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商鞅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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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59年，秦國首都櫟陽。這天，秦國政府在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長的木棍，宣稱：如果誰把木棍從南門扛到北門，賞十金。

這麼近的路，這麼輕的工作，政府願意花十金？圍觀的人都以為此乃咄咄怪事，沒人接招。一會兒，加價了：五十金。好半天，終於有人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把這根木棍扛到了北門――他果然得到了五十金。

這起小概率事件的幕後推手有兩個，一個是秦孝公，一個是在秦孝公支持下，主持變法工作的商鞅。據說，商鞅干出這種令時人和後人都稱奇的怪事，是他怕民眾不信任政府，需要通過出高價干無聊事的方式來立信，來表明政府無論什麼情況下都會說到做到。這件事的歷史名稱就叫徙木立信。

徙木是否真的達到了確立政府信譽的預期，時過景遷，很難評估。不過，以後人的眼光看，徙木事件給了我們另一種深刻的暗示：政府之所以為政府，就在於它為了達到自身目的，從來都不惜採取任何極端的、匪夷所思的措施。

事實上，一言以蔽之，商鞅變法果真就是一場極端的、匪夷所思的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民風的激進改革。改革的目標是為了大國崛起，公正地說，商鞅做到了，但他本人卻慘遭橫死。生活於崛起運動中的秦國民眾，儘管眼見祖國一天比一天強大，卻不僅沒能擁有日甚一日的幸福，反而與這個冷冰冰的祖國越來越對立。

2、

商鞅並不姓商。他姓公孫，名公孫鞅。商鞅這個名字是多年以後，他在秦國的改革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效，秦孝公把於和商的十五個邑作為他的封地，號商君，後人因而把他叫作商鞅。

商鞅時代，春秋時期的幾百個諸候國，經過大魚吃小魚式的兼并，只餘下了秦楚燕韓趙魏齊七大諸候和中山、宋等十幾個蕞爾小國。春秋時期百家爭鳴的盛況，延至戰國，已然極劇萎縮。當時的知識分子已經不再像老子、孔子那樣追求形而上的思想，而是熱衷於迅速獲取功名。

秦國的起源，是公元前九世紀，一個叫非子的人為周王室養馬，得到了一小塊封地，作為周王室的附庸。由於地處苦寒邊遠之地，文化落後，交通閉塞，民風蠻勇，雖然出現過秦穆公這樣的霸主，但大多數秦國國君都碌碌無為，秦國一向被東方諸國看不起。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繼位。這是一個只有二十一歲的熱血青年。就在幾年前，當他的父親為國君時，曾經在與魏國的石門大戰中大獲全勝，這是秦國多年以來對東方諸侯的一次少有的勝仗。父親的壯舉與秦國的尷尬都在激勵這個企圖勵精圖治的年輕君主。甫一上任，秦孝公就發出了求賢令。

商鞅就是得知秦孝公的求賢令後前往櫟陽的。相對於秦國，他是一個外國人。一個外國人，不遠千里來到秦國，不僅是為了使秦國崛起，他還想給自己搏一個出人頭地的錦繡前程。

3、

秦孝公與商鞅交談了四次。第一次，商鞅向秦孝公大談帝道，就是如何用三代聖君的辦法統治國家。秦孝公很不感冒，低頭打瞌睡。第二次，商鞅向秦孝公講解王道，就是儒家提出的仁義治天下。還是沒提起秦孝公的興趣。第三次，商鞅試著給秦孝公分析霸道，就是用法令和武力治理國家。這一回，秦孝公來勁了。第四次，商鞅知道秦孝公要的是什麼了，一上來就摸著了秦孝公的G點。秦孝公的G點就是，他沒有耐心去做什麼三代的聖君，他要的東西非常實際，就是如何讓秦國以最快的方式做大做強。

商鞅變法分為兩步推進。第一步是在公元前359年，第二步是在公元前350年。從秦孝公任命商鞅為主持變法工作的左庶長開始，到秦孝公去世後商鞅本人慘遭橫死，商鞅新政在秦國持續了十九年。

