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閱讀｜為什麼《小婦人》可以經久不衰？

路易莎·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爸爸布朗森問她哲學家是什麼，她幽默地說：「哲學家猶如在氣球中的人，而他的家人則站在地上，拽著繩子把他扯下來。」後來，奧爾科特長大成人了，搬到了父親在十九世紀40年代創辦的「果園公社」（Fruitlands）中，正是在這個短命的烏托邦公社裡，她根據日常見聞創作了小品《超驗派野人》（Transcendental Wild Oats），發表在報紙上。這個故事諷刺了父親的小圈子裡那些和他一樣的人，其中包括愛默生、霍桑還有梭羅。在她的故事中，到了秋收時節，「靈魂的召喚一下子把這些人都捲走了」。奧爾科特這一生一直很通透，她知道如何戳穿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知識分子，他們高高飄在天上，而普通百姓則被困在生火做飯、掃地拖地的泥潭中，在生孩子的痛苦中難產死去。

奧爾科特這本1868年的小說《小婦人》久負盛名，但人們很容易忽略其中尖銳的觀點。本書出版之初，評論大多認為，書中四姐妹和她們的媽媽馬奇太太的故事「新鮮」「健康」「自然」而且「真誠」。上世紀20年代，歐內斯特·海明威稱《小婦人》這本書充滿「甜蜜與光明」。從此以後，人們對它的評論基本就定了型，大家對這本書的印象就是親切甜美、可愛迷人，至於這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則難有定論。1960年英國文學評論家比麗吉·布羅菲（Brigid Brophy）稱這本小說的多愁善感不過是奧爾科特的「技術手段」，而作家瑪麗·蓋茨基爾（Mary Gaitskill）則在1995年批評了這個甜到齁的故事：這是一種「不現實的甜蜜人生觀」。

不過與此同時，《小婦人》也是一本充滿憤怒的小說（比如說在書中，媽媽說「我過去幾乎每一天都會生氣」），而且特別之處在於，這種憤怒充滿了女性意識。奧爾科特把那些將女性層層圈住的東西引入了小說，婚姻、家庭、宗教，既讓人著迷，放不下書本，又讓人憤憤不平，心生反感。在她的筆下，母女五人的家既溫馨又幽閉；女兒們的婚姻既和睦有愛，又離經叛道；馬奇家四個女孩可以說是實現了各自的夢想，也可以說撞了南牆回了頭。你當然可以把《小婦人》當作一本無憂無慮、情感充沛的小說來讀，細細品味其中家庭的羈絆和個人的成長曆程。不過如果是這樣的話，也許就會漏掉書中的其他趣味和更有深度的東西——小說中奇怪而挫敗的女性主義。

《梅格、喬、貝思和艾米》， 

安妮·博伊德·里烏著

安妮·博伊德·里烏（Anne Boyd Rioux）在新書《梅格、喬、貝思和艾米：為什麼小婦人的故事今天依然沒有過時？》（Meg, Jo, Beth, Amy: The Story of Little Women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中說，奧爾科特寫作《小婦人》的同時，也在探索自己生活中的這些挫折，並且重新為自己的人生尋找目標。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生於1832年，在馬塞諸塞州的波士頓和康科特縣長大，她的家中也有四姐妹。父母是改革主義者，也是理想主義者，他們重視奧爾科特的教育，支持她上學。在那個不提倡女性識字寫作的年代，她對寫作的熱愛也得到了鼓勵，當奧爾科特在閣樓上寫故事的時候，父親會給她送蘋果上來。奧爾科特一家的文化既異想天開，又有益身心健康，孩子們常常到戶外玩耍，偶爾胡鬧搗亂，往往也充滿樂趣。這性格迥異的四姐妹時不時會拌拌嘴，但關係十分要好。終身未婚的奧爾科特年紀輕輕就在專業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寫作為她掙得了可觀的收入，足以養活自己、幫補家庭。這個故事幸福和美，《小婦人》的故事總體也是這個路線。從一定程度上說，這是真的。

