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印度社會階層流動性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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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印度都是當今世界的發展中大國，擁有相似的土地面積和同樣多的人口數字，而且都處於轉型發展的快車道，國內生產總值居於世界前列，比較兩國的發展歷史和社會狀況，對於探索未知社會領域、開拓新的發展道路都有借鑒意義。本文從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較入手，研究兩個都曾為等級社會的國度，在社會階層的流動性上有何差異，以及當代社會運作中各自的階層流動性特點。
一、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
社會學家借用地質學上的「分層」和物理學上的「流動」這兩個概念來分析社會結構，形成了「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兩個社會學範疇。任何社會都是由一些相對穩定的階級或階層所構成，這就是社會分層；同時，社會結構中的成員是在不斷變動的，這就是社會流動。在通常的學術常識里，階層流動性好的社會，往往被認為是良性的，但這裡拋開社會階層結構談流動性，就陷入了單一過程論，所以必須同時認清社會階層的分析研究方法。理論界對於社會階層和階級結構的分析，影響最大的一是以卡爾?馬克思為代表的階級理論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階級分析理論；其二是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分層理論。
馬克思是從生產關係的角度來研究社會結構，階級的觀點是其對社會的基本分析方法，認為經濟關係包括社會成員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及支配社會財富的情況，所謂階級，就是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主要適用於宏觀經濟研究領域。
社會分層理論的馬克斯?韋伯採用了綜合性標準——經濟階層、社會身份地位、聲望等，提出了描述社會差異的三位一體分層理論，在這裡社會階層並非只是單一的經濟標準，在一個複雜程度高的社會裡，社會分層理論可以在社會學實踐中更有效地運用，微觀體察各階層的具體狀況。本文也將以此階層的概念為基礎進行深入地分析。
社會流動性是通過社會人群的流動，讓一些人參與到另一個社會群體的過程，社會階層流動就是社會分層結構中各個階層內部以及不同階層之間的個人或者群體社會地位升降轉換的現象。社會流動產生和加劇的原因很多，生產力發展是促進社會流動的首要條件和根本原因，科技和教育是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槓桿。在判斷社會階層結構是更加開放還是封閉時，應該分析各社會階層的相對流動機會，尤其是向上流動機會——開放性的社會擁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渠道，各階層之間的流動障礙較弱，向上流動機會的分配較為公平。
二、歷史文化中兩國社會階層流動性比較
社會結構的流動除了政治、經濟等因素，也與地域環境、歷史文化不無關係。中國的地理環境對外相對封閉，對內卻容易形成大一統的局面，相比之下，印度的地理環境內部山脈縱橫，造成了歷史上其內部小國林立，即使北方不斷有強勢民族入主的情況，但總體上難以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系統。因此，中國的王朝興衰更迭對社會全局的影響更為深遠，也使社會階層更加具有流動性—— 「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正所謂此。但另一方面，中國曆朝統治階層則極力控制這一流動性的自主蔓延，通過科舉等形式將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掌握在一定的規則之內。反觀地方封建性更強的印度，中央政權的變革無法觸及零碎的諸侯王公和宗教文化，以種姓制度為代表的印度教傳統似乎嚴格杜絕了一切社會階層流動的可能，但事實上平靜的河面下卻是暗流涌動。
1、規則開放，實質封閉的古代中國社會階層流動