十九年的兢兢業業，秦國的確如同秦孝公和商鞅規划過的那樣，非常神奇地從西方崛起，不但擊敗了老對手魏國，還把疆土向東方擴展了一大步。一百多年後，秦國能在七國中秀出，成為戰國的終結者，也和商鞅變法密不可分。

弔詭的是，儘管秦國的崛起非常成功，但秦國依然被東方諸侯輕看。先前是把這個國家看作夷翟之邦，後來把它視為虎狼之國。一句話，軍事上的強大和經濟上的富足，這些表明國家強盛的元素，並沒有給秦國贏得比以前稍好的國際形象。

相反，東方諸侯從輕看秦國變成了仇視秦國。秦國的國際形象比以前更差了。至於生活在商鞅時期的秦國民眾，他們對商鞅這個一心幫助自己祖國崛起的外國人，更無好感。

4、

商鞅的政治主張和變法精神，展示在後人編纂的《商君書》里。商鞅在秦國曆時十九年的變法，要言之，最核心的東西兩個字：農戰。農是農業，戰是軍事。和當時的大多數變法一樣，商鞅的從農戰著手的改革看起來也沒有什麼新鮮之處。――顯然，他的新鮮之處不在於改革對象，而在於改革理念和改革手段。

商鞅的改革理念，在《商君書》里可以找出幾句話來概括。

其一：「國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憎惡的東西，人民就弱；國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喜好的東西，人民就強。人民弱了，國家就強；人民強了，國家就弱。」（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

其二：「國家施行善政，民眾中就一定會出現許多奸詐之人。國家富有，但執行讓人民貧窮的政策，叫作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一定就強大。國家貧窮，但執行讓人民富有的政策，叫作貧上加貧，貧上加貧的一定就衰弱。」（國為善，奸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

其三，「人民弱勢，國家就強大，人民強大，國家就弱勢，所以治理有方的國家一定要使人民處於弱勢。」（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凡此種種，它們無疑就是商鞅變法的核心理念。他的理念就是將國家與人民對立起來，有國家的強大就沒有人民的幸福，有人民的幸福就沒有國家的強大。

換言之，大國崛起的基石，就是人民的苦難和淚水。一個雄視四海的大國的崛起，註定要以犧牲全體民眾的幸福為代價。

在這種改革理念之下，商鞅變法的具體手段，幾乎都是圍繞著如何通過使民弱來達到使國強的政治理想而展開。概括說，就是從三個方面弱民，通過弱民，使國家崛起。

這三個方面分別是：愚民、辱民和窮民。

在統治者眼裡，如果治下的人民都是些矇昧無知的愚民，事情就比較好辦了。因為愚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比較好欺騙，甚至他們感知痛苦的能力也相應遲鈍。所以，最好的辦法無疑就是把全國人民都變成一個個連名字都不需要的只有編號的機器。

在愚民方面，商鞅制定的主要政策有：

其一，禁止民眾閱讀詩書。讀書使人明智，知識就是力量。在迫不及待要使民眾愚昧無知的統治者眼中，能使人明智並帶給人力量的詩書非常不合時宜。商鞅指出，詩書和禮樂、誠信、仁義，以及愛好和平之類的品行一樣，都是如同虱子般有害的。一個國家倘若容許這些東西存在，這個國家就很危險。他認定的理想狀態是：「愚昧的農民無知無識，不會推崇學識，就會一心一意地種莊稼」（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

為了禁絕民眾閱讀詩書接受教育，一輩子當個快樂的勞動機器和戰爭機器。商鞅燒掉了大量民間私藏的詩書。這一點，直接啟示了秦孝公的孝子賢孫秦始皇，搞了更大規模的焚書。可惜，就像詩人譏諷的那樣：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以後歷代統治者不時興起文字獄，把那些沒有與時俱進的的書籍視作人民不宜的洪水猛獸，其發明專利，就屬商鞅先生。

其二，禁止民眾自由遷徙。春秋戰國時期，雖然我們把那些大者地方數千里，小者數十里的諸侯稱之為國，但當時的國和今天的國是有根本區別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各國民眾都有自由遷徙的權力。商鞅卻認定，民眾自由遷徙，如果遷到國外，必然會使秦國治下的民眾減少；即便民眾只是在國內自由遷徙，他們也會因見多識廣而不好管理。

