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明伊斯蘭史5.1

簡明伊斯蘭史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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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互競爭的研究方法

儘管很多西方研究伊斯蘭教的歷史學家不是穆斯林,他們撰寫了研究伊斯蘭前幾百年歷史的著作,從這些著作中很難判斷他們是不是穆斯林。這和研究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歷史學家對比鮮明,在撰寫學術著作時,儘管這些歷史學家自己常常就是猶太人和基督徒,他們仍會普遍採用外來者的角度對待研究題材。為什麼會不同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需要重點說明一下問題。伊斯蘭教興起的傳統記錄給我們描述了這樣的場景:在阿拉伯半島的偏遠地區(漢志),一座不尊奉一神教的異教徒城鎮中,文盲(穆罕默德)開始吟誦經文,有大量涉及《聖經》人物的內容,並且創立了一神教思想。如果我們接受這個基本輪廓——大多數人是接受的——那麼我們如何解釋穆罕默德是怎麼熟悉這些思想的呢?受傳統思想影響的穆斯林認為答案是一目了然的:真主通過天使向默聖轉述了經文。實際上,如果不接受事件的這種說法,就很難成為傳統意義上的虔誠穆斯林。同樣的,萬斯伯勒認為如果不是穆斯林,或者如果不接受真主在這些事件中的作用,就很難接受更宏大的歷史輪廓,因為這個原因,他認為伊斯蘭教和《古蘭經》是後來在其他地方發展起來的,這些地方盛行猶太和基督教思想。《夏甲教》試圖重建後來的宗教發展環境。正如前章所述,幾乎每個人都同意,萬斯伯勒和《夏甲教》的關鍵細節都是錯誤的(雖然《夏甲教》的批評意見幾乎都集中於專著的第一部分;沒有幾個評論者注意到專著的第二和第三部分,這兩部分對伊斯蘭文明在近東地區的發展提出了重要觀點,這些觀點會有益於今後的研究)。儘管萬斯伯勒和《夏甲教》對伊斯蘭教興起的諸多問題沒有給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是為什麼要大大忽略這些問題呢?

很多學者判斷這些書的依據是書中的結論,如果書中結論是錯誤的,那麼這些書中所有的東西都是錯的。懷疑論者則認為方法論很重要:給出的答案可能是錯的,但是問題還需要解答(如果以前的解答不能令人滿意,更要解答)。有證據顯示有些因素髮揮了作用,這些因素超出了通常的學術證明和爭論。我們應該毫不奇怪,也許「夏甲教」從來就沒有作為替代「伊斯蘭教」的辭彙流行過,但是「穆罕默德教」在20世紀下半葉為什麼被棄之不用呢?直到那時,就像「瑣羅亞斯德教」(即拜火教)、「佛教」、「孔教」(儒教)和波斯辭彙稱猶太人為musavi(摩西人)一樣,人們仍然完全接受這個辭彙。這麼說似乎有些吹毛求疵而且毫無意義,但是卻引出了伊斯蘭教例外論這樣更重要的問題。其他宗教的歷史學家以一定的歷史模型開始學術研究並且按要求閱讀基本史料,而很多伊斯蘭教歷史學家卻從穆斯林史料開始著手整理這些史料——耐心地清除不可靠的材料(比如神跡、不真實的數目之類),對剩下的材料也不能太當真。為什麼伊斯蘭教、特別是伊斯蘭教歷史沒有既定規則以供歷史研究呢?

