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好戲》們遭遇「劇本碰瓷」背後：都是編劇套路惹的禍

作者 /樊煙

8月12日，編劇於夢媛在微博發文，實名舉報黃渤新戲《一出好戲》涉嫌抄襲。

無獨有偶，在此之前，《妖貓傳》《西虹市首富》以及去年熱播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也都遇到過類似情況：史佼峰曾起訴《妖貓傳》抄襲了自己的作品《又遇白居易》，並索賠300萬；編劇王晗羽也稱《西虹市首富》抄襲了他的作品《繼承者》；《人民的名義》則於去年年末分別被兩位作家劉三田、李霞起訴抄襲。

孰是孰非，目前尚未蓋棺定論，不過此前大部分網友均表示：「這波碰瓷我們不約！」

換在以前，業內普遍第一反應肯定是「寧可信其有」，因為這個社會普遍同情弱者。但是最近的幾個編劇維權事情，大部分網友為何會認為這是批量「碰瓷」事件？又該如何判斷是「真抄襲」還是「被碰瓷」呢？

《一出好戲》被舉報抄襲，

究竟是誰的「一出好戲」？

於夢媛在近日的微博中指出，曾給黃渤看過自己寫的劇本《男人危機》，並且有意邀請黃渤出演電影中男主角「錢進」一角，不過被黃渤以角色不符合而拒絕。

另外，於夢媛也在文中曬出了《男人危機》的拍攝製作備案公示表，且表示在2013年9月29 日該片就已獲得拍攝許可證。

於夢媛還發了自己2015年的照片為證，照片中顯示了當時《男人危機》的選角安排，其中「錢進」的角色飾演候選人中就有黃渤，於夢媛在長文中表示「錢進」就是《一出好戲》中男主角「馬進」的原型。

那麼，在看似「證據確鑿」的情況下，為何大部分網友會認為《男人危機》編劇於夢媛很有可能意在碰瓷呢？

《男人危機》中的核心創意在於現實社會中不同階級的人物（社會底層屌絲男、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上層社會富二代）在旅行途中遭遇天災後，不幸一同落入一個與世隔絕的荒島，並在荒島建立新的規則與新的社會階級體系。

不過，現實社會中的人被迫聚集在一塊小區域，脫離原有的社會秩序在某一特定地點建立新的生存模式和新的社會階層，並以此作為現代社會生活的縮影與投射，是很多電影和小說都曾使用過的核心構架。

例如1953年上映的日本電影《安塔納漢》, 講述二戰中33個日本人——32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比嘉和子，被困在北馬里亞納群島中安納塔漢島的六年間，圍繞著兩把手槍和唯一的女人的占有權發生的一系列死亡事件。據說，《安納塔漢》是按照史實改編而成，安納塔漢島便是發生史實的地方。

另外，英國小說《蠅王》同樣聚焦一群人被困在孤島中的故事。小說故事背景發生於未來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場核戰爭中，一群六歲至十二歲的兒童在撤退途中因飛機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島上，起先尚能和睦相處，後來由於惡的本性膨脹起來，便互相殘殺，發生悲劇性的結果。《蠅王》小說於1954年出版，並在1963年被改編為同名英國電影。

而於2016年上映並改編自話劇的荒誕喜劇《你好，瘋子！》同樣是聚焦一群人被困在一個封閉空間中的故事，只是這次地點不是荒島，而是選擇了一家精神病院。片中七個人裡面只有一個是真正的精神病人，院長讓他們七個人自己把這個病人找出來，然後他們就能安然出院了。

