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西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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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馬陷落後的封建社會，人們習慣將其稱為黑暗的中世紀，因為羅馬陷落後，未能像其他文明那樣重新恢復其原有的文明，或建立起新的、穩定的社會結構。而是陷入一種混亂狀態中，其原因在於在日耳曼人征服古羅馬後，其文明落後於古羅馬文明，而此時古羅馬的舊貴族領主為了保留他們的地位，而不得不與新的日爾曼統治者合作，他們的命運實際上是為當權者所決定的。作為一個意識尚未形成的階級統治者，這些蠻族在統治上需要吸取古羅馬文明的階級理念，所以新的日爾曼貴族渴求來自那些羅馬世家大族的古老的世家氣味，當他們坐在同一圓桌上，相互談論貴族價值的理念時，就決定了他們所追求的理念，並非是古羅馬帝國所不斷追求的平等理念，更不會為平民階級的權利和地位考慮，而這也預示著整個古羅馬的文明體系的崩潰，沒有隨著帝國更迭而傳承下來，保留下來的僅僅只是貴族價值。而羅馬所追求的平等理念所獲得文明成果，也被這些新貴族所拋棄，同時，羅馬的原生宗教也在這一過程中被基督教所代替，而這對整個羅馬文明體系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大部分原生宗教可以說是於其文明體系共同發展的，原生宗教的毀滅也會造成文明體系的崩潰(重點)，使得羅馬文明中寬鬆、自由的氛圍蕩然無存，在基督教成為國教後，將所有其他學說都當作是異教，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也被視為「異教"文化加以拋棄和破壞，所有著作都被燒毀，歐洲古代文化遺產在當時歐洲的基督教世界喪失殆盡。

貴族階級的發展，是西歐文明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日爾曼大舉入侵後，羅馬貴族沒有真正消亡，與後來蠻邦上層結合為一體，中世紀前期就已經有貴族，到了後期貴族和騎士有所融合，但兩者之間也有區別，直到和平時期，騎士的軍事功能削弱和，兩者才合為一體。十二、十三世紀後，隨著貴族和騎士融合，開始形成明確的貴族之間等級，要成為貴族必須成為騎士，等級性和集團性明顯。騎士必須是騎士的後裔，這種差距和其他階層的集團的距離逐漸拉大，使得貴族具有了明顯的封閉性，且貴族內部也分出了不同的等級，表現出不同的權勢，作為社會中最高等級，貴族對自己的身份等級、生活方式、社會作用、自己所享有的優越性與特權都有較為清楚的認識，即他們有一個共同的集團意識。這種集團意識的獲得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逐漸發展。

在封君封臣關係、封土製、血緣關係、婚姻關係等各種關係作用下，貴族對共同的出身、行為方式、特權、利益等，有著共同的感覺，並且通過努力將這些共同的東西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而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生活方式。不僅他們自己而且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承認。他們在自己與其他自由人之間划出了一條明確的界限，並以各種方式努力維持自己的特權及地位。如制定各種法律限制非貴族對貴族生活與特權的侵蝕與摹仿。他們阻止其他階層進入他們的集團。為此，要成為一個貴族，不是像早期只要富有就行，一個人必須以封授的方式才能成為貴族，即必須先成為一個騎士，成為一個為貴族社會認可的人。而且這種封授越來越嚴格，一些政府規定只有貴族的兒子才能繼承騎士的封土、封號與特權。在德國12世紀中葉之後，禁止將農民封授為騎士，並且出現了只有國王才能封授騎士的做法。英國規定私封騎士將受到懲罰。這些都反映貴族的身份變得越來越重要與嚴格。而且每個家族都有自己家族的標誌——族徽。起初徽章是簡單而樸素的象徵，後來則採用一些精緻而奇異的設計，如獅子、豹、獨角獸等，徽章制度是貴族注重血緣最典型的表現。

