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中國（秦到清）：早熟的「現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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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與秦始皇的殘忍與冷酷造成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早熟

中國模式，是當下一個很熱門的辭彙，中國的崛起沒有按照西方的設想，反而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

但是這條道路並非今日的創舉，今日中國模式的很多特點，在2000多年前早已有了雛形。

如果回顧歷史，對比二者的相似性，我們甚至會懷疑，今日的中國是否只是2000多年的政治傳統的延續，我們所謂的開創是否僅僅只是又一個輪迴的開始？

無論是黃仁宇還是著名的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他們都驚訝於中國貴族統治的封建時期（政治學意義上的，非馬克思的經濟學定義）為何如此之短。

在前3世紀那個蠻荒的時代，從未有那個國家像秦王朝一樣專制而高效，他已經具備了現代政府的雛形，中央政府具有權威，擁有非人格化的官僚制度以及完善的稅務體系，而相似的進程，歐洲直到15世紀才開始進行。

就像黃仁宇所說，中國是一個政治上的早熟國家，他在過早地時期就完成了歐洲本應在1500多年後完成的進程。

過早的政治現代化既為中國帶來了發展的優勢，也扼殺了中國的社會活力，尤其是商人的積極性，從而斷絕了中國走向更高階段的可能。

在國家建設上，中國一步登天，但此後就步履維艱，再也沒有大的飛躍，直到英國人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

一、什麼是政治上的現代國家

什麼是政治上的現代國家，政治學上的一種定義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官僚制。韋伯認為一個現代國家理應擁有非人格化的政府，他應該依照以下標準建立。

一是層級分明，實行上級領導下級的等級制。二是非人格化的管理，官僚之間的合作以工作為核心，而非依靠彼此的私密關係。三是合理公開的人事選拔制度通常是考試），政府選拔人才有著固定的標準，以能力為基準而非血緣或關係。四是程序化的決策，即擁有標準化的文書格式和行政程序。

（馬克斯韋伯，與卡爾馬克思齊名的社會學家、政治學家）

韋伯提出官僚制理論的時間大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此時的歐洲國家已大都建立了這種非人格化的現代政府。

但是讓我們把目光放到過去，從古希臘到中世紀，沒有一個歐洲國家符合韋伯的定義，倒是遠在東亞的秦帝國率先奉行了韋伯的理論。

二、秦始皇開創「現代」政治制度

在戰國以前，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歐洲的中世紀十分相像，天子只是名義上的領袖，對於地方貴族幾無約束力，他沒有一套理性選拔的官僚隊伍，僅有的數萬常備軍和地方軍隊比起來並無優勢。

他的統治全賴於封國和中央之間血脈相連的親戚關係，但是隨著時間推移，這種血緣關係越來越親疏，因為犬戎的襲擊和周幽王的昏庸，周朝很快喪失了大部分權力，成為了傀儡。

（周朝的建立立足於血緣聯結，隨著時間推移，聯結的減弱，周天子的權威越來越低）

從戰國開始，各國之間開始了激烈的兼并，曾經的200多個封國被兼并成了戰國七雄，各國都在爭相改革，建立高效的官僚制度和軍隊，以求獲得在競爭中的勝利。

其中，最為成功的就是秦國，商鞅的改革削弱了地方的貴族，並建立了按照軍功選拔軍官的軍爵制，秦王不再依靠貴族而是依靠自己任命的官員統治地方，加強了政府政令的推行。

(商鞅的冷血改革鑄就了秦國的霸業）

商鞅的改革讓秦始皇最終統一了六國，建立了統一的中國，他的成功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並塑造了今後2000多年的政治傳統，直到今天依然沿用。

他統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為政令推行奠定了基礎。

他將六國的貴族聚集到咸陽軟禁，利用自己任命的官員統治地方，讓中國成為一個集權的單一制國家。

他依照軍功封賞的軍爵制開啟了非人格化官僚制度的建設，其依照能力而非血緣的方法啟迪了後來的科舉制度，與現代官僚制度相似。

（秦時明月中對秦始皇的評價基本中肯）

他收繳了天下的兵器，壓制自由思想，結束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為今後2000多年的專制統治樹立了先例。

他後世的繼任者們，繼續完善著他所設立的「現代」政治制度，漢武帝通過推恩令徹底解決了地方貴族，並完善國有專營制度把持經濟命脈。隋唐的科舉制最終完成了現代官僚制度的建設，甚至啟發了西方公務員制度的成形。整個帝國的行政系統圍繞皇帝的命令展開，理論上（雖然很難做到）依照工作而非「關係」聯結。

秦始皇開創的政治制度，經由其後任者的努力，幾乎完全符合韋伯的定義，而反觀歐洲和中東，無論是羅馬帝國，中世紀歐洲諸王國，還是阿拉伯帝國，都未達到如此程度。

（權力的遊戲中的御前會議，精準反映了中世紀歐洲的政治制度，其中央職位的任命要麼是任命與自己血脈相連的親戚，要麼是為了政治平衡授予握有大權的地方貴族，並非用考試選賢任能）

直到中世紀，歐洲諸國的中央政府依然是軟弱的，無力約束地方貴族的行為，沒有標準化全國性的官僚選拔制度，甚至常備軍的數量，也是不足的，歐洲國王軟弱的君權讓市場無法統一，政令無法通行，缺乏效率和力量。

直到15世紀，西班牙法國等國才開始秦朝早在1600多年前的進程。

這種政治上的早熟固然給中國帶來了優勢，但同樣讓我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三、早熟的代價

中國的政治早熟扼殺了社會活力和民間商人的崛起，自秦以後，中國曆朝一直奉行國有專營制度，國家把控經濟命脈，商人無緣於此。不僅如此，無論民間商人對於政府多麼忠心，卻都難逃被抄家的命運（如沈萬三）。各朝繼承了商鞅的弱民之術，不允許任何商人、任何宗教、任何家族組成可以威脅到專制政府的團體，這直接斷絕了中國產生資本主義的可能。

（圖為榮登世界古代財富榜，深受西方人敬重的大商人伍秉鑒，這樣的人物在清帝國卻毫無政治權利，同樣難逃被抄家的命運）

歐洲集權政府誕生時，得益於長期的分裂，歐洲的商人早已勢力龐大，國王不僅不能清剿他們，還要依靠他們對抗地方貴族，而中國早已沒了此等機會。

下一期，我將詳細為大家解釋為何中國政治制度的早熟徹底扼殺了中國社會的活力，使得帝制中國再無可能誕生資本主義，獨立發展成現代化國家。

下一期，我將詳細為大家解釋為何中國政治制度的早熟徹底扼殺了中國社會的活力，使得帝制中國再無可能誕生資本主義，獨立發展成現代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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