過建立強力的反通脹機制與削減對國內產品的保護，歐洲貨幣聯盟為現代資本階級建立了一個最大化自我利益的保護機制。而對於競爭力不如核心國家的歐盟國家來說，它們唯有通過降低勞動成本與提高產能方可與前者勉強保持在同一水準上。

來源：Paxchex.com

問題在於，對於邊緣國家來說，上述做法將使他們持續喪失競爭力。在此契機之下，國際貨幣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奧利佛·普蘭查爾德提出通過內部貶值——同時降低名義與實質工資——使歐元區重獲競爭力：

「鑒於葡萄牙的歐盟身份，貶值並非一個可取的選項。但至少我們可以通過降低名義工資與其他非交易性商品的價格實現相似的目標。這樣做將會在提升交易性商品的基礎上降低實質上的消費者工資。」

有趣的是，這個想法恰好在葡萄牙顯示出對歐元的不適時被提了出來。然而，只有迫於經濟危機壓力的希臘真正地落實了普蘭查爾德的想法。

我們認為，這一波由新自由主義驅使的經濟架構調整不應被歐盟核心國與邊緣國視作雙贏的舉措——這恰恰代表了資本階級在歐盟內部對下層階級與邊緣國家的壓迫。歐元區內部的資本積累本身便稱不上平均，而歐元本身對歐盟邊緣國競爭力的破壞也使得它們與核心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集權化的歐洲

塞德里克·杜蘭德與拉茲米格·考切揚從歐盟「官僚專政」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一套他們對歐盟集權化的看法：

歐盟在財政和行政方面採取了專制的管理方法。在歐盟的主權歸屬尚不明朗的情況下，歐洲在名義上「統一」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望於布魯塞爾（註：歐盟總部）的官僚機構與國際金融市場。

通過葛蘭西學派的視角，他們將金融視作歐盟體系內，為了彌補政治統一的缺失而形成的「歷史集團」。他們認為這套歐洲「官僚專制」的體系乃是今日歐洲與民主制度漸行漸遠的主因：

「自2011年起，著眼於改善歐洲經濟增長與穩定性的『歐洲+』限制了預算與其他經濟政策的制定：反對歐盟政策的國家將自動受到制裁，而財政預算甚至在未經本國政府審批的情況下就被自動交由歐盟審理。」

這或許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普蘭查爾德的想法反倒使希臘在泥潭裡越陷越深。實際上，希臘真正地實行了「歐洲一體化」所推崇的有限主權制度。這是歐洲國家第一次做出類似的嘗試，但這不會是唯一的一次——它正逐漸成為新的常態。

我們應當注意到，「歐洲一體化」代表了新自由主義模式下的非民主憲政體系。雖然這套由新自由主義綱領驅動的憲政制度，但它缺少了與歐洲人民和社會之間的有機聯繫。另言之，達成新自由主義中對資本積累的要求並不需要民主制度的過多干涉。歐洲法律對一個國家的文化核心沒有定義，因此，對加盟國的社會經濟調節便順理成章地落在了歐盟的頭上。這項立法使歐洲的資本階級以及他們的政治代表不必理會下層人民對私有化，退休金與勞工改革的訴求。

被歐洲資本家奉為圭臬的新自由主義究竟保護了誰的利益？

來源：Madote.com

希臘的財政緊縮項目是「歐洲一體化」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必然產物。如沃爾夫岡·斯特里科所示，這股腐蝕民主制度的風潮正在將「公民」的概念抹去，並用「債權人」取而代之。

「歐洲一體化」對主權的腐蝕也符合了普蘭查斯對「威權國家主義」的描述：議會制民主制度的衰落，行政分支對政府決策的包攬，以及決策本身與民主控制的分離，在歐盟內部屢見不鮮，甚至愈演愈烈。從反恐政策到反移民甚至難民政策，歐盟本身「威權」的一面昭然若揭。

歐洲一體化目前面臨的危機，以及加盟國與現有體系決裂的可能性

近年來，歐洲一體化進入危機的跡象越來越明顯。英國脫歐的公投就是最好的例證——當世界第五大經濟體決定脫離一個本應該是最為先進的經濟體系時，這個經濟體系一定存在嚴重的問題。

首先，「一體化」本身使得歐盟成員正統性的判斷上先天模糊。

我們不打算就民粹主義或民族主義進行長篇累牘的論述，但我們認為，「歐洲一體化」並不會使歐盟演變成一個類法西斯式的政體——但它一定富含多重情緒的混合。這種混合充斥著歐洲人民對自己生活失去掌控的恐慌， 對上層階級的憤怒，對新自由主義的懷疑，以及對民主，團結民與正義的渴望。

希臘破產證明了在歐盟體系內，兩套政治體系不可有機結合；因此，接受，甚至擁抱新自由主義成為了加盟國的必然選擇。如果受限主權是滿足新自由主義以及歐盟集權化行政的必要條件的話，那麼為了奪回它們的主權與民主制度，歐洲國家有必要將與這套掌管著它們財政命脈的體系做一決裂。

鑒於歐盟內根深蒂固的新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特性，我們必須跳出「建立類似歐盟的多國政體」這種思維慣性。具體而言，

這暗示著歐洲國家需要與歐盟和其附屬的歐元體系做一了斷。這並不僅是一個關於貨幣政策技術性的問題，而是對壓榨邊緣國家的歐洲上層資本剝削與現代帝國主義的決裂。

若繼續忽視下層階級的訴求，歐盟分崩離析的那一天或許不遠了

來源：WordPress.com

我們都知道，對主權的討論往往牽扯到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等問題，但我們在此談論的主權與資產階級的「主權」不同。在這股力量下團結在一起的人民，無論人種與國籍，擁有共同的階級利益，以及對資本階級剝削政策的反對態度。這股團結的力量來源於他們共同面臨的苦難，與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為了達成目標，它可以通過多種形式被實現：國有化產業，民主參與，資源再分配，一切能夠使歐洲人民從現行的財政緊縮政策中解脫的方式，都值得嘗試。通過與歐盟和歐元體系決裂，歐盟本身的解體速度將會被加快。

作為階級策略的產物，「歐洲一體化」本身充滿了階級矛盾。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改變階級力量關係並不會從內部根本改變歐洲，因為歐盟的存在本身便代表了歐洲下層階級與現行體系的矛盾。這也使決裂政策成為了推行社會變革，與創立新的合作體系的必然條件。

「歐洲一體化」並不是不可逆轉的——它本身是一個資本主義階級策略下的產物。在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歐洲美夢」有可能成為「歐洲噩夢」的今天，若想奪回本應屬於它們自己的主權與財政支配權，歐洲國家有必要與歐盟決裂。

文章來源：

Panagiotis Sotiris and Spyros Sakellaropoulos, European Union as Class Project and Imperialist Strategy, Viewpoint Magazine, February 1 2018.

網路鏈接：

https://www.viewpointmag.com/2018/02/01/european-union-class-project-imperialist-strategy/

譯者介紹·吳啟濤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2015級本科生，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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