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學大會成了「奇葩大會」？扒一扒鄙視鏈底層的「民哲」

08-23

在互聯網上的不少哲學論壇里，如果對於某個哲學問題產生了激烈的交鋒，我們常常看到回帖者會甩出兩個字：「民哲」，便至此不再回復爭論。言下之意為，不過「民哲」而已，不值一辯。

過去的一周，哲學界的一件大事是8月13日至8月20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二十四屆哲學大會。世界哲學大會每五年召開一次，由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和其中一個成員單位共同舉辦。作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哲學學術會議，世界哲學大會創辦於118年前，這是歷史上首次在中國舉辦。

本屆哲學大會的主題為「學以成人」，有近百場分論壇，今日即將落幕。如果說這類高規格的國際會議往往因高專業度、多學術黑話而與大眾隔絕，那麼圍觀這次微博、豆瓣、朋友圈裡展現的世哲會，卻如同進入一場槽點橫生的「奇葩大會」。而這些吐槽，大多圍繞著所謂民間哲學家或曰「民哲」。

民哲與民科，近些年常常不時引起輿論熱議，在公眾印象中，民哲是一群偏執狂熱而專業學養欠缺的哲學愛好者。如同本屆世哲會所提示的，

「學以成人」，正是哲學的迷人之處。而思考與學習自當是每個人的天賦權利與本能，為何相較於「科班出身」的學院哲學，民間哲學會如此被群嘲，甚至被鄙視呢？這一偏見又是從何而起的？固然，民哲本身有忽視哲學史、偏執而封閉的種種問題，而在哲學上下求索的路上，我們看到的不應只是民哲的問題，更應看到這些問題背後，是不易察覺的傲慢與文化資本的壁壘，只有穿透這些傲慢與壁壘，才有可能想像一種新的「大眾哲學」。

撰文 | 董牧孜

「世界哲學大會給世界帶來了驚奇」，朋友圈有人如是調侃。

網路上流傳的一些民哲研究文稿。

我們來感受一下各路神仙畫風清奇的學術成果：

第二十四屆哲學大會中華哲學家對人類驚天貢獻：完成『先有雞先有蛋』世界難題的解答」；

「我的哲學可以喚醒世界哲學」；

「聖人的標準，絕對真理的標準，哲學都是半偽命題」；

「通天哲學：一切事物的產生或消亡都是由陰陽變化開始的這種豐富神奇的通天大道」；

還有的參會者則自稱「人類歷史上的第二個『老子』」、「超時空哲學體系創立者」及「超時空催眠演說家」……

世界哲學大會是被「民間哲學」玩壞了嗎？

帶著讀者的好奇心與獵奇心，新京報記者來到會議現場考證事實，卻發現本次世哲會與那些大規模且嚴肅認真的國際學術會議並無二致。儘管這次世哲會向民間思想家、哲學家、理論家開放，但學院派顯然是絕對的主流，民哲無疑屬於少數群體——他們的在場被社交媒體放大了。不過，據中國民間哲學論壇貼吧稱，此次會議中，中國民哲人士的投稿論文超過千篇，除卻英文來稿，民哲之作幾乎佔據中國論文投稿量的半壁江山——儘管最後的入選率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對學院體制中求生存的職業哲學人而言，學術會議難免會被視作豐富簡歷的例行公事；但對於非專業的民哲人士而言，這種出於愛好而寫作萬字論文、甘願遠程自費來交流思想的選擇或許更為純粹，民間哲學家參與世哲盛會的熱忱並未被學院的壁壘所阻擋。

不過，相比「民科」的話題熱度

（比如2016年「民科」郭英森的"引力波理論"引發的大量的網路支持與聲討）

，「民哲」這幾年的發聲反而低調且式微了。處在鄙視鏈末端的民間哲學家隱匿在他們博客、貼吧與論壇的小共同體之中，而他們的研究成果在外人看來不足為道——除非是作為嘲諷和獵奇的對象。

2016年，郭英森在一檔電視求職節目中解釋"引力波理論"。感興趣的讀者可點擊閱讀書評周刊的評論文章

《

引力波為「諾貝爾哥」翻案了嗎？| 「民科人」群像》

。

然而，該如何理解「民哲」現象呢？當人們取笑「民哲」「民科」時，如何理解他們存在的歷史合理性？當哲學成為一門學科的專業化、系統化、職業化的學問，「民間」與「學院」哲學共同體的分裂就在所難免。而考察中國民哲的譜系，不難發現欠缺文化資本、經濟位階不高的「民哲」，很大意義上是社會發展進程所造就的身份與話語產物，而不是天然存在的社會群體。