不過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的生活同樣也充滿了黑暗與憤怒。這個家庭一直漂泊不定，而且幾乎從來沒有擺脫過貧困。父親布朗森·奧爾科特死死堅守著他的「理想」——素食主義、無私忘我。在政治立場上，他是名廢奴主義者，因此也恪守承諾，不使用棉花、羊毛、白糖與糖漿，連米都不沾。這就意味著他的女兒們總是沒法穿上暖和的衣服，而且總是營養不良。有一次布朗森離開了妻子阿比蓋爾和兩個年幼的孩子，為了專心研究而獨居了一年，結果在這一年時間裡，阿比蓋爾流產了，在此之後她還遭受過好幾次流產之痛；妹妹伊麗莎白·奧爾科特（她正是小說中高尚無私的貝思·馬奇的靈感來源）差點餓死，這段重病時光漫長而痛苦，一度看似無力回天，但媽媽和姐妹們對她的悉心照料，還是把她從鬼門關拽了回來。奧爾科特總能敏銳地察覺到什麼時候該發火，什麼時候應該控制情緒，什麼時候應該調整自己的目標，只因為她是個女人。

奧爾科特開始構思小說的第一部分，在出版商托馬斯·奈爾斯（Thomas Niles）的引導下，她最初把這一章節起名為「悲慘家庭」（The Pathetic Family）。「除了我的姐妹們外，我還不認識幾個女孩，也沒喜歡過幾個女孩。」奧爾科特對這樣的建議保持謹慎，她喜歡戳破讀者對「女孩故事」的期待，她信誓旦旦地宣布說，「我絕不會為了讓滿足哪一個人的期待，讓喬嫁給勞里。」迫於出版商的壓力，奧爾科特最終還是把四個女孩都嫁出去了，包括她自己的化身喬，但她始終覺得，這樣的結局「很愚蠢」。

儘管奧爾科特對這本書的評價惴惴不安，它是好呢，還是糟糕呢，還是愚蠢呢？但讀者和和文學評論家們對《小婦人》的回應可謂飛速。這本小說的第一部分在1868年出版，短短兩周就賣出了2000多本。奈爾斯接下來立馬簽下續集，奧爾科特不得不快馬加鞭，幾乎以一天一章的速度趕出接下來的故事。於是小說開始動筆的兩年內，奧爾科特就完成了下半部分。1869年春天，《小婦人》已經售出了幾萬本，運往全國的各個角落。

《小婦人》一炮而紅，也引發了不小爭議。在十九世紀的讀者們看來，這本書很新鮮，也很現實，他們的關注點往往放在馬奇家的少女們「自然」的非正式語言中。到了二十世紀早期，這本書的運氣就稍微差一些了。這時候學術文學研究興起，而這種標準規範都是男性主導的，對奧爾科特這本小說的評價就不再是絕對的正面積極了。不過《小婦人》依然在對後世的讀者產生著不可估量的影響，里烏在書中一一枚舉，幾乎每個小有名氣的現代女性作家都和這本小說脫不開干係。厄修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在喬·馬奇身上看到了所有女性作家最初的樣子；埃里卡·瓊（Erica Jong）說，「這本書告訴我，女人也可以成為作家，可以成為知識分子。」伊麗莎白·亞歷山大（Elizabeth Alexander）形容這本書對人具有「塑造作用」；而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則在喬的身上找到了她「殘留的自我。」

這本小說為女性樹立了一個典範，如何在父權制社會的無趣和禁錮下用獨創的方式與生活交手，如何把人生中的失意和絕望化作原料，並鼓搗出藝術來

1968年是《小婦人》出版百年紀念，從那時起，人們開始談論起《小婦人》中的女權主義內涵，直到今天也從未停止。

從朱蒂斯·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到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文學評論家和女權主義者們對這本小說中性別化的意識形態爭論不休，比如甜美可人，又比如空想社會改良主義。書中對婚姻、子女的教養以及家庭的強調也是辯論的焦點。里烏將人們對這些問題的探討統統囊括在書中，不過只憑這點，這本書還沒有這麼大的重量，真正讓它顯得十分重要的，是里烏在這本書種揭示了《小婦人》對女性「羅塞塔石碑」般的作用，當他們面對自己生活中因為性別而困惑時，可以打開這本書尋求幫助，從而解開自己的謎團。也許我們所有人都面臨著一個帶有女權主義性質的問題，正如里烏在書的介紹部分擺出來的那樣：「這本值得尊敬的小說講述了女孩的成長經歷，卻有著一個根本不希望自己是個女孩的女主人公，這到底意味著什麼？」

