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瑋瑋：烏托邦里那個孤獨的白銀人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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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瑋瑋，音樂人，寫作者。

拉手風琴，也唱歌，也寫字。

大理的清晨，八九點鐘，張瑋瑋起床後就出門了。他總是戴著帽子，從人民路這頭慢悠悠地溜達。路上不時會遇到熟人，笑著打個招呼。沿著人民路一直走，就是繁華的小菜市場。清澈的陽光和微風剛剛好，嫩生生帶著露水的蔬菜，紅色黃色和綠色交織成一片。

早上出來買菜，是張瑋瑋在大理最享受的時刻之一。這個生於曠遠粗糲的西北高原，集體主義大熔爐中長大的音樂人，終於在四季如春的自由之地，找到了一直在尋覓的「烏托邦」。

白銀

白銀，一座典型的工業城市。上世紀50年代，因為「白銀」等稀有資源的開採，在當地聚攏起一個陌生而特殊的群體「礦業工人」。每個人的生活和工作都繞著同一個圓心。從集體中獲得的安全感，從小就深深根植於張瑋瑋心中。

但他的父親卻是個 「很不合群」的人。父親是學音樂的，生得白白胖胖，跟整個城市的氛圍格格不入。張瑋瑋形容就是「在那個地方特別擰巴，一輩子都沒和諧了」。

晚上，全家人圍在電視機前看電視，下跳棋、烤花生時，父親總是遠遠地坐著，一個人趴在寫字檯上抄譜子。7、8歲的時候，父親用家裡攢了兩年的錢，買了白銀市第一台私人鋼琴——從廣州運來的珠江牌鋼琴。從這天起，張瑋瑋被迫開始了「音樂生涯」。他再沒睡過午覺，晚上也再沒看過電視。

攝影｜安娜伊思·馬田

每晚，媽媽和姐姐看電視，父親在那抄譜子，他就被逼著練琴。沉迷於港台劇的小男孩，找了面圓鏡子放到鋼琴前面，正對著電視的角度，一邊看電視一邊在琴鍵上亂按：「七八十年代的9歲小孩兒，怎麼可能會理解巴赫？這兩個字看的都奇怪，前言不搭後語。」

因為學琴沒少挨打，童年的張瑋瑋恨死了音樂，現在卻明白了是父親把他推到了一條更好的道路上。

有時候照鏡子，張瑋瑋會被嚇一跳：「跟我爸一模一樣，笑的聲音，說話的聲音、動作都一模一樣。」兩個人的性格也很像：「我爸不太跟人來往，他一輩子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朋友，就是挺孤獨的一個人。」

現在張瑋瑋每年都回家鄉白銀住兩個月。收拾東西的時候，找到了父親當年抄的譜子。他張開兩隻手臂比劃著：「這麼高，四、五摞，裝了幾個大箱子。全是手抄的五線譜，用純藍鋼筆寫得整整齊齊。」

河酒吧

工業化的氣質融入城市性格中，與西北的彪悍民風相互滲透。這裡的男孩自幼被灌輸要有血性、要硬、要糙。張瑋瑋卻從小就有多愁善感的苗頭，喜歡安靜讀書、喜歡一個人呆著。

怕被人笑話，他專門去學別人走路的姿勢，學抽煙和使用不屑眼神，逼自己流淌出專屬於西北男人的血性。他模仿的第一個姿勢就是單手插在褲兜里，直直地看一個人，再往地上吐一口痰。「我覺得這個動作是很能體現那種氣質的，但發現自己怎麼都學不了。」

除了氣質上的格格不入，白銀這座「與世隔絕」的工業烏托邦，註定無法實現張瑋瑋的音樂抱負。長大後的他，為了不重蹈父親孤獨沉寂的人生，決定為了音樂夢想遠走他鄉。

北京的「河酒吧」是張瑋瑋真正摸到音樂門道的地方。也是在這裡，他認識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群朋友：小河、萬曉利，野孩子樂隊等。

「河酒吧」里有不少西北人，氛圍樸實，誰也不擺架子，大家在一起非常輕鬆。每天晚上，他和朋友們玩即興音樂，不像練solo那麼死板，也不用考慮用爵士還是布魯斯。張瑋瑋突然發現，只要抓住一個核心的律動，全身心投入到那個律動里，就知道每一個音該怎麼用了。

「就像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樂器就是你說話的方式。這個方式能把你表達清楚就足夠了，很簡單。出旋律的時候，不是拿出一個多麼華麗的樂段，就把自己拿出來。」

他感覺一下子打通了音樂的「任督二脈」。

在童年記憶中，影響他最深的音樂，不是一板一眼苦練的鋼琴曲，而是鮮活的「牢歌」。這種歌曲相傳源於吉普賽人，隨著吉普賽人西遷之路傳到了俄羅斯，後來又藉由絲綢之路傳入新疆伊犁，最後傳到西北。

這種歌曲的特點是首尾的詞一模一樣，中間由演唱的人隨意加詞，這正是歌曲的魅力所在。「這種敘事的民歌，每一個人都能參與進去。民歌是真正扎在土裡的東西，一個農民、囚犯、工人都能掌握，甚至掌握的比任何人都好。」

有次張瑋瑋乘著酒興奏起「牢歌」，在場的30多個朋友每人即興填詞唱了一遍，一個歌足足唱了一個半小時。大家都震驚於原來每個人都有寫歌詞的能力，太神奇了。

於是他開始在「河酒吧」唱那些牢歌，所有人就非常喜歡。張瑋瑋意識到，這些民歌的旋律、西北的音階，把他自己從小感受到的，別人不知道的東西都用出來了，比彈一個標準的布魯斯solo，要有意思得多。

