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的復興 布瓦洛《詩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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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論本身就不怎麼發達，經歷了亞里士多德的頂峰以後，就一蹶不振了。之後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間裡面，別說是文論呢，就是文論依託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都不怎麼興盛，直到文藝復興以後，文學才回暖重新發展起來。文學創作慢慢發展起來，文學批評和文學史也開始隨之興盛，但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批評，講道理理論性不夠啊，所以我們直接跳過。到了新古典主義，批評蔚然成風，終於在其中誕生了《詩的藝術》這樣一部理論結構比較完善，理論視角比較寬廣的著作。

尤其可貴的是，在唯理論的影響下，本作致力於以理性為綱要，建立具有普遍性的文學理論，這種理論自覺性是文學理論這門學科重新開張的標誌。當然本書也免不了要為當時興盛的古典主義文學加以總結和辯護，也因此讓本書也可以被定位為一本單純地反映了時代文學風貌的批評論著，也可以視為「古典主義文學理論」的經典——但是這麼吹這本書，我覺得是沒吹到點子上，沒有把這本書的理論高度吹出來。

最後，一般概括這本書的思想，都採用什麼三原則說和四原則說，我們有六要素理論對其觀點進行重構，就不必採用這種naive的概括形式了。

|理性！秩序！自然！

笛卡爾的唯理論是當時在思想領域盛行的一派思想，隨著古典主義運動的推進，崇尚科學和理性的唯理論先進思想也吹進野蠻落後的文藝領域（一直以來，即使是現在，文學相對於其他文化領域在思想上依然是比較落後的，相比於歷史哲學或者其他社科學科，文學的門檻簡直低得可憐……個人意見）。在當時的理性精神盛行的年代，人們追求的是文學理論的普遍性，要給一般意義的文學提出一個泛用性的理論框架，布瓦洛就是首個明確以完整著作的形式確立文學理性原則的理論家（算是個好的開始，但是我們會發現，後面的美學又把路走偏了，就很氣）。

在《詩的藝術》的開頭，布瓦洛就花了一章的篇幅確定理性應當是文學創作的核心，他繼承古羅馬文論學者賀拉斯的得體（合式）理論，將其發展為理性，理性則表達為對秩序的追求。這個原則貫穿了布瓦洛文論的各個方面，不管是在他的作品理論，還是在他的創作理論，還是在他的類型和文學史理論中，統統迴響著對理性和秩序的嚮往。

雖然沒有明說，但我想理性還有一個隱含的意思，這才是真正值得一吹的——那就是文學理論的自我覺察。這東西挺玄乎的，雖然說20世紀以後這玩意就濫大街了，不過在這之前，這可是個稀罕東西，只有少數幾個理論家才能暫且脫離具體的文學批評，在內心深處保留一隻冷靜審慎的眼，真正在做文學理論，而不是做著文學評論文學批評順便提兩句原理。

理性的一個表現還有重視理智勝過情感，他反對缺乏感情而流於冷漠的枯燥議論，但是情感必須服從理性，也就是理性壓過感性。

因為理性的原則，布瓦洛的文學本體論強調一個模仿自然。模仿論是從古希臘古羅馬的文論中發展而來的，自不必多提，倒是模仿的對象很有時代感。布瓦洛模仿的是自然，但是這個自然卻指的是人性，而這個人性是由理性所認定的。人性自然既然這麼模糊，那自然就可以瞎解釋，所以這裡面就摻雜了不少新古典主義的私貨，布瓦洛把自然人性的範圍局限在宮廷生活和城市生活，尤其是集中在上層的生活，還認為普遍永恆的人性就表現為人物的性格類型。