所以，商鞅提出，「禁止民眾自由遷徙，那麼他們就會愚昧無知。如此一來，那些不安分的到處遷徙的人就會失去混飯吃的地方。（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之民無所於食而必農。）刨根問底，正是商鞅第一個以國家立法的形式，中止了人民用腳投票的權利。

其三，禁止民眾與外國人交往。再愚昧的民眾，一旦有機會和外國人交往，就會了解到外面的世界，自然就會把自己的生活與外面的生活加以對比，從而產生統治者不待見的邪念。誠如是，則愚民政策肯定很失敗。

是故，愚民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在向民眾鼓吹自己政策的同時，還要隔絕民眾與大牆外的溝通，這樣謊言才會成為真理，並被民眾欣然接受：「民眾沒有機會與外國人交往，那麼國家就非常安全。」（無外交，則國安而不殆。」）

當商鞅的這條法令一經頒布，一道無形的三八線便將秦國人民與外界隔離開了。從此，這個世界就只有兩個國家，一個是秦國，另一個是它國。

辱民的實質，就是通過各種法令和措施，使民眾永遠生活在卑賤和猥瑣的陰影里。在這種卑賤猥瑣的生活中，民眾就會對官爵和權力產生異乎尋常的渴盼與崇拜。這樣，當國家用官職和爵位作為對民眾的獎賞，要求民眾為了國家利益挺身而出時，民眾就會像一條條餓極了的狗看見肉骨頭。

因此，商鞅的意見是，「老百姓倘若有了他們內心的尊嚴和榮譽，就會輕視爵位，鄙視公務員；老百姓荷包里一旦有錢富起來，就會不把國家的賞賜當回事。」（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基於這種理念，商鞅認為讓民眾辱、弱、貧是必須的，因為「民眾處於卑賤之中，就會看中顯赫的爵位；民眾處於弱勢地位，就會更加畏懼公務員；民眾一窮二白，就會很在乎政府的丁點賞賜。」（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得賞。）

為了達到辱民目的，商鞅變法中有幾條針對於此：

其一，加重對民眾違法的處罰力度，實行常年性嚴打，並建立連坐制度。（重刑而連其罪。）連坐這東西，歷代統治者都看到了它的好處，樂此不疲地從商鞅那裡抄襲下來。

商鞅的連坐制度規定：一人有罪，父母妻子連帶受罰。老百姓每五家互保，十家相連。五家稱為伍，十家稱為什。伍與什實行連坐――只要這五家或十家中有一個人犯了罪，其它無辜者都得疼腳連著好腳，一併接受處罰。

在伍什之內，民眾必須互相監督，互相檢舉，互相揭發。如果發現奸人而不告發的，處以腰斬；積極檢舉揭發的，予以重獎。這種他人即地獄的政策下，當鄰里之間、朋友之間，甚至親族之間也因缺少最起碼的安全感而統統淪為潛在的告密者時，其人格的卑下、自私和渺小自不待言。

其二，任用奸人。商鞅斷定：「國家任用善良的人，那麼民眾就會相親相愛；國家任用奸惡的人，那麼民眾就會敬畏國家制度。」（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

商鞅變法的諸多條款中，這條最令人費解。按常識，不論什麼樣的社會體制，良民總要比奸民好，為什麼商鞅卻認為要重用的不是良民而是奸人呢？其實，聯繫到前面說過的連坐制度就能明白：具備健全人格而又良知未泯的良民，一般情況下，大抵不願充當不光彩的告密者。誠如是，則連坐制就很難推行並見成效。

與此相反，長期處於卑賤地位，渴望有朝一日出人頭地的奸人們，在面對以官爵作獎賞的政策時，他們見不得別人――這別人，有可能是鄰居，有可能是朋友，也有可能是親戚或兄弟――的過失，如同蒼蠅見不得血腥。當奸人得到重用，他們必將以一百倍的革命熱情投身到為秦國國君服務的特務政治中去。

當然，這一改革措施的副產品是：一旦心地善良可能成為賈禍之由，而檢舉揭發卻能升官發財，誰還會在意什麼良知啊道德之類的鳥玩藝兒？這樣，在極短的時間裡，商鞅就神奇地把秦國這個原本就遠離文明沐浴的國家變成了諸侯更加鄙夷的沒有人性的禽獸之國。

