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殺害的天使們（四）— 無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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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的更新內容，是那些悄無聲息、無人知曉地死在自己家中的孩子們。

讓我們先從一部同名電影《無人知曉》說起。

《無人知曉（誰も知らない）》是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在2003年拍攝，2004年與日本公映的一部家庭社會題材電影。從內容上，與他最近在中國公映的《小偷家族》有幾分相似，都描寫的是活在社會陰影中的人們的日子。然而，《無人知曉》這部影片所反映出的現實，卻更讓人覺得喘不過氣來。

故事發生在1988年的東京西巢鴨。

1988年是一個不平凡的年份。這一年，日本延續了超過20年的強勁經濟增長勢頭，仍然在繼續攀升著。隨著年輕一代覺得錢越來越好賺，生活上也逐漸放棄了日本傳統的價值觀，開始向著「現代化生活」邁進。隨之帶來的，就是傳統家庭結構的解體。

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覺得，構建那種古板的家庭結構其實並沒有必要，反而使夫妻雙方都失去了更多的自由。於是在這樣的思潮下，日本的離婚率、未婚生子率、低齡產婦數量也在不斷上升。年輕的媽媽們靠著丈夫、男朋友的供養，只要負責「貌美如花」，似乎就會永遠吃穿不愁。而年輕的男性們，也認為趁著大好年華，幹嘛不多玩玩呢？

現在回過頭去看看的話，我相信大多數日本人都會覺得，那是一個浮躁到難以理解的年代。

西巢鴨，位於池袋、田端和赤羽所構成的「東京北三角地」地區。在赤羽進入1990年代開始大規模街道改造之前，這一地區被認為是東京市裡，最具有「昭和時代」氣息的地方：道路兩旁林立著低矮的小樓房，店鋪比肩接踵地順著商店街排開，買菜購物的主婦們行色匆匆，小酒館裡人們把酒言歡，鄰居街坊們也經常互相來往。然而，隨著老居民的減少，大量的空置房、新建住宅，就迎來了大批的外來租戶，讓這一地區漸漸地變了樣子。

1988年7月18日，盛夏的東京，一名公寓房東突然派出所打來了電話，反映了一個問題：有一戶人家連續半年沒有交納房租，而房主長期不在，只留下了幾個孩子在家。接到報警的巢鴨警察署的警察們，感覺到事情很蹊蹺，於是便叫上了豐島區的兒童福利事務所的工作人員，一起在當天下午對這家進行了家訪。

打開門後，撲面而來的是一種腐敗酸臭的氣息。屋中垃圾遍地，窗帘緊閉，幾個孩子灰頭土臉地坐在客廳里，身上衣衫不整。警察們叫來了家裡最大的孩子，向他詢問家長在哪裡。而這名14歲的男孩卻回答說：

「媽媽從去年11月就走了，再也沒回來過。」

「那麼，有其他親戚來照顧過你們嗎？」

孩子搖搖頭。在簡單檢查了屋中的信件後，警方發現孩子們所住的這間公寓，由於煤氣、電費、水費長達半年沒有交納，已經分別被停水停電停氣。

驚訝之餘，警方和兒童福利所的工作人員立即安排了緊急收容，將家裡的孩子們當晚便聯繫好，送入了兒童福利機構。同時，由於最小的3歲女童當時處於嚴重的營養不良的狀態，直接被送到了就近的帝京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

當晚警方從家中救助的，一共有三名兒童：

上島治，14歲，家中長子，出生於1973年10月。

上島理佳，5歲，長女，出生於1982年11月。

上島紗奈，3歲，次女，出生於1984年9月。

警方送阿治的口中了解到，這一家人是1987年10月才剛剛搬到這間位於西巢鴨的公寓中來的，之前也曾經三番五次搬過家。母親上島律子自1987年11月底，以「去大阪工作」為由離家之後，最初的四個月，每月都會通過留下來的存摺，給孩子們匯入一些生活費。然而，從1988年3月開始，母親律子音信全無，再也沒有匯過錢來。

