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世紀間日本各階層文化發展及對外交流簡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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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鉛華

結束漫長而乏味的史實陳述階段後，讓我們回到曾經點到過的那點疑問「日本文化是如何在漫長的時光裡面臨外來文化仍然能保持延續性的?」

答案似乎首先就要排除【直接管制】的因素，因為縱覽這段被有意抽出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江戶早期頒布了針對基督教和海貿的禁令，並限制非外交官員與西方商人的交流。但是從宏觀上來看，這些政策並沒有起到長效的作用，在合適的時候，「蘭學」順利地傳入了這個國家，此後無論是松平定信還是更激進的水野忠邦也無法再從日本根除它們的影響。

事實上我們也很難推定它在初期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少是這個政策本身所帶來的。

「幕府成立初期享有的崇高權威」，「西方人困於高昂的遠洋成本及投送能力的匱乏而主動撤離」，「基督教在日民間根基不深」對幕府鎖國政策顯然起到了多重的增益效果。

【具有民族導向性的教育】可能起到過相應的作用，但我們可以看到，在內村鑒三「大不敬事件」發生在《教育敕語》頒布期間，而在事件中對內村去職起到重要作用的實際上是民間的反對浪潮而並非官方的強制性先行。

透過這次事件，我們可以敏銳地捕捉到，即使是在推崇西方化的明治時代中前期，即使沒有經過系統的傳統文化培訓，當民間傳統主義的底線被觸動時，仍然免不了引起國族中心主義的反彈。因此【教育】的影響實際也處在可高可低的位置上。

幕府在三次改革中對文化生活的規範活動，實際上也體現出【行政命令】在處理文化事務中的無力，適應一定生活環境的人是很難被強制力扭轉的。

因此這裡筆者選擇把實際原因歸於兩個簡單的因素:

「充實性與漸進性」

（1）充實性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日本文化是多元複合的產物。

無論是公元7.8世紀「中國化」的時代，還是16-19世紀「西風東漸」的時代，就和任何能夠長期維持的國家/民族那樣，你幾乎能在任何時代看到他的文化沉澱，而這個過程又不至於是過於「模仿化」的，被模仿的事物與當地的現實生活充分結合（受日本早期富足的農業資源和相對隔絕的地理環境助長），從而實現了內化過程。

這樣的趨勢歷經無數次的發展與變革，到16世紀時，日本文化作為被當地人普遍接受的文化已經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而以藝術，宗教，思想方面的豐富性與內部派系的多元性對當時傳入的「基督教文明」起到了有效的抵抗作用。

以至於除卻西方人的財富，新奇商品與先進武器之外，當地人幾乎想不到自己為什麼要信任這樣一個似乎與佛教相似但卻是由「南蠻」帶來的古怪宗教。蘭學所受到的輕視也是如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日本的統治者們似乎都願意相信自己的文明是先進的。

根本原因在於日本文化能夠為當時的日本人提供一個完整的世界觀，世界觀的充實性使他們無意擅自觸摸來自外面的世界。而在兩百年後，在面臨西方文化真正的衝擊時，「充實性」也避免了日本文明在面臨強大的外力因素時被直接摧毀。

而是保持了她的可塑性，為隨後對西方文明有選擇的吸納留下了充分的應變空間。

（2）【漸進性】

漸進性在宏觀意義上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日本的政權更替和各階層實力的變動上是漸進性的

日本接受西方化的速度無疑是驚人的，舊的政治結構瓦解和現代化往往要經過數代人的不懈努力與鮮血的澆鑄。但是對日本而言，雖然在1868-1869年，以及1877年曾經間斷地發生過幾場有規模內戰，但真正死於戰爭的人相對而言並不很多，且這些戰爭大都是基於既有的政治慣例進行的，參與者基本都得到了赦免，甚至在數十年後能夠重新被當做英雄人物傳頌。

而在明治維新時代早期，雖然農民的反叛時常發生，但這些暴動都是地區性質的，與有限的異議與分裂相比，在「強烈的外國危機感」下團結起來的地方保守派、強藩代表和朝廷公卿組成的新政府仍然能夠保持統一。而其中負責政府實際事務的「武士活躍分子」，三條實美、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木戶孝允等在平穩改革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二.日本與外來文化的融合是漸進性

就如同遣唐使之前的日本歷史，實際上3-5世紀間，隨著漢王朝對朝鮮半島的戰爭，不斷有半島的移民渡過海峽從九州進入日本，他們將中原稻作農業技術和更先進的手工藝技法帶入日本，期間還偶爾有學者流落，傳說日本最早接觸漢字也是從那個時代開始的。

此外在公元六世紀左右，日本在半島上甚至有名為「任那」的跳板，並與百濟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日本通過這個跳板與中原文明建立更為便捷的聯繫，直到新羅在唐朝的支持下基本統一半島為止。

因此到了公元7世紀，雖然驚訝於長安的盛況，但遣唐使和深受影響的日本王族仍然相信差距是可以彌補的，事實上大化改新時的大部分政策沒有遇到過分的阻力，尤其是「班田制」改革。有說法認為這樣的政策其實在「大和王權」推廣前就已經開始在那些臣屬的「氏」中推行了。無論事實如何，這些材料充分體現了日本在「中國化」前，實際上就已經被中原文明所浸染了。