民哲肖像

「不幸生而為哲學家，是一種哀傷」

本次世哲會自然不是「民哲」在公共視野中的第一次亮相，事實上，「民哲」的形象，早在新世紀以來周國平的散文《記一個為思想而痛苦的農民》、阿乙的小說《先知》之中已有甚為細緻的刻畫。石勇在《我所認識的「民哲」》一文中描述了「民哲」形形色色的社會身份：有國企工人、中小學教師、自由職業者，也有農民、農民工、公務員、醫生……就階層而言，基本上都是社會中下層甚至底層。

在溫州建築工地打工的農民哲學家梁天傲

（筆名）

，便是周國平和阿乙筆下的人物原型，他曾向陳嘉映、趙汀陽、周國平等知名哲學家發出數封言辭激烈而熱切的邀請與戰書。在給周國平的信中，他寫道：「我要你幫我發表這篇文章。這篇文章比我的命還重要。如果文章不能發表，我真的會發瘋。在中國，能幫我發表這種思想的人，也只有你了。」為了複印和郵寄給哲學家們的信件，他花費數千元，一貧如洗，常因此被老婆責罵——顯然，這是一個悲劇式的陷於精神省思的人物。

周國平摘節了這位民間哲學家信中一些「悲壯的自許和自憐」的言語——「有幸生而為人，卻不幸生而為哲學家，是一種哀傷。」「我自認為我的思想天下第一，而在現實中我卻如此落魄。」「憂悶的時候，我對自己說：這個世界不是我的，我只負有限的責任。我覺得世人需要的並不是真理，而是導師和權威。」

網路上流傳的一些世哲會上的民哲研究成果。

這些言辭「出自一個長年累月在建築工地上做苦工的農民的筆」，在周國平看來不乏真知，「準確地表達了一個沉浸於精神性思考的人的體悟」；然而當中也體現出精神病的癥候，周認為這種「偏執症和自大症未必是病理性的」，由於文化水平的限制，他沒上過大學，無法使自己的思想系統化。因此在周看來，知識視野的拓寬可能會治癒「民哲」的癥候。這一敘述，意味著民哲在某種意義上是具有階級屬性的精神困境：「在社會底層生活著一些執著於精神事物的青年，他們在其生活的環境中完全得不到理解，社會有責任為他們開闢獲得理解的渠道」。

阿乙的小說《先知》，恰恰是以「民哲」之口回應周國平的論述，亦是寄託他自身作為「野生」作家的哀傷：「我每次在報紙上看到民科、民哲和我這樣的文青，便會觸目驚心、五味雜陳。」《先知》的主人公曾提到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工廠青年憑藉自己的悟性推證出幾何原理，去學院宣告。教授們拿出初中課本，告訴他歐幾里德早在兩千年前就已經推證出了，於是「他五雷轟頂，羞而自殺」。這當中足見缺少文憑和文化資本而獨行求索知識的過程，對今天社會處境下的嚴肅創作者所造成的憂慮與壓抑。

阿乙對於世人區分「不自知」的「民哲」與真正的「哲學家」的判斷充滿質疑，「同樣的事業在您那裡稱其為神聖，在我這裡卻變成別人嘲諷的玩意」；「真理和學歷有關係嗎？一個人心靈深處有如大海般的思考和學歷有關係嗎？」在這裡，阿乙所不滿的是「哲學」的職業化，哲學的專業化和內向封閉的共同體對普通人關上了大門，而關於職業分工的社會成見則澆滅了底層愛好者心裡的那一把火。

「民間哲學」與「學院哲學」的分野從何而來？

儘管上述刻畫「民哲」的文學作品多多少少呈現出一種偏執、迷戀的精神癥候，然而現實生活中的民哲人士並非總是如此「悲壯」，他們的訴求和境遇各不相同，無法一概而論。那麼，我們要如何定義「民哲」呢？或者我們可以反過來問，「哲學」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被理解成學院派才玩的東西，從而有了「民間哲學」與「學院哲學」的分野？