其三，按照等級尊卑穿不同的衣服。不是那個等級的人，就不能穿那個等級的衣服，否則就是犯罪。這一條就是以非常直白的方式，把全國人民劃分為三六九等，其目的是要刺激底層民眾：滿街都是穿制服的，你難道就不想脫掉舊衣換新裳嗎？想嗎？那很好，你就聽政府的話，按政府的指示辦事，檢舉他人，或是捐獻糧食，或是到戰場上殺敵。

僅僅使民眾處於蒙昧和卑賤地位還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還得由國家制訂出強硬的政策，以使民眾更加貧窮。既然國家與民眾是對立的，那麼國家要富強，民眾就得窮弱。為此，商鞅實施了以下幾條新政：

其一，打擊商人，抑制商業。重農抑商的傳統在中國流行了兩千年，其濫觴者便是商鞅。在《商君書》的不同篇什里，商鞅不厭其煩地多次指出，國家要富強，就必須打擊商人，最好是由國家出面，全面取締商業。

商鞅認為，商人是遊民，他們來往四方，以追逐利潤最大化為目的，雖然可以使經營者致富，但對國家卻有很強的腐蝕性：

首先，商人衝州撞府，見多識廣，頭腦靈活，不好忽悠；其次，商人收益多，而民眾一旦富有，就會輕看國家的賞賜；第三，其他原本在家裡踏踏實實種地的農民，要是看到商人經商致富，就會跟著撿樣，這就動搖了以農戰為核心的基本國策。

是故，商鞅對商人無情打擊：凡是擅自從事商業活動的，全家一併逮捕，收到官府為奴。此外，還針對具體的商業門類，制訂了頗為細緻的具體措施。比如，禁止糧食交易；取締民間旅館；提高酒肉價格，以便讓大多數人消費不起，經營者只好關門。總之，打擊商人，就是要使民眾不可能通過貿易謀生，只能乖乖地綁在土地上，一輩子做個沒有非份之想的農奴。

其二，不僅以經商為職業的商人要嚴厲打擊，即便是民眾偶爾為之的商業活動，也在嚴禁之例。農民在向國家納糧時，沒有運輸工具的人家，往往會僱傭其它人的車子。這些幫人運糧的車子在返家時，通常也會順帶幫人運輸貨物。這看上去非常天經地義的事情，也是嚴重違法。

商鞅給出的表面理由是農民用自己的車子去幫人運輸，就會耽擱地里的農活――主要靠在地里扒食為生的農民，難道真的會為了一點點補貼家用的外快就摞下一年的口糧嗎？這個理由肯定站不住腳。

其實質，仍在於農民的這種偶然舉動，會給他們帶來經濟效益，而除了從土裡扒食被允許外，其它任何可能給個人產生經濟效益的行為，都和大國崛起的主旨不吻合。對此，商鞅規定，民間的車子、拉車的牛和車子的載重量在納糧時，必須和登記註冊的情況相一致。

其三，徵收重稅。徵收重稅的好處不言自明。一方面，國家收入增加，另一方面，民眾收入減少。那時候的主要稅種為人頭稅，為了辟免民眾偷逃賦稅，商鞅進行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和身份登記。活著的人登記，去世時再註銷。

商鞅認為，只有這樣，「民眾不能偷逃賦稅，田野上就沒有野草，那麼國家就富有了，國家富有了也就強大了。」（民不逃粟，野無荒草，則國富，國富者強。」）在防止普通民眾逃稅的同時，還對被允許的少量商業加重賦稅。「加重關稅和市場上的商品稅，那麼農民就不會輕易嘗試經商，商人也會對自己還能否堅持下去產生懷疑。」（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

其四，將山林和湖泊收歸國有。其目的，不只是為了擴大國有資本，而是商鞅認為，依靠山林和湖泊謀生的獵人、葯農和漁民，也是不務正業的被打擊對象。――他們沒有被綁在土地上，具有一定的流動性，政府不方便管理。