與西方文明的也是同樣的道理，16世紀激烈的鬥爭後，仍然被容許留在離島的荷蘭人成為西方在日本文化的窗口。當敵意隨著長期的接觸日益消散，德川吉宗乾脆取消了禁絕文化交流的政策，甚至轉而鼓勵人們「學習荷蘭語，技術和軍事策略」。即使開放令受到幕末政治形式的挑戰，但「蘭學」仍然在壓抑下堅強地生存著，並在19世紀50年代，在日本終於決定要開國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使日本不至於像鴉片戰爭時的中國那樣陷入無所知的迷茫。

【針對當代中國傳統文化保護的感悟】

「文化是植根於某群體人的生活，與他們的生活相適應的全部物質產品及精神活動的片段。」

但在當代盛行的庸俗文化保護者卻總喜歡忽略這個問題，而將話題引導到既沒有營養又缺乏意義的方向上。

分立在「對外繁榮與對內衰退」的兩面，這種狀態是有道理的，它真的原因並不是受眾的過時，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質化」】的錯。

實際上，對於當今的中國文化問題，最為令人憂心的現象其實並非所謂「西方衝擊」的問題。而是許多人多少有意識到但最終選擇選擇性忽略的那些地方性的，市井的文化。

在民國時代曾經繁榮過的各具地方特色文化正在走向趨同，消亡，並最終不斷成為同質化的統一中國文化的一體。而同質化的傳統本身卻又是過分符號化的。

而這所導致的結果是，許多最後本能倖存下來的真正根植於地方人群習俗的傳統文化隨著地方性的泯滅，開始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

許多人混淆了士大夫文化與平民文化的差異，費勁心思去鼓勵人們去接受和關聯那些與他們和他們的祖輩成長沒有任何關聯的，甚至是在更久遠的三百年前就已經僵化乃至「死去」的藝術，還最終試圖回過頭來向年輕一代問責，這是非常詭異的事情。

相對日本的「漸進性」，20世紀對古老的中國而言則是真正在懸崖邊顫慄著的歷史。辛亥革命的波濤將與王權緊密結合的士大夫們從絕對的統治地位跌落了下來，「粗俗」而願意接受西化的新軍接過了權柄。

不合時宜的「尊孔復古」運動被政治綁架反而成為「逆流」。

接下來的國民革命使這些曾經的「貴族」幾乎只剩下了在大城市之外有限的地區影響力，而即使是在曾經掌握全權的地方，現在也不得不去與辛亥革命後依託軍頭和買辦在地方上雄起的新地主競爭。

在民國38年後，他們在大陸的各個角落完全地沉寂了下去。在全國文盲率高達80%的情況下，全民普遍的掃盲和基礎教育的鋪設要等到1953年。

因此今天的傳統文化的「迴流」很大程度上是改革開放後，變得有文化的平民階級的後人們對那些被親手斬斷的文明的一種重拾。

如果說從熱情地鼓吹西化到吸收和修改西方文化，在最終走向對傳統某些方面的重拾是東方文明從最初「因意識到落後而自卑」到「現代化成功後的自信心恢復」的慣常表現。

對中國而言這個過程是矛盾的，尤其對於那些試圖沿著類似的軌跡「尋根」的人，他們可能成為傳統文藝的愛好者，但同時也終於會發現，這些東西距離我們的現實生活太遠了。

儘管對有些人而言可能很難承認，「我們自由了」，在東亞國家裡，我們可能是歷史遺留壓力最少的。傳統的力量正在死去，也沒有任何徵兆顯示這個趨勢正在被逆轉。而任何空洞的所謂「自救」政策實際上也沒有跳出前人的框架。

而所有面對未來不切實際的幻想，歷史則用無數的例子來闡明一個永恆循環著的道理「正在老去的事物是不可挽回的。」

「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目送》 龍應台）

我們勢必拍著手唱著驪歌目送那般可愛卻又挽留不住的美好微笑著揮手與我們遠去，永遠地消失在地平線的那彼岸。

留下痕迹也好，雲消霧散了也罷。

在世界文明史中，變化才是普遍且永恆的話題。

終有一天，我們也會同它們那樣，在那地平線彼岸成為後人回憶里的那一抹背影。只是能讓他們在回想起我們的生活足跡時還能找到一份熟悉的安穩感，就會像得到肯定的小孩子那樣欣喜若狂。

即使世界早已同我們所認識的不太一樣，街頭巷尾再也尋不見曾經鮮明的那些印記。但是人們終於能夠相互理解，不再需要品嘗先人所歷經的煩惱和痛苦那般自由快樂地生活在這片這片土地上，享受著日常中無限的可能性，在創造中追尋自我的意義。

那樣的國民便是永遠不會消亡的。

如果終有一天能尋見那樣的未來，千千萬萬代堅強著的人們奮鬥畢生的而刻苦追尋著的根源。平凡也好，崇高也好，他們終於可以變得不再那麼堅強。

淚水掩面，洗卻延綿千年的塵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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