騎士制度常被用來指稱貴族生活方式，雖不全面卻也基本反映了某些重要的特徵。如他們的忠信、他們的浪漫、他們的風度，都是貴族引以為自豪的優點，也是他們區別於其他階層的重要的標誌。一個優雅、風度翩翩、大方得體、忠誠勇敢的貴族，是值得人尊敬的，而且騎士精神在當時則是歐洲貴族階級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理想的集中體現。騎士精神的本源其實正是戰事、權利與貴族的交織，正因如此，它也被定義為一套規則和處世方式。上層社會的貴族們將騎士精神對榮譽的追求當作人生目標，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當時的社會矛盾。當時的騎士準則包括了捍衛基督教、護主、保護弱者、主持正義，從事狩獵以及騎士訓練，以便為以後的戰爭做準備。中世紀的騎士還應當兼備忠誠、智慧和仁慈，於是，他們的武器很快也開始具備象徵意義，越發成為一種裝飾。騎士理想所追求的道德和美德有時太過理想化，現實生活中常常難以企及。這使他們的理念和行為，有時是相互衝突的，在他們的驕傲轉化為傲慢、冒險轉化為搶劫、保護轉化為敲詐勒索之前，貴族的生活方式還是有其許多的積極作用的。實際上，中世紀騎士，重武輕文。經常進行公平的比武大會，常有傷亡。得勝的騎士，有權親吻一位可愛的女士。他們早晨一本正經地彌撒，中午酗酒鬧事，下午洗劫教堂，晚上調戲婦女。 在戰場上，騎士很少殺騎士，死的都是平民步兵。騎士精神的副產品是「英雄愛美人」。12世紀起，一個婦人，在丈夫之外要有個情人，否則，就會被視為缺少魅麗。

然而，貴族階級之所以能在中世紀占統治地位，形成我們所說的貴族的政治，不僅僅在於他們自己的集團意識。更重要的是，這一切都依賴於古羅馬帝國中最初所制定的大土地所有制。國王部分土地分封給大貴族，而貴族擁有大片土地和農奴，因而稱為大封建主，大封建主將部分土地分封給小封建主，小封建主再向下分封。這樣的層層分封，於是西歐封建貴族內部形成了嚴格的等級制度，就形成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騎士等自大至小不同等級的封建主。這些封建主分別領有大小不等的封地，擁有數量不等的莊園、農奴和武裝。這樣形成一種領主和附庸的關係， 領主保護附庸，附庸必須向領主效忠，為領主提供服務。即這些分封下去的小封建主，只效忠大封建主，而不效忠於君權。而古羅馬遺留下來的大土地所有制，使得各封建主擁有自己的大莊園，其不僅擁有農業勞動者，而且擁有滿足自身需要的手工業作坊並有各種工匠，自設市場，因而變得愈來愈自給自足，這一切依靠農奴經營的自足自給的村莊；農奴不能隨便離開，並以其勞動養活教俗封建主集團。其居民的人數少者二十，多者數百。而農奴與奴隸不同，他既有義務，又有公認的權利。他受到保護，擁有一塊土地，以維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作為回報，他必需耕種耕地中留給封建主的那些田地，為封建主做家務及其他農田雜活，並將自己任何來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給封建主。

這種自給自足經濟的獨立性和貴族階級內部的等級制度，使得大貴族完全能脫離君權的約束，而與君權抗爭。於此同時，大貴族擁有自己的城堡和軍隊，使得他們能在地方上擁有行政權和軍事權。而其力量源泉在於控制著地方上的城堡、莊園多少，以此為根據地向國王討價還價，宮廷任職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他們對宮廷政治的依賴非常弱，而西方的貴族是以地方上的權力為基礎贏得在宮廷發言的權這種局面是地方貴族勢力在和中央集權的長期爭鬥中形成的。也使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去反抗國王的命令，而西方中世紀的君王卻無法控制分散在各個角落，擁有獨立權力的貴族。

貴族階級也從不關心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在領主看來就是稅金製造機器，領主們根本不關心農民怎麼種地，只要到時候能交上稅，打仗時能充人數就夠了。領主們關心的僅僅只是上流社會的生活，並且想盡各種方法躋身上流社會的貴族，談論的都是貴族圈子裡流行的話題，比如奢侈品，情婦，戰鬥所獲得的榮譽，大貴族們更不屑於談論農耕，因此在那個推崇騎士浪漫的年代，一個貴族要是說起自己的領地里收穫多少多少，那會被整個貴族集團的優越感所鄙視，甚至被逐出貴族圈子。

而這個時期，貴族領主腐化了帝國的力量，使得國王無法獲得足夠的力量來執行國家的改革，在其他文明中，這種改革可以使整個國家獲得快速的復甦，生產力提高，經濟獲得繁榮。而這一點在西歐是如此難以實現，以至於西歐整體看起來處於一種荒廢中。其農業技術同羅馬帝國時期的技術相比，並沒有太大的進步，隨著帝國經濟的崩潰，奢侈品生產、灌溉工程、溝渠和公路系統也遭受損失。而貴族領主都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其隸屬的其他領主更不會聽從君王的，整個國家的任何有積極意義的革新都不能有效實施，這也造成了整個國家無法動員足夠的力量來恢復國家的經濟。

