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簡英國史（4）-漢諾威王朝、18世紀英國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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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諾威王朝（Hanover），1714年－1901年間統治英國。

議會通過了《1701王位繼承法》，王位由英王詹姆士一世的外孫女，漢諾威選帝侯夫人索菲和她的新教後代繼承。

這部法律，令當時在英國王位繼承序列頭50名的王室成員都失去王位繼承權，繼承序列第52名的漢諾威選帝侯，喬治一世（George I），最終上位.

（這麼做主要就是為了堅決抵抗任何天主教復辟的可能性,所以前面50順位的有殺錯無放過）

1714年8月安妮女王去世。10月20日，漢諾威王室索菲亞公主的兒子喬治·路易斯（George Lewis）加冕為英國國王，稱喬治一世（GeorgeⅠ,1714-1727年在位）。

漢諾威王朝（Hanover Dynasty）登上歷史舞台。

漢諾威王朝初創時期，英國政治有這樣幾條主線：

（1）通過鎮壓詹姆士黨人的叛亂，鞏固漢諾威王朝的合法地位；

（2）輝格黨人長期把持政權，托利黨人則退居鄉間；

（3）內閣制進一步發展，

漢諾威王室入主英國之初地位並不穩固，流亡法國的詹姆士三世及其後代一直覬覦英國王位，在法國人的支持（搗亂）下，英法兩國的詹姆士黨人不斷製造復辟陰謀。

相當一部分蘇格蘭貴族敵視新王朝，希望斯圖亞特王朝復辟。

這種強烈的「詹姆士黨人情結」（Jacobitism）與斯圖亞特王朝源自蘇格蘭有關。

（這種情結就類似反清復明情結一樣，到後期其實已不適合時勢，但還是無謂堅持）

經過珀斯和蒙特羅斯（Montrose）戰役後，詹姆士黨人的叛亂被鎮壓下去，大勢已去的詹姆士三世及馬爾伯爵等叛亂貴族倉皇逃往法國，1715年叛亂由此告終。

詹姆士三世等逃往法國後被奧爾良公爵驅逐，他於是先投靠羅馬教廷，後來又投靠英國的老對手西班牙。1718年，英國為阻止西班牙爭奪地中海霸權而對西班牙開戰，作為報復，西班牙決定資助詹姆士黨人的復辟活動。

18世紀40年代英法兩國因奧地利王位繼承問題而相互交戰，流亡的斯圖亞特政權似乎又有了新的希望。法王路易十五決定扶植詹姆士黨人，讓其在英國本土製造混亂。於是，年邁的詹姆士三世及其長子「小僭位者」（Young Pretender）查理·愛德華（Charles Edward）又成為法國的棋子

（總之就是法國一想到要給英國找茬，就會用到詹姆士的後代，就像扶植「滿洲國」一樣的給人感覺，你說英國的百姓還會不會有好感？都敗光了）

查理一踏上蘇格蘭的土地，立即贏得高地部落的支持，許多貴族率眾投奔查理王子，很快就彙集成一支由蘇格蘭各部落組成的1000多人的軍隊，並得到許多蘇格蘭民眾的支持。查理王子的叛軍在蘇格蘭勢如破竹，到9月底，蘇格蘭大部分已處於查理王子的控制下

（蘇格蘭人也是一群政治投機，鬱郁不得志的貨，一有機會就想蹦躂，然後就被英格蘭打下去）。

與蘇格蘭情況不同，叛軍進入英格蘭後，呼應者和加入者寥寥無幾，因為「自1715年叛亂後的30年來，英格蘭的詹姆士黨人情結幾乎消逝殆盡，英格蘭人已習慣於喬治國王的統治了」。

水土不服的蘇格蘭高地士兵開始叛逃，而僅僅依靠幾千人的軍隊要想攻佔倫敦城則希望渺茫。在政府軍的前後夾擊威脅之下，查理決定放棄進攻倫敦，準備儘快撤回蘇格蘭。但撤退就意味著失敗。從12月5日起，查理王子領導的叛軍節節敗退，坎伯蘭公爵率領的政府軍則一路追擊。

1745年叛亂被平定後，英國政府決定採取嚴厲政策，旨在「清除在這個王國里散播的壞種子，使其再也無法發芽」。政府對於叛亂貴族實施嚴懲，120名為首者被處死，另有數百人被判監禁或流放。政府還頒布一系列嚴酷法令：《褫奪法》（Act of Attainder）規定沒收被處死以及叛逃貴族的財產；《繳械法》（Disarming Act）禁止蘇格蘭人攜帶武器，甚至不準穿著蘇格蘭傳統的花格呢短裙。（精神閹割你）

這些措施破壞了蘇格蘭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在客觀上加速了蘇格蘭與英格蘭的融合。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到底你的民族重要，還是國家重要？其實大多時候，是國家重要，因為國家越大，才能越強盛，人民才安居樂業）

1745年庫洛登荒原戰役的失敗以及1788年斯圖亞特末代繼承人的辭世，標誌著詹士黨人復辟事業的徹底失敗，至此，「光榮革命」後困擾英國政局的王位繼承問題終於得到解決。隨著漢諾威王室繼承權的穩固，英國迎來了長達幾個世紀的和平與安定.

