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到底是怎麼滅亡的

5 人贊了文章

標題的圖片是我從網上找的一張李鴻章的照片，李鴻章作為晚清中興名臣，可以說為了國家（不要糾結什麼清政府，清政府就是當時的中國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鞠躬盡瘁。但是晚年的他對自己的總結是，裱糊匠。一直到現在，仍然有很多人糾結於他到底是愛國名臣，還是誤國的賊子，到底他該對甲午戰爭負多少責任，甚至於說他應不應該趁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直接把清政府廢了，成立一個聯邦政府，自己當總統。

甲午戰爭以後，李鴻章在一片罵聲中離開了直隸總督這一疆臣之首的位置，在北京當個閑職。後來他又遍訪諸國，到了德國的時候，他這個東方俾斯麥終於見到了俾斯麥本人，也參觀了德國的軍隊。有感於德國軍隊的強大，他覺得如果中國能練這樣一支軍隊，那該多好啊。李鴻章錢也花了，軍艦也買了，兵工廠也建了，怎麼就練不出這樣一支軍隊呢。

有人說是錢不夠，慈禧太后太可惡，把錢挪用了修園子，李鴻章太可惡，拿軍餉奉承慈禧。其實日本在搞明治維新的時候更窮，他們的錢哪裡來的呢。發行公債。發行公債是很多近代國家搞工業化改革的標準操作，籌集社會資金，集中力量辦大事。戊戌變法期間也有人提議效仿諸國，發行公債。不同於其他操作，凡是來錢的東西，政府還是比較積極的，但是後來沒有成功。

有人說因為清政府是不敢讓李鴻章這樣的地方武裝做大。那麼我們看看歷朝歷代，有哪個皇帝敢讓一支地方武裝做大。中央政府削番，把地方武裝消解，讓榮祿練新軍，加強中央的軍事能力，有什麼問題？即便是現代的主流國家，也都是中央養兵，地方不養兵。

李鴻章個人認為，是北京的言官們太可惡。他們根本沒上過戰場，沒見過洋人的軍隊，讀了幾十年聖賢書，然後就空談時政，把自己的事情都攪黃了。李鴻章對外要應付列強，回來還得堵這些人的嘴。按理來說，言官制度是中國古代的一個非常先進的制度，朝廷的官員都要受監督，言官不畏強權，針砭時弊，揭發貪腐，為民請命，是職責所在啊。而清朝歷次的對外戰爭，基本上是沒打過仗的都是主戰派，打過仗的都是主和派。主和派當然是被言官們看不起的，因為這說明前線的官員貪圖個人生死，不能全力盡忠。按清朝的慣例，武官是要戰死的，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如關天培戰死，鄧世昌戰敗自殺，聶世成陣亡等，他們作為中國軍人的代表，展現了中國人的節氣。而像餘步雲，戰敗以後棄城而逃，最後則是被斬首。

而李鴻章當年是從戰場上下來的，打太平天國的時候，他的軍隊被全殲，他差一點也成了烈士。後來的李鴻章整軍備，搞洋務，為大清竭心儘力，你說他不忠，也談不上。

問題出在哪裡呢？清朝擁有當時的世界第一規模的陸軍，但是在戰時卻經常兵員見肘，無兵可調，為什麼？這跟清朝的體制有關係。清朝的軍隊負責兩個事情，一個是對內，一個是對外。中國是一個幅員廣闊的大國，軍隊要維穩，要彈壓百姓，負擔部分相當於現在警察的職責。而且長期以來，這個職責是主要職責。我們說清軍很爛，但是這個職責在近代以前乾的不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道光皇帝還平定了張格爾叛亂，上面提到的餘步雲將張格爾擒獲，押送回北京斬首。而更多的地方則是一兩百年沒打過大規模的戰爭了，算是比較平穩，雖然農民起義不斷，都是局部的，對中央政府沒有什麼威脅。即便是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照樣被絞殺。第二的功能才是對外，維護國家主權，抗擊列強侵略。太平天國運動期間，爆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曾國藩接到勤王的聖旨，他的判斷是，北邊的戰事只是次要的，短促的，很快就能解決，太平天國才是真正的威脅。於是他接到聖旨以後，磨磨蹭蹭的就是不北上，果然沒多長時間北邊的問題解決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清朝的軍隊就要分兵把守，每一個省份都有軍隊，牽扯了清軍大部分的精力，那麼能用來對外的力量就捉襟見肘了。而且清朝明白，列強來中國，並沒有要推翻清政府統治的決心。而如果內部出了問題，就真可能丟掉政權。內部問題永遠是核心問題。

