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120年：變法是找死，不變是等死

來自專欄知止齋24 人贊了文章

譚嗣同要流自己的血，康有為要流別人的血，中山先生要流自己和別人的血，慈禧和光緒誰的血都不想流。變法，就是不想流血；不流血而成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一點也差不得。

1

歷史不能重複，也無法假設，但可以想像。

我曾反覆思考，清廷有無可能找到一條自救之路，在世界變動的大潮中自我革新，從而避免被推翻。

如果那樣，今天的中國可能是什麼樣子？

很遺憾，我現在認為，在晚清歷史這一段，偶然只是小概率事件，那種自救之路沒有可能。

簡單說，如果清廷不這麼做，而是那麼做，可能清朝不會終結於1911年，也許更早，也許更晚；取代清朝的可能不是袁大頭，而是張大頭、李大頭。

我們常說：英雄創造歷史，如果沒有某人，中國近代歷史走向將完全不同，中國的命運不可想像。

這有一定道理。比如，如果沒有鄧公，中國改革開放就算會來，也會推遲好多年。

但從歷史長河看去，可能也不太對。歷史大勢是多種因素複雜作用的結果，沒有某人，歷史進程會有差別，但走向不會有大變化。

時間拉得越長，空間拉得越大，偶然性越小。於某個人、某個群體來說，可能會極大不同，但對中國這樣的大國和世界歷史這樣的大勢來說，這種變動極其微小。

歷史的大勢，誰也阻擋不了、改變不了。

2

一百二十年前那場變 法，影響遠沒有此前想像的那麼大。

變 法成功或失敗，不會影響歷史走勢。只不過因為失敗了，所以令人扼腕痛惜。

但其實那也許算不上變 法，或可稱得上一段插曲。

在變 法前，有些事已經開始做了。在變 法後，有些事也在做。特別是在庚子後，變 法的很多舉措都施行了。

比如廢科舉。1898年廢八股，1905年廢科舉，只在變 法後七年。但沒有人把庚子後十年的舉措稱為「變 法」。

當事者光緒與慈禧，在變 法問題上沒有根本分歧。在重臣中，保守的翁同龢在變 法之初被開缺回家，榮祿這樣的「保守派」其實是有維新思想的。其餘京中重臣與地方督撫大部分傾向於變 法。可以說，有既得利益官僚，但還稱不上新黨與舊黨。

至於康有為，他有才學、有熱情、有公關能力，但對維新的認識並不比其他有識之士高明，對政治的認識更屬於小兒科，而且言勝於行、脫離現實、沒什麼實際辦法，人品也值得商榷。

可以說，康在戊戌年間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很多時候，不是只靠勇氣和熱情就可以改變現實。這就是為什麼人年輕時會挑戰世界，年長後會與世界和解。

當我們走出革 命史觀回看，會發現有些事情說不清楚，其本來面目比單純黑白複雜得多。這是人世間的常態！

3

就算變 法成功，會怎樣？十餘年後的歷史發展給出了結論。

變 法就是要廢科舉、辦新學、行新政、練新軍、開言路、修路開礦、辦報留學，富國強兵。

結果就是，大清亡了。

早在變 法前，中山先生就開始鬧革 命，要推翻大清，但他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最後仍是屢戰屢敗。直到大清亡了那一年，孫先生自己也沒想到來得這麼快，他還在美利堅看報紙才知道武昌起義。

大清的變 法培養出了自己的掘墓人。武昌首義是新軍，各地蜂起響應的主力也是新軍。

可以想像，1894年的變 法成功了，結果和後來也一樣，大清還是會亡。

這就很弔詭了。變 法的初衷是為拯救朝廷，但變 法的積極成果促使了朝廷滅亡。這事誰干都一樣。

這就是王副主席推薦過的《舊制度與大革 命》說的：對於壞的政府來說，它最危險的時刻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既然變 法會亡大清，那麼不變可好？大清已無法支撐下去，不變一樣會走向死亡。

