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黃色謎語的哲學解讀

《共識網》

吳冠軍

在上海過年期間，不少朋友與親戚，都問過我這樣的問題：在日常生活中，哲學家會有些什麼樣深刻的思考?有一位朋友更是直接問我：我現在在喝咖啡，你能說出些什麼哲學道道來?結果超出他想像的是，我說了足足45分鐘。他所無法想像的是，竟真能從喝咖啡這個日常行為出發，討論出那麼多的問題來。而這些問題竟都是日常生活中時時在接觸、卻從不曾真正「接觸」過的問題。今天先不來說喝咖啡這個「長」反思，而在報紙篇幅所允許的範圍內，講一個「短」反思，以此來向讀者諸君展示這樣一個關鍵要點：蘇格拉底(Socrates)當年所開創的那作為生活樣式(lifestyle)的哲學，並非是今天我們所普遍理解的那種作為一門「專業」的哲學。

《猜謎》：一個生活中的小故事

我們先從這段反思的起點處講起，那是一個發生在人們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的故事。該故事本身，是我剛剛在我父親的「博客」上讀到的他的一個網路日記(這篇日記被題為《猜謎》)：

下班回家的公交車上，鄰位坐了一對母女。母親30歲左右，很漂亮;女兒5、6歲，繼承了媽媽的基因，長得又是漂亮又是可愛，引起周圍好多乘客的注意。她們在親熱地交談著……

小女孩忽然對媽媽說：「媽媽，囡囡給你猜一個謎語好嗎?」

「好呵，囡囡講。」

「上邊毛，下邊毛，晚上睡覺毛對(毛)……」毛字還沒出口，女孩的嘴就被媽媽捂住，並厲聲問道：「是誰教你這個壞謎語的?」

小女孩先是一愣，繼而就哭了起來。

「快說，是誰教你這個壞謎語的?媽媽在問你……」女孩在哭泣，母親還在追問。

一旁的我，不由得想起小時候課本上曾有過這麼幾個謎語的。我喜歡小孩，看不得那張受委屈的小臉哭得通紅，馬上就說：「不哭，老伯伯猜出來了，『上邊毛，下邊毛，晚上睡覺毛對毛』，謎底是『眼睛』，對嗎?」

「是呵，是呵。」小女孩一下不哭了，望著我說：「是的，是的，幼兒園老師教的嘛。」

「轟」的一聲，周圍的乘客全都笑了。我看那位媽媽的臉：哇，一下都紅到耳根了!

由於自己才學疏淺，或主觀猜疑，那麼有許多好事都會被想成壞事了!

創痛：「黃色」母親和中國闡釋學學者

當我讀完這則發生在日常生活中、頗具有笑料的故事後，腦子首先跳出的，是闡釋學的中興者、前兩年剛過世的德國大哲伽達默爾(Hans-GeorgGadamer)筆下的「視域」(horizon)這個概念。在面對同一個文本(謎語)時，這位母親難道不正是從她的「視域」出發，即刻做出了那根本不在其女兒「視域」之內的「黃色」闡釋?這樣的「視域」，根據伽達默爾，是由每個闡釋者的生活世界內的「前理解」、或者說傳統習俗建構而成的。而在精神分析里，這樣一種在個體所生活其內的傳統中被符號性地建構起來的「視域」，則被稱作為「幻想之屏」(fantasy-screen)。對於那個女兒來說，母親此時正是個完全的「他者」——(M)Other；在女兒所通過其幻想之屏所看到、所理解的那個「現實世界」中，是沒有她母親所拚命「捂住」的這樣一件「壞東西」的。換言之，這個需要極力遮蓋起來的「X」，一開始就並不存在!而母親的這個「捂住」行動，恰恰則使它在女兒所經歷的現實里開始(符號性地)存在。 