要言之，商鞅變法的目的，就是要把秦國民眾統統變成兩種人，一種是農民，另一種是戰士，而農民和戰士是可以互相轉換的。前提是如果祖國需要的話。

此外，農民和戰士都必須愚昧無知，這樣才能被充滿謊言的一張布告就弄得熱血沸騰；農民和戰士還必須是卑賤的和貧窮的，這樣才能用爵位和財物之類的小恩惠，吊起他們的胃口，他們才會隨時為了搏得這些東西而不惜舉報老鄰居老朋友，或是在戰場上像一頭嗜血的惡狼，為了秦國利益充當炮灰。

商鞅相信，只有這樣的變法，才能使秦國出現兩種他需要的局面：

其一：「君主掌握了治理民眾的關鍵原則，那麼民眾就會不等君王賞賜就覺得君王可親可敬；不等君王封爵加祿，民眾便聽從命令；不等君主使用刑罰，民眾就爭相為君主去送死。「（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

其二：「老百姓聽說要打仗，歡喜得像餓狼看到肉。為了打仗，父親送兒子，哥哥送弟弟，老婆送丈夫，歡天喜地上戰場。都說，你丫要是沒砍下敵人的腦袋，就不要活著回來見我。」（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反。）

5、

商鞅的這些新法，可能會令具有現代意識的今人倒吸一口涼氣。當然，商鞅的另一些措施，從今天的視角看，也是進步的和積極的，比如「平斗斛權衡丈尺」，就是一百多年後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熱身。「集小都鄉邑聚為縣」，這是後來郡縣制的雛形。

但分析商鞅的絕大多數改革政策，秦國民眾無疑就是這場改革的犧牲品，他們處於被盤剝與被侮辱的地位。按理，這樣的改革應該是行不通的，但非常奇怪的是，商鞅的改革居然很快就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按太史公的說法，那就是，當商鞅的改革進行到第十個年頭時，「秦國民眾對新法非常滿意，路上沒有人撿東西，山裡沒有強盜，家家都豐衣足食。民眾為國打仗很英勇，喝酒鬧事打群架卻很膽小，整個國家都得到了大治。」（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斗，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把民眾置於與國家對立地位，志在愚民辱民弱民的改革，怎麼看怎麼彆扭，可它居然成功了，天底下的事難道真的可以如此倒行逆施嗎？

商鞅的成功，在於他的改革按抓住了問題的核心，那就是帝道王道這樣的理想境界，秦孝公等不及，因而必須用簡單的、易於操作的、見效快的辦法，像魔術師一樣，變出一個生龍活虎的秦國。

抓農業，等於讓國家經濟有了保障；抓軍事，這是叢林法則年代裡，最硬的硬道理。商鞅變法和歷史上的其它多次變法一樣，還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通過改革，讓原來的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失利，讓原來的一部分什麼也沒有的草根，得到些蠅頭小利。

商鞅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沒有軍功的貴族，一律廢除名位，而普通民眾，只要戰場上殺人夠多，也可以授予爵位。這就意味著改革是在為秦國社會重新洗牌，重新洗牌會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對，但也會獲得為數眾多的支持。畢竟任何一個社會，處於草根的底層總是占絕大多數。

通過商鞅變法，秦國在人性與人道方面與東方諸侯的距離，不是縮短了，而是更遠了。這時的秦國，已經徹底淪為一個嗜血的尚首功的野蠻國家：

秦國軍隊每五人設一屯長，每一百人設一將。打仗時，百將和屯長如果沒斬獲敵人的首級，統統處死。如果斬獲首級三十三顆，就算達標，百將和屯長可進爵一級。在圍攻敵方城市時，斬獲首級八千顆以上，就算達標；在野戰中斬獲首級兩千顆以上，也算及格，各級將領都可得到獎賞。

這支依靠爵位來拉動和刺激的軍隊，其嗜血顛狂顯然不是東方諸侯抵擋得住的。文明敗給了野蠻，是因為野蠻可以藐視一切人間道德。

但是，商鞅的改革措施，可以使一個國家在短時間內富強，但如果把它作為長期國策，則註定將把這個國家引向災難。這就好比一個重症病人，要想暫時挽救他的生命，可以用猛葯；然而長期用猛葯，就不但不能治病，反而將害命。

