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群馬

(二十四)群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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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更詳細的內容請看我的回答:好白菜都讓豬拱了:如何看待「日媒揭中國研修生在日境況:高壓、虐待、性騷擾」?去日本當底層能體會到日本人的高素質嗎?以及好白菜都讓豬拱了:在日本鄉村生活是種怎樣的體驗?)

故事並沒有結束,我並沒有在4月份真的回國,而是在日本待到了10月份,最後這半年的時間我留在日本的一個勞務公司幹了半年管理老師。我和這公司老闆怎麼認識的呢?非常有意思,講兩個事兒吧。

第一件,忘了什麼時候了,有一天馬超給我打電話,說有一個打工能不能讓我替他去一下,就是得熬一個晚上,地點是北海道苫小牧市的一個醫院,照顧個病人。具體的他沒說,但是一晚上給我一萬日元,想都沒想我就答應了。當天買票從札幌做了很久的電車才到苫小牧,朋友已經在醫院收拾好東西等我換班。休息室有兩個人,一個是馬超,另一個是病人的哥哥,一句日語不會,因為弟弟出事兒,當地政府給他弄了個加急簽證直接就來日本了。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到了日本十天,除了醫院還沒去過別的地方。

至於他那個住院的弟弟,來日本的長期(三年)研修生,工作地點北海道平取。已經相安無事的工作了兩年,最後一年馬上就要期滿回家的時候,他選擇喝了一瓶除草劑加半瓶不知什麼渠道得到的安眠藥。食管全部燒壞,昏迷了幾天,蘇醒以後目前還不能說話進食。我去的時候,是他開始恢復進食的第一天,在這之前他在有意識了情況下已經餓了不知道多少天,只能靠點滴維持生命。

所以我至今忘不了他見到一點點營養食品時,眼神里那個急切和渴望,非常令人難受。晚上我和他哥哥在醫院外面抽煙,他哥哥對他的自殺完全想不通。我則認為他是不是被勞務公司騙了,畢竟勞務公司一直以來的形象都是負面的,我這麼想理所當然。關於這個事就說這麼多,剩下的之後說。

第二件事兒,還是馬超突然來的電話,這次是北海道(忘了哪個城市了)一個精神病院,一萬五。給錢就是爹,去!這次到了之後馬超不在,勞務公司兩個管理老師在,也是我第一次見他們。大家都不認識,也就沒多說什麼,大致交代了一下工作,女患者不會中文,我當個翻譯就好。然後他們就先走了。之後醫生帶我去看她,七拐八拐的到了精神病院三層的一個單間,門外是厚厚的鐵鎖,白色的門上開了一個帶玻璃的口可以看到裡面。

裡面是一個大約二十平方米的房間,門右邊是一個馬桶,馬桶旁邊是一個類似屏風的格擋,除此以外屋裡沒有任何傢具,只有地板。地板的一角鋪著一床被子,一個瘦弱的女人穿著睡衣坐在上面。見到我們來了,她站起來走到門前,趴在玻璃上看著門外的大夫和我。這時候我已經嚇得不行了,大夫直接把門打開了,雖然她聽不懂日語,還是進去象徵性的介紹了一下我。

「你好」,我說。

「求你了讓我回家,我想孩子。」這是她那天唯一和我說的話。她一邊說,眼淚就掉下來了,情緒不太穩定,醫生說讓我還是先走吧。她不讓我走,我告訴她第二天我還來,於是就暫時脫了身。

第二天早上九點,準時到了精神病院。正好趕上精神病出來放風,滿樓道的隔斷都打開了,20多個精神病在樓道裡面晃悠。大夫一看我站那兒也不太合適,給我開了一間空病房讓我進去等,還把門鎖上了。於是我就一個人在神經病的病房裡等了一個小時。

十點的時候放風結束,我終於也出來了。再一次進到了她的病房。這次她狀態還不錯,說話像個孩子,夾雜著很多不安和懇求的語氣。我倆坐在地上,她給我講在家鄉的生活,講她的孩子,講怎麼做陝西褲帶面。她說我是好人,喜歡和我聊天。情緒和昨晚相比平復了很多,也說不太習慣醫院的伙食,讓我轉告大夫什麼的。這一天相安無事,她的語氣不太正常但是情緒比較穩定。下午勞務公司的社長來了,這是我第一次見社長,他直接來到了病房看她。而一天都比較平穩的她見到社長就哭了,抓著社長的手一直說「謝謝社長」,「我對不起社長」,「我一定聽社長的話」。

