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璽璋：副刊編輯張恨水｜綠茶書情

編者按｜

。解老師退休後，這些年潛心創作，已先後出版了《梁啟超傳》等多部著作。副刊編輯出身的他，特別關注報人作家，其中張恨水是典型代表。本文選自《張恨水傳》，關注作家張恨水的另一個身份——副刊編輯。

張恨水與副刊

文｜解璽璋

張恨水雖以小說名世，但他首先是個報人，其次才是小說家。即使是他的小說，也很少不是先以報紙連載的方式和讀者見面的。他一生有三十年（1918—1948年）從事新聞工作，其間曾全面介入報紙的生產過程，不僅是一位采寫、編校、管理、發行樣樣在行的全能報人，也曾在多家報紙、通訊社供職，先後擔任過校對、記者、新聞編輯、副刊編輯、主編、總編輯、社長等職務，還獨自出資創辦過《南京人報》。

張恨水出資創辦於

在張恨水數十年的報人生涯中，做記者的時間並不很長，大約在民國十三年（1924年），加入《世界晚報》之後，就以做副刊編輯為主了。這一年的四月，成舍我辭去《益世報》的職務，以該報一次支付的薪水大洋二百元，創辦《世界晚報》，邀請張恨水、龔德柏、余秋墨幫忙。他還記得：「起初，我們都是編新聞。副刊叫《夜光》，由余秋墨編輯。」然而，余秋墨只編了一個月，因他另有安排，就把《夜光》交給張恨水了。沒想到，這個偶然的決定，竟成就了張恨水報人小說家的兩大事業。當然，他是喜歡副刊的，他的氣質和知識儲備也很適合做副刊編輯，他說：「我雖入新聞界多年了，我還是偏好文藝方面，所以在《世界晚報》所負的責任，倒是我樂於接受的。」因為《世界晚報》日漸為讀者所歡迎，銷量達到萬餘份，前景十分看好，民國十四年（1925年）二月十日，成舍我又創辦了《世界日報》，副刊《明珠》仍由張恨水主編。以後他在上海創辦《立報》，再邀張恨水主編副刊《花果山》。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四月八日，《南京人報》創刊，張恨水自任社長，併兼副刊《南華經》主編。

張恨水

南京淪陷後，張恨水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入川，《新民報》總經理陳銘德及老友張友鸞約請他加盟《新民報》，擔任主筆，併兼副刊《最後關頭》主編。抗戰勝利後，張恨水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春，輾轉回到久別的北平，創辦《新民報》北平版，任經理並主編副刊《北海》。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由於報社內部權力之爭，張恨水辭去《新民報》所有職務，從而結束了長達三十年的報人以及副刊編輯生涯。

著名報人成舍我

在張恨水主持下，《夜光》《明珠》兩大副刊，在內容編排上，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特色：首先是詩詞的分量很重。這是張恨水的看家本事，他從小深愛詩詞，閱讀既廣，體會亦深，且時有創作，兩大副刊都曾發表過不少他的詩作和詞作，有應時的新作，也有先前的舊作；有朋友之間的唱和，也有獨自的感懷。讀者的來稿也很多，但泥沙俱下，良莠不齊，作為編輯，除了披沙揀金，擇優披露之外，他還以複信給讀者的方式，寫了許多談詩論詞的文章。有一篇《對伯雨君來詩之斟酌》，就是與被稱作伯雨君的讀者討論作詩之法的文字。這位伯雨君寄來的詩稿大約非止一篇，張恨水不僅逐一提出自己的見解，而且有具體的修改意見，筆者做報紙副刊編輯近三十年，這樣負責任的編輯是很少見的。

下面便是他寫給伯雨君的複信：

大凡以詩詠時事，有兩法，一為竹枝詞，一為七古。此兩種體裁，各以所詠之事，自為斟酌。譬如同一國慶，寫提燈會，則宜用竹枝詞，寫閱兵，則宜用七古也。最近之萬縣案，實為最大之國恥，詩須一字一淚，一淚一血宣之篇章，方為得體，然非七古，無法安排，一首七律，實不足以盡之也。且七律重對偶，此等事無典可運，無情景可描寫，若以議論語為對仗，任何琢磨，不能成規矩。運用外交等語，尤感淺俗。