「你媽媽每次寄來多少錢？夠用嗎？」警方對阿治問。

「每次最多3萬，有時候是2萬。房子的租金肯定不夠，這些錢其實都不夠我們吃飯用...」

「那麼，你們的父親呢？為什麼不向父親去求援呢？」

阿治抬起頭，望著面前的警察，說：「我們兄妹三人，都不是一個父親生的，所以誰都不願意管我們。」

「那爺爺、奶奶呢？他們還在世嗎？」

阿治搖搖頭，「我從來沒見過他們。」

「你媽媽的朋友之類的呢？」

「媽媽從來不把朋友帶回家裡來。我自己也沒有任何朋友...」

如此複雜的情況，不禁讓進行問詢的警察咋舌。看著眼前這個瘦骨嶙峋的孩子，警察們都紛紛產生了惻隱之心。然而，從19日開始的警方問詢中，警察們紛紛覺得這個孩子雖然很可憐，但是卻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抗拒感」。對於一部分問話，他選擇了沉默不言，或是閃爍其詞。從多年從事警察工作的經驗來判斷，警察們知道，阿治一定在刻意地隱瞞著什麼。

而另一方面，從孩子們的母親律子留下的存摺對賬記錄里，警察們發現那幾筆匯進來的生活費，都是通過千葉縣的一家銀行匯來的，與阿治所說「媽媽去大阪打工」的情況並不相符。究竟是母親律子對孩子們說了謊，還是匯款的另有其人，東京巢鴨署的警察們聯絡了千葉縣警，要求他們在當地展開調查。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在我們的認知中，母親對於孩子的愛，幾乎是世界上最偉大、最有力的一種感情。因此，當媒體們聽說「有母親遺棄了三名孩子在家，自己神秘失蹤」後，立即從這起事件中感覺到了異常。於是從21日起，大批媒體便聚集於孩子們曾經租住的公寓樓下，開始採訪孩子們的鄰居和周圍的民眾，想從他們的口中得知這一家人的情況。

根據公寓房東的回憶，最初在租下這間公寓時，孩子的母親還帶著長子阿治，來登門拜訪過。在聊天中，母親律子說自己在百貨店工作，是賣高檔服裝的。在幾年前與阿治的父親離婚後，自己一個人搬到了這裡來住。感嘆於這位獨身母親的不容易，房東還對她和阿治提出，如果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儘管開口不用客氣。

「那麼，您知道她有這麼多孩子嗎？」記者們問房東。

房東搖搖頭，「完全不知道。就算是在同一層樓里的住戶，彼此之間也並不熟悉，所以很少去議論別人家的事情。我們其實並不會因為孩子多，就不把房子租給她。所以從我的角度來說，完全不能理解她為什麼隱瞞了自己孩子的事兒。」

而在周圍的鄰居眼中，孩子的母親律子，是個很神秘的人物。

「她好像每天深夜才會回來，而且大部分是被車送回來的。幾乎沒看到過她在早上出過門去上班，離家的時刻... 差不多都是下午4、5點吧。穿著上倒也沒什麼特別的，就是一般都會拿個很大的手提包。」與上島一家同住在三層的一位主婦，這樣回憶道。

附近的便利店和超市店員，也被記者們抓住進行了採訪。

「常常看到這個孩子自己來買吃的。買的大部分都是在晚上8點以後，被貼上了「打折」和「半價」之類的這類食品。沒見過他買水果、蔬菜，除了速食麵以外，基本上就是那些已經做好了的便當、飯糰子之類的東西。」

「最近一段時間，經常看到他帶著一個4、5歲左右的女孩，兩人一起來店裡。兩人都看上去臟髒的，很久沒洗頭髮的樣子。店長曾經問過他們，是否需要幫忙，但是那個孩子只是說想要買吃的，可是沒有錢。店長就指示我，把每天臨近下架之前的便當，偷偷拿給這兩個孩子。」

