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其為東周乎」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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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其為東周乎」析
「吾其為東周乎」是《論語》大可疑之事。現就現有文本加以論述，以就教於方家。
《論語·陽貨》記載：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至清人崔述《洙泗考信錄》，欲否定此事的可靠性。近人程樹德以為存疑。一九六一年關鋒、林聿時已有詳細考辨。[1]二〇〇六年馮浩菲也詳細反駁了崔述。[2]至二〇一六年，李龍博重新發現熊十力的奇怪釋義，因此為「吾其為東周乎」開闢了新義。[3]不過，楊伯峻、楊逢彬不取該義亦有原因，此事尚需再議。
楊伯峻將「吾其為東周乎」翻譯為「我將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東方復興」。[4]楊逢彬翻譯為「我大概會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東方復興吧」。[5]觀楊逢彬之「考證」，他實際上認同翻譯為「我這兒大約就是東方之周」，他的翻譯卻是將「東周」置換為「興周道於東方」再翻譯，如果直譯「吾其為東周」，則不應翻譯為「我大概會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東方復興」，而應翻譯為「我將治理出東方的周朝」。何者為確呢？
魏何晏（《論語集解》）註解：「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那麼，非周之地，如何行周之道？叛周制者，如何行周之道？元初陳天祥（《四書辨疑》）疑道：
興周道於東方，夫子欲自興之邪？將欲輔人興之邪？輔人興之，將欲遷周王於東方輔之邪？將欲君弗擾於費邑輔之邪？是皆不可得知。
並得出結論：「使之去逆從順，復歸於魯而已。其意不過如此，豈有與興周道之理。」 宋人鄭汝諧（《論語意原》）抓住「欲往」二字說：「欲往而不往，觀其所處也。」後世亦有人在「欲往」二字做文章。然則「欲往」畢竟是「欲往」，這是遮掩不了的。
何晏（《論語集解》）註解：「興周道於東方」，南朝梁皇侃（《論語義疏》）云：「欲於魯而興周道」，清人翟灝（《論語考異》）則說：「杜氏春秋序以或有黜周王魯之說，引『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以明其說之非，則東周斷非訓別周，鄭康成所謂成周是也。」「後此小儒乃謂子欲因魯為東周，或且謂因弗擾為東周，殊乖謬甚。」認為「吾其為東周」是幫助東周。這一說法我們回頭再看。
或有解為反問，「其為東周」就是不為東周，北宋朱熹學生（《朱子語類》卷四十七）有言：「諸家皆言不為東周。」北宋劉敞（《七經小傳》）、元初陳天祥（《四書辨疑》）同。清人劉寶楠、戴望從之。程樹德也說：「東周句指衰周，言其為東周乎，是言不為衰周也。程子及張敬夫皆主是說，雖別解，實正解也。何解、集注均失之。」[6]但是，若言衰亂之東周而不為，則以東周名世，以東周名衰亂之世，與孔子「吾從周」的態度不合。
如此則有所未安，因此清人宦懋庸（《論語稽》）放言：「古今註疏家，其說此章，皆泥於君臣之義而不得真解。」「非天子不議禮，非代周而王者，不能改周之制。」「謂孔子必以尊周為事，是則勢理之所必不然者矣。」劉寶楠（《論語正義》）評論說：「其後夫子作《春秋》，據魯新周，即此意。」戴望（《論語戴氏注》）評論說：「如有用我者，當繼文、武之治，豈猶為東周乎？明天命已訖也。」
所謂「代周而王」、「新周」、「天命已訖」，是指《春秋》繼周興起當新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騰文公下》）《春秋·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東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註：「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系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為王者後記災也。」
這樣，「孔子欲應公山弗擾召」這一難題得到了解決。但是，這就涉及公羊學家的「黜周王魯說」，北宋張載（《論孟精義》）說：「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損益可知矣。吾其為東周乎，興周公之治也。」南宋朱熹（《朱子語類》卷四十七）評論說：「只看挨到臨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個響合處，也自不由聖人了。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豈不賢於赧王之自獻其邑而滅亡乎！」清人惠棟（《九經古義》）指明：「『吾其為東周乎』，何晏注云：『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此與《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清人陳鱣（《論語古訓》）也說：「何說乃公羊黜周王魯之謬論」。論者以為「黜周王魯說」荒謬不然。[7]但是，發此新義卻不必跟從「黜周王魯說」，我們還是繼續看。
當時邑宰叛以「張公室」為名，如《左傳》昭公十四年載，魯南蒯欲以費叛事敗露，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則孔子此「欲往」，正有「張公室」意。關鋒、林聿時以為這就是《墨子·非儒》載「佛肸以中牟叛」而未載「孔子應公山弗擾召」的原因。[8]馮浩菲也以為公山弗擾之叛是「否定之否定」，孔子應召是可以說得通的。[9]但是他們都略過了「吾其為東周乎」的內涵。然而西漢儒生引用孔子此言，正是說出儒者、墨者參加陳涉起義的意圖。[10]