一個回答是相對而言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歷史研究的時間都不長。與猶太教和基督教相比,伊斯蘭歷史不長,就因為其歷史不長,歐內斯特·勒南(卒於1892年)說出了著名的話:穆罕默德「的誕生史料詳實」,大多數學者(包括前現代穆斯林學者)反對這一說法,這一說法也和前章所述的證據相矛盾。人們傾向於相信傳統記錄準確無誤,伊斯蘭歷史不長是個貌似合理的解釋:所以,對塔巴里鴻篇巨製(研究早期伊斯蘭歷史必不可少的)《歷史》持批評態度的版本到19世紀晚期才第一次出版;這部作品的完整譯本在20世紀末才完成。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從事伊斯蘭歷史研究的很多工作都是查找、編輯和解讀原始史料,對這些內容進行基本分析。只有少數學者,比如尤利烏斯·威爾豪森(卒於1918年),他們能夠在早期持批評態度分析伊斯蘭歷史,更多地從《聖經》或從近東研究的角度從事伊斯蘭研究。但是,與他們對近東其他宗教文化所從事的工作相比,他們對早期伊斯蘭史的研究仍然非常保守。

另一個回答是早期伊斯蘭記錄很難視而不見,比如保存在塔巴里《歷史》中的記錄,這些著作里充斥著令人印象深刻的對當時人和事的詳細記述,學者和專業學生都會對此有濃厚興趣。沒有可靠的假說以替代傳統敘述的情況下,關鍵問題有現成答案卻視而不見,這樣做極具挑戰性。大多數學者更喜歡敘述不完整的歷史,而不是一無所知的歷史,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一旦傳統記錄在教學中得到採納,就會出現這麼一種學術現狀:學生們學習了傳統伊斯蘭歷史的說法後,他們會成為老師,這種說法和教學方法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第三個回答是社會和政治壓力,這兩種壓力阻礙了穆斯林和(由於種種原因)西方歷史學家對伊斯蘭興起及早期發展的傳統記錄和史料提出質疑。如果穆斯林歷史學家對自己的傳統記錄提出懷疑,與提出質疑的西方人相比,他們有時會受到信仰相同的教徒更多指責。畢竟自從早期穆斯林指責猶太人和基督徒故意歪曲真主的經典以來,非穆斯林學者一直在做這些反伊斯蘭教的鬼把戲。但是穆斯林學者不言而喻應該更了解本宗教。所以,蘇里曼·巴希爾Suliman Bashear(卒於1991年)辯論說伊斯蘭教像其他宗教一樣,是逐漸發展起來的,他在納布盧斯大學(位於巴勒斯坦)教授的學生把他從二樓的窗戶扔了出去。埃及學者納斯爾·哈米德·阿布扎伊德Nasr Hamid Abu Zayd因為提到《古蘭經》是文學作品,而且可以當做文學作品來讀,就被宣布為叛教者而且婚姻因此取消(他和妻子逃離了埃及)。大約70年前,即1926年,塔哈·海珊(卒於1973年)——著名埃及知識分子和教育部長——爭論說伊斯蘭教以前的阿拉伯詩歌很多都是假的,因為這個,他也被貼上叛教的標籤(儘管這一思想和伊斯蘭教傳統關係不大)。這些學術不寬容事例當然是極端罕見的,但是即使存在幾個這樣廣為流傳的事例也會有恐嚇作用,使那些穆斯林世界內部人士不能採用旁觀者的角度來研究伊斯蘭傳統問題。

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研究伊斯蘭歷史的西方學者也會注意穆斯林的敏感神經。這部分歸因於最近的學術傾向,這種傾向起源於社會科學,強調最重要的是理解「信仰者的體驗」。還有部分歸因於最近的學者試圖矯正過去幾代東方主義者的錯誤做法,這就有必要提到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主義》。

愛德華·薩義德和《東方主義》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早期,敘利亞知識分子、著名阿拉伯民族主義提倡者薩提·胡斯里認為西方有關「阿拉伯」歷史的書籍「充滿偏見而且[被用作]帝國主義工具,這些帝國主義者經常企圖利用各種手段壓制或歪曲阿拉伯人的歷史意識,以利於永久統治」。與此相關的論斷在《東方主義》就提出來了,《東方主義》是風靡一時的著作,幫助建立了後殖民時代的研究。儘管這本書主要講述的是體現在文學作品中的東方,但是著作還聚焦於某些東方主義者從事的事業(從約1800年開始),在東方主義這個領域闡述了三個主要觀點。第一個觀點是東方主義傾向於成為「本質主義」,認為阿拉伯人(更廣泛的是指穆斯林,儘管薩義德主要關心的是近東的人們)具有本質上不可改變的特徵,這些特徵可以識別,描述和政治上可控。第二個觀點是東方主義,特別是由英國和法國學者踐行的東方主義是有政治動機的。如果阿拉伯或穆斯林社會的「特徵」證明比西方社會特徵低人一等,那麼西方對阿拉伯和穆斯林在政治上的統治就是正當的。最後的觀點是這些錯誤印象,即「東方文化」低人一等的本質以及只有和西方相關才需要考慮東方,被一個故步自封、存有偏見的研究領域奉為圭臬。