但是當記者們問到「他家一共有多少孩子」的問題時，誰也說不出個準確的數字來。

於是，這個問題就被留給了豐島區的區役所：在這裡，本區所有居民都有戶籍登記。

警方在看到區役所的檔案後，才意識到這條路也是行不通的：上島律子在搬家到這間公寓後，在區役所的戶籍登記中，只登記她自己一個人。換句話說，所有的孩子她都沒有進行戶籍登記。

最終讓警方了解到實情的，是3歲的上島紗奈在醫院中療養時，畫下的一幅畫：在畫面中，一個穿著紅裙子的女人，和4個孩子在一間屋子裡吃飯。

紗奈畫完之後，指著那個紅色裙子的女人對女警和護士說：

「我想媽媽...」

為了確認原委，在場的女警便讓紗奈告訴她，畫面上的都是誰。

「這是媽媽，這是阿治，這是理佳，這是我自己，這是小花...」

「那...小花是誰呀？」因為與警方已經掌握的情況不同，於是女警追問道。

「是妹妹。」

「小花...現在在哪裡呀？」意識到自己可能問出了非常可怕的事情的女警，強壓著心情繼續問道。

紗奈搖搖頭，說：「不知道，她不會動了...」

女警迅速將這一信息彙報給了辦案組的警察們。為了慎重起見，警方以緊急搜救的名義，對這些孩子住過的公寓，再次進行了徹底的搜索。

搜索的結果讓警察們都毛骨悚然：在這家人的衣櫃中的一個木箱子中，裝著一個已經成為白骨的嬰兒屍體。根據法醫鑒定，這具屍體的死亡年齡只有大約6個月大。

找到孩子們的母親，立刻就變成了警方的當務之急。為了防止孩子的母親畏罪潛逃，警方並沒有將「發現不明嬰兒屍體」一事披露，而是向媒體公布除此之外的大部分線索。很快，這起事件便被各家報紙和電視台發布出來，在全國範圍內尋找這位母親。

7月23日，從電視新聞中得知了此事的孩子們的母親上島律子，來到了千葉縣成田警察署主動自首。當天，她便被移交給巢鴨警察署。

根據上島律子的供述，這件事的全貌才得以展現。

上島律子，1948年出生於埼玉縣的一戶普通家庭。18歲時離家出走後，便與自己家再無來往。她從19歲起便進入了陪酒行業，並曾經先後與多名男子同居，在25歲時意外懷孕，對方是一名保險銷售員。

1974年11月，長子阿治誕生。律子曾經向丈夫提出去進行新生兒登記，然而丈夫只謊稱進行了登記，實際上並未進行。1975年3月，她丈夫將保戶的保險金私吞後人間蒸發，從此渺無音信。律子只好重操舊業，繼續干起了陪酒女的老本行。

1980年2月，兒子阿治年滿6歲，到了該上小學的年齡。早已為阿治準備好書包、運動服的律子，卻遲遲沒有收到兒子的入學通知書（日本的小學是按照居住地自動分配的）。感到奇怪的她，便前往了當時所在地的市役所進行查詢。查詢結果卻顯示，由於兒子阿治並未提出過出生登記，學校根本不可能給他發出入學通知書。

而另一個讓她崩潰的信息是，就連她本人與丈夫的結婚登記，其實也根本不存在。

也就是說，阿治是個一無父親，二無出生記錄的「黑戶」。

市役所的工作人員告訴她，如果現在去福利事務所進行登記的話，把阿治的出生登記補上，將他調入自己的戶籍中，那麼阿治還可以趕上第二年的入學。然而，此時的上島律子頭腦中的另一個念頭，卻讓她猶豫了。

已經32歲的她，此時恰好遇上了一個40歲左右，剛剛喪偶的中年男人。由於這個男人常常來自己工作的店裡，於是兩人便熟絡了起來。從2個月前開始，律子和這個男人也發展出了肉體關係，她正想借這個機會，對這個男人提出再婚。

而如果此時把阿治加入自己的戶籍的話，那麼在將來登記結婚時，阿治的存在肯定會被男人發現。帶著一個已經要上小學的兒子，對於已經不再年輕的律子來說，似乎是她再婚路上的最大障礙了。於是權衡再三，律子決定不去為阿治補充出生登記，就讓他「黑」下去，等到把再婚的事情生米做成熟飯之後再說。

