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人總是容易做對自己沒有好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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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一位朋友跟我抱怨，說最近他們單位成立了質量監控科來提升工作效率，結果搞得大家怨聲載道，原因是質控科推廣了一套電子化的辦公流程管理系統來記錄員工的工作情況，系統的工作記錄還會直接和員工績效掛鉤。然而自從這個系統啟用以後，各部門的工作質量反而急劇下降，不僅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下降，就連各部門領導都出現了很多消極情緒，而且工作效率也出現了很大問題，原來幾天就能搞定的項目現在要花一周甚至更久的時間。這就很奇怪了，為什麼質控科啟用電子化管理系統這種高科技，不僅沒有推動公司工作效率，反而起了反效果呢？

原來，質控科接二連三地頒布了許多質量安全管理的流程化規定，比如每個員工在接到工作後都有一個標準化的工作流程時間，在這個時間內如果沒有提交工作完成的報告就要被處罰；完成一項工作以後的兩小時以內要在系統填寫工作質量評估報告；為了避免官僚主義，領導在接到員工申請的一個小時內必須要完成審批，每天還必須完成員工當日工作彙報的批閱。

系統看起來十分的先進，規定也都是在促進工作效率，然而實際情況是很多領導在忙碌或者開會狀態沒有辦法及時審批時，會以各種理由將申請暫時打回去，讓員工重複提交。而員工為了在限定時間內完成工作，就開始大量省略工作步驟，主要的時間都用來等領導審批，防止領導打回審批申請沒有及時發現而造成工作延誤。即使是這樣，也經常有員工或者領導因為超時或者工作流程不合規而被扣分。而原來並不是每天都必須總結的工作，現在因為系統限制也必須每天提交總結報告。公司的總經理每逢大會必然批鬥出問題的部門，而且基本上都是手裡拿著一周的數據，挨個點名：「咱們用數據說話！以前沒有系統的時候你們是什麼樣子我不知道，現在看看這些數據，這麼多問題，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每當有人提出異議，都會遭遇領導的強勢反擊：「不要告訴我你為什麼做不到，我只想聽你怎麼做得到，如果你不行，我就換人！」

至此以後，所有員工交流的口頭禪都變成了：「哎，你報告提交沒有？」。當工作出現問題了，第一反應就是怎麼去質控系統拖時間，解決問題反而變得沒有那麼重要了。為公司工作的員工，被質控科直接變成了為質控系統服務的機器人，所有人都感覺隨時有一雙眼睛在自己背後，只要自己一有不合規的舉動，立即就會遭遇雷霆打擊，整個單位的人都惶惶不可終日。

其實只要細細一體會就能明白員工們的痛苦，原來本來只要專心干好工作就行了，現在卻不斷要應付各種質控系統帶來的打擾，比如突然被其他同事遞交來一個工作。原來可以直接先放在一邊，等手裡的事情做完再說，而現在因為系統還很「貼心」地給了信息送達提示和是否已讀標識，讓人連裝瞎的餘地都沒有。不管這件事有多不緊急，都有一個警戒時間擺在那裡，即使再不情願，也必須停下手裡的工作掏出手機來看看。這種不斷從專註狀態被強性拉出來的感覺真是糟透了。

而雪上加霜的是，當各部門的領導發現大家登錄系統比較頻繁，而且很重視系統的提示後，一旦有什麼通知，都必然放到系統里去推送。這樣一來，大量的垃圾信息又進一步造成了員工們的信息過載，掏手機成了公司唯一被訓練得無比標準化的動作。而且即使有部門的領導知道這樣做不好，但迫於上面的壓力，不敢讓工作「爛在」自己手裡，一定會廣而告之，即使最後搞砸了，鍋也不會只落到自己一個人頭上。大家都逐漸開始產生一個念頭：我告訴你了，你沒有做，那就不是我的責任了。而質控科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又陸續出台了許多更為嚴厲的措施，反而讓問題進一步惡化。

相信看到這裡很多人都能看出來，一個為了讓公司蒸蒸日上而設計的部門，正在「努力」地毀掉這個公司。

其實這也很好理解，當一個事物為了一個目標而誕生時，它就具備了「生命」。生命首先需要保證的是自己的存在，如果自己都不存在了，那還有誰去管那個目標呢？然而，自己的存在有時候和目標又會出現背離，那這個時候作為一個生命體，它往往會選擇先維護自己的存在。就像那個質控科，不是看不到這些現象造成的影響，但為了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它又會拚命地做一些試圖挽回敗局的事情，並且將所有問題歸咎為員工不愛公司、不負責，還要說服最高領導，出問題是因為質控科管得不夠，它還需要更多許可權，以免慘遭解散。

故事講完了，回到本文的題目——為什麼人總是容易做對自己沒有好處的事情。這裡就有個問題了，這個「自己」到底是誰？

佛洛依德將人的「我」定義為了三個部分：

超我：代表著社會道德和規則。

自我：決策者，決定什麼時候遵守規則，什麼時候滿足慾望。

本我：代表著原始的慾望。

其中自我是我們思維的核心，是我們一切感受的載體，我們通常說的「我很快樂」或者「我很難受」通常都是來自「自我」的權衡比較。我們常說的對自己好或者不好，也是對這個「自我」所說的。

