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與佛教文化以及學習談

08-24

佛經與佛教文化以及學習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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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以審慎而探究的目光探索人類智慧的起源，早在公元前2000年的古印度文化在人類從原始的圖騰崇拜、多神信仰向單一神信仰的轉變過程中，《沙斯托經》啟示了第一個文化時代，吠陀時代或者古印度教時代。

彼時的吠陀經以四吠陀如《梨俱吠陀》，《裟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達婆吠陀》為核心，以崇神的獻祭和頌歌為主，而後的《奧義書》《梵書》《森林書》則逐漸過渡到神學乃至哲學。

而在後來的猶太人如法炮製從沙斯托經抄出一部《聖經》後，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分別加入自己的文化成為《古蘭經》和《瑣羅亞斯德》聖經，經歷希臘文化和羅馬文化的洗禮，希臘人從2600年前的愛琴文明經過克萊特文明和邁錫尼文明後，最終到了人類哲學的第一個高峰希臘城邦文明時代。

而羅馬時代的開啟則是從台伯河岸的氏族社會經過血與火的紛爭成立了羅馬共和國，元老院和執政官、護民官開始啟發了西塞羅、圖利烏斯等人的心靈，儘管羅馬共和國在奧古斯都大帝的陰謀之中從共和走向帝制時代，蒙森、李維、塔西陀、愛德華吉本基本等人的著作之中已講述備盡。

回到佛學，從人類已知文明的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到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時間，釋迦牟尼的時代和視野使得他的學識心靈有機會同時接觸到古印度文明的精髓和抄襲後的西方文化哲學思辨，蘇格拉底和帕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的啟發未嘗沒有照盡釋迦牟尼的靈魂，儘管彼時的東方文明尚在喜馬拉雅山脈和黃土高原的阻隔，春秋戰國時代的殺戮之中，以原始祭祀和占卜為主，老子的道德經、孫子的兵法、姜尚的兵法等等不過是一種簡單的類似如赫拉克利特的哲學，孔夫子庄夫子的膚淺的倫理道德學甚至都無法作為嚴肅的哲學來討論。

佛學的本質核心，是一種哲學，這種哲學在十八世紀的文化啟蒙時代，已被康德尼采等人、荷爾德林、海德格爾等人發揚光大，是為虛無主義哲學一種，或者換句話說，佛學的涅磐、禪宗不二、法空本定慧等等，都是一種建立對世界認知的模型，儘管這種模型後來被推翻，代之以現代分析哲學，但是佛學的思維邏輯相、空、因緣十識等等中依然存在一定的邏輯價值。

而佛學的歷史，從巴利三藏的律藏經藏論藏刀漢傳佛學和藏傳佛學的發展，拓展至大乘佛法，乃至後人如龍樹、玄奘等人的發展，使得佛學以楞迦經、楞嚴經、圓覺經等為詞法嚴謹，意蘊深遠的傑作。

而漢傳佛法則在漢唐，魏晉南北朝時期更是參合到政治之中，使得韓愈柳宗元等人不得不以儒學來對抗，但本質上並無太多意義，古人的佛學和儒學之爭更多是一種政治鬥爭和手腕，是一種話語權和博弈——就像彼時小乘佛法和大乘佛法在佛教的無休止的辯爭之中，一直為誰為佛學正統而爭執不休，但釋迦牟尼尊者也不過是眾生一人，正統之爭一樣只是為了話語權和以此帶來的信徒們的財富。

從根本上而言，尤其是哲學意義上，我們知道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佛學的所有最深奧的佛義如唯識宗和華嚴宗等的學說，已經被徹底地推翻，空不存在，色也不存在，空色乃至於形成空色本性也不存在，故而從哲學和思想上探尋佛學以及宗教的意義並不存在。

同樣地，佛教徒的宗教式的修行，使得佛經的學習和講解更多成為一種壟斷，使得旁人無從真正得知和了解佛學的真正意義，這只是一種愚行，譬如南懷瑾等人的所謂解經，更是以儒代經堪稱荒謬。

在某種意義上，佛學的學習以了解掌握佛經的經義為主，而不是燒香拜佛的迷信，這才是正途。

我們在否定一切的基礎上，否定大乘佛法，否定小乘佛法甚至於釋迦牟尼本身，以及人類歷史上所有的宗教和沙斯陀經，再來探尋《大藏經》的經文，就會發現以釋迦牟尼這一系列的高僧也罷，居士也罷，也都是在繼承古人經典的基礎上，提出自己對於世界的認知和結構，儘管解構的結果毫無意義。

哲學的本質上是解構世界，探尋世界，建立模型，現代哲學的發展使得哲學研究更加是一種科學和數學，而不再是一種迷信。同樣地現代佛學也不應當再以什麼量子佛學的噱頭或者各類佛學的噱頭招搖撞騙，也不是什麼禪定內視，而是回歸思維研究的征途。

佛已死，佛教已亡，人類並不存在，我並不存在，這才是佛學經歷禪宗不二之後所要達到的最後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