漢諾威王朝入主英國後，開始了近半個世紀的輝格黨獨佔政權的時代，史稱「輝格黨的優勢」。在此期間，內閣、上院、下院幾乎被輝格黨所掌握，部分托利黨貴族捲入了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陰謀，因此失去了漢諾威君主的信任。馬爾叛亂中有少數托利黨貴族捲入其中，這讓輝格黨人獲得「一張致命王牌——托利黨人與詹姆士黨人幾乎成為同義語」。輝格黨對漢諾威王室的堅定捍衛使前兩任漢諾威君主將輝格黨看成天然盟友，這成為輝格黨優勢確立的重要前提。

1720年的「南海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為沃爾波爾派的崛起提供了良機。

為了吸引更多的人購買公司股票，南海公司操縱輿論工具，稱南海公司的信譽是由國家擔保的，而公司在南美的貿易擴張將給投資者帶來巨大收益。於是，南海公司的股票價格一時間急劇攀升，其原始股票價格為100鎊，4月份漲到130鎊，6月初達到745鎊，6月中則達到1045鎊的最高值。

歷時8個多月的南海泡沫破滅了後，南海泡沫事件波及所有的社會階層，成千上萬的投資者許多政府要員甚至王室成員都接受過南海公司的賄賂，有462名下議員和122名上議員也捲入南海公司騙局。

(所以說太陽底下沒新鮮事，前段時間比特幣爆了之後，那些哭爹喊娘的，就是缺少了一點歷史知識，300年前就發生過了）

喬治一世的獨生子。

一生熱愛軍事。1743年，在德廷根戰役中指揮與法國作戰，在失去戰馬的情況下，步行揮劍指揮戰鬥。是英國史上最後一位「御駕親征」的英國君主。

由於喬治一世和喬治二世都出生在德意志，繼承英國王位後仍迷戀於漢諾威領地事務，對英國的政務並不熱心，兩位君主經常離開英國前往漢諾威，少則十天半月，多則長達半年。君主不在期間，國務依然要處理，政府會議也要按期召開，於是在沒有君主主持和參與的情況下，大臣們聚集在一起討論國務成為常態。

漢諾威君主退出國務還有著語言方面的因素。無論喬治一世還是喬治二世，其母語都是德語，英語水平很差，無法與內閣大臣們正常交談。

在少有的幾次由君主主持的內閣會議上，君主與大臣之間由於語言不通，交流存在障礙，參加這樣的會議對漢諾威君主而言純粹是浪費時間。

君主缺席內閣會議導致了「首相」（Prime Minister）職位的出現，這是內閣制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由於君主缺席，內閣中必須有一位大臣出面來召集及主持會議，這位大臣還必須將會議經過及所做決定寫成報告。

（就像現在老闆不管事，交給CEO）

1720年南海泡沫事件後，沃爾波爾擔任首席財政大臣達20年之久。一般認為，沃爾波爾是英國歷史上第一位「首相」，也是第一位入住唐寧街10號的政府首腦。

喬治二世曾視沃爾波爾為異己分子，但沃爾波爾卻主動對其示好，在議會討論王室年金時慷慨建議將國王和王后的年金提高到80萬鎊和10萬鎊。此舉備受王室歡喜，喬治二世感激地說：「沃爾波爾爵士，予人方便即予己方便，你在這件事情上的所作所為將改善我的處境，而你自己也將會受益良多。」由此，他大力支持沃爾波爾

（可見這位王的政治智慧也是一般般）

1760年喬治三世（GeorgeⅢ,1760-1820年在位）繼位後，衰落的王權迴光返照，君主利用封官晉爵的手段以及王室恩寵，組建「國王之友」（Kings Friends）政府。

喬治三世的做法逆轉了「光榮革命」以來的政治發展潮流，而在北美獨立戰爭爆發後，戰場上的失敗引發了國內危機，「國王之友」政府垮台，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也宣告結束。