秦始皇時代，秦國施行的仍然是商鞅當年的基本國策，它使秦國最終統一了天下，卻沒能使秦朝逃過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短命怪圈。究其因，就是商鞅變法這劑葯過於生猛，一個正常國家，不可能承受得住這樣的猛葯。

6、

太史公對商鞅的評價是，「天資刻薄人」，「少恩」。究其實質，商鞅和他的老闆秦孝公都是非常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者，為了理想中的大國崛起，無論執行怎樣難以理喻的政策，無論秦國民眾付出怎樣慘痛的代價，都是在所不辭的。

商鞅討魏之戰，就證明了這種瀰漫於整個秦國的利欲熏心。公元前340年，經過改革的秦國已今非昔比，決意和老對手魏國決一雌雄。是年，正值魏國與齊國交戰而魏國戰敗之際，商鞅看到了這個趁人之危的好機會，向秦孝公提出伐魏，並自任統帥。

魏國方面的統帥是公子卬，商鞅當年在公叔痤手下打工時，和公子卬還有不錯的交情，算得上老朋友了。於是乎，商鞅想到了如何利用當年的友誼。他給公子卬寫了封信，在信里很真誠地說起當年，又說如今帶兵攻魏，乃是迫不得已，他希望公子卬前來一敘，雙方好說好散，千萬別打。

這個公子卬要麼是個缺心眼的老實人，要麼就是過於相信友誼，從來沒有真正認清過商鞅這個老朋友。當公子卬一腳踏進秦軍軍營，立即被逮捕。隨即，商鞅發動了對魏軍的進攻，失去主帥的魏軍無法抵擋這支志在砍下更多人頭的魔鬼般的軍隊。

這一戰，秦國取得了蓄謀已久的勝利，大有揚眉吐氣之感。儘管春秋無義戰，但商鞅這種不講信用的做法，仍然被天下人詬病。同樣是秦國政府，改革之初為了表示自己的誠信，曾經上演過五十金搬根木頭的政治秀，此時為了擊敗魏軍，政府首相卻不惜在天下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欺詐本性。與其說這是內外有別，不如說這個國家的本質就是：誠信也好，欺詐也罷，都不過是他們手裡可資利用的兩張牌而已。

最高興的人有兩個，一個是商鞅，另一個是秦孝公。商鞅通過對魏戰爭，用鐵的事實證明他已經通過變法，使秦國跑步進入了一流軍事大國行列。為此，秦孝公重獎商鞅，不僅親自出城郊迎，還把於和商地區的十五個邑封給他，尊其號為商君。

變法之初，商鞅為了讓他的新政得以推行，對太子的老師毫不留情。當時，還有一些普通貴族和平民，也對變法說三道四，商鞅同樣採取了從重從快的處置方式，其中一次處死的反對派就多達數百人。正是以國家暴力機器為後盾，商鞅的改革得以推行。民眾初時覺得變法不是個好東西，但只要不是馬上被抓去殺頭的痛苦，雜草般的民眾總是能夠默默承受的。更何況，幾乎所有民眾身上，都潛具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很荒謬的是，對反對變法者，商鞅無情打擊；對為變法唱讚歌者，商鞅同樣也不放過：有些原本說過變法壞話的人，大約是從變法中得到了好處，於是轉而歌頌變法。商鞅沒有像常人想像的那樣，對此感到高興。他的處置是：「盡遷之於邊城」――也就是把他們全都下放到偏遠地區。

商鞅的理由是：「此皆亂化之民也。」對國家政策，民眾既不能反對，也不能讚美，這種奇怪要求的本質就是不希望民眾對國家政策說三道四，你們只能像機器一樣，不打折扣地認真執行。你們反對或支持，都表明你們還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7、

商鞅變法，神奇地使秦國強大得令諸侯望而生畏。但是，大國的崛起不僅沒有改善秦國的國際形象，反而使其更加糟糕。變法前，秦國被東方諸侯看作夷狄之邦；變法後，夷狄之邦的輕看外，更加上了貪利忘義，不講誠信，暴戾兇殘的罵名。

但商鞅和秦孝公沒看到也不在乎天下人的共識，他們沉浸在大國崛起的喜悅中。只要秦國民眾都一心一意地從事農業和打仗，那麼國庫里就會有充足的糧食，戰場上也隨時能派出如狼似虎的軍隊，蠶食、吞併其它諸侯就如探囊取物一般。至於國際形象、民間輿論、人民幸福，那些都是浮雲一樣虛無縹緲的東西，根本不值得去關注。