而與之相對應的是貴族領主對抗君權所建立的城堡，卻如春筍般的建立起來，以磐石修造、深壕圍護、鐵門和弔橋把守的堅固要塞已成為使人望而生畏的風景線。這些城堡在大貴族對抗國家軍隊上，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農業生產中，鐵器決不至於被浪費在農具上的緊俏資源。只有用有限的鐵打造出足夠武器，領主才能武裝軍隊，保護群眾免遭土匪、蠻族和鄰近軍閥的危害。雪上加霜的是，他們還不會駕馭役畜。歐洲從9世紀開始就已出現牛軛；另外也有把犁套在牛角和牛額上，讓耕牛從脊背用力的嘗試。但由於交通不便，技術普及緩慢，新發明那時還不為人知。他們要驅牛犁地時，就用粗皮條繩把犁系在牛脖子上。但如此一來，皮繩可能在牛耕過程中不斷收緊，勒住牲口的咽喉，切斷大腦供 血，致其缺血腦殘或窒息而死。後果就是農民有時都沒法生產出足夠的糧食供領主食用，更別提養活自己了。因此面對饑荒，很多村民被迫投奔莊園主，淪為農奴，於是從此就被束縛在土地上，沒有領主的許可，農奴甚至還要忍受向領主奉獻新娘的初夜權之類的霸王條款，否則就會被任意拷打，甚至處決。

而在這種殘酷的階級壓迫下，整個歐洲並未發生過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其原因在於宗教對於農民精神上的奴役。在中世紀基督教教會成了當時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教會嚴格控制人們思想，它建立了一套嚴格的等級制度，把上帝當做絕對的權威。文學、藝術、哲學一切都得遵照基督教的經典——《聖經》的教義，誰都不可違背，否則，宗教法庭就要對他制裁，甚至處以死刑，在教會的管制下，中世紀的文學藝術死氣沉沉，科學技術也沒有什麼進展。而中世紀時期的知識分子、修士們是不洗澡的。中世紀的宗教信仰稱疾病在空氣中，而且因為羅馬曾經爆發過大面積的性病，爆發源頭就是澡堂，尤其是公共澡堂，因此，洗澡被視為是淫亂的，是不潔的，是傳播疾病的。身上起膿包被稱為上帝的珍珠，同時，癲癇也被視為更接近上帝，因此，虔誠的信徒除了洗禮，婚禮，葬禮以外，都是不洗澡的。而且，越不洗澡的人則被視為越虔誠，曾經中世紀某位皇后每個月洗一次澡都被視為有潔癖。大多數知識分子將所有精力都用在《聖經》的理論討論上，沉緬於對句號冒號的迷人的研究中，當時如果書寫時弄錯一個標點符號都會被判死刑。造成這種瘋狂的專制的原因是，開始於317年到657年間發生的神學爭論，當時對神學的爭論是無所不及的，甚至觸及了《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中有關耶穌信仰的問題。基督教的神學爭端變成了帝國的公共事務。而且，少數受過希臘文化教育的帝國公民，對基督教教義很敏感，他們從希臘哲學角度來表述這些教義，使得基督教在教義上存在許多矛盾，同時上帝的真實性受人置疑，這使得一場關於基督教神學的坦率而詳盡的爭論使在所難免了。而且基督教徒厭惡妥協的態度，使這些討論變得更加執拗、尖刻，他需要人們毫不懷疑的絕對信仰。一旦人們對其宗教產生懷疑，其對基督教的損害是無法估計的，教會當時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當人們提出置疑時，他們最後選擇方式是對付異教徒的專制方式，即只能有一種正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其它的都是令人疑惑和厭惡的，當它的權威的神聖性受到質詢時，它就必然會採取極端措施。實際上教會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也就無法生存，這終於迫使羅馬採取果斷行動，制定出一整套懲罰條例，使以後的持異見者都心懷恐懼。