中國社會的晉陞規則無論是舉孝廉，還是之後更為開放的科舉取士制度，在社會階層的流動上，一直有一條看得見的、明確的通道，以一定的規則參與到這通道里，理論上就可以從一介農夫直達天聽。但這套規則的核心內容：儒學，在本質上是一套等級倫理，不只是君臣等級，而且年齡、身份、地位等級也繁複冗長。由於家庭、教育等生長環境影響，各人道德水平註定是不平等的。儒家由此把人分為「君子」、「小人」，認定「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作為君子的「勞心者治人」，作為小人的「勞力者治於人」。儒家的任務就是如何培養和發現仁義禮智健全的「君子」，讓他們統治社會。且不說科舉考試能否適當選拔人才，這套思維方式中既然好人當政，自然不需要制度約束；既然社會絕大多數都是小人，君子只能是鳳毛麟角，怎麼能實行多數制民主？儒家倫理和政治專制主義不謀而合，成為封建等級制度可以長期統治的道德基礎。也就是說，社會階層流動的規則只是一種表象，其更深層次的內涵卻是固化封建等級社會階層秩序，因此李約瑟認為：在中國文明中，無法形成一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所需要的手工業和商業佔優勢的市民社會階層秩序，因為官吏體制的基本觀念不僅與貴族封建制度的世襲原則相對立，而且也與商業流動的價值體系相對立。
2、規則封閉，實質開放的古代印度社會階層流動機制
在印度，各安天命的哲學思維和印度的種姓制度下，社會的流動性表面上絕對受到束縛。但實際上印度鬆散的社會組織形式，林立交織的各種宗教運動，都對社會階層造成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即使是最保守的婆羅門法典也不能不面對這種內生的調整和變化，仔細推敲印度歷史會發現，婆羅門的家系不斷增加，剎帝利的家族不斷分化，有些古老的剎帝利家族消失了，而新的統治者上升為剎帝利家系。種姓的增加方式並非一致，社會的變動往往就會形成一次大的調整機遇，對土地的佔有使一些農民出身的人擁有權威，只要婆羅門祭祀同意他們的地位並編寫家譜，他們就能獲得剎帝利的身份，外來的白匈奴或部落國家的領主都把自己說成是剎帝利甚至是婆羅門，以政治實力取得地位的承認，再通過與原有的高種姓集團通婚，使自己的身份鞏固下來，即使後代失去政權也就不會失去身份。如此一來，把化外的統治者也納入了印度教，外來的游牧民族非但沒有推翻這一制度，反而融入其中，使種姓制度可以延綿持續。
同時，印度社會實際上存在著種姓變更的可能性——「梵化」，原先表現為以使用梵文來體現自身婆羅門正統的方式，而其他低種姓也可以通過改變儀式、職業、生活方式等來改變種姓。這個過程是效仿高種姓的生活——比如食素、祭祀方式等，在遵循婆羅門法則的印度教中創造出他們原屬於高種姓後代的神話或傳說。
綜合世界各不同地區的歷史情況來看，越是等級嚴苛的制度下，社會階層流動的競爭性就越是激烈。在中世紀的歐洲封建社會體制下，世俗社會普遍缺乏階層流動性——貴族世代為貴族，農民世代為農民。在這樣的社會裡，宗教系統成為了隱秘的社會晉陞通道，甚至教皇也可以是出身底層的平民。同時，底層出身的掌權者為了顯示自己獲取權力的正當性，必須不斷依靠榮譽和功勛鞏固自己的地位，所以教廷不斷鼓動十字軍東征。同樣的，在日本，豐成秀吉這個底層武士出身的大名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威，必須冒險遠征朝鮮，以軍功維護成就的霸業。從社會階層流動性狹隘所產生的社會競爭壓力來看，印度的一片田園牧歌反而能佐證其社會階層流動性並非如表面上所展現的如此嚴酷。
三、中印兩國現代社會的階層流動性發展道路
印度獨立之後，印度中產階級迅速發展，尼赫魯時期，這些中產階層成為了社會穩定的基礎，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成為了印度當時的重要經濟力量，現有的文官隊伍意味著中產階層可以直接參政，維護民主化的政治體制，同時緩解了種族和宗教衝突。另一方面，在一些固有的行業，種姓制度流傳下來的職業分工仍然起著穩定器的作用，比如軍隊中主要由剎帝利階層的軍官和兵士服役，保障了社會的總體穩定，解決了發展初期的障礙，但在進一步前進的路上卻舉步維艱。
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不可逾越的過程，通過劉易斯模型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轉型來看，二元社會結構中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至關重要，即在二元結構背景下，一方面農村剩餘勞動力呈現出無限供給狀態，另一方面又顯示傳統農業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力與以現代工業為代表的非農產業的勞動邊際生產力相距甚遠。在此情況下，把傳統農業的剩餘勞動力向現代工業轉移對兩部門都有很大好處。對於農民階層來說，可以解決相當數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增加他們的收入；對於工業部門來說，可以增加其產出和積累。此外，現代工業部門的不斷發展又使之能吸納更多農村剩餘勞動力，形成一種良性循環，最終會使落後的二元經濟過渡到現代經濟。然而在這一點上，印度的發展模式卻走上了歧途，依託於原有的中產階層發展軟體產業而忽視了底層人口的普遍工業化，使國家發展中沒有解決將剩餘的農業人口導入工業的問題，因此無法全面解放整個國家的生產力，現代社會階層流動陷於停滯。
