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時代末期雅典城邦精神重構的失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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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梭倫改革的古代雅典城邦逐步發展，在希波戰爭後變得強大，於伯里克利時期達到鼎峰，五十年後卻由盛轉衰。對雅典而言，「維護其文化存在的成本太高，所消耗的資源遠遠大於自身能生產的資源」。因此，雅典致力於將巨額開支轉移給盟邦，不斷擴張勢力，最後引發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奴隸制經濟為基礎的雅典城邦的發展是有限的，為維護其存在與利益，「不得不乞靈於種種非經濟策略——如軍事掠奪、政治霸權、商業獨佔、若干中心地點的生產集中等「。當上述措施無法奏效時，雅典的城邦危機便出現了並日益凸顯。

一、雅典城邦危機

古典時代（公元前5—前4世紀中葉，前期是城邦的繁榮昌盛時代，後期則盛極而衰。這一重要歷史階段的起點是希臘與波斯的戰爭）是古希臘古風時代與希臘化時代之間的承接期。而其末期的雅典在物質、制度與精神多方面均出現危機並相互影響。後期雅典的物質與制度危機有所緩和，精神危機卻日趨深化。

伯羅奔尼撒戰爭嚴重破壞了雅典的經濟基礎，並衝擊了城邦民主政制。一方面是土地荒蕪與貧富利益分化；另一方面是奴隸勞動大量流失，社會生產停滯。「戰時大多數小農從軍出征，土地只得閑置。狄西里亞被佔領後，很多財產被蹂躪，人力喪失。多數地方的大部分橄欖樹被砍伐，土地荒廢。」由於戰爭消耗了大量資源，導致財政危機，加上城邦威信喪失，再分配補助難以實施，加速了小農的破產，財富分化日趨嚴重。奴隸勞動大量流失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戰爭中奴隸逃跑。「兩萬個奴隸從雅典逃往斯巴達，大多數是手藝者，嚴重打擊了雅典手工業，使奴隸作坊主完全破產。」二是戰爭使人口銳減，為彌補兵力不足，釋奴行動時常發生。奴隸生產活動大大受損。

戰局的緊張與經濟的衰敗凸顯了資源的緊缺，激化了社會矛盾，城邦陷於內訌與動蕩之中。戰爭改變了城邦內部各階層的力量對比，加劇了各集團間的鬥爭。「土地歸家族所有的傾向限制了希臘的社會流動性，限制了人們改善生活水平的機會。窮人因內戰而沮喪挫敗，很可能支持民主制，而富人則支持寡頭制。民主制在戰爭舞台上的失敗總是與寡頭政變的危險相輔相成」。

三十僭主統治的建立及其後民主政治的恢復反映了這一時期動蕩的時局，許多公民成為犧牲品。「在危機甚深的關頭，階級鬥爭演變成兇殘的屠殺」，貧民瘋狂向富人復仇。城邦內部黨爭不斷。而且，公元前4世紀戰爭頻發，為應對公民兵的短缺，滿足軍事作戰需求，僱傭兵制度隨之形成。「許多公民已無力自己出資武裝，且為他人利益作戰的積極性較弱。根據純粹商業原則組織的僱傭軍隊就是出路」。僱傭兵制度助長了僭主政治的力量，社會更加動蕩。

持相對主義與懷疑論的智者是城邦精神危機的先驅。雅典青年向他們繳費學習雄辯術以更好謀求私利，中斷了與長輩的城邦意識的承接關係。「智者的正規教育取代了責任意識和尊重市民的非正規教育，對那些有才華的個體從其社區與家庭中分離出去發揮了推動作用」。他們動搖了城邦傳統。

戰爭迫使大量農村人口湧向城市，其間爆發的瘟疫也深化了精神危機。「在人口密集、衛生狀況極差、滿負荷甚至超負荷運轉的城市中，瘟疫傳染極快」。日趨衰病的人體與凋敝的城邦和繁榮期的文化精神形成鮮明對比，人們對瘟疫束手無策。「瘟疫使雅典人完全脫離了常軌，搖撼了國家生存和社會秩序的根基」，城邦道德敗壞，精神生活頹廢，民眾信仰與社會秩序開始瓦解。

雅典城邦精神的基礎是城邦整體主義與城邦至上原則。雅典城邦精神危機深化的表現則是「外表上依然保持城邦基本結構，但逐步失去內部的凝聚力與外部的擴張力」；公民的愛國主義與集體意識日益淡薄，個人意識瀰漫。

個人私利意識的覺醒使雅典公民大會在討論城邦重大議題中表現出極端的狂熱與偏執。西西里遠征前的辯論即為典型。「在決策過程中，個別演說家型的政治家，如一貫善於投機的政客亞西比德的行為極不光彩，煽動起雅典人的狂熱情緒」。遠征慘敗後，雅典公民沒有變得冷靜。「無恥公民與煽動型演說家間的惡性互動逐漸消解了城邦理性與公民精神」，助長了私慾的橫流。

同時，城邦戲劇展演類型由悲劇向喜劇轉變。喜劇「以一種輕鬆戲謔的方式解構了城邦文化中的一切神聖崇高的東西。城邦意識從一種崇高典雅的整體主義向自由散漫的個人主義演變，從普遍性的『命運』向個體性的自我意識演變」。阿里斯多芬的作品抨擊了的衰敗中的民主制，顛覆了曾經的價值，城邦共同體信仰逐漸消解在喜劇的歡聲中。