　由教士組成的法庭宣判成立後，異教罪犯便被送到非宗教的當局手裡，當局可以用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置他。不過當局如果沒能判處他死刑，便會招致許多麻煩，甚至被逐出教會或失去教廷的支持。隨後的發展卻更證明這是一場可怕的災難，在整個中世紀里，整個西歐各地成千上萬與世無爭的平民，僅僅由於多嘴的鄰居道聽途說而半夜三更被人從床上拖起來，在污穢的地牢里關上幾個月或幾年，眼巴巴地等待既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審判。沒有人告訴他們罪名和指控的內容，也不准許他們知道證人是誰，不許與親屬聯繫，更不許請律師。如果他們一味堅持自己無罪，就會飽受折磨直至四肢都被打斷。由於在火刑柱上了卻殘生比在岩石城堡的黑洞里緩慢發瘋而死的恐懼還要好受一些，許多無辜的囚犯便大包大攬承認各種罪名，以期被判處異端邪說罪而早日脫離苦海。最後他們被處死時連遭到如此厄運的原因都不知道。更難以置信的是，已經入土五六十年的男女也會被從墳墓中挖出來「缺席」判罪，以這種方式定了罪的人的後裔還要在罪犯死去半個世紀之後被剝奪財產。但事實的確是這樣，因為宗教審判官正是靠分享所有被沒收來的物品來飽私囊，所以這種荒唐的事就絕非罕有，時隔兩代的祖父據說干過某件事而導致孫子們被逼得一貧如洗，這種事屢見不鮮。最著名的是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羅馬的聖宗教法庭。前者帶有局部性質，後者的魔爪伸往歐洲各地，在大陸北面燒死了聖女貞德，在南面燒死了喬達諾·布魯諾。

《聖經》里說，「人類的祖先是亞當和夏娃。由於他們違背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樂園的禁果，因而犯了大罪，從此罪就降臨到了世界。」 因此每個人都有原罪，唯有虔誠的信仰才能洗脫身上的罪孽，那些加入教會的狂熱信仰者，在精神與肉體的矛盾之間，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雖然那種近乎瘋狂的自我折磨看起來是一種滅絕人性的表現，但同時也表明了信徒們的崇高道德和堅定信念。只是到了後期，隨著教會權勢的確立以及與君主的爭權中需要大量的金錢，使得贖罪方式發生了巨大轉變。以對上帝的信仰為依託的肉體自我折磨的贖罪方式， 轉變為購買聖徒遺物、向教會捐贈財產、參加十字軍聖戰和購買贖罪券等贖罪方式。而這種贖罪意識本質就是讓被壓迫階級忍受剝削和苦難，讓他們相信他們所承受的苦難，當做是進入天堂那極樂世界的補償。這也造成了農奴以超乎常人的忍耐力，來承受剝削。

基督教在歐洲政治地位的確立，來自與皇帝狄奧多西使基督教成為國教後。羅馬教皇利奧三世趁查理曼大帝祈禱時，將羅馬皇帝的皇冠加於查理曼大帝的額上，此時的教皇對世俗皇帝的加冕只是象徵性的，但卻給後世教皇打開了權力的大門。自此以後，皇帝們的權力被認為是從神那裡得來的，而不是公民們授予的，教皇和教會的勢力迅速發展起來，成為西歐 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權力凌駕於皇權之上，皇權常常受到限制，使得皇權與教權衝突不斷直到中世紀後期，在整個中世紀，教權與王權的鬥爭此起彼伏，而在格利高里七世與德國皇帝亨利四世之間的鬥爭，更是驚心動魄，高潮迭起，成為中世紀最耐人尋味的一頁。

　　格利高里七世在羅馬教會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他畢生宣揚「教權高於王權」，1075年，也是格利高里上任教皇第三年，頒布《教皇敕令》，宣稱教皇位於君王之上，有權廢立世俗的皇帝與國王，並廢除了國王對教皇的冊封權，而在德國，神職冊封權，即授予主教職位的權力，一直由德國皇帝所掌握，被冊封的主教必須對皇帝效忠，而格利高里七世廢除君王對主教的授職權，這不免引起德國皇帝亨利四世的強烈不滿。仗著握有精兵良將，亨利四紀親率大軍進入義大利，並指使羅馬貴族劫持了格利高里七世，教皇在支持者的幫助下，方才獲得釋放。如此一來，教皇與皇帝之間的較量已是不可避免。但是亨利四紀未免太小看教皇的權威，1076年1月，亨利四世召開沃爾姆斯宗教會議，在德意志主教支持下，公然指責格利高里是偽教士，以陰謀而篡得教皇之位，要求他退位。

　在亨利四世忘了一件事，即德國內部貴族叛亂與農民起義剛被平息，他的權力並遠沒有得到鞏固。針對這點，一個月後，格利高里七世發布了他最著名的敕令，宣布革去亨利四世的教籍，取消其統治權。令亨利四世狼狽不堪的，是國內諸侯紛紛響應，並於1076年10月召開會議，決定亨利四世必須於教皇發布敕令一年內，向教皇伏罪，否則將廢黜其皇位，並決定1077年2月召開奧格斯堡會議，而格利高里七世將以最高仲裁人身份出席。德國諸侯與領主的表態，使得亨利四世馬上落入敗局，更致命的是，格利高里七世不接受亨利四世的請罪，已經決定在奧格斯堡廢黜其皇位。