但是，上島律子看男人的眼光和運氣，實在是太差了。過了不到一個月，這名中年男人便與她斷絕了來往，而是跟其他女人結了婚。為了生計，也為了尋找下一個目標，律子只好繼續從事著陪酒的生意，用賺來的錢養育著阿治。

好在社會經濟還算景氣，酒廊的生意相當不錯，律子也沒有感覺到太大的生活壓力。

1982年3月，律子發現自己已經有了兩個月的身孕，對方是一名出租司機，也是她在店裡的熟客。與現在不同，在80年代，出租司機可以算是高收入職業，月薪甚至超過很多大企業的員工。律子與這名出租司機搞上之後不久，便時常前往出租司機的家中過夜，也是在這段時間裡，她懷上了對方的孩子。

相信很多人會說，「難道她不會避孕嗎？」其實不然，懷孕其實才是她想要的結果。既然說到這裡了，那麼我就來講講，為什麼這些母親，會選擇「難以理解地生了這麼多孩子」呢？

想必很多人都聽過這句話：「用孩子把對方拴住。」沒錯，在這個世界上，其實存在著很多「強行在一起」的男女關係。在這樣的關係中，缺乏安全感的一方，往往會選擇用一種「客觀的手段」，來使對方無法拋棄自己 —— 當然，這種所謂「拋棄」，有可能是真實存在的感情危機，也有可能是某一方的臆想。

然而，無論是真正的危機還是單方面的臆想，對於不想放棄感情關係的一方來說，利用「兩個人都有孩子了，就別分開了」這種思維，來把對方留在身邊的做法，其實並不罕見。甚至對於有些夫妻來說，女方明知對方出軌，也會假裝不知道，並且讓自己有意懷孕，從而留住男方，顯示出所謂「正房的氣度」的例子，這也不僅僅是只出現在影視劇之中的。

對於上島律子來說，她是想要留住這樣一個男朋友的，自己也畢竟徐娘半老，靠著猶存的風韻已經不能支持幾年了。為了獲得長期飯票，她不得不想出一些讓男人無法提出分手的辦法，而懷孕並且把孩子生下來，這可能就是她能夠使用的唯一手段了。

然而，儘管上島律子這名出租司機約定，在孩子生下來之後就登記結婚，但是在1982年9月這名出租司機卻因為交通事故不幸身亡。2個月後，律子自己在家中，獨自生下了長女上島理佳。

第二個孩子誕生之後，出於同樣的原因，上島律子還是沒有去辦理出生登記。在這之後，上島律子交男友的頻次，明顯更加提高了。而且為了留住男朋友們，她屢次使用了「懷孕生子」的辦法。但是也許是造化弄人，她之後的歷屆男友，要麼在得知懷孕後就嚇得逃跑，要麼就是在提出結婚後反而斷絕來往。這期間，誕生於1984年5月的第二個兒子，在生下後第5個月，由於先天性疾病未得到救治，而不幸夭折。因為沒有做過出生登記，因此律子也無法替這個孩子安排葬禮，於是便把他小小的屍骨，裝進了木箱中封存。

根據日本1980年更改的兒童福利法，在醫院中產下的新生兒，都必須進行新生兒的戶籍登記，並且安排定期體檢。為了不暴露自己「獨身」的情況，對所有的孩子，律子都選擇了在家中自己生子。

1986年9月，律子的第五個孩子，上島花出生。律子在把「生孩子」這件事當成了拴住男人的手段的同時，自己卻根本沒有精力來照顧孩子們。不得已，此時已經漸漸長大，卻還有沒上過一天學的上島治，便只好擔當起了照顧妹妹們的工作。不必說，這家的孩子們都是徹徹底底的黑戶，沒有出生登記，也就沒有戶籍登記，更沒有醫療保險、疫苗接種、兒童福利，以及受教育的權利。

