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別頤和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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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吳曉東老師的理由有很多，但我選擇他展露在我們面前的那片圖景。

有足夠的理由嫉妒他所在的那個北大。八十年代的日子，黑白相片上的光影，放得下書桌一方。知識分子和學生的力量還是潛流，沒有爆發的危險，卻時刻涌動著自由的光輝。軍訓還沒有進入學校，三角地里貼滿的還是各類講座和電影的訊息，沒有什麼被拆走，也沒有什麼要樹立。

我聽到老師描述起他們的年少，自己總帶上末世的悲情，又或者是些許不切實際的幻想。從84級到81級的中文系男生塞滿了32樓，我只在某部禁片里一睹過那麼狹窄的房間，高他兩屆的孔慶東開學第一天就跑來宿舍問長問短，樓上樓下全是師兄的身影；沒有績點，兩百人的課不想聽就不去，任它落至十幾人；每天晚上放映的電影，和心儀的講座衝突時讓人倍感焦灼——「那是八十年代的自由，」老師說，「是美好的自由，而不是醜陋，讓生活變得艱難。」學著選擇的年少或許才逐漸領悟自由的真諦。不去上課的室友兩年間讀遍天下武俠；傑弗遜帶來後現代主義文化理論；路邊的書店的海報大字赫然：《平凡的世界》今日到貨。

每天在灰白建築的教學樓間來去，我很少想到數十載前這塊土地經受過怎樣學生的腳步。讀書，虔誠，樓層低矮，也沒有品質的校園，詩句卻在翻折飄蕩，靜園也從來沒有被嫌棄小而不適。前幾日讀到豆瓣網友王熊daddy講到九十年代的燕園，已經開始新生一年軍訓的北大不復八零的榮光，但那時還早。

「春天陰雨的傍晚，疾風翻開了三教所有的玻璃窗，窗外自行車一排一排地倒下，運動場邊楊樹抖動瘋女人般的頭髮，樓道里爆發出女孩尖利的笑語叫嚷，一切向我揭示著不可言說的神秘……」

據他所說，那時對「文藝學」還不甚瞭然的他曾做了很多比較文學學者的夢。張隆溪、宇文所安、樂黛雲，他都是很羨慕地聽著，那時還在北京電影學院的戴錦華老師也來北大開課，青春時代的他曾覺得比較文學所是整個文學研究的「處事所」。現在想來，這二十年來的文藝學、女性主義研究、文化研究、電影研究，列不能窮的新話語都是那個比較文學的黃金時期在北京孵化出來的，樂黛雲老師盤活了中學西學，一個領域便在燕北那幾間屋子裡綻放出世紀的圖景。而今要價值觀輸出，這些倒是沒了時髦勁。

自由便是自我的責任，吳曉東老師在台前說著，第五節課的陽光帶著倦意，轉暖的北京把些許燥熱投射到二教的四樓來，校名四個朱紅的打字在印在講台上，像是在為他作腳註。話筒在音響的作用下發出嗡嗡的響聲，關於五四，他彷彿有很多話要說。

我彷彿忽略了很久，那麼多老師邁上台前，肩上都是八零年代的榮光，俯拾的，確是被我們蠶食的時代幻影。他們談起的日子，我們絕不能再多體認一分一毫，我們呈回的，也是網路里的青春碎景。

木心說，穆罕默德等山，山不來；穆罕默德給山打電話，山不接。

這就是你們的現代與後現代。

我們也速食這樣的斷層，並以無病呻吟的憤怒與反抗為時髦，以陰鬱與疏離為前衛，以分享和矯飾為自我，諷刺、狎昵、搬弄的語彙，到頭來還是時代的無力感，在躁動的汪洋里浪擲著青春。

過於個人化的東西，也不便多談，我很少有機會從外部的視角來觀察自己的人生，偶然的一些比照卻突然讓我失去了自己一度以來對世界的感知。無非關於選擇，關於反抗，關於搖搖欲墜的生存姿態。他日問起好友為何做出現在的選擇，期待熱血陳詞的我卻只迎來他的一句話。

「反抗與不反抗都是可笑的。」

不敢苟同的我也沒有從他口中獲得困頓中的惺惺相惜之感，只因他說那樣會很像批判資本家的馬克思。選擇之說，無非是願不願意付出成本而已——在他看來，不選擇腳下的道路所要求的代價是他所無法忍受的。僅此而已。

可我什麼時候不曾害怕虛無。

一個周一的下午，被拉著前去學校北邊殘存的顧頡剛故居，這於我也是從未聽說過的。穿過人文學苑，一直走到法學院、經濟學院和光華新樓的領域裡，我又失去了方向，直到被領著步行越過一片草坪，從還未回春的灌木叢枝條間彎腰收臂，在經濟學院大樓的一個側門旁看到一所古居，繞至正面，便昂首邁進，見門前題著「禹貢學會故址」「蔣家衚衕四合院」之類，側身一轉便聽到廂房開門的聲音和令喝，找哪個老師？不許隨便參觀。我越過守門人的肩膀看見前方的牆上，那導覽圖。邁出院門，竟見一牌匾寫著「國雙庭院」。

我頂著末冬的陽光往回走，這天色已過晌午，卻還未見頹勢，乾巴巴的枯草望得我唇乾舌燥，博實旁的樹榦盤旋著枝椏只知向前，這燕園的草木，到底是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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