　　1077年1月，格利高里七世動身前往奧格斯堡參加會議，眼看只要過一個月，亨利四世的皇冠就要轟然落地。亨利世紀此時狗急跳牆，急中生智，前往格利高里七世所必經地等待教皇的到來，而格利高里七世得知後，為防意外的發生，忙躲進卡諾薩城堡。亨利四世知道這是請求教皇寬恕的最後一次機會，當然，要爭得這種寬恕，也絕非易事，惟一能做的，只是以誠心來打動教皇了，無奈之下，亨利四世選擇苦肉計，上演了一出負荊請罪的好戲。

　　當亨利四世來到卡諾薩城堡時，格利高里七世便可以知道他此番的來意，但是仍然拒而不見。亨利四世為示懺悔的決心，氈衣赤足站立於卡諾薩城堡的冰雪之中，時正寒冬臘月，寒風刺骨，亨利四世忍受著酷寒與屈辱雙重考驗。這是一場意志力的考驗，不僅對亨利四世，對於格利高里七世也是如此；當亨利四世以德國皇帝這樣尊貴無上的地位，駐足冰雪等候其寬恕時，如果再一次拒之於門外，未免將使教皇本人背上「不寬容」之名。亨利四世在門外的冰雪中站了三天三夜，到了第四天，兩大剛強意志碰撞之下，格利高里七世做了讓步，在卡諾薩城堡接見亨利四世，並恢復其教籍。

　　這是一場沒有勝負的較量。亨利四世以皇帝的名義，如此屈尊就辱向教皇請罪，其本身便是教皇的巨大勝利，這在基督教史上是第一次，僅此格利高里七世便可以重寫歷史了。但亨利四世也不是失敗者，他的苦肉計使他在最關鍵的時刻棋勝一著，阻止了國內反對他的貴族與諸侯的奧格斯堡會議的陰謀，使他獲得了寶貴的時間，來剷除內國的叛亂者，鞏固自己在德國至高無上的皇權。

　　由於教皇對亨利四世的赦免，使得德國反對派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現在反對亨利四世的貴族們只面臨兩種選擇，其一是重新效忠於亨利四世，但這似乎不太可能；其二是繼續反對亨利四世，推舉新的德國皇帝。1077年3月，德國反對亨利四世的貴族們推舉魯道夫為德國皇帝，宣布罷黜亨利四世，開始了長達三年的德國內戰。

　　1080年，德國戰爭仍在進行中，魯道夫的軍隊在一次大戰中擊敗亨利四世。格利高里七世判斷亨利四世大勢已去，便迫不及待地再發布教皇敕令，再次宣布將亨利四世革出教門，廢黜其皇位，而將魯道夫推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但是與教皇的預計不同的是，亨利四世遠未被打敗，作為對格利高里的反擊，亨利四世糾集其支持勢力，於布列克森召開宗教會議，宣布廢黜格利高里七世，並且推選親德國的新教皇：克萊門三世。

　　德國兩位皇帝並存，在天主教也兩位教皇並存，最終決定於誰手中的力量強大了。1080年10月，德國內戰的形勢突變，魯道夫在一次戰役中戰死，使得反對力量一時間群龍無首，亨利四世得以從容收拾德國局面，並使其皇權得到空前的鞏固。亨利四世開始要拔除格利高里這個眼中釘，以報卡諾薩受辱之仇，1081年春，亨利四世揮師進軍義大利，繼而圍困羅馬城達兩年之久。亨利四世在加兵於羅馬之時，也極力謀求教會的支持，越來越多的主教開始支持亨利四世及新教皇克萊門三世，1084年，亨利四世攻破羅馬城，格利高里七世倉惶出逃，這宣告了格利高里七世時代的結束，亨利四世在這次教權與王權之爭中，最終徹底擊敗格利高里七世。

　　不甘失敗的格利高里七世為奪回羅馬城，不惜藉助於諾曼人的勢力，重新奪回羅馬城，但是諾曼人只熱衷於在羅馬城的燒殺搶掠，使得格利高里七世的名譽一落千丈，使其不敢回到羅馬城，最終病死於南義大利的薩勒諾。而從這個例子看，幾乎大部分統治階級在最初對宗教的態度都是鎮壓，這一點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或許我們能夠發現，從羅馬陷落後，在其後大約1000年的混亂中，其原因並非是古羅馬文明的崩潰，真正造成混亂的根本原因是，古羅馬社會所遺留下來的貴族大土地所有制貴族權利和基督教教權對君權的衝擊，而彼此間相互爭奪權利，使其整個時期都處在宗教，君權以及大貴族彼此利益間相互衝突的過程中，一個社會是根本無法穩定發展的，同時戰亂，疾病流行，生產力低下中，所有這一切都造成了歐洲文明的停滯。