1987年夏天，律子遇到了一名來自千葉縣成田的小公司社長。隱瞞下自己有孩子的事實後，律子開始了跟這名50來歲的社長的交往。

1987年11月，律子感覺到這次的「獵物」，相當有可能成功地與她結婚。於是在跟家中的孩子撒謊「要去大阪工作」後，她攜帶著自己的行李，悄悄跑到了千葉，搬進了社長的家中，開始了同居生活。然而這樣一來，自己的四個孩子，就成為了她再婚之前，不得不去處理的「麻煩」。在這個麻煩面前，上島律子卻選擇逃避。她在最初的3、4個月之後，便主動停止了往家裡匯錢。當警方問到她是否知道，她一旦切斷了孩子們的經濟來源，孩子們會怎樣時，她是這樣回答的：

「最開始的時候，還會覺得心裡有所愧疚。但是我也想要自己的人生，想要忘掉自己過去犯下的錯誤。在這樣的心境中，就總想從過去的生活中跳出來，忘掉一切重新生活...」

「但是你那些孩子，可不是想要忘掉，就會憑空消失的。」

律子沒有回答，深深地低下了頭。

當警察告訴她，孩子中最小的上島花目前下落不明時，律子並沒有任何的反應。

上島花的失蹤，其實就是長子阿治一直想要隱藏的問題。

從小到大從未上過幼兒園，也從未踏入過學校校門的他，其實最需要的是同齡人的朋友。但是在上島律子還在家中的時候，他總是被母親命令禁止與外人交談，因為律子怕他對別人說起些什麼，暴露出自己的家庭實際狀況。

當律子離家之後，失去了管束的阿治，便在偶然的機會之下，認識了兩個和他年齡相仿的朋友：阿勇 和 阿明。

阿勇比阿治小兩歲，母親離家出走後，父親再婚。但是阿勇和繼母的關係非常不好，所以乾脆長期離家出走。阿明與阿治同歲，身體非常壯實，因為在學校里經常使用暴力，因此被班中的同學們聯手孤立起來，最後只好從學校退學，每天遊盪在街上。

就這樣，三個同樣孤獨的少年，便每天聚集在阿治的家裡。而阿治，也似乎從每天照顧妹妹們的生活中解脫出來，找到了生活中的一絲樂趣。母親留下來的錢，很快就花光了，為了維持生活，三個少年各自想了辦法：阿明從家裡向父母要錢，而阿治和阿勇則去從店裡偷東西。

1988年4月21日，阿明在阿治的家裡突然肚子餓了，卻發現買回來的速食麵全吃完了。感到生氣的他，便開始在家中挨個責問，是誰吃掉了速食麵。因為阿明脾氣暴躁，孩子們都懼怕他，於是紛紛說自己沒有吃。最後，阿明看到了在卧室里，趴在地上玩玩具的小花，就斷定了是她吃掉了自己的速食麵。於是，阿明開始打小花的嘴巴。

在一旁的阿勇和阿治，此時也與阿明一起開始毆打小花。打了一會兒後，小花的哭聲越來越大，阿勇和阿治感到心煩，於是便躲到了旁邊屋裡開始看電視。而阿明卻打得興起，他模仿著電視里職業摔跤的技巧，把小花高高拋起後再摔到地上。這樣折騰了幾個回合後，他儼然把小花當成了皮球，拋起來後再用膝蓋去頂。小花遭受到了這樣的暴力後，也就漸漸從哭鬧變成了尖叫。

過了一會兒，阿治突然意識到，小花的哭聲消失了。他和阿勇一起跑到卧室中，看到阿明也一臉慘白地蹲在地上。在他的面前，是被打得口鼻出血的小花，一動不動地仰卧在地。

「壞了！好像是死了！」

阿治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叫救護車。然而，他剛要去拿電話，卻被阿勇攔住了：

「別報警，報警的話，咱們三個都得進少管所！」

阿明抬頭看了一眼表，說：

「七點了！我得回家了，白白！」

說完，阿明便拉著阿勇，兩個人頭也不回地逃走了。阿治沒有辦法，只好用被子把妹妹小花裹起來，他以為只要保溫，妹妹就還有活過來的希望。之後，他跑下了樓，從附近的葯妝店裡偷來了創可貼，貼在了小花流出血的鼻子和嘴巴上。