俗話說，月盈則虧，精滿則溢。就在商鞅的事業如日中天時，有一天突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這個客人叫趙良。趙良和商鞅推心置腹的長談，對此，太史公用佔了《商君列傳》足有三分之一的篇幅來詳細記錄。

談話伊始，商鞅表示願意和趙良交朋友，但趙良明確予以拒絕。商鞅懷疑趙良對他治秦的豐功偉績不予認同，很得意地總結了他變法的幾大功勞，並問趙良，我和五羖大夫相比，哪個更賢能？五羖大夫就是秦穆公時的賢臣百里奚，輔佐秦穆公躋身於春秋五霸行列。

趙良是個直腸子，不怕犯顏罹禍，他對商鞅長篇大論地說了一番話，這番話，太史公很生動地寫在《史記》里，翻譯成白話，大概是這樣：

「五羖大夫原本是楚國的鄉下人，聽說秦穆公賢明，特意投奔。但缺少路費，只得給秦國客商打工，穿著破衣喂牛。過了好些年，穆公聽說有這麼個人，於是把他從牛棚里請出來，予以重任，當時秦國民眾都不相信他真的有能力。但他治理了秦國七年，秦國就強大到打敗鄭國，三次俘虜晉國國君，還解了楚國一次大圍。由於五羖大夫的德政，巴人前來朝貢，八個戎國也臣服。由余聽說他的賢明，主動前來投奔。」

「五羖大夫治理秦國時，再累也不坐車，再熱也不打傘。在國內視察工作時，從來都是輕車簡從，堅決不要武裝警衛。他治理秦國的成就，豐盈的國庫可以作證；他施行的仁德，後世永遠銘記在心。五羖大夫去世時，秦國男男女女痛哭流涕，連小孩子也因悲哀而不再唱歌，舂米的人傷心得拿不動木杵。這都是五羖大夫感天動地的德政啊。」

「後來你晉見秦王，走的是秦王的嬖臣景監的路子，這是很拿不上檯面的事。你治理秦國，不關心民生，只顧修建樓堂管所，這些都算不上走正路。你為了打擊政敵，把太子的兩個老師，一個割掉鼻子，一個臉上刺字，隨意用嚴刑竣法傷害老百姓，你這不是執法嚴明，而是在給自己積蓄禍端。傳統道德對老百姓的潛移默化，要遠遠超過政府的法令；老百姓對清白正直官員的效仿，也要強過政府的三令五申，但現在你卻排斥傳統道德，用旁門左道的東西來約束百姓，這不是教化民眾的法子呀。你被封為商君，位高權重，動不動就把秦國貴族投進監獄。」

"你每次出行，後面都跟著幾十輛車子，裡面都是全副武裝的甲士，和你同車做你的貼身保鏢的，都是身強力壯的大力士，手持長矛的步兵跟著你的車亦步亦趨。這幾樣東西只要少一樣，你就堅決不出門。《尚書》說：『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你現在的危險處境，就像早晨的露珠，隨時都可能被太陽晒乾一樣，你難道還想得到善終嗎？"

"依我看，你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十五座封邑還給國家，隱居到鄉下去種菜自食。你還應該勸勸秦王，做好幾件重要事情：任用那些被埋沒的有才之士，撫恤那些無依無靠的孤老孤兒，敬愛長輩，善待功臣，尊重有道德的高士。如果這樣的話，你可能會稍微安全一些。你想想自己的處境，難道還要貪戀封地的富有，貪戀掌握秦國的話語權，以此來激化老百姓對你的怨恨嗎？一旦秦王百年之後，秦國人民難道真的會原諒你，不把你投進監獄嗎？我看那個日子離現在已經不遠了。」

8、

趙良的鴰噪沒引起商鞅的重視。但他萬萬沒想到的是，秦孝公的死，很快就成為現實：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公子駟繼位，是為秦惠文王。商鞅很快就遭遇了趙良所說的清算。