所以，變 法是找死，不變 法是等死。變與不變，都是個死。

4

現在不是講不忘初心嘛，變 法的初心是什麼？是改變國家現狀。為什麼要改變？因為當時的治理體系已不適應形勢發展。

這種情形並沒什麼特殊，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反覆出現。

變 法就是改革，改革是為避免革 命。

變 法成功了，革 命就晚幾年來；變 法失敗了，革 命就早幾年來。

革 命自下而上，是要人命的，要的是當朝者的命；變 法自上而下，是要保命的，保的是當朝者的命。

所以，譚嗣同說「各國變 法無不從流血而成」，這話有問題。他的意思是，各國革 命無不從流血而成。但變 法的本意就是不流血。

自上而下的變 法，就是想不流血地保住大清。

榮祿問康有為怎麼變 法，康有為說，殺幾個一二品大員，新法就成了。（不知原話是否如此，但應該差不多）

譚嗣同要流自己的血，康有為要流別人的血，而且要流當政者的血。

結果，譚嗣同流了自己的血，康有為既沒有流成當政者的血，自己也沒有流血。

康有為對變 法的認識有問題，也沒什麼高明辦法，甚至也沒做好犧牲以變 法的準備，只是在矛盾發生時激化、擴大、甚至製造矛盾。

所以，他乾的事不叫變 法，也不叫革 命，好聽是書生議政，不好聽就叫大言亂政。所以，光緒只見了他一次，最後也倒霉在他身上。

相比之下，他弟子梁啟超倒是一輩子在試圖變 法。他不想流血革 命，更想改良，但總趕不上歷史進程。因為歷史的洶湧大勢將席捲任何阻擋者，變 法改良在這樣的大潮面前不堪一擊。

還是那句話，個人在時勢面前太渺小。

5

儘管每個王朝立國時都期待著能二世三世、以至萬世，但在中國歷史上沒一個王朝能千秋萬載、一統江湖。

這不代表歷朝歷代不想變 法，沒有嘗試過變 法，但最終無一例外地被取代。

革 命若早來幾年，王朝壽命就短，幾十年、上百年。革 命若晚來幾年，王朝壽命就長，二百年、三百年。

變 法就是要延長這個過程，解決王朝機構臃腫、官僚顢頇、土地兼并、貧富差距、流民增多等可能引發革 命的問題。一句話，解決治理失靈問題。

實在解決不了，那就社會重新洗牌，來個天翻地覆的大變化，重新建立起一套治理體系來。

在內部治理失靈的情況下，如果王朝同時面臨外部壓力，那就更糟糕，會加速這種進程。

在中原王朝晚期，往往同時面臨內部治理失靈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雙重打擊，令危機更不可解。

比如大明末年，內有流民、外有後金，雜以天災，就算崇禎是英明聖主也沒招，更何況他也不是。

改朝換代，說穿了就是這麼回事。

大清也一樣。雖然大清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但面臨著另一種可怕的外來壓力，那就是洋人。

以往北方游牧民族只是靠軍事實力征服南朝，大清面臨的洋人則在政治、經濟、社會、科技、文化、軍事等各方面全部領先。但洋人與北方游牧民族的區別在於，北方游牧民族要取代南朝政權，洋人滅亡本國的危險性並沒那麼迫切。

這也是清廷變 法時的心態：我們不如別人，就學別人。開始學智械機巧，後來學典章制度。

但包括光緒和慈禧在內的很多人並沒有意識到，學習典章制度可以改變國家治理體系，但改變國家治理體系是個大事，無可避免地推導出改變國體問題。

不要以為只有大清如此。那些變 法的強國都如此。英吉利、法蘭西、俄羅斯、日本都如此，或明或暗而已。

6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國後，鎮國公載澤向慈禧力陳立憲的三大好處，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皇位永固」。