4月22日早晨，阿治醒來之後，發現小花的身體已經冰涼了。他想起來在幾年前，剛出生後不久的弟弟死去的時候，母親律子的處置方法，於是便拿來了垃圾袋和空氣清新劑，把小花裝進了垃圾袋中，並撒上了大量的空氣清新劑，繫上了口，放在了壁櫥里。

4月26日，阿勇忐忑不安地來找到了阿治，詢問小花的情況。當兩人打開壁櫥的時候，看到垃圾袋已經鼓脹，從袋子中不斷散發出臭氣，小花的屍體已經開始腐爛了。於是兩個人商量之後，將小花的屍體連帶著垃圾袋，裝進了家裡的旅行箱中。中午時分，兩個人坐著電車來到了東京西部的高尾山中，把行李箱埋在了山腳下停車場附近的林子里，蓋上了樹枝。

還不滿2歲的上島花，甚至都沒有踏出過家門，就這樣孤零零地被丟在了這處山谷中。

1988年8月10日，阿治、阿勇和阿明三人，被東京地方檢察院以傷害致死、遺棄屍體的罪名起訴。由於被告人均未成年，該案被移交東京家庭法院審理。儘管案情非常惡劣，但是法官考慮到此案的原因，是由於作為母親的律子未盡到應有的責任才導致的，而且阿治在案發之前，也確實盡心儘力地照顧過妹妹們，因此應當從輕判罰。最終，阿勇和阿明兩人被判處在少管所中接受2年的強制教育，而阿治只是被送入了少年教護院。

1988年10月26日，對上島律子的審判開庭。東京地方法院以「遺棄罪」和「遺棄致死罪」，判處上島律子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在緩刑期間，律子需要負擔起對理佳和紗奈的養育責任。

這起事件由於鬧得全國上下沸沸揚揚，男朋友理所應當地對上島律子提出了分手。

然而在阿治的強制教育期滿後，他並未回到母親的身邊。

《巢鴨兒童遺棄案》，其實要比《無人知曉》的劇情嚴酷得多。在導演是枝裕和的改編下，最小的女兒的死其實被幾乎略過，只是從幾個細節上來暗示了她的墜樓。

而另一方面，對於母親為何放棄了孩子們的出生登記，又為何最終拋棄了這些相依為命的孩子們，其實與是枝裕和一貫的敘事風格相同，都沒有具體地談到。然而當你看完電影后，才會明白同時作為母親和女人的她，在進行選擇的時候，是多麼的自私。

在選角上，是枝裕和挑上了幾乎沒有任何演員經驗的女歌手「YOU（原名 江原由希子）」，是因為「她看上去就像是會拋棄孩子的女人」。

也許是為了淡化影片中的無助絕望感，片中安排了一些對孩子們充滿好意的角色，也讓觀眾們能夠從壓抑的劇情中，稍稍鬆一口氣。

2004年，由於拍攝時年僅12歲的柳樂優彌在這部電影中的出色表現，使他在戛納電影節上獲得了最佳男演員獎。在長達一年的拍攝期間中，柳樂優彌的身高從146cm猛增到163cm，也進入了變聲期，所以這些細節反而在影片中都得到了體現，很自然地表現出了哥哥在外形、心理上的一些變化。

而隨著《小偷家族》的獲獎，也讓更多的觀眾將片中「祥太」扮演者，同樣是12歲的城檜吏，拿來與14年前的柳樂優彌進行比較。

如果說在《巢鴨兒童遺棄案》中，母親上島律子只是放棄責任，但未想過害死孩子們的話，那麼分別來自日本大阪，和中國南京的這兩位母親，做出的事情就逃脫不了故意致死的結論了。

《大阪兒童餓死事件》與《南京女童餓死事件》，我們明天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