歸根結底，這類主題有一個最大的共性——在失序的情況下，最大程度的暴露人性的善與惡。

因此，儘管該編劇認為兩部作品均為「荒島求生」，且在邀請黃渤無果的情況下疑似遭遇抄襲，但同類題材影片在國內外早已有之，很難以此為憑據咬定《一出好戲》存在抄襲。

更何況，此前有一名聲稱是《一出好戲》初始劇本的編劇周海豐站了出來，在微博、知乎等平台上實名認證劇本未抄襲，他表示該片劇本在2010年便開始了創作。

在8月5日的電影首映式上，出席觀影的黃渤好友徐崢和梁靜也曾透露過，黃渤最早跟他們說要拍這樣一個寓言似的電影，就是在2010年。

而於夢瑤聲稱的劇本創作卻是從2013年開始的，2010年的創意如何抄襲3年之後的劇本呢？因此周海豐將其形容為「無成本穿越型碰瓷」。

除此之外，編劇於夢瑤被網友扒出買水軍買職業黑子刷轉發量，如果這是一場有規模有組織的行為，那麼背後一定有著更加複雜的利益關係網。

如何判斷是碰瓷還是維權？

關鍵因素是「在先表達」

「事實上，當我從影院出來的時候，已經完全驚呆了，不僅是相似，而是主情節和相當大一部分細節幾乎一模一樣。這裡附上一份我自己做的比對錶，相似率在70%以上。」

8月8日，編劇王晗羽通過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西虹市首富>抄襲我2015年作品成首富，到底是夢想重要還是金錢重要？》，稱電影《西虹市首富》抄襲其網劇劇本。

他在文章中表示，「《西虹市首富》抄襲我的那部作品叫《繼承者》，2015年7月，我受友人口頭委託為其創作一部網路劇，友人給我口述了他的創意，一個影視行業底層從業人員意外得到一筆『親屬』的遺產橫財，要求必須在有限時間內先花掉一筆小額的財富且不能增加任何個人財產，才能繼承另一筆更巨額的財產。」

《西虹市首富》的故事創意源自環球影業1985年電影《布魯斯特的百萬橫財》，主角為一個二流棒球運動員，當他最窮困潦倒時，舅父的3億美元遺產從天而降，只要他在一個月內先將3000萬美元花掉就可以繼承，於是種種五花八門的花錢方法粉墨登場。

而《布魯斯特的百萬橫財》改編自1902年喬治·巴爾·麥卡奇翁撰寫的小說，該小說還曾在1906年改編成話劇在百老匯上演，116年來曾12次被翻拍成電影，其中印度就翻拍過4次。

王晗羽稱， 「三個故事的背景的確相似，那麼突來橫財再繼承更大遺產這個前提設定就是從1905年起就有的創意了，但是我的故事跟原小說和《布魯斯特的百萬橫財》毫無相似之處，我的故事主人公是最後才想到應該用錢來做有意義的事，這個夢想是拍電影，而其中大量中國式花錢方式，是我依據中國國情設定的，全部是原創。」

不過，我們能夠看到的是， 1985年上映的電影《布魯斯特的百萬橫財》屬「在先表達」，而電影《西虹市首富》經獨家授權取得電影《布魯斯特的百萬橫財》的合法改編權。而根據好萊塢影片改編的國產電影，對原作做出本土化的修改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到目前為止，以「天降巨財」為創意的作品一直就並不鮮見，這是一種以藝術誇張的手法諷刺當代金錢價值觀的「通用」手段。

早在1893年，馬克·吐溫撰寫的中短篇小說《百萬英鎊》就使用過類似的故事設定：兩位富翁兄弟打賭，把一張無法兌現的百萬英鎊鈔票借給了一個窮困潦倒的辦事員，並以一個月為期限，看他到時如何收場。一個月後，他不僅沒有餓死或被捕，反倒成了富翁，並且贏得了一位漂亮小姐的芳心。只不過主角的花錢方式稍有不同——賒賬。

因此，王晗羽在沒看過《布魯斯特的百萬橫財》過這部電影，也沒有看過原小說《釀酒師的百萬橫財》的情況下，就認定改編自前者的《西虹市首富》是抄襲其網劇作品，似乎有些操之過急。

他還提到，此前團隊中曾有人對開心麻花的相關人士口述過整個故事，包括所有的細節。因此，是否真的如他所說將故事「口述」告知對方，目前也沒有任何證據能夠直接證明。並且，文章中也並未指明他們此前為何要對開心麻花口頭表述故事情節。

編劇王晗羽在文章最後要求，「《西虹市首富》立即公開向我道歉，並賠償因侵佔版權損害我的所有相關利益；追加署名，補償我的署名權；建議有關部門立即採取行動，制止這種因侵權而非法獲取巨額利益的違法行為，打擊這種因抄襲而一夜成名的不良示範。」

今年四月，史佼峰起訴《妖貓傳》抄襲了自己的作品《又遇白居易》，他聲稱，之前託人將電影劇本發給過陳凱歌，希望陳凱歌出任藝術指導，但陳凱歌拒絕了邀請。後來陳凱歌導演的《妖貓傳》中布局、場景與《又遇白居易》的設計存在高度重合，而且都啟用了白居易和楊貴妃的人設。