在古希臘時代，柏拉圖將哲學看作是「一種對於死亡的冥想與準備」，蒙田的論文則指出「哲學是學習如何死亡」。就此而言，哲學是一種精神生活。如同石勇指出的那樣，所有的哲學家一開始其實都是「民哲」：蘇格拉底是，柏拉圖是，孔子也是，老子更是。即便到了近代，學術體制已經成熟，像笛卡爾、休謨這樣的大哲學家，在身份上仍然是「民哲」，比如休謨，他絞盡腦汁也沒弄到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職位。

大衛·休謨（David Hume，公元1711年4月26日—公元1776年8月25日），著名英國哲學家，蘇格蘭啟蒙運動及西方哲學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代表作包括《人性論》《道德原則研究》等。

哲學作為一種學科而被納入學術體制的一部分，就世界而言是一個相對普遍的歷史過程。伴隨專業和非專業的明確分化與對立，哲學逐漸成了少數學者的事情，專業哲學亦收窄為一小撮學院精英的對話與交流。學院哲學基於創造哲學體系之人

（比如黑格爾、康德、海德格爾等）

所搭就的框架，進而在內部龐大的知識體系之中，處理文本的詮釋與傳承。這意味著，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是「哲學退回到學院」的問題：內行人的學術知識生產，往往不再面向普通大眾去對話。這也是為什麼有人在豆瓣的「民哲」爭論中留言質問：「憑啥民哲就得去建設新農村，那學院哲就能安心做那寫誰也看不懂的論文呢。」

延伸閱讀

《哲學家和他的窮人們》

作者: [法] 雅克·朗西埃

譯者: 蔣海燕

版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4年9月

1950年代展開的「全民學哲學」運動，或許能為今天精英與民間的對立狀態帶來新的想像力。很重要的一點是，在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民哲」的說法是無法成立的，因為在這場群眾性的學哲學、用哲學的運動中，哲學不分「民間」與「學院」，人人都可談哲學。當時的北京大學哲學系在教學改革報告中寫下：「哲學從虛無縹緲的幻境落到了人間」。終日勞動耕作的工農分子，要向知識進軍；而只有書本知識的知識分子，也投身到生產勞動的實踐之中。毛在這場運動中號召「為革命學哲學」，「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裡的銳利武器」；正是參照了馬克思的觀點：「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儘管全民學哲學運動中的「哲學」所指多是較為碎片化的馬哲和毛語錄，存在將哲學庸俗化和工具化的問題；然而這場運動畢竟嘗試推動了某種前所未有的智識上的平等。

50年代招貼畫。

「學哲學講用會」招貼畫，號召要將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

70年代，當全民哲學逐漸消退之後，我們又在80年代的「哲學熱」與啟蒙回潮之中重新認識哲學，人們擁抱尼采、薩特等西方哲學家為精神導師，接受新的哲學洗禮。在今天，那些以「哲學」為名的暢銷書越來越多了，我們也日益面對世界範圍內哲學被納入體制化的學術分工體系，「哲學」成為一種專業化的知識訓練、以及文化資本的彰顯。

活躍在今天的「民哲」群體，大概或多或少繼承了社會主義全民哲學和80年代哲學熱的歷史遺產與問題，這體現在他們對於知識平民化的信念和認同，也體現在他們對於獨樹一幟的癥候性渴望，以及尋求社會承認的焦慮。那些熱愛哲學的城市新中產階級，我們很少會將其視為「民哲」——因為他們追求的更多是一種知識消遣或著更加豐富的精神生活，而不是某種孤注一擲的執著，時而卑微又時而不卑不亢的激情，又帶點愛國主義特色的新哲學宣言。同樣，我似乎也很難想像80、90後的網生代青年會自稱「民間哲學家」，因為被這個時代餵養的青年在意逼格——將表徵陽春白雪「哲學」與「民間」連接在一起似乎low了一些。今天我們提到的「民哲」群體，大多是出生於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他們的存在深深嵌入於其所生長的歷史環境和教育狀況之中，他們的精神狀態或多或少沾染了文化運動、城鄉區隔、以及教育不平等的社會後果，或許他們也將成為最後一代「民哲人」。

世界哲學大會即將落幕，「民哲」的上下求索還將繼續。面對不論是作為知識權力的哲學，還是作為知識商品而被庸俗化的哲學，在今天我們仍願做一個「愛智慧」的人。然而，如何尋求智識的平等，或許才是「民哲」現象背後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董牧孜；編輯：走走。題圖為電影《成為約翰

馬爾科維奇》海報。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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