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失敗與體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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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忙著趕稿，本不想寫東西了，但是有些話不吐不快，還是得說兩句。

一

在空姐乘滴滴被姦殺僅三個月後，又一個女孩因為滴滴遇害了。

根據海恩法則，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後，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

這兩起接連發生的嚴重事故絕不是相加的關係，應該相乘計算。再算上那些被滴滴「公關」壓下去，未曾曝光的事故，我們可以斷定：這不是單單是司機的問題，也不僅是客服的問題，更不只是順風車的問題，而是滴滴公司出了問題，維繫整個公司運作的系統失敗了。

這麼一個系統失敗的公司，理應在激烈的市場經濟競爭中落敗，要麼被用戶拋棄，要麼被政府罰到傾家蕩產，早就該關門才對，怎麼還能存活至今呢？

客戶沒法拋棄滴滴，因為城市計程車更爛；政府不會重罰滴滴，因為柳老闆背後錯綜複雜的政商關係。

計程車是一個龐大的市場，然而准入牌照卻掌握在地方權貴手中，這造成兩個後果：一來普通百姓要為之付出高額成本，包括計程車司機的車份錢和轉嫁到乘車者上的種種不便。二來中央權貴無法從這個龐大市場中獲利，強龍難壓地頭蛇，再手眼通天也沒法去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和坐地炮搶錢。退一步說，就算能做到，這麼一個一個城市地打過去，也得不償失。

柳老闆的滴滴橫空出世，給了普通群眾一個替代選擇，更關鍵的是，讓中央權貴有機會染指計程車市場。滴滴佔據壟斷地位後，整合了全國的網約車和共享車資源，一下佔領了幾百個城市的市場，中央權貴直接參股滴滴，並為之保駕護航就可以了，用不著自降身價，去和地方坐地炮搶市場，輕輕鬆鬆躺著把錢賺了。

滴滴的崛起，表面上看是乘車者對計程車的反抗，實質上是中央權貴對地方權貴的侵略。

普通用戶要麼被中央權貴把持的滴滴侵害，要麼被地方權貴控制的計程車侵害，沒有第三個選擇。

無論是地方權貴把持計程車牌照發放，還是中央權貴為滴滴開路，這都是體制問題。

二

在樂清女孩遇害案中，滴滴公司有責任，警方也有責任。

假如遇害者是洋人，假如遇害者有「關係」……

在山東徐玉玉詐騙案破案後，我寫過一篇《破案經濟學與犯罪經濟學》，指出「不立案、消極應對」是警方在資源有限條件下的必然選擇。

徐玉玉案、女孩打車遇害案、成都摔狗案……等一系列針對普通百姓的侵害案件中都有警方辦事不力的現象，這說明公安機關在保護普通群眾上，也出現了系統失敗。在有限的資源下，公安機關無法應對層出不窮的案件，只能把注意力和資源傾注在受上級重視和輿論關注的重點案件上，至於其他案件，就聽天由命了。

一分錢一分貨，好的治安不是免費的，以香港為例：在列格斯坦智庫公布的《全球繁榮指數》中，香港連續三年在「安全與保安」指數上排名世界第一。這是因為香港有一隻服務可靠度在全世界排名第六的警隊。這隻隊伍由33800名警察組成，平均每217名香港公民就擁有1名警察，他們一年要花掉香港納稅人165.47億港元，佔香港政府支出的4.7%。

而大陸只有約180萬名警察，平均每724名公民才擁有1名警察，輔警人數無法統計，但很顯然就算算上輔警也遠遠達不到香港的比例。支出方面，以徐玉玉一案所在的的山東為例，2015年山東省公安廳支出預算為17.67億，僅占省級一般公共預算的0.03%。這個水平的投入只能換來全球可靠度排第60名的警隊，這個層次的警隊也只能保證全世界排名第97的安全指數。

然而，根據《全球競爭力報告（2015-2016）》，中國大陸總稅率為64.6%，排名全世界第128；而香港為22.8%，排名第18。

為什麼我們納的稅多，得到的服務還差呢？

這也是體制問題。

三

大盜賊霍老爺指出：犯罪嫌疑人鍾某，留守兒童，輟學，萬眾創業難民，互聯網金融難民，他一人身上把這十幾年的雷全佔了。

教育失敗、金融失敗、產業升級失敗、就業擴大失敗、社會救助和保障體系失敗……

鍾某身上濃縮了中國社會的系統失敗。

在這，我只擇其一來談，教育。

假如一個人在少年時期缺乏權威的管束，就會任由暴戾情緒滋長，形成反社會的人格，易走向犯罪，其中來自父親的教導尤為重要。美國70%的少年犯來自單親家庭，60%的強姦犯，72%的少年槍殺犯，70%的長期服役者都來自缺少父愛的家庭。這一點甚至在動物界也得到證實——肯亞公園中的少年公象會強姦犀牛，在引入成年公象後這一現象再沒發生過。

由於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數以千萬計的打工者沒法把子女帶在身邊，只得把他們放在老家，由爺爺奶奶代管。而現在，這些留守兒童長大了，對未來的憧憬被無情的現實壓碎，現有秩序沒有他們的位置，要麼沉淪三和，要麼滿腔憤懣，等待著發泄的機會。

有人結合前兩天蘇州勤惜實驗小學校內隔離八百餘名農民工子弟一事，稱正是城市中產的自私造就了未來的罪犯。

在這件事中，我們要看到三個事實：

第一，政府拆掉了農民工子弟小學；

第二，政府沒有為農民工子弟提供就讀公立小學的機會；

第三，蘇州勤惜實驗小學名為公立校，但從費用和入學難度看，實屬私立校、貴族校，政府此舉無異於慷他人之慨，讓勤惜家長掏錢為自身施政失當買單。

了解以上三點事實後，再回過頭來結合樂清女孩遇害案，提兩個問題：留守兒童問題是誰造成的呢？留守兒童問題該誰解決呢？

這還是體制問題。

四

前三十年里有兩句流行語很有意思：

發動群眾斗群眾。

把賬算在四人幫頭上。

外賣小哥、死肥宅、中產、農民、勞工、房奴、房東、乘客、車主、小老闆……這都是標籤，本質上咱們都是群眾，都是一條線上的，不要自己斗自己，別被人忽悠了。

那麼面對種種社會問題，我們該怪誰呢？把賬算在四人幫頭上。

有人不愛聽這些，把「體制問題」當笑話看。

這不是笑話。

時至今日，一切問題都是體制問題，一切問題都是政治問題。

前兩天我發個微博：

大學籃球館賣飲料不能網路支付，只收現金。表面上看是人員素質問題，主動性不夠；再進一步是管理問題，沒有激勵措施，假如員工能從營業額中提成，肯定會主動設置網路支付；從根本上看是所有制問題，假如前台承包給個人，收益完全歸個人所有，經營者不會跟錢過不去，早就主動擁抱網路支付了。現在想買水的因為沒現金渴著，體育館也少賺錢了，雙輸，社會整體效益降低。公有制之弊，私有制之利，市場經濟之優，由此可見一斑。

有人留言：怎麼改進呢？

沒法改進。前台沒好臉色的中年婦女都是靠關係進來的，沒法開除。想動這麼幾個人，必須得後勤集團一把手出面才行，想換後勤集團一把手，就得換校長。可換了校長，還會形成新的利益輸送鏈條，濤聲依舊。想改進，要麼改變籃球館所有制，要麼徹底打破權力運作黑箱。

你看，這還是體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