實際上，西歐並未像其他文明那樣，發起一場大規模的起義，將所有貴族勢力清除，而這也造成了，西歐的中世紀沒有如同其他文明那樣，通過穩定的統治來快速恢復因戰爭而造成的國力衰弱，並修復灌溉工程、溝渠和交通系統遭受損失，同時從政策上，鼓勵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自覺或不自覺地採取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使新王朝步入政治相對穩定、經濟快速恢復乃至繁榮的時期。

這裡應該指出，中世紀時期，歐洲經濟的發展並不是連續不斷的，從900至1300年，經濟穩步增長，但14世紀時，出現衰退，這由多種因素結合所致。這些因素包括：連年的糧食歉收和饑荒——1315年和1316年時，糧食歉收和饑荒的程度尤為嚴重；黑死病——它首次發生於1348至1349年，奪去了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的生命，以後它又周期性地發生，持續了好幾個世代。而這些災難和痛苦卻破壞了某些根深蒂固的東西，人們對某些神聖的事物，即舊的價值體系開始產生了懷疑。

實際上，也正是這種破壞性的力量，如同王朝崩潰一樣，不斷削弱了貴族領主和宗教的統治力量，君權漸漸能夠獲得他們的統治權力，並開始建立強大的君主國。國王與強大的領主貴族間的鬥爭漸漸獲得優勢地位，這來源於封建貴族再也不能躲在石頭建的城堡里，公然反抗配備著火炮的王室軍隊，同日益強大的地方政權鬥爭時吃了敗仗，貴族領主的所維持的地方統治也隨之崩潰，而教權也在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手中突然戲劇性地結束了；卜尼法斯八世曾頒布《教皇訓令》，堅定地闡明教皇權力至上的學說：「……我們要聲明，要陳述，要解釋，要正式宣告，服從羅馬教皇的統治，是眾生得救所完全必需的。」但是，前幾個世紀中所能接受的東西，這時卻不再合人心意。諸君主及其議員們把國家繁榮看得比教皇的願望更重。卜尼法斯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脅和虐待，受辱後不久便死去。教皇失卻了西方基督教民眾對它的精神上的忠誠，教會的權威衰落，甚至在那些仍然遵奉它的西方國家也是如此，教廷從一個全面統轄整個基督世界的普世機構，衰敗成為西方世界中無足輕重的地方公園。

教權與大貴族權利的削弱，使得歐洲文明終於結束了差不多1000年的混亂時期，獲得了長久以來所期望的繁榮，並如同其他文明一樣，開始孕育新的文明價值體系，雖然其時間晚於其他文明，並且混亂的時間也遠遠比其他文明漫長，但新文明對於整個人類文明來說，卻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漫長的黑夜終於過去，他們呼吸到了清晨那前所未有的清新空氣。

而這個時期所產生的文藝復興，正是這一新文明的核心理念，其所產生的人文主義的實質是強調人、人的尊嚴和人生價值，最顯著的特徵就是通過強調人與萬物的區別，突出人的優越。人文主義肯定人的現世生活，要求個人自由和個性解放，昭示了一種全新的個人主義的倫理觀，主要包括：強調人的自主自立，要求人積極發揮個人才能，個人奮鬥，建功立業，實現自我；要求尊重私人生活，提出順從人的自然本性，追求幸福生活和個人享樂是人的權力；追求人的全面發展；大聲疾呼人的自然平等，強調一切個人價值的評判只能以個人自己的才智、品德和業績為標準。文藝復興在文學、藝術、語言文字、政治體制、宗教觀念、戰爭與外交、以及法學、史學、世俗教育等各個方面都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在混亂的中世紀，人們的心靈和思想就難於從相互依賴中獨立出來。中世紀的人大部分是作為某某的封臣、封君，以及誰的農奴和誰的領主存在的。對於大多數的農奴來說，除了滿足自己的衣食起居之外，剩餘的精力只有投向被教會牢牢控制的基督。而人文主義對教會和封建貴族的普遍虛偽和腐敗進行了激烈批判，從側面揭露禁欲主義對人性的衝突和扭曲。這些思想對於民眾的思想覺醒造成巨大的衝擊。