在場的日本大夫不明所以,我雖然也是一知半解,但是我知道這個反應不正常,至少這位社長,掌握了她的生殺大權吧。關於她的事情,我也是後來才了解的,跟剛才那個故事一樣,留個懸念最後再說。

通過以上兩件事,我認識了社長,也算是初次接了兩次與研修生相關的工作,工作內容都不怎麼樣,讓我對這個工作沒有好感但是充滿了好奇。我沒想到跟社長聊了聊,他還挺中意我的,讓我留在他公司干半年直到簽證結束。我考慮再三,退了機票,答應了社長的請求。

之後作為初步的學習,社長把我派到了北海道的平取和夕張,都是短期的出差,每次兩三天,先適應適應研修生管理的流程。熟悉之後,把我一個人派到了群馬,單獨管理38名中國來的研修生。

5月剛到,正式開始管理沒有幾天,吃了第一個下馬威。研修生叫閆軍,性格比較內向,剛上班一個多月就表示自己不幹了。問他原因,他就說是身體不舒服,但是醫生檢查都沒有問題。場主每次打電話都跟我急,我也只能一次次的勸閆軍,來都來了,嬬戀的工作總共也就半年,而且提前回去不但不掙錢,提前交的保證金中介也不會退。成軍每次都是答應的特別好,但是一到幹活就不好好乾。場主找了我四五次之後,我把公司的專務從東京也叫了過來,依舊是勸說無效,問什麼都不說,就說是身體不好。無奈之下只能和場主溝通,把閆軍臨時帶了出來,先住在我的宿舍,平時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飯。專務交代的也很明確:可以的話讓他回去幹活,實在不行就讓他回國,在我這邊干幾天活兒,公司象徵性給他點兒錢,也算能在機場給孩子買點兒糖帶回去。於是他差不多和我一起呆了一個月吧,公司社長專務還有我都勸他,也讓國內家屬勸,都不管用。最後還是送回了國。

把閆軍送走,村兒里別的事兒層出不窮。工作初期,問題最多的是場主,每家的場主都嫌自己的研修生工作有些慢,或者不到位。遇到這種情況基本就是好好和研修生說,第一是因為剛開始慢一點正常,畢竟也不太熟悉;第二是因為專務告訴我這麼一句話:研修生再慢乾的也比日本人快,工資還便宜,別太逼他們。至於研修生,大家表示工作太少了掙的錢不夠,想多加點班多掙一點。

沒錯,我要說工資了。當時的工資標準時間太久了我真的忘了。研修生的工作基本是沒有保底的,工作一小時給一個小時的錢。工資分為普通時給、加班時給、深夜加班時給、休日時給、休日加班時給和休日深夜加班時給。一個相應時段的工作時間乘以相應的時給,就是他們一個月的工資,扣除住宿費用和保險,剩下的就是他們到手的錢。嬬戀是種大白菜的地方,5月開始工作不算繁忙,基本上一個月十幾萬日元,收穫的時節需要早上兩三點開始去山上砍菜,工資一下子會升高到二十萬日元以上,最多的我見到的是二十六萬日元。我們的研修生,最多的一家一天收穫時工作16個小時,持續了不到一周,還好最後扛下來了。與之相對的,日本的農戶僱用的日本長工基本工資是保底20萬一個月起步,活兒多還能多給,附帶保險等各種費用。幹活質量上,除了日語比研修生好沒有能比過研修生的地方,農戶對他們要求也沒有那麼高。即便是這樣,有一家農戶雇的日本長工跑了三個人,幹了幾天吃不了苦就辭職了。這些長工基本都是沒什麼文化的底層人,留不下來的大多都是日本的渣滓,年輕、無業、沒本事且吃不了苦。

大家都沒什麼文化,中國人喜歡用幹活質量說話,日本長工擁有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張亮的事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有一天他突然給我發微信,說不想幹了,我問為什麼,他說他們家日本長工罵他「八嘎」,家裡場主不管。其實這是一個說不清楚的事兒,國內人有的時候說話也是罵罵咧咧的,在家的時候一會兒一個「艹」或者「TMD」,同樣的感覺,在日本習慣性的說一句「八嘎」。其實這沒什麼,能聽懂的這句「八嘎」,還算是日本人罵人輕一點的,都是粗人,稍微不太高興出來這麼一句話很正常。但是國內的研修生,日語基本不會,什麼都聽不懂就會一句「八嘎」,基本上只要日本人一說,這個事情就變得比較麻煩。

