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 |《丙申故事集》：歷史的廢墟上，孤獨是最後的選擇
來自專欄 90後文學創作與研究
《丙申故事集》收錄了《隨園》《發聲笛》《出警》《巨型魚缸》《但求杯水》五篇故事。其中，《隨園》是我重點想談的小說，它是其中水準最高的一篇小說。從第一句起，弋舟就進入了自己的節奏，切入熟悉的人物。
他擅長寫師生關係，但假如全篇只寫學院和啟蒙，未免過於書齋。慶幸的是，弋舟沒有，僅僅過了一段，他就設置了一個陌生化的場景:
「入校不久我就開始逃課，常常跑到城外的戈壁灘上眺望皚皚雪山。他從未陪我去過。但卻是他告訴我的，「戈壁」原來是蒙古語。他還向我展示過一塊白骨，也就一次性打火機那麼大，讓人難以判斷到底出自軀幹的哪個部位......」
這是弋舟給「隨園」開的玩笑。《隨園》致敬何者，讀者心知肚明，人們本以為：弋舟會寫江浙地區才子佳人的事，但他顛倒了這種印象，他的隨園建立在荒涼之中，如同一片歷史的廢墟。
小說的時間跨度很大，從八十年代末到如今。它包含了一些大詞，比如啟蒙、歷史、死亡，如何處理這些大詞，這考驗一位作者的功力。作者需要呈現出令人信服的現場感，在此基礎上，他不能很大地書寫，也不能妄下議論，否則即是僭越。弋舟的小說很克制，他切入的點恰到好處，《隨園》由此成為一篇莊嚴的詩化小說。
《隨園》是一篇典型的弋舟式小說，作者靠想像力和對辭彙的咂摸來營造氛圍。弋舟和同輩作家張楚不同，後者有豐富的生活素材做積累，可以靠強故事性推動小說。但弋舟更多靠想像力，他是博爾赫斯一類的小說家，能夠從人們忽略的辭彙中打撈出別樣滋味。《隨園》的題目、用詞乃至提及的書目，都有作者的用意，順著它們，你就讀到了《隨園》背後的大歷史，讀到小說的話外之音。
小說的多處地方都有意在畫面中建構歷史感。
比如「我躺著的這塊兒地方，是祁連山的洪水衝擊出來的」「可我覺得天荒地老，自己是被撂倒在一個亘古的意義上」等，表面上，小說的女主角置身於荒涼的戈壁，實則，她走在歷史的廢墟里，她自己又無法擺脫歷史的邏輯。
弋舟有意提示讀者，什麼是被湮沒的歷史，是有待發現的歷史。於是，「我」發現：「一部翻開的《子不語》扔在地板上，山風掀動著它黃色的書頁。我過去把它撿了起來。結果它的下面還扔著一本《夾邊溝記事》。」《夾邊溝記事》是楊顯惠先生的作品，書名提及的夾邊溝，是甘肅酒泉的一個勞改農場，是共和國歷史里一處充滿了難言之隱的傷痛之地。弋舟此處絕非閑筆。
與被湮沒的歷史相對，是目力可見、冠冕堂皇的歷史，它又和過去形成一種難堪的「視而不見」。那個在戈壁灘上將「我」撂倒的堯乎兒，如今成為「真正的縣領導」;那些啟蒙別人的人，卻成了被啟蒙的對象；而我，「在本該青春飛揚的時候卻迷戀累累的白骨」。
所以，《隨園》不僅彰顯了弋舟的創作技藝，也是他極具勇氣的歷史書寫。古往今來，歷史不僅僅由史家記錄，小說家同樣能參與到記錄歷史的過程中，《隨園》是一次示範。
和《隨園》相比，《出警》的歷史感相對輕了一些，如果說《隨園》很莊嚴，那麼《出警》關注的則是世俗人物的瑣碎生活。
《出警》是一部細緻周到的小說，情節密實，轉折精彩，應和了弋舟寫作生涯的幾個常用母題。弋舟對警察口吻的揣摩比較到位，許多對話畫面感很強，如果再拓展些，完全可以拍成電影。《出警》值得反覆品味的地方在於節奏和對話。和《隨園》不同，《出警》靠的不是敘述，也不只是對意境的描摹，而是貼合人物身份的對話。
在《出警》里，「重要的是說話本身」。
這篇小說與《丙申故事集》的另外三篇——《巨型魚缸》《發聲笛》和《但求杯水》共同指向了個體的中年危機。這裡，有熬成處長的馬政；有事業有成的劉奮成、王桐；也有生育後仍身材曼妙的「她」。但他們都鬱鬱寡歡，因為他們無論再怎麼努力，都無法留住逝去的東西，他們最大的敵人是時間。
馬政成為處長後更加壓抑；劉奮成、王桐離婚收場；「她」通過少年尋找靈與肉的慰藉，卻最終決定離開情人。他們仍要面對多數時間裡的平庸，與青春和愛漸行漸遠，最後走上孤獨的方舟。
但是，這些人物孤獨而不避世。他們在煙火里無法逃離。這就和人無法逃離自己的土地一樣，哪怕肉身遷徙，靈魂仍有所羈絆——人們的一切愛恨悲喜都來源於腳下的土地。