通常而言，自我是可以調節超我和本我，避免痛苦的。比如，一個人為災區捐款。如果這個人是一個自我認知非常善良強大的人，那麼他的自我會選擇聽從超我的滿足感（對救人一命的崇高感），屏蔽甚至轉化掉本我的痛苦（對錢的惋惜和慾望），本我越痛苦，超我反而越滿足，自我也就跟著越滿足。而如果這個人正陷在巨大的經濟壓力中，那麼他很有可能會選擇聽從本我的建議，並用「我也很困苦啊，誰來幫我呢？」這樣的委屈感來變相讓超我得到滿足，自我也可以同樣免於愧疚的折磨。

然而自我的形成是需要一個完善的社會反饋體系的，我們需要從別人（尤其是父母）的反饋中來發現自己。這就像照鏡子一樣，我們必須要得到別人的反饋，才能評估「自我」到底是怎樣的，是讓人喜歡，還是厭惡？如果一個人特別缺乏這樣的反饋，無法修正自己的認知，就有可能出現「自我」過分弱小的現象。因為無法「看見」自我，他們無法評估自我的真實樣子，而且由於從社會經驗中很容易學到「醜惡是不值得關注的」這樣的經驗，所以缺乏正確關注的人會很容易認為自己非常醜惡——因為醜惡所以不被關注，這種對自我感知的嚴重低下就是自卑的核心。

所有人都會感覺到一個糟糕的自我是不能做決策的，太弱小的自我承受不起失敗帶來的壓力，因此有時候我們會將決策權轉讓給其他兩個「我」，尤其是「超我」。本來將決策權交給超我和本我，是希望它們能幫助自我構建更好的人際關係，以便自我能夠從人際關係的反饋中獲取足夠的力量，認清自我，變得更加強大，但當它們獲得權力後，就會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生命體，為了維護它們自己的存在，就顧不得主人的利益了。

有沒有發現我們身邊會有這樣的人，總是慾望很少，總是默默在付出，總是在為別人的利益而犧牲自己？而還有的人會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不擇手段。前一種人雖然不能算討厭，但也非常不受人重視，甚至網上還有「聖母」之類的貶義詞來形容這樣的狀態。而後一種人則完全是被赤裸裸地厭惡了。無論是哪一種人，最終人際關係都會變得異常糟糕。

為什麼會這樣呢？

超我和本我是非常確定、僵硬、沒有建設性的。這就像人不能控制社會道德標準，也不能決定自己有什麼慾望一樣。做了社會道德不允許的事情人都會有愧疚感，就算是最無恥的壞人也會拚命想辦法合理化自己的行為，而一個人如果肚子餓了，是如論如何都不可能不吃飯的。缺少變通性，也就意味著沒有足夠的決策能力，它們更善於「執行」。

這就產生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比如一個將控制權交給超我的人，就會非常死板地執行各種貌似合理的道德規則，而且「只能」執行道德規則。這會導致自卑者甚至會自卑到連在餐館點一個餐都會很害怕自己的聲音打擾到服務員和其他人。而超我既然要獲取足夠的許可權，那就必然打壓本我，並且說服「自我」：你是不夠好的，一定要聽我的。結果自我不僅無法得到建設過的正常人際關係，反而還被超我打壓得更加渺小和醜陋了。而且超我同時還會打壓其他「競爭者」，比如它會要求主人禁慾，會告訴主人：慾望都是可恥的，都是不道德的，你要捨棄本我。而自我由於經常被忽視，在請求別人，尤其是父母滿足自己的時候總是被拒絕，很容易就接受了這個說法，會主動參與到對本我的打壓中。打壓到極其嚴重的階段，甚至會對「生存欲」進行剝奪，出現各種自殘行為。所以很多自殘者會覺得自殘以後可以輕鬆一點，就是因為超我被滿足後，施加給自我的壓力減小了。

而一個將決策權交給了本我的人，則會將自己搞得更加孤獨。在許多獨居的老年人身上都會發現一種奇怪的現象，明明經濟條件不差，卻總是忍不住去撿垃圾。如果仔細調查，往往會發現這些老人的人際關係都是非常糟糕的，他們會堅信這個世界上除了自己誰都靠不住。囤積垃圾，其實就是在為本我服務，不斷去滿足本我的獲取感。自我成了本我的奴隸，不斷出去勞作，一刻不得停歇。當貪婪的本我暫時滿足後，這些老人已經筋疲力盡，只想休息，根本沒有精力再去社交，也融不進正常社交圈裡。

如何破除這種魔咒？

超我和本我都是通過恐懼在控制自我並保障它們的權力，就像那個質控科負責人用單位經營失敗的恐懼去控制總經理一樣。如果這種恐懼感還不是很強，那麼可以通過做一些突破自己以往限制的事情來改善。比如一個對別人唯唯諾諾言聽計從，從來不懂拒絕的人，可以試試頂住恐懼拒絕那麼幾次，觀察別人的態度以及自己的感受變化。一個總是在為家庭操碎了心的疲憊媽媽，也可以試著放下家庭的責任，出去和朋友們一起來個說走就走的旅行。關係都是在互動中形成的，當自我重新開始決策時，關係往往也會自然產生。

對於恐懼感特別嚴重的朋友，我的建議還是儘快接受治療，用藥物或者其他手段來幫助自己暫時控制恐懼，並在專業人士的幫助和陪伴下給自我一點蘇醒的時間。

無論如何，生命都是自己的，做自己真的非常困難，但這正是我們作為人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