至中秋偶成之七絕，亦多可商。若第一首云：人滿天街夜色涼，遠逢佳節更思鄉。多情應笑團欒月，不入閨房入客房。第一句雲天街人滿，即不可押涼字韻，且月色，只有青暉，黃昏，無涼熱也。第二句，化自每逢佳節倍思親之句，此等處宜切改，否則永不能文自己出也。三四有意思，唯道不出，而月天下同照，亦無入一房不入一房之事也。若改為團欒卻笑當頭月，相對孤窗一味涼，或較原句含蓄。第二絕可改云：依欄不覺醉顏酡，記得蘇家水調歌。我亦乘風歸未得，一樽清酒伴姮娥。原句通宵歡醉是東坡，千載猶傳水調歌。與下文不接，而我欲乘風，用蘇詞原句，亦不妥。且末句，與白雲明月吊湘娥之詩，亦有貌似處，只能雲平適，意亦未超脫也。

我們不必太在意張恨水關於詩的具體意見，這本是見仁見智的一件事。而作為副刊編輯，他對讀者、作者的一片赤誠，才是最令人敬重的。他曾這樣告白於他的讀者：「《明珠》讀者，不以仆為不學，常自撰詩詞或小品，會賚一得。在仆對影自慚，殊未敢以此自任。然一一置之不理，則人以驕妄相責，獲罪相等。無已，姑就所知，略擇一二，披露專欄。討論者，暫以詩詞小品為限，其他問答，仍付免費郵筒內。所以別莊諧也。」這一次，他和讀者討論的是如何填詞。從鐵門幽亭君、象來街陳振森君、東四六條飛白君的來稿中，他發現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問題，這在編輯是常有的事，有人如我輩也許就放過去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卻覺得有拿來說一說的必要。於是，他洋洋千言，講了學詩學詞的三個步驟，即辨聲、儲材、飾詞是也。這種講解不同於課堂上的高頭講章，一副端莊的面貌，其中多是他的心得體會。他總是為讀者考慮得很周到，介紹一些簡便易學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向讀者推薦應讀之書，甚至提醒人們注意選擇書的版本，《白香詞譜》就一定要用天虛我生（陳蝶仙）的考訂本。

給讀者複信，是副刊編輯重要的工作內容，在編輯《夜光》《明珠》的數年間，他究竟給多少讀者寫過複信，恐怕已很難統計。我們現在還能看到的，比如答陳逸飛君的如何學曲，答何真蘭女士的小令中如何襯虛字，答幼雅先生的詩如何言其志、抒其懷抱，等等，已不勝枚舉。但信中所談多為舊詩詞曲，新文化中的詩文就談得很少。他曾多次表示：「我是舊詩旗幟下的一個信徒，所以我最不愛新詩。」不過，他又聲稱，自己雖然反對新詩，卻並非意氣用事，如果「有人出來討論新舊詩」，他是很願意奉陪的，而且「很能容納別人和我談新詩的文字」。當時，新詩的成績已很可觀，冰心的《繁星》《春水》，郭沫若的《鳳凰涅槃》《女神》，汪靜之的《蕙的風》，新月派群體和《志摩的詩》，以及李金髮的《微雨》等，紛紛在詩壇上現身，無論你喜歡與否，新詩一統天下似乎已成定局，沒有再討論之必要了。

張恨水在寫作

但在新詩的一統天下之外，也還有屬於另一維度的時空，在那裡，生活著一個比新詩群體更加龐大的舊詩詞愛好者的群體。他們不僅談詩詞，作詩詞，還有許多與詩詞有關的文字遊戲，比如《夜光》，曾由詩人們輪流設擂，張恨水做擂主，搭一座詩詞擂台，就是遊戲之一種。另外，征對、集句、聯句、詩鐘、酒令，等等，也是舊文人喜歡的文字遊戲，以前或在書齋、閨房裡，或在酒宴會飲時，總之是文人、淑女雅集時的玩意兒，現在則拿到大眾媒體上，吸引了更多人的參與。有一次，胡適為張丹翁作了一首舊詩，張恨水看到之後，寫了一篇短文，最後說道：「徐志摩詩哲在上海唱老戲，捧坤伶，而這位詩聖又玩舊詩。甚矣哉，新詩界式微也。」這句俏皮話雖然多少讓我們嗅出一點酸氣，但也說明，舊詩也有舊詩的用途，是新詩代替不了的。