愛德華·薩義德

儘管薩義德講述的東西很多都是西方和阿拉伯穆斯林知識圈中的老黃曆,但是書中闡述的問題卻引起了更廣泛的讀者群注意,主要是其他領域知識分子注意。本書在1978年出版發行也有助於該書暢銷:在學術理論領域這是個充滿活力的時代,學術理論主要關注文化在主導或統治社會政治薄弱環節中所起的作用(後殖民理論和女權理論在這一時期特別風靡)。《東方主義》在文化學科領域受到極大歡迎;但是在東方主義者中間,不出所料受到很大爭議。

《東方主義》的批評者中有很多是研究伊斯蘭歷史的著名學者,他們強調書中出現了很多錯誤,使書中的細節和中心論點受到質疑。比如,有人指出,19世紀是歐洲人殖民統治穆斯林世界的高峰期,東方主義領域不是由英國人或法國人主導的,而是由說德語的人主導,這些人的國家沒有直接統治穆斯林。還有人指出,很多英國和法國的東方主義者那時候都不支持本國政策。所以,劍橋大學波斯學教授E·B·布朗(卒於1926年)公開批評英國對待穆斯林的態度和政策;因為他的巨大成就,德黑蘭的一條街道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在那兒可以看到他的半身雕像)。反對《東方主義》的另外一條意見是這本書忽略了東方主義者在伊斯蘭學科領域做出的很多重要貢獻:試舉一例,出版了手稿的重要版本,這也可以使穆斯林受益,而且不易受政治偏見影響。但是,從事穆斯林社會研究的西方學者幾乎不可能忽視《東方主義》,即使貶低這部書的人也認為該書在伊斯蘭學科領域影響巨大:最近幾十年,伊斯蘭研究一直受同情過去和現在伊斯蘭社會的情感主導,也不輕易表達歷史方面的爭論以防冒犯穆斯林。萬斯伯勒的著作和《夏甲教》中提出的問題不可能在這樣貧瘠的學術土壤中生根發芽。

《東方主義》

西方人研究穆斯林社會應該同情和體諒他們研究的民族,這種態度的確應該受到讚揚而且是應該的。但是,《東方主義》的影響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那就是試圖表示的「友好態度」會壓制公開和嚴肅的學術爭論,妨礙了伊斯蘭學科達到的專業地位,而其他近東學科分支已經有很高的水準。這可以歸結為宗教歷史傳統研究居高臨下的方法,宗教歷史傳統研究本該與比較傳統研究有相同的待遇。研究《聖經》歷史的學者不會發表一篇學術論文,闡述嬰兒摩西躺在籃子里漂浮在尼羅河上確有其事,並且希望讀到這篇論文的同事認真對待。但是大多數情況下,一個研究伊斯蘭歷史的學者可以談論穆罕默德傳記中最傳統的細節,受到熱情歡迎和禮貌的掌聲。用出奇溫和的態度對待伊斯蘭學科研究,意味著(即使不是有意識地)伊斯蘭不能與其他宗教習俗那樣受到同樣嚴格的分析,唯恐沒有足夠堅實的證據以經受仔細檢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用這種方法對待伊斯蘭傳統是「友好的」,但是其高人一等的設想卻和薩義德批評的那種東方主義緊密相關,不過這種沒有批評精神的方法通常被追捧薩義德理論的人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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