反觀中國，經歷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造之後，社會階層的分化出現得較晚，但從低端產業鏈起步，使更廣泛的大量人口進入工商業領域，根據經濟地位指數分層，一般來說，職業內涵與市場距離越近的職業群體越有可能抓住機會實現職業收入的快速上升，比如社會資本積聚的行業創業者或憑藉人脈資源「下海」經商的政府官員。接下來，優越的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進一步以親緣的倫理關係為路徑傳承，逐漸形成了以個體職業階層位置為主要基礎、家庭成員的社會狀況為依託的中產階層。階層內的個體意識受到環境影響得以鞏固和強化，從而形成了這一階層在知識領域、經濟領域的優先脫穎而出——表現為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對自由市場經濟的態度，社會交際的範圍等等，這些在開放程度高的環境下，進一步使這個全新的中產階層迅速擴大。
另外一個方面，由於印度的底層平民並沒有機會參與到工業化這一廣大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依靠教育就成了階層流動唯一的途徑，印度國家公務員考試是英國殖民時期就設立的制度，設立之初是為頂層服務，印度獨立後，這個制度延續下來，仍然是以選拔精英為目的，主要招募印度政府行政管理人員、外交部門人員等，而錄取率只有0.1%-0.3%。印度是一個尊重權威的社會，公務員更加受到社會尊重，同時由於印度苛刻的勞動保護法，企業往往不願使用正式員工，正式職業也集中在公共部門，對很多印度人而言，這一考試是改變他們命運的唯一機會。在中國雖仍有很多人認為取消了高考農村人就沒有了出路，事實上這跟當初取消科舉的反對者們給出的理由並無兩樣，然而事實證明取消科舉之後反而更多農村人進入了社會分工的協作體系，束縛人的不再是考試製度，而是僵化的思想。隨著時代發展，中國的高考已經不再是社會階層流動的唯一途徑，在現實中出現了一大批人即使沒有接受過完整高等教育，也能加入社會協作，並且以此創造財富躋身上層社會的例子，而印度恰恰走在另一條錯誤的道路上。
四、比較研究對我國未來發展的借鑒意義
我國的發展進程意味著我國今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要持續地進行社會階層的流動，社會成員順應時代發展潮流，遵守社會運行規則，主動創造社會價值，在社會關係空間中從一個階層移向另一個階層，以滿足社會發展需要。特別是農村人口城市化之後，向新興中產階層的流動，社會結構也會緩慢地向現代的社會結構轉變。數量龐大而又總體素質偏低的農村人口，對於新型城鎮化來說是寶貴的資源，同時讓他們融入這一新的社會結構也是一項繁重的任務。通過比較研究可以發現，社會結構轉型也會使社會流動性出現動態的調整，這種社會階層的分化是教育和收入分化形成的必然結果。
目前中國社會分層的流動性調整趨勢是：流入社會上層的主要來自功能性的專業技術人員，比如醫生、律師、會計師等；政府機關的一般辦事人員從中上層退出；商業服務人員、個體工商戶逐漸淪入中下層。也就是意味著當社會發展的主要驅動力轉移時，社會階層格局就會發生變化與重構，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自然會使優秀人才進入這些驅動性領域，成為時代的引領者。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社會及社會自組織的發育，社會分工必將越來越細分，而社會分工本就是不平等的起源，在一個二維的世界裡，方先生和圓小姐在互相看來都是一條線段，無可辯駁是平等的存在，但增加了定義的維度，每個人都是不同個體的存在。所以說在一個流動性的社會裡要創造一種平等，必然是指在某一個平面內做到的平等，簡而言之就是要創造一個機會平等，有同等的機會創造不同的生活。社會成員在解決如何擁有作為一種資源的機會問題時，應遵循這樣的原則——平等的應當予以平等的對待，不平等的應當予以不平等的對待。在社會的相關領域，給與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體現在實際生活中也就是競爭程序的平等，如公正、公平、公開的制度規範，對市場經濟主體一視同仁等等。
經歷過歷史的黑暗才能分辨得清光明的前途，借鑒鄰國的覆轍更能明確走上正途，綜上所述，如今中國的社會分層正處於密集的流動期，對於社會階層流動的研究也必將是一個動態化的長期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以開放的姿態創造平等的競爭制度環境，同時把握好時代的脈搏，以社會流動的力量推進改革發展，使之形成社會的良性循環，此乃國家之幸，也是每個參與其中的社會人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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