張恨水吸引讀者的另一手段是談掌故。清末民初，掌故盛行，報章雜誌不設置這類欄目的，幾乎沒有，張恨水既掌報紙副刊，亦不能免俗。掌故是傳統史學的旁脈，昔有瞿兌之為《一士類稿》作序，就以掌故為新的史裁，希望能因此打破傳統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和通典體的藩籬，「將四者通而為一」。他進而指出：「為救濟史裁之拘束，以幫助讀史者對於史事之了解，則所謂掌故之學興焉。」由此可以斷定，掌故的興起首先是由於人們對正史的不滿，而以私家著述作為補充；其次，清末文字之禁驟然失效，民國更以言論、著述、出版自由寫入《臨時約法》，從前悶著不敢說的歷史上的所有疑案，這時都成了好事者的談資；最後，報章雜誌的興盛，也為掌故的發表提供了更多的資源，從而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到掌故寫作中來。而城市市民讀者尤喜掌故，以此為茶餘酒後解悶消遣的必備之物，一鱗片羽不脛而走者，不可勝數，很有點類似於今天的讀史、寫史熱。

張恨水故居

張恨水很清楚，報紙副刊這席「大餐」，不能沒有掌故這道菜。何況他本人早就對家乘、野史、小說、筆記感興趣，雖非史家、經學家出身，但舊學的修養還是比較深厚的，且有文言、白話兩副筆墨，這些，對掌故寫作來說，都是很難得的。故無論是《夜光》《明珠》，還是只做了三個月編輯的《立報》副刊《花果山》，常有他撰寫的文史掌故，很為讀者所看重。不過，他主持的這些副刊既非專業的文史報刊，又以「三要三不」為辦刊宗旨，把自己定位在「柴米油鹽醬醋茶」和「書畫琴棋詩酒花」這些極小的問題上，不談大問題，不研究高深的學問，只揀些瑣碎的事來說，所以，他筆下的掌故往往也瑣屑得近於笑談，但猶能於剪裁去取之間傳達其微言大義，給讀者以啟發，讓善於讀書者自己去領會。這樣的例子很多，有一篇《蘿蔔的趣事》，講居家生活中最常見的蘿蔔，從蘿蔔的好處，江南人叫土人蔘，講到江西豐城蘿蔔之大，三國時曹操八十三萬人馬下江南，一餐飯只吃掉一個蘿蔔尾巴，隨後引出湖北一個知縣的綽號，因他非常會刮地皮，人稱蘿蔔刨子。後來張之洞當面問他，何以有這個綽號，他自辯是很儉約的，一件皮袍穿了六七年，故稱羅敝袍，老百姓叫順了嘴，就成了蘿蔔刨子。一陣胡扯，張之洞居然信了，他也因此保住了頭上的官帽。

這種寫法似乎是《燕山夜話》的先聲，只是他寫得更加含蓄，幾乎沒有作者主觀的議論，即使有，也是點到為止，看似平易，然而下字卻頗有斤兩，很耐人尋味。至如涉筆成趣，也每有之，又不矯情，以自然而然出之。有一篇寫到石達開翼園匾額，是六個甚屬可怪的字：了不得不得了。關於這六個字，民間有許多說法，張恨水基於石達開的性情，認為「石為人本甚曠達，其意當系就園本身故作超脫之言」，最後則落在他「極愛百姓，求之清官中，亦不易得」。另有一篇寫李連英的，他既處在慈禧與光緒之間，自是晚清歷史上極特殊且極重要的一個人物。文章很短，只有二百個字，寫李連英與光緒生隙的最初原由，竟是因李連英在宮內演戲，誤傷光緒，由於慈禧求情，才免除了四十皮鞭。「由是李深銜德宗，嗣後母子不和至戊戌，而有二次垂簾事，此輩亦與有力焉。」這類故事看上去荒誕不經，然而，事理的曲折隱微，人性的複雜微妙，在正史中幾乎是找不到的。

再舉一個《秦始皇》的例子，稱秦始皇為暴君，並不新鮮，新鮮的是，張恨水竟稱秦始皇為「呆漢」。他所依據的，恰恰是民間倫理，即所謂諺曰：「兒子好似我，要錢做什麼？兒子壞似我，要錢做什麼？」由此聯想到時人對萬里長城的讚美，他認為，專制時代，人君以百姓為草芥螻蟻、牛馬奴隸，「以秦之法，苟欲築長城，即使三尺孺子下令，不難望其有成，奚必有始皇始成功耶？以此為暴秦之偉業則惑矣」。而且，暴虐萬民修築的長城真的可以擋住胡人嗎？「不然，無長城以前，中國未嘗亡於胡也，有長城以後，則胡人之為患，固自若矣，長城果安足恃哉？」答案是不言自明的，而更讓我們驚嘆的，是他深刻地看到了「暴秦之偉業」背後「暴虐萬民」的事實，從而啟發我們理性看待專制體制創造的奇蹟。吳稚暉先生說，上海《申報》陳景寒（署名冷字者）的時評，在衣袋裡放三年，拿出來依然可用。至於《夜光》《明珠》上專作《小月旦》的哀梨先生（張恨水），他的文章「雖然不能放在衣袋裡三年，大概放在衣袋裡三個月，再拿出來用，我敢保險，那是沒有時間問題了」。這當然是張恨水的謙辭，我們看他的《秦始皇》一文，幾十年後再拿出來用，那也是沒有時間問題的啊。