里烏認為，這本書之所以這麼長時間以來一直對這麼多讀者和作家有著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和影響力，正是因為書中出乎人意料之外的複雜性。事實上，推動《小婦人》走到今天的，並非其甜美和輕鬆，而是故事中內在的「震顫」：在媽媽的安靜溫柔和憤怒的宣言之間、在小說女性的多愁善感與她們的死亡和不幸之間來回衝擊震動。里烏這本書尤其善於展現小說中這些衝突是如何推動了情節發展，更解釋了為什麼能有上千萬的讀者久久喜歡著這本書，而且愛得深沉。《小婦人》女性樹立了一個典範，如何在父權制社會的無趣和禁錮下，用獨創的方式與生活交手，如何把人生中的失意和絕望化作原料，並鼓搗出藝術來。

里烏總結說，《小婦人》之所以可以經久不衰，就是因為它在如何權衡家庭與事業、個人主義與無私奉獻以及友伴式婚姻這些問題上給讀者們上了一課。我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完全認同奧爾科特小說的這些價值，但一直以來，我都十分喜歡《小婦人》這本書，因為我愛它的反常和乖張，我愛書中總是「棄精華而取糟粕」的主角們（梅格反抗馬奇姑媽的意願，放棄一大筆財產嫁給了最糟糕的人選約翰·布魯斯），我還愛這本書的憤怒和色情（想想書中的「香腸枕頭」），這些都不是所謂的教育，而是日常生活的點滴。

同時，即便我們能從《小婦人》中讀出我們的文化對女性身份、女性氣質扭曲的看法，但這本書里的女性給人們帶來的啟發，也不一定都是「有益的」教育。「我是喬還是艾米呢？」這既是個值得思考的好問題，同時也反映出我們對女性人格與自我的理解已經被四姐妹的模式緊緊鉗制住了。一些關於女性的熱播電視劇中女主的人設，比如說《黃金女郎》《活著就是事實》《慾望都市》和《都市女孩》也常常是以《小婦人》中的女性為藍本創造的。在文學方面，許多小說對女性生活的描寫也受到了這本書的影響，比如說讀完埃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的小說，你也會自問，「我是莉拉還是萊農呢？」在我們的時代，最暢銷、口碑最好的女性故事依然搭建在這個前提的框架內：我是那種適合結婚生子的女人，還是更適合寫作？我是個保守貞潔的人，還是經歷豐富的人？我是英雄還是蕩婦？

儘管如此，《小婦人》依然是一本包容萬象的書。奧爾科特在寫作的時候，最首要的一點就是對自己寬容，也正因此她得以一遍遍重寫、重新構想自己過去和眼前的生活中痛苦的一面，並且將其變現。同時它還給讀者提供了很大的信息量。第一次重讀這本書時我剛生完孩子，我發現書中竟然有一章介紹了如何哄孩子，教他們安穩睡覺，著實讓我大吃一驚。簡單地教你如何哄孩子睡覺的書比比皆是，但竟然連文學作品中也會描寫新手媽媽面對的這一複雜、可怕的挑戰嗎？我甚至還沒來得及意識到自己急需這方面的知識，奧爾科特就已經坐在桌邊等我了。

里烏告訴我們，《小婦人》同樣還讓讀者學會給自己的歷史重新洗牌，在這個貶抑女性的世界改寫我們的挫折與困境。我們很容易愛上那些不想成為女孩的女主角們，或者幻想著從男權社會的痛苦和糾纏中飄走，越遠越好。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最終都要回到地面上，結婚、死亡、在廚房裡老去。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要真的處理起來就十分棘手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小婦人》依舊十分重要，奧爾科特堅持認為，我們的戰場就是我們工作、耕作、豐收和養育子女的地方。

作者：Sarah Blackwood

翻譯：馬昕

來源：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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