太子的兩個老師聯名舉報商鞅謀反，秦惠文王立即認同了這種說法，並派兵抓捕商鞅。商鞅貴為擁有十五個封邑的商君，但在他自己制訂的嚴苛的秦國法律面前，也只能倉惶出逃。

商鞅的出逃堪稱黑色幽默：在逃亡途中，商鞅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旅館――他的改革措施中有一條就是廢除旅館，這家還在營業的，估計是經過政府特許的。旅館服務員不認識商鞅，要求商鞅出示身份證――那時候叫做驗。但如同喪家犬的商鞅壓根兒就沒把驗帶在身上。

服務員於是非常嚴肅非常正確地警告商鞅：按照商君制訂的法律，如果接納沒有身份證的客人住宿，我就要負連帶責任。商鞅聽罷，仰天長嘆：沒想到新法的弊病，竟然把我弄到這般田地呀。後來有個成語，叫作法自斃，就源自於此。

商鞅逃出都城後，想去投奔他曾經服務過的魏國。但是，魏國人鄙薄他以友情為陷阱的可恥行徑，拒絕他政治避難。他又向魏國提出，只需借道魏國前往他國。但魏國仍然不答應。

商鞅無奈，只得逃到他的封地，組織手下門客造反――這反倒坐實了公子虔等人的指控。這支倉促之際組織起來的烏合之眾，當然抵擋不過每戰必須砍下額定人頭數的秦國政府軍。

商鞅遭到了最為慘烈的處罰：車裂。所謂車裂，就是用繩子套住商鞅的四肢及頭部，繩子的另一端，各系在一輛馬車上。行刑時，五輛方向不同的馬車同時向前沖。至於完全無辜的商鞅的家人，他們也只有死路一條。一人犯法，全家抵罪。這條法令，也是商鞅親手制訂的。

商鞅曾經信心滿滿地自認是秦國人民的大救星，是他使得這個極西的弱國，搖身一變為頭號強國。但是，對商鞅的慘死，秦國人民的反應是：不憐。――雖然沒有拍手稱快，至少還有幸災樂禍和冷眼旁觀的成份。

以現代政治倫理來說，政府的所有舉措，激進的改革也好，保守的維持也罷，其第一要義都是要讓人民富強。但商鞅的改革與此完全相反，它要的是國家富強；並且，僅僅國家富強還不夠，還必須人民貧困、弱勢。這樣的人民，君王奴役他們的成本才會降到最低。

也就是說，商鞅的改革內核就是損民眾以富國家，弱民眾以強政府，辱民眾以尊君王。這個大國崛起的背後，隱藏的是無數民眾痛苦的眼淚與無望的呼號。

是故，雖然改革也曾讓一部分民眾嘗到過一丁點小甜頭――比如通過殺敵而得到爵位，比如圍觀昔年高高在上的貴族和知識分子顏面掃地。但是，與這些小甜頭相比，民眾更多的是承受痛苦。

可以說，商鞅變法的本質，就是要通過把全國人民變成會說話的工具，來達到國家的富強和君主的獨裁。因此，儘管商鞅表面給了秦國民眾一個強大的、令其它國家聞風喪膽的祖國，但秦國民眾卻對他的橫死沒有絲毫憐憫。

這說明，一場以犧牲民眾根本利益，把每個民眾都變為國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的改革，不可能真正得到民眾的擁護。對秦國民眾來說，這個國家再強大，再怎麼所向披靡，它又與我有什麼鳥關係？

秦國後來的另一個鐵腕政治家李斯的同學韓非子說：商鞅死，秦法未敗。的確，商鞅本人雖慘死，但他當年制訂的新法還在秦國沿襲，並直接為後來的秦始皇統一中國打下了基礎。

其實，不僅商鞅的新法在秦國不滅，在中國歷史上的其它時代，也隨時可以見到商鞅的影子。雖然具體的法令條款不同，但商鞅總結出來的愚民、辱民和窮民的變法精神卻陰魂不散。

長期以來，我們總是誤以為，變法就是進步的，保守就是落後的。其實，有時候，以種種美好口號相號召的變法，並不見得就是進步的；相反，甚至是巨大退步。

衡量一場「變法」進步與否，其標準只有一條，那就是能否為民眾帶來歡樂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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