張恨水成名作《春明外史》

張恨水辦副刊，其特點之三，是月旦人物。月旦一詞，是月旦評的簡稱。東漢許劭，有品評鄉黨人物的嗜好，每月更換一個題目，汝南遂有「月旦評」的舊俗，此後「月旦」也就成了品評人物的省稱。晉代的王隱說，《尚書》所載「三載考績」是「官法」，而「月旦」就是「私法」，以區別於官修正史。所以，歷來治掌故者未有不月旦人物的。

張恨水雖然自稱「小月旦」，但他的月旦倒都是「當朝」或下野的大人物，其中不乏孫中山、蔣介石、黎元洪、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吳佩孚、孫傳芳、徐樹錚、靳雲鶚、王克敏、吳稚暉這樣有權有槍的實力派，還有康有為、梁啟超、章士釗、張競生、柯紹忞等社會精英，乃至以「好人政府」自命的「北京的一班名流與學者」，一時間都聚集到他的筆下。他「向來是卑之毋甚高論」的，而且在《約法三章》中有過「絕對不批評大人物」的承諾，然而，有時忍不住也不得不站出來說幾句。曾經有朋友責怪，「夜光的小月旦，現在慢慢的成了大月旦」。張恨水說：「其然，豈其然乎？」他是接受又不接受。偶然高起來是有的，但並不涉及什麼主張和政見，所以，他倒不覺得已經變成大月旦了。不過他表示：「朋友們既然嫌是大月旦，我們以後就越發低下去罷。」 

其實，張恨水月旦人物，名頭看上去都很大，所談問題都很小，很少涉及他們的主張和政見，「只揀些瑣碎的事來說。好像人家吃麵包，我們只在桌上去搜集些麵包屑」。然而，小也好，低也好，碎也好，只是副刊的定位而已，對張恨水來說，「小雖小，對於社會上多少總有點貢獻，不是光說俏皮話而已。有時或也為極小的問題，在這塊地盤內，冒瀆當局」。不過，在辦報過程中，冒犯當局之事或常有，而當局出手干涉卻並不常見。

張恨水全集

民國十六年（1927年）重陽，正趕上京綏京漢兩路仗打得很厲害，他觀察那時的形勢，寫了一篇《明年此會知誰健》，「不料警察廳方面以為有些和大元帥（張作霖）開玩笑，檢查大樣之時，在上面寫了一個刪字。於是卑之毋甚高論的小月旦，也破天荒來一回扣留」。一年之後他又提起此事，倒有些黯然，說道，他當時並非詛咒張作霖一人，「不料今年今日張作霖居然成了古人，我想起去年此時，真覺一言難盡呢」。

關注民生問題是張恨水所辦副刊凸顯的第四個特點。雖然他主張副刊應該刊登供人消遣的文字，一定要好玩與有趣，但他畢竟生活在一個老百姓不得安寧的時代，中華民國成立已經十幾年了，他看到，「這十幾年來禍中國者，無非是打仗」。而「戰事不息，大局不定，時而倒總統，時而倒內閣，政府無主，四境分據，財政窮竭，百務廢弛，分崩離析，國不成國」，倒霉的只能是老百姓。在那些政客、偉人、名流的口中，十幾年來，張口「民意」，閉口「民意」，其實並沒有人把「民意」放在心上，也不曾在哪件事上尊重過「民意」。報紙既是社會公器，自然要替老百姓主持公道。而且，辦報之初，成舍我就決定了要走民營路線，無論何時何地，決不拿政府一分錢津貼，以自給自保，維持公正立場，做社會大眾的喉舌。張恨水所辦雖是副刊，有時也不能只談風月，也要兼顧百姓的衣食住行，或為了極小的問題，冒瀆當局。