每天的即興演出，不僅讓張瑋瑋找到了創作靈感，也造就了「河酒吧」里糊裡糊塗的學術氣氛，每個人都想著法兒摸索自己的風格。「它是一個小學校，一幫壞學生湊在一起。乍一看群魔亂舞、一塌糊塗，全是臭小子的荷爾蒙發泄，但其實始終朝著一個方向在往前走。萬曉利的《走過來走過去》，小河的《飛的高的鳥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好多旋律都是在酒吧即興出來的，現在聽還是特別好。就像是在大學宿舍裡面干出來的事，將來到了社會上再也干不出來了，那股莫名其妙的、一根神經地跳動。」

攝影｜安娜伊思·馬田

那時許多音樂人住在北京郊區。每晚演出結束後，他們回到村子裡，整晚聊音樂、聊人生，聊到天亮，然後跑到莊稼地里看日出，再回家洗個臉，騎個自行車出去找活兒干。他們心裡懷揣著小地方的自卑感，又覺得生活里充滿了激情和希望。這種激情最終在「河酒吧」里成熟，綻放生命。

張瑋瑋說起「河酒吧」，臉上依然會流露出幾分神往。「它在中國獨立音樂圈、北京獨立音樂圈留下那麼強烈的一個記憶，到現在那麼多人忘不了。」

儘管懷念當年的創作氛圍和與志同道合者相聚一堂的快樂，但積累於集體中的安全感，在北京這個巨大的名利場中，太容易被現實打碎。經歷了幾個樂隊的解散之後，張瑋瑋選擇遠離城市，定居大理。

雲南大理

2012年底，聽說大理人民路有個院子在出租，張瑋瑋和房東見面15分鐘就交了定金。

那是「很漂亮的一個小院子」，50多平的二層小樓，有個小小的天台，天台和樓下的小院，都只夠坐4、5個人。要割捨北京的整個朋友圈和一直習慣的生活方式著實突然，但他「一衝動房租一交，這事就落定了」。2013年初，張瑋瑋搬到大理，一直定居到現在。

那時很多朋友勸他留在北京，「在場」見證音樂圈的重大時刻和變遷，張瑋瑋卻執意向南。他覺得大理是個很神奇的地方：「無論在外面多麼風起雲湧的人，到了這兒你要無聊也沒人搭理你；你就是怎麼樣的一個失敗者，你只要真的是一個好玩的人，在這兒也會特別受大家歡迎。」

大理是個很小的圈子，乾淨純粹，小到每天上街走一圈，所有住在這的人全都碰著了。這座小城喚起了張瑋瑋「與世隔絕」的生活記憶，像跨越了時空。整個古城超然脫離，「住在古城看微博，一看朋友發的北京、上海那些事，感覺像是隔了特別特別遠，兩個國家甚至兩個時空的那種感覺」。

搬到大理之後，樂隊計劃重組，張瑋瑋一周中有六天都在和樂隊排練，持續了四年。他們經常去旁邊一個老院子排練。聽說院子的主人曾經是個特別厲害的歷史人物。他們去的時候，院子的一角已經完全破敗，磚塊散落得到處都是，院里滿滿一人高的雜草。張瑋瑋和樂隊在中間清了一塊地排歌，被一堆雜草圍著，望出去就是屋子的房檐。

有段時間樂隊排練完把水果放在桌子上，走的時候沒收，第二天發現全都被啃了，大家還以為有老鼠。直到有一天發現了一隻松鼠，才揭開食物被偷吃的秘密。於是他們每天走的時候在桌子上撒點瓜子什麼的，第二天一看全被吃了。後來這隻松鼠也不怕他們了，排練的時候就在旁邊跑，在雜草和大石頭牆裡鑽進鑽出。

這幾年張瑋瑋一直忙於樂隊排練。上午買菜，練琴，下午提前10分鐘出門，2點準時開始排練。下午4點開始踢毽子，鍛煉半個小時再繼續，每天6點收工。

然而近一年多來，他卻想要遠離人群和樂隊，專心從事寫作。樂隊對張瑋瑋而言，「還是兄弟意氣的成份大於實際工作」。他特別害怕團隊里人跟人的糾纏，但要擺脫集體卻很難。他實在太喜歡和朋友在一起待著，早上在那棵樹下泡茶、吃水果，然後買菜做飯，一起吃飯，慢慢悠悠地聊天。

與之相反，寫作完全是「自己跟自己」在工作。他認為自己沒有任何文學天賦，也沒有什麼文學的知識，「我覺得特別丟臉，差太遠了。我反正就想自己一個人好好的，我適合孤獨的工作，所以才寫東西。」

尾聲

三十歲之前，荷爾蒙讓人坐立不安。42歲的張瑋瑋，已經有了足夠的智慧，又不迷戀青春的昂揚和激蕩，內心舒服。他希望能完全進入到自己的世界，把有限的餘生真正按照內心的需求度過。

「細胞全部打開，跟所有的光線、天氣全部融成一體的感覺。心裡的激情衝撞，特別亂。只要一開始進入那個狀態裡面，就控制不住自己」。張瑋瑋站在自家陽台上，抽煙的時候他手抖的停不下來，大理滿天彩雲，「只要能克服一些東西，應該會有一個樣子的。這個狀態要是持續一年，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張瑋瑋記得，每次排練臨近結束的時候，都會把最後一首歌《旭日旅店》連排兩遍。節拍器噠噠地打，太陽從山上落下去，房檐漸漸沒了光亮，歌詞還在唱著：

冬天的旭日河邊來到旭日旅店，

告別昨天的城市我一路孤單，

陌生的姑娘唱著一首陌生的歌，

誰把酒喝進嘴裡從眼裡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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