另外，模仿自然也和真實性這個概念有關，布瓦洛對於真實性並沒有特別看重，他認為符合理性的藝術真實是高於經驗真實、現實真實的。

|類型論和文學史論

布瓦洛這本《詩的藝術》中間兩章是介紹當時法國文壇各種文體的具體規範，常常因為給文體排了等級座次而飽受詬病。但是令人困惑的是，為什麼沒人吹這種研究方法體現出來的文學整體視角，而且我也看不出來排座次定規範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布瓦洛將悲劇、喜劇和史劇定為主要文體，將牧歌、悲歌、頌歌、十四行詩等定為次要文體，而又給每個文體立下了明確的規範，要求文體的純潔性和規定性的格調，不能逾矩。我們在這裡會看到布瓦洛對於文學整體的共時性理解，他將當時法國的文壇看成是多種文體（也即文學類型）的共時集合，而這些文體之間存在著等級的差別，有的在主導地位，有的在次要地位，這已經和後來俄國形式主義的迪尼亞諾夫的文學史觀點差距不遠了。雖然由於對於規範性的過分強調而導致具體的操作有些僵化（實際上是因為這些論調並非是單純的研究性描述，而是有建構性的企圖，要求規範和約束混亂的文壇），但是這個整體思路確實很贊。

就歷時性而言，布瓦洛沒有提出什麼新東西，還是把新古典主義的古典原則，就是照著古希臘古羅馬學習的那套觀點又說了一遍。他認為古希臘古羅馬的古代文學體現了理性原則和自然原則，所以作者要學習這些經典作品。這種觀點雖然後面被人批倒批臭了，但是在當時還是很有指導意義的，首先是你學習的時候也要自己判斷一下學啥不學啥，那肯定是學那些歷經流傳而不朽的作品啊，其次就是學習古代不代表不創新，布瓦洛本人不也吹高乃依創造了「新型悲劇」嗎……

對了，布瓦洛自己最推崇的風格是「典雅」，這個概念很能概括新古典主義的整體風格。典雅這個詞也指新古典主義崇尚的文風，但是布瓦洛本人是反對片面追求華麗辭藻、附庸風雅的寫作的。

|作品論 略有走向僵化的得體論

對於賀拉斯而言，其得體論主要講的就是作品內部的秩序井然。接續了亞里士多德-賀拉斯文論傳統的布瓦洛也基本接納了這種作品觀，也強調作家要用理性原則安排作品的整體結構，使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尤其是在情節安排上，要充分符合嚴整性。同樣是接續傳統觀點，在作品內部的各個層次之間，布瓦洛認為言辭要服從於思想，音韻要服從於義理。

但是呢，其作品論在總結新古典主義創作經驗的過程中，走向了僵化和模式化，這就給後世留下可供攻擊的弱點了。本書中，在情節安排上，有著名的「三一律」，而在人物塑造上，有著名的「類型說」。前者要求故事必須是在同一地點，一天之內發生的一個故事，很僵化。後者要求人物符合其單一的性格人設，老的就要怎樣小的就要怎樣吝嗇鬼就要怎樣，也很僵化。

雖然在當時具體的創作之中，這些規範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高明的寫作者也能在滿足規範的前提下發揮能動性，寫出優秀作品，但是在新古典主義的創作和批評衰落之後，這些說的太滿的話就被拿出來瘋狂批鬥嘲諷。也是怪這話說的太狹隘了，不怪後人錘。

|貫穿於文學活動中的道德原則

布瓦洛很重視道德問題，他談啥藝術問題都不免要談談道德。但是他談道德問題主要是在對作家的勸誡中最突出，他要求作家在創作態度、職業道德和一般人格上都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水平，這樣才能寫出高雅的作品。

創作態度上，布瓦洛要求作家嚴肅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創作，切忌平庸，要在理性的指導下從容寫作，反覆修改，還要虛心接受批評，從而寫作出優秀的作品。

而在職業道德上——這個是整本書都值得一吹的點，因為新古典主義的運動最大的亮點是形成了一個相對成熟的文學場域，場域內部活動需要遵循一些準則，布瓦洛勸誡作家的很多方面就是從這個角度談的，算是很早就對文學的這個要素進行了暗示——布瓦洛要求作家不要一味追求名利，好名者會嫉妒其他作者，還會虛偽地欺世盜名，而好利者則迎合讀者下限，有傷風化。

而在個人道德上，布瓦洛強調作家要解決承擔起道德義務感和社會使命感，發揮文藝的社會影響作用。

最後說一句，布瓦洛對於真和善的要求比較明確，但是對於美，也就是藝術價值的要求，就不那麼明確了。這也是因為當時還沒有建立起來新時代的美學，沒有能和真善平起平坐的概念，而後世建立起成熟的美學，又把理論的立身之本理性給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