對於這位母親來說，最創痛性的一刻，無疑是不同幻想彼此碰撞(the clashof fantasies)的那一刻。對於這樣的一種碰撞時刻，伽達默爾對應的概念——「視域交融」(the fusion ofhorizons)，則顯得頗為無力。對於伽氏來說，一個對話在其達致成功的一刻，便融解自身於這樣一個視域的交融之中。然而，在那「交融」的一刻中所湧現出來的創痛(trauma)，在伽氏的理論公式里，則是絲毫反應不出來的。這個關鍵性缺失就使得，中國的闡釋學學者們所長久以來殷切期待的中西文化「視域交融」的那副圖景，始終不是歷史現實中人們所遭遇到的那回事，無論兩者的「對話」已變得如何得「文明」、如何得發達通暢。高深論文、大部頭著作確實是被一部部地製造出來了，但這隻會使人們越來越感到：哲學真是狗P，是你們那群夫子自道、自我滿足的意淫產物。這裡的核心癥結便在於，「視域交融」，本身便是一個幻想，是那些學者們自己所想像出的「現實世界」里的一副幻想性圖景，其功能便是將創痛掩蓋住；而他們、以及他們的哲學著作最終被讀者們拋棄，恐怕則是他們並不會在其著作中表述出來的自己的創痛性體驗。 

「謎底」：過度信息里的驚駭

在這個故事中，我們還可以發現：謎語，實際上是日常生活中，致使那在無意識層面上進行運作的幻想得以顯露出來的一個符號性機制。我們不妨來對謎語作一個哲學-精神分析的考察：謎語的謎面本身，作為一個文本、或者說一個符號性-語言性的造物，在闡釋學上不可避免同其它形式的文本一樣，總是會造成多義的闡釋。換言之，對於一個謎面來說，永遠不會只存在一個最完美的、在任何時間與語境下都十足貼切的獨一無二之謎底。記得幼兒園的兒童課本上同「上邊毛，下邊毛，晚上睡覺毛對毛」一起的，還有另一個謎語「千條線，萬條線，落到河裡都不見」，讓今天的很多人猜，「答案」還不定會出來什麼呢(原本答案是「雨」)! 

故事裡這位母親根據她自己給出的「謎底」，立即斷定這個謎語(文本)是個十足黃色的「壞謎語」、一個「葷」謎語。這裡我們便可以看到：正是主體性的幻想，在這對母女那一瞬間的符號性交換過程(女兒甚至連謎面也沒完全說完便被制止)中，進行著根本性和關鍵性的操作。不同幻想彼此碰撞的那創痛性一刻，便是幻想從無意識層面(作為結構的語言層面)顯露出來、進入到意識的層面(作為個體行動的言語層面)之時刻；而它的創痛性，總是來自於「謎底」所過度地(excessively)顯現出的那段驚駭性信息。 

這難道不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一次又一次所遭遇的狀況嗎?當一個年輕妻子對剛回到家的丈夫大叫：「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做的壞事，我們離婚!」丈夫當即臉色慘白：「這剛開始只是因為公司宴會上我酒喝多了，我實在不是想好要出軌的，我馬上跟她一刀兩斷……」而原本往往只是這樣的情況：丈夫不小心打碎老婆作為陪嫁帶來的名貴廚具，這一天正好她因發現了丈夫偷偷買回來的同樣廚具的發票存根而大大地不滿;或是，妻子在逛街中看到了丈夫買給她的情人節禮物的真實價格而肚子一窩火……我們看到，這個丈夫和那位母親無疑一樣，對出「謎面」者——他的妻子，給出了另一個於他而言對扣的「謎底」;隨著這「謎底」一起而來的，則是它所承載的那溢出性的驚駭信息、以及創痛性的遭遇。 

政治：從清朝文字獄到當代「911」

現在，我們把這個日常生活中的哲學-精神分析的反思，再往政治學領域上做一個擴展性思考。我們都知道「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故事：正是這樣的文本(「謎面」)，是清政府大興文字獄、迫害知識分子的依據。在這裡，清政府不正是那位母親、那個丈夫?即：以其自己的幻想之屏中所深深恐懼的「X」，來套入「謎面」。作為一個建立在武力征服之上的專制政權，清政府所採取的行動，不同於那個丈夫，而是與那位母親如出一轍：即立即去「捂住」民眾之嘴。然而，殘酷的暴力壓制，卻總是和它本來目標恰恰相反地，使其所恐懼的「X」直接顯露了出來；正如同那位母親的「捂住」行動，恰恰使她所要「捂住」的那個「X」，進入到了女兒的意識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防民之口」，總是「甚於防川」，那是因為，「防民之口」這個行動本身，恰恰是一個加速自我毀滅的行動：道理很簡單，自此以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歷史中一次次看到，壓制最暴力最殘酷的年月，往往也標示著一個統治的末年。 