同樣本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態,我去了張亮的場主家。張亮家的場主耳朵不太好,說話得靠喊。那天去了之後,站在玄關和老頭說這個事兒,老頭開始想糊弄過去,覺得沒什麼事情就別提了。我說這不行,不管怎麼樣罵人肯定是不行,再說張亮幹活一直非常不錯,沒什麼毛病;退一萬步說,場主你罵他一句都可以,你們家日本長工罵他就是不行。巴拉巴拉說了半天,老頭兒急了,站在門口沖我嚷嚷,大致就是說我護短兒,出現這樣的問題是我們公司沒有培訓好,和他沒關係,然後轉身就進了房間我怎麼叫都不出來。

沒辦法,轉過身看到張亮和他們家長工都站在門口看著。長工看見我,居然還過來說我應該怎麼教育張亮什麼的。於是沒沖老頭髮出來的火我全都仍在長工身上了,日語本身沒那麼好,但是那天站在門口和長工對罵如流。日本人吧,慫的厲害,只敢對罵不敢動手,看我真急了,長工開始往宿舍裡面走,我一邊追著他一邊讓丫回來。結果那逼最後說了一句讓張亮趕緊滾回中國,一聽這話我手裡拿著的摩托車頭盔直接就照著丫扔出去了,人沒砸到,越過了長工砸到他宿舍的門上,然後這逼直接跑回去了。宿舍是二樓,我站一層門口沖著上面就用中文喊了一句「CNMLGB你出來!」然後想起丫不懂又改日語。

我都要脫鞋上樓的時候,在旁邊的張亮把我拽住了,說了這麼一句話「老師行了,你也夠意思了,我挺感謝你的。他們家這個態度我也看見了,掙不著錢就掙不著吧,我不幹了。」然後我倆坐門口抽了兩根煙,我給農協打了個電話,又給公司專務打了個電話。決定還是先把張亮帶走,正好公司有個房子需要裝修,缺個人手,可以先打個短。

事實證明把張亮帶走是我最好的選擇。6月開始進入收穫季節,工作量逐漸增加,後來近乎翻倍。這時候身體因素成了最大的問題,中暑暈倒的我見過、開著窗戶睡覺著涼得了蕁麻疹的我見過、憋不住了找個地方拉屎被毒蟲咬了丁丁的我見過、嚴重痔瘡的我也見過、甚至有一個人犯了腸梗阻,讓我們拉倒醫院做了手術,我整整看了一天一宿。以前有的孩子是吃百家飯長大的,張亮從場主家出來,靠著百家工資居然掙夠了這幾個月的錢,簡直是個奇蹟。因為他的頂替,家裡有研修生生病的場主沒怎麼找公司的麻煩,也都很感謝他;農協在去張亮的原場主家調查後,也認定日本長工有問題,特別向入國管理局提出申請,最後批准張亮在最後幾個月換了一個新場主。

張亮和閆軍算是給我留下印象很深的兩件事情。其他的基本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兒,比如研修生反應場主家的飯不好吃;比如對場主有不滿覺得場主小氣或者脾氣不好;有一個特別誇張的,場主中午吃飯吃的是煎餃,日本煎餃是當菜就這米飯吃的,研修生一看場主給這個直接罷工了,非得說場主虐待他。

其實這段時間能寫的東西太多,這裡我偷個懶不再多說。最後,說一下開篇的那兩個人。自殺的那個小夥子在醫院躺了幾個月康復回國了,具體為什麼自殺,到臨走之前他都沒有和他哥哥說過,我們更是不知道。瘋掉的那個女人沒幾天也回去了,她有既往病史,中介送來的時候隱瞞了,結果剛來日本一周還沒開始幹活兒就發病,當著所有研修生大罵了社長一通,然後衝到停車場,用腳把人家好幾個車的車門子都踹了,又跑到大馬路上攔車。日本人報了警,來了一輛警車一看管不了又叫了一輛,第二輛一看也懵逼又來了第三輛,叫到第五輛警車的時候社長明白過來了,人是真瘋了。叫著幾個女生上去攔,被打了回來,然後一幫人連踢帶踹給按地上了,直接叫救護車拉到了精神病院。

我很慶幸她沒把我怎麼樣,也許現在正在陝西的家裡做褲帶面吧。我帶的38個研修生,半年多天天罵罵咧咧的把不幹了掛在嘴邊,但是最後都算是心滿意足的回去了。倒是我,在他們上飛機的那一刻就刪掉了所有人的微信,我不想再和他們聯繫,無論是關係好的還是不好的。只有張亮死命加了我5次微信留了下來,他叫我兄弟。我在瀋陽出差的時候還和他一起吃了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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