這是一切當政者變 法的出發點。

變 法固然是為富國強兵，但首要和直接考慮是消彌外界威脅，鞏固自己地位。統治者是既得利益者，怎麼變 法也不能放棄既得利益。

這在理論上沒問題。但在當時大清，卻有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

正因為國家治理失靈，所以要改變治理體系。也就是說，當前的治理體系是怎麼樣的，就要打破它，向相反方向改變。

這並不是立憲強於帝制這麼簡單的事。

簡單說，如果當前治理體系是集 權的，那就向分權方向改；如果當前治理體系是分權的，那就向集 權方向改。至於是不是立憲，只是形式而已。

光緒變 法前三十年，日本也變 法，即明治維新。變 法的原因一樣，當時日本治理體系失靈，國內有矛盾，外部有壓力，不得不改變治理體系。

明治維新，號稱以立憲取代封建。

其實不是。明治以前，小小日本分為二百多個藩，號稱江戶幕府三百藩。平均一個藩也就一千多平方公里大小。明治後，廢藩置縣，由封建制改為中央集 權制。

普遍觀點是，日本立憲成功，立憲優於帝制，因此在五大臣出洋考察那一年，新興的立憲小國日本擊敗垂垂的帝制大國沙俄。

問題是，沙俄是帝制，但蘇聯也沒有共和。大清 洗、集體農莊，死的人一樣成千上萬。但蘇聯一躍而為世界強國。

問題是，沙俄是帝制，日本就真是立憲、不是帝制了嗎？日本戰勝沙俄，難道不是一種帝制戰勝另一種帝制嗎？

問題是，德國戰勝法國，難道因為德國共和而法國帝制嗎？蘇聯戰勝德國，難道因為蘇聯共和而德國帝制嗎？

如果類比的話，還可以問，蒙古擊敗南宋，難道因為蒙古的制度比南宋更文明？滿清滅亡大明，難道因為滿清的制度比大明更先進？

不是的。我們只能說，勝利一方的治理體系更有效率，更符合當時競爭的需要。

蒙古鐵騎兩個萬人隊可以橫掃歐洲，不代表蒙古攻城掠地、殺人無算代表著先進位度，應該被我們變 法效仿。

在當時強國林立的競爭中，誰的治理更有效率誰就可佔得上風，而共和制未必比集 權制有效率。在國家勝敗生死存亡之際，通用定義的文明制度未必適用。

7

其實我也很困惑。讀書幾十年，也走過世界一些地方，觀察了很多人和事。但看的越多、讀的越多，越無法搞清，到底哪一種制度更好？

現在的結論是：在某個時間、某個國家，有一種治理體系更合適。這種治理體系可能是集 權的，也可能是分權的；可能是單一制，也可能是聯邦制；甚至可能是共和，也可能是帝制。

與維新的日本相比，大清的困局在於：在當時的情形下，只能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治理體系，才能讓國家運轉更有效率。（日本的變 法是朝著這個方向走的，儘管是以立憲之名。）

但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治理體系，再去推動改革，就意味著加強集 權。這看起來又與變 法的目標相反。變 法就是因為朝廷的統治和治理失靈，怎麼還能加強集 權統治呢？

清廷與日本面臨的問題一樣，都是要革新治理體系，但日本的現狀是一盤散沙，通過集 權建立起現代國家體系；而清朝的現狀是已經集 權了兩百多年，這種模式正在失靈。

所以，清廷無路可走。加強集 權固然為天下不容，放權發展就會天下崩解。

特別是，朝廷的代表是滿洲人，而不是主體漢人。滿漢之分令統治者對變 法可能削弱皇權更警惕，也令民族衝突夾雜在政治權斗、內外矛盾中，矛盾就更複雜與不可解。（我有時想，如果當時是朱明王朝，可能變 法成功還有一點點希望。）