在今天的國際政治領域，難道我們不正是在見證著同樣的一套機制——「謎語」這個將幻想顯露出來的符號性機制——在運作?在這個後「9·11」時代，對於世界範圍內接連不絕的恐怖襲擊，學者專家們不斷地給出各種「使」人信服的「合理的」解釋，比如，作為「恐怖主義分子」的「信徒」之所以願意將自己炸死，是因為「有幾百個處女正在天堂等待他」…… 

這難道不正是那位母親的黃色「謎底」的國際政治版本?面對「謎語」——為什麼「恐怖主義者」願意以自殺來進行襲擊，人們「信服地」接受了這樣一個「合理的」謎底——因為可以和無數「處女」上床；這難道不正是顯露出，今天外在於那個「野蠻的伊斯蘭世界」的「文明世界」中的人們的一個最根本的幻想結構?在這個幻想性圖景中，文明世界所拚命「捂住」的、在公共話語中被遮蓋的「X」——「幾百個處女」的「天堂」，便赤裸裸地顯現了出來。 

這樣的幻想性「謎底」，恰恰是在一方面，將我們所恐懼的那個「恐怖他者」(伊斯蘭)，弄得十足的怪誕不經;另一方面，則正是在努力地把「他者」弄得「像我們」一樣，「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抽象性地假設有一個非「文明世界」的人(他者)讀到了這一「謎底」，不難想像他/她的反應：「原來，『文明世界』里的人竟是那麼得淫蕩」；就如同故事裡車上那笑出聲的乘客們——「原來，那位漂亮媽媽竟那麼黃色」。 

抉擇：做個經濟人，還是哲人

這樣一個日常生活的哲學實踐，並沒有盡頭、或者說反思的終點，到達這一點就可以停止反思了。但作為一篇文章，它必須要止筆於此了。通過上述這個篇幅不長的反思性實踐，我所要展現的，是這樣一個澄清：蘇格拉底「從天上帶到地上」的哲學，永遠不是一個專業領域內的「專家知識」，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永遠不竭的反思性實踐(蘇氏本人用他的生命而開創了哲學實踐)。正是日常生活中的現實萬象、種種遭遇(如喝咖啡、如父親所遭遇的那件小故事)，使我們去讀前人之書，以掌握更多的分析性理論框架來幫助反思的有效展開。理論知識本身僅僅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套又一套的術語符號；而之所以在上述這一日常生活的反思實踐中採用精神分析的「幻想碰撞」這套分析性符號、而非闡釋學的「視域交融」，則完全是因為前者更有效地幫助我們把問題看得更為透徹、從而使我們的反思進入到更深更廣的層次。 

因此，理論本身，就是實踐：日常生活中的不竭的實踐。反思性實踐本身不應為任何的符號系統所限制，這是因為，永遠沒有一套理論符號會是終極性地客觀「正確」的。一套分析性理論框架有沒有生命力，要看它是不是在反思日常現實的具體問題時具有穿透力，是不是能幫助我們看到一些更深的東西、那些在「現實世界」中被壓制被遮蓋的東西。 

今天許許多多學者專家們，都是先「專業」性地學習了某一些特定的理論，然後便開始用它來「套」各種具體的問題，這樣就算是所謂的「學術研究」了;似乎研究對象就是手術台上一具具死的屍體，等待著那把「專業的」理論手術刀來「解剖」之。這些專業學者們，不正是終日在拙劣地玩著「猜謎遊戲」的一群人?——即，拿自己單方面認定的「謎底」，去「硬套」在日常現實中、種種不同的具體語境中所遭遇到的一道道「謎面」。這樣的學者專家，即使再聲名顯赫一時無匹，遲早會像那位母親、那個丈夫一樣，措手不及地遭遇到那驚駭的創痛性時刻。 

日常現實，永遠是一個意識形態大染缸，在其最微觀的日常生活層面和最宏觀的國際政治層面，意識形態的操作卻往往恰是具有著同一個內在結構和模式。而被拋入當下這個意識形態大染缸之中的我們每一個個體，都面對著一個根本性抉擇，那就是：是選擇「隨波逐流」乃至「混水摸魚」地生活、還是「逆浪而行」、一日三省式地生活。而這——代之以某人的「學者」「專家」的職業身份——也許便是區分(現代)經濟人與(古典)哲人的唯一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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