為什麼清朝政府要設計這樣一個體制呢，跟思想有關係。中國古代的社會是一個等級社會（請注意不是階級社會，我們當然不能否認階級的存在，但是中國古代社會沒有階級對立，即使是處於社會下層的農民，也是普遍支持這個體制的，所以那些農民領袖們一旦掌握了權力，就要仿照他們要打倒的那些人來設計體制。恩格斯所說的階級，指的是按血統區分階級，你努力賺錢，努力讀書，比那些老貴族們實力強，但是你進不了他們的圈子。因為他們的祖上是貴族，而你只是一個有錢有能力的低等人。這就是教科書里講的新貴族要搞資產階級運動的原因。而中國古代平民百姓都可以通過讀書成為人上人，可以通過辛苦勞動、省吃儉用、經商所得購買土地，成為地主。整個社會的向上的流動性是暢通的，也就不存在階級對立。農民運動的本質不是推翻體制，而是推翻處於體制上流的人。錢穆總結中國古代為，有流品，無階級。），皇帝處於最高的地位，其次是各級官員，地主，富商等，下層就是農民，工匠等。這跟中國古代的士農工商的思想是一致的，整個社會都認同這個價值觀念。體現在法律上，民告官，不管小民多麼冤枉，先挨三十大板，再說事情。一般三十大板下來，人非死即殘。所以小老百姓除了極端情況，不會去告官。如果實在惹了民怨，都是當地的紳縉等組織起大家，找個比如說寡婦的兒子，讓他去喊冤，挨三十大板，大家集資給他治病，死了給他家一筆撫恤金。不同身份的人禮儀不一樣。同等級的人禮儀要對等，比如我給你磕頭，你也得給我磕頭。身份高的見了身份低的就不必如此。古代二品官以上，老婆才能叫夫人，三品官的老婆才能叫太太。只要是有功名的人，吃宴席必須要跟普通百姓分開，體現尊貴。直到現在，宴席上老師都是跟有錢的，有頭有臉的坐在一塊，因為他們是國家承認的讀書人。

在這樣的思想和體制之下，就有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軍隊作為維護統治者的暴力機關，當然要彈壓被統治者，軍隊的主要敵人，那些不安分的農民遍布全國，所以就要在各地分兵把守，陷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了。在這樣一個體制之下，李鴻章又怎麼能籌到足夠的錢，又怎麼能得到他的統治者的足夠信任，又怎麼能組織起統一戰線，組建一支強大的軍隊呢？

西方國家的軍隊就沒有這樣的包袱，原因在於近代的西方國家平權思想廣泛傳播，打破階級限制，打破等級限制，在一個國家內，憲法之下人人平等，包括政府官員。在這樣的思想體制之下，每一個公民都是國家的主人，都是統治者，軍隊要保衛國家的統治者，就要保衛國家的每一個人。反過來說，統治者要支持軍隊，那麼所有人都有義務擁軍。那麼在國家內部，軍隊就不需要去分兵把守，彈壓百姓了，你怎麼能去彈壓你要保護的人呢。當各地出現騷亂的時候，去平息事情的不是軍隊，而是警察。軍隊逐漸的演變為國家化。尤其是到了現代，軍隊的能力大幅度提升，老百姓要遊行抗議，軍隊想去鎮壓的話絕對是非常輕鬆的事情，但是現代的主流國家沒有這麼乾的，像民國時期，學生等大遊行，軍隊去了就是維持秩序，是不能對老百姓開槍的，你開槍了，政府的合法性就消失了。同樣的，當全民都支持軍隊的時候，軍隊的戰鬥力自然大大提升。當然這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逐漸發展的過程。但是總歸是比清朝進步了一大塊。

我們上學的時候老講思想，但是講的很虛，看不懂講了什麼。在平權思想之下，是可以附加很多東西的。比如說錢的問題。在現代國家，發行公債集資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清政府沒法做到。公債是一種契約，是政府向老百姓借錢，在契約上，政府和老百姓是平等的。當政府沒有信用的時候，就籌不到錢，比如北洋政府時期，上海的銀行家們就不買北洋政府的公債，北洋政府讓上海的銀行家們去北京開會，他們不去，最後發行失敗。當政府有公信力的時候，發行公債老百姓才會買，政府就可以籌到錢，而且要用在正確的地方，否則會再次喪失公信力。而以清政府的做派，作為統治者，地位與被統治者是不平等的，當然也就不存在契約，老百姓是沒有議價的權力的。即使約定好了，清政府可以隨意毀約。比如康熙寫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實際上以後因為政府財政入不敷出，經常不時的徵收。李鴻章為了打太平天國，不需要跟老百姓商量就可以征厘金稅，搞的老百姓怨聲載道。盛宣懷下一個行政命令，就可以讓漢陽鋼鐵廠壟斷全國的鐵路的鋼材。甚至搞鐵路國有化，強行按6折的價格買老百姓手裡的鐵路股票，其餘4成說什麼時候有錢了再還。結果導致了保路運動的爆發，最終葬送了清王朝，他也被人罵成是誤國首惡。那麼當清政府發行公債的時候，老百姓哪裡敢買。

李鴻章搞洋務運動，發展軍備，當然是真心想抵禦外辱。軍隊要維護統治者利益，那麼淮軍作為私人武裝，當然是要維護李鴻章的利益，綠營當然要維護皇帝的利益，那麼在清王朝以前的思想和體制之下，李鴻章無論再怎麼衷心護主，皇帝都是不會放心的，難保底下人不會來一個黃袍加身啊。在平權觀念之下，軍隊保護的是全體的國民，在國家內部，也就不存在誰推翻誰的問題了，自然就可以一心抵禦外辱。

那些言官們，難道他們就是什麼奸佞之臣嗎，他們作為十年寒窗，一朝中榜的飽學之士，雖然有自己的利益算計，但是對清王朝的忠誠可以說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他們批評李鴻章，千方百計的阻撓李鴻章搞洋務，實在是要維護中國兩千年以來的傳統思想和體制啊。即使是一些比較開明的人物，對新思想新體制的理解都是錯誤的。在戊戌變法期間，各地官員爭言變法，有的人提到議員，在他們的理解中，議員就是皇帝挑選精明能幹之人，輔佐皇帝參政議政，這其實跟軍機處又有什麼區別呢。他們沒有看清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即使看到了，也完全不明所以。在李鴻章眼裡，也就成了一幫掉書袋的人物，對國家的發展沒有什麼裨益。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