《鹽鐵論·褒賢》說：
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為無王之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
《說苑·至公》議論說：
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污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而嘆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
則孔子之言「吾其為東周乎」在西漢儒生看來是有普遍意義的。再看《史記》，《史記·孔子世家》的「孔子欲應公山弗擾召」比《論語·陽貨》多出三十三字（加粗部分），劉寶楠（《論語正義》）以為：「此當出安國故也。」從而解決了對司馬遷多出三十三字的不必要的紛紛論議。[11]這部分孔子說：「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近人汪榮寶（《法言義疏》）註解楊雄《法言》「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說：
是史公說孔子自擬文、武。文、武起豐、鎬而王，豐、鎬在西。今魯在東，若起魯而王，是以魯為東方之豐、鎬，故曰「吾其為東周」。此文「魯作東周」，即用其義，謂魯用孔子則王也。
又說：
二書（《鹽鐵論》、《說苑》二書——引者注）解此均與史公義同，蓋西漢論語家師說如此。後世學者多所忌諱，重言革命之事，故變其義曰「興周道於東方」，而鄭康成以為東周據時成周，王輔嗣則以為不擇地而興周室，杜元凱又以為指平王以下所都之王城，皆為曲說。
東漢王充（《論衡·問孔》）同樣評論說：
為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
他也認為孔子是為了行道。今人杜文君的辨析與此正合。[12]隋王通（《中說·錄關子明事》）說：「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是黜周之義了。北宋程顥（《二程外書》卷六）說：「『吾其為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可見北宋也有「革命」說。如此則「革命」說為漢人之近論，千年隱而不彰，而為清、民國、今人發掘，乃解論語此章的正論（請回頭再看鄭汝諧、翟灝的說法）。
承常州學派而前，近人熊十力（《原儒》）將「天子」、「諸侯」、「大夫」視為三層統治階級，發揮說：
大夫之邑宰與農民最親近，孔子蓋欲往說二子領導民眾以討大夫，即消滅第一層統治階級，實現民主政治之理想，春秋時代，天子只是守府虛號，其實權已下移於諸侯，至孔子之時，諸侯之權又下移於大夫，而大夫又多為其屬邑之宰臣所逼，孔子因公山佛肸二召而欲應之，其志在領導民眾以行革命，改亂制而開民主之局。
熊十力此語其來何自？原來，「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熊十力確實是「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但「革命」則不「非常異義可怪」，乃漢代儒生、公羊學家之常論雲。
綜上所述，「吾其為東周乎」，可以翻譯為「我要在東方治理出一個周朝」，而且最好是如此直譯。理解了此章，對其他章節也有幫助，譬如「雍也可使南面」（《論語·雍也》）確實應當翻譯為「冉雍可以當天子」。此外對「吾從周」也許也有新見，夫子只是跟從周嗎？「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
本文之緣起，乃自李龍博也。對本文所列諸家均當致謝。今人說法予以章節附註，民國以前人僅標書名。
參考文獻：
- 關鋒、林聿時：「孔子欲應公山弗擾、佛肸召」考辨，《孔子批判》，北京：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445頁。 ↑
- 馮浩菲：孔子欲應叛者之召辨疑，《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109—115頁。 ↑
- 李龍博：熊十力對《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解讀，《濟寧學院學報》，2016年第37卷第4期，36—40頁。 ↑
- 楊伯峻：《論語譯註》，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06頁。 ↑
- 楊逢彬：《論語新注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330頁。 ↑
- 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706頁。 ↑
- 殷慧、張子峻：「宗周」抑或「黜周」——《論語》「吾其為東周乎」「吾從周」析論，《原道》，2016年第3期，172—185頁。 ↑
- 關鋒、林聿時：「孔子欲應公山弗擾、佛肸召」考辨，《孔子批判》，北京：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438頁。 ↑
- 馮浩菲：孔子欲應叛者之召辨疑，《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111頁。 ↑
- 日知、方曉穎：孔子與陳王，《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12頁。 ↑
- 同上，14頁。 ↑
- 杜文君：《論語》疑義辨析三則，《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7年第20卷第4期，5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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