歐洲君主新權力的獲得，極大程度上取決於同新興的商人階層的非正式聯盟。這也使得一個新的階級獲得機會成長起來，並獲得了君權的支持。1400年後不久。經濟開始復甦，從那時起，經濟發展走向繁榮。自治市的新興商人階級向君主提供財政援助和管理才幹，成為國王的內待、監工、帳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幣廠經理等。最初，這些人組成國王的王室，主管國王私人事務。如今，隨著王室成員被派去管理整個王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發展起來。作為回報，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護，以反對封建領主和主教的頻繁戰爭和苛捐雜稅。他們還為商人利益服務，廢除了五花八門的地方自治政權；這些地方自治政權各有其自己的關稅、法律、衡量制和貨幣。14世紀末期，易北河上有35個徵稅站，萊茵河上有60多個，塞納河上也有許多，如果船載穀物沿塞納河行駛200英里，其費用將達這些糧食售價的一半。隨著這些障礙的消除，隨著是國家法律和命令的實施，這個新的政治體系開始統制整個國家，這也從側面消除了貴族領主對國家的腐化，由於自治市的自由民擁有權力和財政資源，他們通常從國王那裡獲得皇家特許狀；特許狀准許他們組成單獨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體的權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簽定協議，擁有自己的市政廳、法院以及市外屬地。皇家特許狀還准許商人和工匠組織行會，或自願同盟會，用以自衛和互助，其中包括對產品標準、價格和工作時間的規定。因而，城市逐漸被公認為新的社會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約，經濟也獲得了繁榮。

在航海方面，早期探險者雖然絕大多數是義大利航海冒險家，但他們的資助者都是新興的民族君主國，而這些國家也從海外通過殘酷的殖民獲得大量的資本，使得國力逐漸強盛，也使得這些國家君主有足夠的能力來對抗貴族階級和宗教勢力。君主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傾向於商人和自由民階級，以對抗大貴族和宗教的權利，而這個過程是與其他文明的統治理念和社會結構完全不同。君權給予這個新的階層足夠的權利與優惠，而其他文明在這個新階層萌芽時，應害怕這些新的商人階級因權利過大，損害自身的集權統治，而在其還未成長起來時就壓制它。而另外的原因是這些新的商人階級其精力並非用於晉陞為貴族階級上，而是用於對抗封建貴族和教權上，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並非成為貴族階級，而是受古羅馬文明平等理念的影響，而這也是歐洲不同於其他帝國的發展軌跡，也是歐洲能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原因之一。而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而是漫長而艱辛的。

法國大革命，是1789年在法國爆發的資產階級革命，統治法國多個世紀的君主制封建制度在三年內土崩瓦解。法國在這段時期經歷著一個史詩式的轉變：過往的封建、貴族和宗教特權不斷受到自由主義政治組織及上街抗議的民眾的衝擊，舊的觀念逐漸被全新的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

18世紀後期，國王和他的大臣們眼看國庫空虛，就用盡一切辦法搜刮錢財，好繼續吃喝玩樂。為了這些，他還在1789年召集已經停止了175年的「三級會議」來籌款。可是，第三等級的代表識破了國王的詭計，他們趁開會的時機，提出了兩點要求：第一，限制國王的權力，把三級會議變成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第二，改變按等級分配表決權的辦法，要求三個等級共同開會，按出席人數進行表決。國王路易十六聽了這些要求，暴跳如雷，認為第三等級大逆不道。他偷偷把效忠王朝的軍隊調回巴黎，準備逮捕第三等級的代表。消息傳出來以後，巴黎人民群情激憤，怒不可遏。於是，醞釀很久的一場大革命就這樣爆發了。法國人民早就痛恨國王、僧侶和貴族。僧侶是當時法國封建社會的第一等級，貴族是第二等級。其他各種人都歸入第三等級。第一、第二兩個等級的人數不過20多萬，只佔全國總人口的2-3%。但是，他們有錢有勢，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法王路易十六就是他們的總頭子。他同僧侶貴族狼狽為奸，弄得民不聊生。新興的資產階級也因為政治上沒有權力而受到欺壓。