因此，為民生問題而批評政府或官員們的文章，在張恨水所辦副刊的版面上就佔了相當重的分量。他是一個有底層情懷，平民意識的文人，他自己也剛剛從生活的困窘中走出來，所以，秋風起了，他會為那些無錢贖取棉衣的人如何過冬而擔憂；春節期間，北京下起了大雪，繼而又吹起老北風，他也替做小生意的買賣人而發愁；有婦人到郵局取錢度歲，轉瞬間被扒手竊去，他看到了，心大不忍，歸家便作短文一篇，批評地方官員和郵局不作為，沒有盡到保護顧客的責任，並提醒赴郵局者留心扒手；冬夜歸家，坐在車上，雪花撲面，其涼透骨，他轉而對在大雪中奔波的車夫深表同情，而當他看到還有人風雪中無家可歸卧於人家大門之下，他覺得此人的境遇比車夫更值得同情，並為自己當時沒有給他一碗粥錢而深深自責。所以他主張，有時不妨「向下看」。他認為，「向下看」有兩大好處，一是警醒自己，不要淪落到那個地步；二是喚起人們的同情心，憐惜窮苦人。這正是張恨水的善良之處，也是他對儒家「忠恕」思想的實踐，其核心就是將心比心，推己及人。他的這些小品文從生活中發掘人性之善，人性之美，使人感到非常親切，有一種人間的暖意洋溢在其中。

張恨水代表作

張恨水所辦副刊還有一個不能不提及的特點，在這裡，許多談論影劇的雜文隨筆都出自他的筆下。他的老家安徽潛山本是著名的戲劇之鄉，今日尚存的「彈腔」，即「二黃調」，就發源於此地。而徽班領袖、京劇鼻祖程長庚，其祖籍潛山縣河鎮程家井，離張恨水家所在地嶺頭鎮亦不到二十公里。他為此而感到十分榮耀，他說：「我有了大老闆，較之臨邑桐城人士之誇耀張家父子宰相，以及姚方古文正宗，卻不相上下。」這應該是他痴迷於戲劇的內因之一，而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和歷史文化名城，戲劇演出之活躍，也為他觀賞戲劇、研究戲劇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而且，他作為報紙副刊的編輯，也必須關心戲劇演出。他認識道：「我們要增加讀者的興趣，所以要藝術化；我們要多數人了解，所以要民眾化。」而他也有自己必須堅持的原則，他說：「我們向來不捧角。但是伶人藝術本佳者，也不能硬說他壞。我們承認皮簧是一種民眾化的藝術，決不用科學的眼光，來抹煞一切。」

恰如他所表白的，我們從他的筆下的確很少看到捧角的文字，有一篇《惜李萬春》，不知是否絕無僅有。即使這篇，也並非「捧」李萬春，而是對李萬春未能專習武生表示可惜。當時的熱門話題是舊劇改良，《明珠》就不斷收到讀者關於改良舊劇的稿件，說明好談此事的人有很多。他認為，舊劇固然需要改良，然而，改良者如果不痛下一番研究功夫，則難免會鬧笑話。他曾談道：「新文學家有主廢皮簧去胡琴者，此亦令人笑破肚皮之事也。」這種自以為是、不懂裝懂的改革家，在當時並不少見。至於舊劇改良，改什麼，不改什麼，當年也是有爭議的。他就很讚賞齊如山、梅蘭芳搞的新編戲《俊襲人》，認為此劇「雖不能十分完善，然而場面移至幕內，戲台上去了上下場門，不摔墊，不用飲場，場上不斷人，這都是舊戲極不堪的事，而能免除了」。在他看來，舊劇需要改良之處還有男女不能同台演戲這個陋俗，「中國伶人演戲，不分性別，實為不合人情之事」。他的理想是希望見到男女合作之劇場，他從觀看日本劇中得到啟發，「覺他人男女合演，有許多便宜之處」。

張恨水代表作

或許因為張恨水是個文人，當他談到舊劇改良的時候，更多的還是談劇本情節的合理性，以及唱詞、道白是否乖謬不通，詞語使用是否適當。在這方面，新編戲同樣存在問題，主要為兩大類：「一種加許多新名詞，令伶人向觀眾致訓詞，使人聞之渾身膚栗。一種則風花雪月，堆砌成篇，普通人聞之茫無所知，亦為不通之事。」他覺得，舊劇改良的正途，應該是「要民眾化，藝術化並保存中國文化的個性，謀中國音樂的發展，編出一種戲劇來，代替舊戲」。這當然並不容易，齊如山就曾對他言道，《俊襲人》也「不過是一種試驗，不是畹華，旁人還辦不到呢（指場面通不過）」。