後來歷史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大清亡國了，國家並沒好起來。

袁世凱和孫先生兩個人完全不一樣，但在一點上一致：他們都想建立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集中權力體系。袁氏想稱帝；孫氏重組國民黨，讓所有加入者對自己效忠。

袁孫如此，常凱申與太祖也無例外。

後來日本對華步步進逼，我們無法相抗，因為始終沒建立起一個集中、高效的國家體系，名義上統一的國民政府仍治理著四分五裂的中國。

這至少是常凱申先生對日本一再忍讓、步步後退的部分原因。

本朝與前朝相爭，固然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本朝彼時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動員體系，一切圍繞著軍事進行，從上至下如臂使指。（如在東北局內，林副帥以中 央委 員身份任書記，陳雲、高 崗、彭真三位副書記卻是政 治局委 員。這和「黨 指揮槍」原則明顯衝突，但卻是當時最有效的治理體系。）

而常先生一方很多人則根本搞不清那是雙方在爭天下，一味沉浸於「剿匪」的自我偏執中，處處指揮失靈。

世事沒有僥倖，一切皆是因果。如此而已。

8

然而，找到最適合當前情形的治理體系並非易事，很多情況下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因為，如果當前治理體系良好，就沒有改變的必要和迫切性。但一旦這種必要和迫切性為大多數人認識，往往已失去糾正治理失靈的最佳時機。

這就是古今中外的治理困境。

只有那些具備遠大眼光、寬廣胸襟、堅定意志的當政者，配合以適合的時機與形勢，才可能取得主動變 法的成功。否則，再說一遍，變 法是找死，不變是等死。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把眼光再放遠一點。

從一百二十年前的變 法往前推一個甲子。道光十八年、也就是1838年，道光派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東主持禁煙事務。

那是大清與外部世界碰撞的開始，也是大清治理體系進一步暴露失靈的時候。

如果此時有合適的人、時、勢相配合，變 法成功是可能的。

從一百二十年前的變 法向後推一個甲子。新朝十年、也就是1958年，發生了什麼不必多說。

那是其後二十年變亂的開端、也是十年 浩劫的先聲。新朝建立十年來行之有效的治理體系開始被破壞。

這一破壞就過了二十年，直到四十年前，有合適的人、時、勢配合，才開始撥亂反正，治理體系再次回到正軌。

今年又是一個甲子了。在這樣的時間點上，回望六十年前、一百二十年前、一百八十年前，還是有意義的。

不管我們怎麼做，歷史都將一路前行。我們所能做的，只是發現大勢、順應大勢、調整自己，只是洞悉先機、與時俱進並不容易。

9

正如一百二十年前的大清一樣，任何一個時代的當政者都面臨著如何鞏固權力、富國強兵的問題。

鞏固權力不是壞事。當政者沒有權力，如何富國強兵？只要找到二者的結合點就好。

當然，還面臨著內部與外部世界互動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又緊密相連。解決得好，就是盛世；解決不好，就是亂世。

以歷史治亂興衰看，我們仍處在一個強盛王朝的前朝。向後再看一個甲子，仍然可以期待。

但如唐德剛先生所言，我們仍在歷史三峽中穿行。我們的治理體系仍在變化調整中。我們面臨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經過去，但也遠不敢說萬事大吉。至少，渺小如我，還沒有想明白。

道光派出林大人禁煙時，想不到一個甲子後的光緒變 法，我們今天也不能想像一個甲子後的情形。

肉食者並不必然鄙。絕大多數情況下，還是要靠肉食者謀之。

在歷史長河中，我們連一朵浪花都算不上，只是一粒塵埃。

但塵埃們也可以希望，肉食者能多看看一個又一個甲子的治亂興衰，不妄不卑不縱不失，讓下一個甲子到來時的感慨少一些！

（微信公號：江湖種樹書）

（本文寫得太亂，無甚高論，但正如馬勇先生所說：讀書、寫作是生活方式，也是責任。責任談不上，但確是生活方式，故也湊個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