攻佔巴士底獄成了全國革命的信號。各個城市紛紛仿效巴黎人民，武裝起來奪取市政管理權，建立了國民自衛軍。在農村，到處都有農民攻打領主莊園，燒毀地契。不久，由人民組織起來的制憲會議掌握了大權。這一年，制憲會議頒布了「廢除一切封建義務」的「八月法令」，緊接著又通過了著名的《人權宣言》，向全世界莊嚴宣布了「人身自由，權利平等」的原則。確立人權、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財產權等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宣布人與人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的，在權利方面是平等的，財產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議會還頒布法令廢除貴族制度，取消行會制度，沒收並拍賣教會財產。革命初期，代表大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利益的君主立憲派取得政權。廣大群眾要求廢除王政，實行共和，但君主立憲派則主張維持現狀，保留王政。君主立憲派制定了《一七九一年憲法》，召開立法會議，維護君主立憲制，反對革命繼續發展。其與第一、二等級和大資產階級的取得了妥協，但和佔法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和城市平民的矛盾依然沒有緩和，相反，矛盾越演越烈，終於，在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義，推翻君主立憲派統治，逮捕路易十六國王。9月21日召開國民公會，次日宣布成立法蘭西共和國。吉倫特派執政期間頒布法令，強迫貴族退還非法佔有的公有土地，將沒收的教會土地分小塊出租或出售給農民，嚴厲打擊拒絕對憲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貴族。

法國大革命是一次廣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從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到熱月政變，法國大革命經歷了五年的歷程，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在三次起義中，人民群眾都顯示出偉大的力量，一再把革命從危機從統治階級的陰謀中挽救過來，並推動它進一步向前發展，它結束了法國一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傳播了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有力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法國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規模最大，最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它摧毀了法國的封建專制制度，震撼了整個歐洲大陸的封建秩序，建立起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傳播了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進步思想。期間所頒布的《人權宣言》和拿破崙帝國時期頒布的《民法典》被稱為新社會的出生證書，在世界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次革命也為此後的各國革命樹立了榜樣，因此具有世界意義。

托克維爾明確指出：「法國大革命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也同樣會坍塌……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這段話可以說是表達了托克維爾解釋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舊制度下社會演進的結果。在深入研究舊制度的權力結構之後，托克維爾指出：「如果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與依附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他發現，舊制度乃是向今天人們所說的「現代性」過渡的轉型階段，是兩種體制的複合體，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紀這是區別是區別是其他文明最重要的一點，使得平等理念能在奴隸社會的制度內發展起來，使得他們能在貴族階級與平等理念追求之間，找到一種新文明制度的鄒形，而非脫離出來建立空中樓閣，並逐漸獲得個人價值所具有的權益。

封建制度的殘餘，另一方面是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制。正是這種社會轉型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法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發。這種因果聯繫恰恰與人們想像的那種"壓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種悖論的方式發生的。

托克維爾通過比較研究，獨具慧眼地發現了一個弔詭現象：「有件事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就歐洲而言，法國當時並不是封建權利最深重的地區，相反，它卻是封建權利壓迫最輕的地方。這是因為法國早已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農民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而且已變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為如此，農民對殘存的封建權利就更難忍受。作為土地所有者，農民才會對封建制度強加在地產上的多種負擔感到痛苦和憤慨；貴族不再擁有統治領地的權力，貴族的特權乃至他們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說，不是貴族個人變得窮凶極惡，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會覺醒的變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仍舊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龐大的一種。範圍縮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們說得有道理：摧毀一部分中世紀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

實際上，推行不徹底，半途而廢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發，這是托克維爾的一個獨到而重要的發現。他指出，路易十六統治時期作為末代王朝卻是迄當時為止社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時期。他認為，儘管整個社會機器破舊簡陋，但是這背後有兩台發動機在推動公共繁榮，一是以上層階級為標誌的整個民族的覺醒，二是「依舊強大卻不再實行專制、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托克維爾筆下，路易斯十六政府乃是一個開明君主政府：國王實際上尊重和服從公眾輿論；政府鼓勵經濟發展、實施公共工程；支持新興的商人階級。路易十六還嘗試改革，屢試屢敗、屢敗屢試。但是，恰恰是路易斯十六政府的局部的開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發。托克維爾描述了這其中的微妙之處：政府發起各種公共建設事業，與政府有金錢關係的人數驚人地增長，許多人萌發了發財暴富的慾望，但是，專制政府的財政管理不善使得宮廷的劣跡變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與政府關係最密切、最維護政府的那批工商業資產階級也就變成了最激進的改革要求者；國王和政府官員公開討論社會政治弊端，國王屢屢試圖減輕下層民眾的負擔，如廢除農民的勞役制和手工業的行會，再如為消除額外增派而實行軍役稅公開措施，甚至要廢除貴族的免稅特權，這些口惠而實不至、半途而廢的改革只能起喚起民眾不滿情緒的作用；

大革命前夕，路易斯十六政府對司法部門、省級行政機構進行改革。這項改革「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沉痾」，但是改革打亂了原有的權力秩序，使得每一個公民彷彿覺得「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準則……所有法國人感受到了一種微小的特殊波動。」在這種人心普遍浮動不安的情況下，「最後一擊便使國家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托克維爾總結說：「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