喬治三世在英國本土出生，親眼目睹了王權的旁落。在他看來，祖父喬治二世太不給力了。

童年時，他母親對輝格黨把持政務表示不滿，希望兒子長大後改變現狀，恢復君主的權威。她曾說：「喬治，做一個真正的國王！」喬治三世聲稱：「我在這個國家出生並長大成人，我為自己的不列顛人名分而感到自豪。」不像前兩個喬治國王，喬治三世認為自己是英國人而不是德意志人。

喬治三世加強君權、控制政府和削弱議會的做法違背了「光榮革命」以後英國的歷史潮流，因此遭到來自社會各方面的質疑和反對，各種力量最終匯合起來，借美國獨立之助，在18世紀80年代摧毀了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

喬治三世操縱議會、逮捕議員並剝奪其資格的做法顯然違背1689年的《權利法案》，為在野的輝格黨反對派攻擊王權提供了契機。

威爾克斯（John Wilkes），一個名氣大，直言不諱的英國新聞工作者，在報紙上批評國王大權獨攬，惹得三世很生氣，「我就獨給你看看」，於是下令抓人（本來隨意抓人這種王權在英國已經沒有了），嚇得威爾克斯趕緊逃亡。

過了幾年，他感到政治風向開始變了，遂在流亡四年後選擇回國。隨即，作為反抗專制、追求自由的象徵的威爾克斯在米德爾塞克斯（入獄後威爾克斯的聲望反而大增，1769年米德爾塞克斯舉行下院議員補選，身陷囹圄的威爾克斯竟第三次當選，但喬治三世操縱下的議會第三次將威爾克斯拒之門外，議會主權遭到侵蝕：「國王的權力，作為幾乎已經死亡和腐爛的君主的特權，已經以影響力的名義重新生長……」

諾斯政府（三世的首相）不顧輝格黨的反對，對北美採取高壓政策，派出軍隊鎮壓「茶黨」，由此引發了面對面的武裝衝突。隨著大陸會議的召開及《獨立宣言》的發布，北美走向了與母國對抗並謀求獨立的道路。

反對派是在攻擊政府，但背後隱藏的意思是，喬治三世應該對北美危機負責，王權合法性遭遇空前危機。北美戰爭一再扭轉國內政局，反政府力量空前壯大。1780年年初，除了最保守的「國王之友」以外，幾乎所有政治勢力都站到了君主及其政府的對立面。

輝格黨在下院提出彈劾政府的動議，認為現政府繼續執政「將導致國家的毀滅」，要求諾斯立即下台。這項動議在表決時以10票之差被否決，不少托利黨人及鄉紳議員也投贊成票，「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失去了社會基礎，倒台之日屈指可數了」。

3月18日，諾斯向喬治三世遞交辭職信，信中寫道：「本屆政府將難以為繼了」；如果陛下能仿效您那些最有聲望和榮耀的前任君主們，最終順從下院的意見和願望，您將不會喪失任何名譽。」

他很清楚，諾斯的辭職意味著北美戰爭政策的失敗，同時意味著他個人統治的終結。

喬治三世只能極不情願地任命羅金漢上台組閣。至此，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宣告結束。在經歷了喬治三世的迴光返照後，英國的王權不斷衰落，隨著政黨政治的發展以及責任內閣制的完善，君主「統而不治」的時代漸漸拉開了序幕。

24歲的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是英國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他發跡於輝格黨政治世家，是老皮特的兒子

法國大革命時期，內閣權力越來越集中到小皮特手中，有學者為此指出：小皮特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首相，在某種意義上，他可能也是近代責任制政府的始作俑者。

法國大革命後，自由等理念迅速傳播，威脅到英國的政治體制，英國思想界也因此引發了激烈的辯論。辯論雙方是以埃德蒙·法國革命與英國的「光榮革命」有本質的區別：「光榮革命」捍衛的是傳統和秩序，而法國大革命卻是以殘暴的方式摧毀傳統。法國革命乃是世界上迄今所曾發生過的最為驚人的事件。……在這場輕率而又殘暴的奇異的混亂中，一切事物似乎都脫離了自樣的罪行和各式各樣的愚蠢都攪在了一起。

兩派的意見領袖分別是：

支持英國派的伯克（Edmund Burke）：

伯克預言：法國革命中抽象的表面的平等以及對舊制度的徹底摧毀，將不會造就一個和平、安寧、有保障的新秩序，只會造成「流血、戰爭、暴政以及對人權的篡奪」。在伯克看來，法國革命乃「哲學式的革命」，他不掩飾對革命的反感：「我對革命——它那信號往往都是從佈道壇上發出的——感到厭惡。」在伯克看來，秩序是自由的條件，有秩序才有自由，沒有秩序談不上自由，只會有暴力和混亂。