二、三位哲人對城邦精神的重構

蘇格拉底與柏拉圖深信「城邦應該是一種為至善而存在的、包括全體公民在內的道德共同體」。而亞里士多德認為「沒有一個希臘國家比雅典更具有普遍性。她在精神物質兩方面都登峰造極」。三位哲人均以理性主義作為重構城邦精神的基礎。理性主義指對事物的分析要摒棄感性認知，透過現象來把握本質，最後得出與事實相符的結論。「從感性認知到理性認知的過渡並非一蹴而就，直到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哲學家開始將理性主義方法的運用從自然領域轉到社會領域，完成這一轉變的人就是蘇格拉底」。重構城邦精神旨在挽救城邦，但實際上，他們的思想不但沒有挽救城邦，反倒加速了城邦整體主義精神的瓦解。

蘇格拉底並未提出具體的政治建議，而是引導人們去追求真理與美德以正確思考與生活。他提出「認識你自己」，鼓勵人們運用理智去認識各種美德；由於人的理智是有限的，需要自知其無知與愛智慧；不要輕易地接受流俗的觀點意見，因為未經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他通過歸納論證法獲得普遍定義。「在例子的幫助下，先形成一個暫時性定義；通過其他例子來檢驗它並進行拓展或者限制，最後得到一個圓滿的定義」。在蘇氏「美德即知識」的邏輯中，只要人們獲得真知，就實現了最高的善，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城邦危機也將消失。

蘇格拉底在思想層面提出了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思維方式——理性主義。他期待人們運用理性審視、批判現實，獲得自我意識，區分自我與集體，最後做出理性的判斷與行動。最後，「蘇氏用生命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個人對美德的思考能否產生一個有凝聚力的城邦。」

柏拉圖認為城邦存在的意義在於實現正義，重構城邦精神的意義也是如此。正義的城邦一定是完善的城邦，能促進公民的最大幸福。所以，重構城邦精神的問題便等同於城邦如何得以完善的問題。對此，柏氏的政治思想是將理性內化後的一次充分運用與超常發揮，這點在《理想國》與《法律篇》有重要體現。

公民根據其德性分成管理者、保衛者與生產者，擁有智慧的哲學家擔當管理者，擁有勇氣的武士擔當保衛者，擁有節制的勞動者則負責生產。三個階級，各司其職，各得其所，便能實現正義。然而迫於現實無奈，城邦只好由法律統治，公民生活方式也有所鬆動，「比如公民們可以擁有私人財產和家庭，但仍受到國家嚴密的控制和管理，其教育、宗教、婚喪嫁娶都必須遵從相關法律的約束」。根據正義原則，個人利益必須服從於城邦利益。同時，個人對城邦整體的服從並非外在強制的結果，必須是公民自願的理性選擇。「個人從自由任性的主觀性出發，和全體相聯繫，選擇一個崗位，把它提高到倫理的使命」，這樣城邦才得以完善。

柏氏框架下，城邦正義等同於城邦幸福，二者是循環論證的關係。在此循環論證的背後，基於一個預設——正義的城邦是由擁有理性且其行為必然正義的公民組成。每個公民自覺理性地各司其職，安分守己，城邦就實現正義與穩定。因此，柏氏管控嚴密、束縛周全的政治架構從其實施基礎到預期效果都離不開理性。

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是為實現最高的善，即正義而存在。由於實質正義不好操作，程序正義便是選擇，藉由制度化的政治實踐來實現。亞氏由此確立挽救城邦的原則：實現多元利益的平衡，「在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間找到中間道路」。城邦的正義體現在城邦的有序穩定上，這一動態的過程離不開對理性的合理誘導。基於理性達成的多元利益的平衡與法治能實現城邦的有序穩定，而中庸統治則是對理性的合理誘導。因此，亞氏重構城邦精神的政治思想大致可歸為三點：

第一，必須正視並承認公民的個人私利及其社會差別等經濟因素，城邦政治架構需要包容現實中多元的利益並達成平衡。為此，必須區分好分配的正義與交換的正義。真正的正義是二者的適度平衡。「分配的正義是根據個人經濟、社會等因素的差異對他們予以相應的待遇；而交換的正義則是無差別地對一切人平等。前者要求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後者要求相同情況同等對待」。在現實中為落實好兩種正義的平衡，要實行混合政體。

第二，國家必須實行法治，正義原則由法律規定保障。賢人因其局限性難免失誤，且法律蘊含著高於個人理性的智慧。「法律同時對人的慾望與個人的理性施以約束。真正的理性恰恰意味著對人的理性持某種懷疑態度」。實行法治還得注意法律變化性與穩定性的平衡。法律有其局限性，必須根據具體實情的變化而調整，但調整需要慎重進行。激進的法律變革不僅是對法律本身的不尊重，還會導致城邦的不穩定。

第三，城邦進行中庸統治，有兩點體現。一是「最好國家的中產階級要超過兩極端的階級，這種國家才有秩序，實現和平安穩」。二是城邦規劃與管理要中庸，政治法律運作、國土、人口及公民品性等方面不能走極端。

為重構城邦精神，亞里士多德採用現實主義取向，以公民個人的利益為立足點，承認其正當性，反對絕對平均。不僅在思想層面直接肯定了理性主義，並在操作層面以之作為政治架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