縱觀整部《丙申故事集》，小說的人物底色往往具有二重性——知識分子的氣派和被「無能感」籠罩的中年人，一明一暗，交織於人物內心。看似書寫邊緣人，其實，支離破碎的環境里，每個普通人都是邊緣人。弋舟在寫集體的失落，在寫一代人面對時代巨變而來不及調整後的精神危機，而這亦是70後作家普遍要面對的問題。
這些小說中的中年人也往往是「病人」，身體殘缺，精神也在失調。弋舟不是醫生，他只是感同身受，於是他要去寫，寫自己有關的「千千萬萬人」。在他的文本里，失落的人「可以和自己兒子的小提琴教師上床，可以讓自己的手下去頂罪，可以利用別人內心的罅隙去布局勒索。」他們背負著一種罪過感。
但是，如果這種失落局限於個人的沉淪，被膨脹的申訴欲裹挾，它就容易變成自我怨艾的私語，難以對普世形成關切，徒留一場修飾明顯的「低聲哭泣」。慶幸的是，弋舟在《隨園》等作品中做出了積極嘗試，個人的境況與歷史相結合，小說由此達到更廣闊的境界。
不過，弋舟在小說中對八十年代的浪漫建構值得商榷。對知識分子而言，八十年代是一個黃金時代，是五四以後又一個思想解放的時期，到了九十年代，政治與經濟的劇變讓八十年代的風潮驟然停歇，也讓知識分子走向落寞。所以，知識分子對八十年代有普遍的懷舊甚至美化情緒。只是，這種浪漫想像容易掩蓋問題的複雜性，使小說局限於二元對立的刻板印象，這是弋舟需要注意的問題。
人到中年，弋舟習慣一種自我審判式的書寫，從《劉曉東》開始，他愈發關注「我之罪」，愈發敢於面對個人的懦弱與平庸。王小波曾說：「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無能。」凡人總是要面對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自我拼搏與歷史進程的錯位、個體意志與集體意志的矛盾，在所有矛盾的時時刻刻，人的無力感由此激起，無論是《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蓋茨比，還是《老人與海》的漁夫，亦或是《隨園》的老師與學生、《出警》的警察與犯人等，他們皆被「無能的憤怒」所包圍。弋舟的小說看似高深，劍指的卻是一個普通人都會意識到的問題，即——認識你的無能。
這種寫作轉向與作者本人的境況有關。孩子、心臟病、追憶與憑弔、空巢老人等，弋舟開始更多關心死亡、歷史、中年人，他曾關注空巢老人，也體察過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在他的作品中，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孤獨。他們渴求一份理解，但人間最難的事情就是感同身受。這只是孤獨的表面原因，更深的，是這些人物踏在命運之船而無法走下，活在歷史的邏輯里，看到燈火後的虛空，於是，他們被孤獨感所籠罩。而這些孤獨者最終還是要回到瑣碎生活，小說的文本也回到一個古老的命題，那就是生而為人，我該如何面對自己的平庸。
坦率而言，《丙申故事集》還有明顯的缺憾，這尤其體現在《但求杯水》《發聲笛》《巨型魚缸》中。弋舟的寫作如同精密儀器，他在結構和氛圍營造上格外小心，但他過重工筆，小說的人物有時會淪為推動情節的符號。在一些細節上，弋舟沒有完全擺脫翻譯腔式的拿腔拿調，對人事的形容詞尚可斟酌。而在講述「現實」上，弋舟時而顯露的說教反而打破了小說的自然感，他控制過多，結尾過重「規整」，卻也在造境上平添刻意，反而使小說少了一點如斑斕蝴蝶般的靈氣。
2017/12/3 成稿於天津
作者簡介
宗城
蔡宗城，筆名宗城。
自由撰稿人、媒體專欄作者、編輯。平時寫小說、散文、批評，作品散見於文學自由談、作品、天津文學、中華讀書報、鳳凰文化、新京報書評周刊、中華文學選刊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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