一場革命都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們的最後不得已的辦法」，由於小小的過失就動輒發動革命，會使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因此，伯克認為法國革命是沒有必要的，伯克認為，「光榮革命」後的英國政體是完美的，沒有必要再做改變；伯克不反對變革，但在他看來，只有到迫不得已時才可對現存制度進行變革，並且「也只能局限於有毛病的部分，局限於有必要做出改動的部分……

他的著作《法國革命感想錄》出版後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第一周售出7000冊，以後又屢屢再版。該書不僅被托利黨人奉為圭臬，而且對英國執政者影響很大。喬治三世稱這是「一本好書，每個紳士都應該讀一讀」。小皮特也逐漸接受他的觀點，形成個人政治觀念的轉變。

支持法國鬧革命派的潘恩（Thomas Paine）

在1791-1792年間發表《人權論》（The Rights of Man），對伯克做出全面回應。潘恩認為，依據自然法則，「所有的人生來都是平等的，並且具有平等的天賦權利」。它把君主變成一個任何兒童或白痴都能擔任的職位。」與之形成對照，法國大革命建立的「代議制民主」，即共和制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這不僅在於它以增進人民福祉為宗旨，而且它「唯一真正的基礎，是平等的權利。人人都有權投一票……富人的權利並不比窮人多」。為此，潘恩大力弘揚法國大革命，謳歌法國的民主制度；他倡導英國以法國為榜樣，終結君主制，建立共和國。《人權論》出版後一周之內賣出5萬冊，1791年再版6次，到1793年時發行量已超過20萬冊，創造了英國出版史上的記錄。《人權論》成為英國民眾激進主義的「聖經」，推動了議會改革運動的發展。

（這裡說說我個人的想法，我是比較傾向伯克的思想。因為我們現在有上帝視角，比伯克和潘恩多出300年的歷史教訓，所以應該能看得更清楚：

英國保留下來了皇室，且女王日常是不涉政治的，這使得全民有一個感情的，道德的寄託。一旦有什麼政黨之間的不正常的奪權之類的發生，頂頭還有一座泰山壓著，英國人民是不會跟著某個新冒頭的獨裁者走的，因為全民的感情都傾向英女王

反過來呢，如果跟隨法國大革命那種鬧法，等於是把所有貴族階級都剷除掉，原先那些痞子流氓，誰拳頭更大的，誰就成了新的特權階層，而且這批新的比舊的更沒有道德底線，咱們自己國應該深有體會，都懂的。痞子流氓佔據了高位，我就不說政治了，單娛樂圈電影圈，大家都知道會有什麼負面效果。這20年拍出的大多是垃圾，哪有幾部能看的？）

托利黨反對法國大革命，支持並推動反法戰爭，尊重「國王與教會」，反對天主教解放，維護傳統的憲政，反對議會改革；與之相反，輝格黨同情法國大革命，謀求英法和平，反對王權和王室的秘密影響力，倡導天主教解放，支持議會改革。正因為在這樣一些重大問題上的兩黨分歧，所以聯合執政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小，政黨政治的排他性顯露出來了，到19世紀30年代議會改革後，現代政黨政治終成定局。

1793年初法王路易十六被處死，法國佔領奧屬尼德蘭和荷蘭，自18世紀以來一直維持的歐洲大陸均勢被打破，這促使英國最終捲入反法戰爭。1793-1814年間，英國先後組織起七次反法聯盟，聯合普魯士、奧地利、俄國、荷蘭、西班牙等國共同對付法國。

法國大革命旨在摧毀所有古老的政權，自由、平等是這個信條的政治武器。反法戰爭以英國勝利而告終，隨後確立的維也納體系恢復了革命之前歐洲各國的疆界，英國維繫的均勢局面也恢復了。

小皮特開創的保守主義政治因而也延續下來。其核心原則是：對外反對法國革命，對內抵制任何變

反法戰爭結束後、英國不再面臨外來威脅之時，托利黨政府卻出於慣性而繼續推行保守主義政策，抵制任何變革的要求，這就有點不合時宜了。

「光榮革命」以後出現的英國政治制度被稱作「舊制度」（Old Regime）。在這個制度下，政權牢牢地控制在貴族手中，因此18世紀也被稱作是「貴族的世紀」。

從17世紀末一直延伸到19世紀初的「舊制度」跨越了18世紀，把18世紀變成了「漫長的18世紀」。

1788年是「光榮革命」一百周年紀念，1789年爆發法國大革命，這些都給英國的改革運動帶來新的動力。潘恩的激進思想迅速傳播，潘恩在《人權論》中極力倡導天賦人權，他說：「所有的人生來就是平等的，並具有平等的天賦權利。」

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也是自由資本主義在英國全盛發展的時期。英國在19世紀成為世界第一強國，開始引領世界潮流。那就留到下期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