史佼峰稱，絕對是《妖貓傳》片方看過了自己的劇本，進行了二次加工和抄襲，並要求得到300萬人民幣的索賠。

眾所周知，《妖貓傳》改編自夢枕貘的小說《沙門空海之大唐鬼宴》，該小說出版於2006年。影片編劇王蕙玲是李安導演的御用編劇，代表作品有《飲食男女》《卧虎藏龍》《色·戒》等。

而小說《沙門空海之大唐鬼宴》相比起史佼峰的作品來說，顯然也是「在先表達」，並且《妖貓傳》也取得了《沙門空海之大唐鬼宴》的改編權。

《妖貓傳》作為知名小說改編，知名編劇操刀，又是大投資的中日合拍片項目，如果真要使用某個編劇的創意，完全可以直接將劇本買來，片方基於整個項目考慮，也必定不會允許這些完全能夠避免的「瑕疵」出現，給整個項目帶來不必要的風險。

法律很難界定碰瓷或維權，

但編劇站出來可以抬高身價

隨著國內版權意識的崛起，國民對抄襲侵權事件的容忍度已經越來越低。而縱觀近年影視劇圈，從匪我思存手撕流瀲紫譴責《甄嬛傳》抄襲，到唐家三少「抄襲證據調色盤」，再到今年《白夜追兇》編劇指紋被訴抄襲，維權大軍不斷壯大，「抄襲」事件層出不窮。

國家版權局曾提出：「從抄襲的形式看，有原封不動或者基本原封不動地複製他人作品的行為，也有經改頭換面後將他人受著作權保護的獨創成份竊為己有的行為，前者在著作權執法領域被稱為低級抄襲，後者被稱為高級抄襲。」但是國內的抄襲目前都是「你的故事、我的人物、他的劇情」這種亂燉模式，要鑒定談何容易。

越是維權難，越是受到國民關注，從一定程度上說，這引發了「同情弱者」的社會心理，一方有難，八方來援。

電影行業相比較影視劇圈，抄襲判定更有其獨特性。僅憑情節設定相似，不足以證明是抄襲了同類作品。原因在於，目前市面上能看到的幾乎所有的電影類型和強概念電影，好萊塢都早已開發完備，換句話說就是「在先表達」。

因此，僅憑故事框架或者核心劇情、人物設定，難以判定影片究竟是抄襲國內同類作品，還是在好萊塢早前的作品中找到了靈感。因此，國內電影作品是否能被定性為「抄襲」，目前尚存有模糊地帶，在法庭上，抄襲證據調色盤也僅僅只能作為參考證據使用。

在近兩年越刮越大的「維權風」下，ME TOO運動愈演愈烈，在「抄襲」事件比起過去更加被國民關注、維權意識逐漸被眾人重視的情況下，很多權益被侵犯的編劇、作家也都集體站了出來，形成了「維權大軍」。在此風口上，自然也會有其他打著「抄襲」幌子的人企圖混進隊伍里，躺著「享受」維權所帶來的關注度。

上文中三部影片的「抄襲」事件還未塵埃落定，但假如被定性為「抄襲碰瓷」，那麼其背後原因不言自明。

「碰瓷抄襲」事件的出現，究其根源就是，這些熱門電影作品出現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可以挖掘。這些人想要「另闢蹊徑」的分一杯羹，「借東風」來蹭取其中的利益，博人眼球，讓自己成為熱點流量。

除此之外，憑藉「維權」所帶來的關注度，往日名不見經傳的從業者也能迅速被業內外所關注，是否真的能「維權」成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在影視行業有片方和潛在的投資方相信他，或者相信他具備運作項目的能力，那麼很快就可以接到項目，酬勞也將水漲船高，名利雙收——有錢有名有項目，還要什麼自行車?

「世界上所有的故事本質沒什麼不同，不同的是講故事的方式。」

因此，抄襲與借鑒的界限有時候可能不那麼明顯，在巨大的電影市場紅利誘惑下，有人抄襲，有人碰瓷。被抄襲的一方維權困難，因為目前國內知識產權維護意識雖然提高了，但是維權現狀依然不容樂觀，維權成本高、舉證困難是原因之一；假如片方被惡意碰瓷，同樣也是有理說不清，如果剛好在影片上映期間被對方碰瓷，投資方的損失幾乎也是無可避免的。

所以，編劇面對「抄襲」事件，拿出強有力的證據並付諸法律行動是目前最好的解決途徑；而片方遭遇惡意碰瓷，及早發表聲明也是有效的對策之一。無論如何，都不要試圖通過輿論施壓來達成目的，更不要以為「弱者即有理」——是碰瓷還是抄襲，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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