看電影在當時屬於時新的娛樂活動，故而，「愛看電影的人，現在一天多似一天，愛作影談的人，也就一天多似一天」。作為報紙副刊的編輯，張恨水自然不敢怠慢，他在《我之所以看電影》一文中寫道：「說到我，每星期至少看三張新片子。」因此，他很快就從酷嗜皮黃的「半瓶醋」，變成了酷嗜電影的「半瓶醋」。然而，他這「半瓶醋」，談的都是很專業的問題，比如劇本問題，導演問題，演員表演問題，攝影和剪輯問題，以及譯名問題，說明書問題，乃至上海影評公式化問題，都有所涉及。他不認為看電影只是看個樂子，那時上映的影片以西洋電影最多，看了這些影片，他「得識西洋許多人情風俗」，真「像到過一趟外國」，由此「懂得許多人情世故」。他說：「看電影能看到這一點，那末，那兩三毛錢才不算白花，若是只圖看滑稽角兒摔一個跟頭，好打一個哈哈，那等於到遊藝園雜耍場，聽說相聲了。」他講到自己喜歡看的影片，不是那種所謂大製作的巨片，而是導演、演員都「正合我意」，而且「攝影奇妙，表演靈活」的影片。他很看重劇本創作，以為「劇本的優劣，幾乎就是影片的命脈」，但國產影片往往不能讓他滿意，他批評國產影片，「十之八九，無非描寫男女間的愛情問題。固然，戀愛亦為社會問題之一種。然以中國社會之黑暗，何時何地不可得資料以編製劇本，何以僅僅限於這一點呢」。不過，他在看了許多外國影片之後，與中國戲劇、小說做了一番比較，也有太多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

中國的戲劇，逃不過落難公子中狀元，小姐後花園私定終身。可是我看一看外國影片，也幾是一個美女嫁一個好漢，實在無趣。中國人是重文的，所以小說上的小姐，總嫁狀元。外國是重武的，所以電影里的小姐總私配好漢。中國的小說，公子調戲人家小姐，理之當然。外國電影里的俠士，調戲人家小姐，可以公然無忌。中國小說里的狀元，常常被招駙馬。外國電影里的武士，也常常娶公主。中國小說里的俠客，結果是做一個御前帶刀侍衛。外國電影里的俠客，也不過想做一個佩劍皇家衛士。中國小說里的俠客，救駕誅叛逆，然後受賞。外國電影里的武士，也是替皇家殺些叛黨，然後結婚。中國小說的結局，不外洞房花燭。外國電影結局，不外擁抱著一吻。

他於是得出結論：「文藝家迎合一般社會的心理，是這樣卑鄙。中外如出一轍，可嘆！」而這種情形，又以美國影片最為嚴重，「十九必出於團圓。看盡之後，每令人興味索然」。他曾多次在《明珠》撰文，批評團圓弊這種惡趣味。

《世界日報》創刊一周年的時候，張友漁（署名友彝）寫了一篇《一年來「明珠」的文體》以為紀念。他在文中對一年來《明珠》的表現有一個概括總結：「『明珠』的靈魂，是他那『瘋狗』的精神。『明珠』的面貌，是他那『典麗雋永』的文體。」張友漁最初是張恨水的作者，他一邊讀書，一邊寫雜文，「我把稿子寄給張恨水，由他決定用於世界日報的《明珠》，還是世界晚報的《夜光》」。不久，他和馬彥祥、胡春冰、朱虛白一起，被《世界日報》聘為特約撰稿人，直接參与兩大副刊的編寫。張恨水曾說，他「帶出來的那一班徒弟，還在那裡口沒遮攔亂喊」，這或許可以看作是他對「瘋狗」精神的一種回應；而他對舊時文人頭巾氣和新文人洋頭巾氣的批評，似乎正是他「久不開口」之後對「明珠體」之問的一種回答。實際上，在他的主持下，《夜光》《明珠》兩刊一直沒有放棄「以不失圓潤光亮的性質而能使別人愛惜賞玩為度」，這是張恨水所堅持的；但它們又時時面臨著「不倫不類」的種種可能，年輕人要改變成法，推翻標準，追求「進步」，也是張恨水不能阻擋的。

本文選自《張恨水傳》解璽璋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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