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讀《萬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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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往不同，《萬曆十五年》採取了一種創新的寫法，用大歷史觀來記敘了一個時代。作者如同講故事般將明代歷史的橫切面展現在讀者眼前，借幾個人物來將明代的歷史發展趨勢洞若觀火的娓娓道來。

本書主要記敘了萬曆皇帝朱翊鈞、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以及李贄幾個歷史人物，「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他們都想為明的崛起做出貢獻，卻均以失敗告終。制度已經走向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個人的努力總被這腐朽、落後的制度制約、禁錮著。「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雖然作者在開篇提到「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可就是在這一年，明代凋敝之態就已出現端倪。

萬曆皇帝朱翊鈞：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往往重人治而輕法制，注重用道德而不是用法律去管理一個龐大的帝國。以期達到社會達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秩序井然的效果。然而在鬆散的小農經濟下，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還必須在社會上樹立起一個強有力的標杆，以期道德的教化作用達到最佳的效果。

作為權力的中心，朝廷便起到了這樣一個「標杆」的作用。而皇帝這個職位又是朝廷的重中之重，所以，皇帝對於整個社會的管理和道德教化自然也具有著深遠的意義。

既然皇帝的職位作為這麼重要的一個存在，也就難怪萬曆自不滿九歲登基以後，便研讀經書，練習書法，除了應付各種繁文縟節，還要中規中矩的完成各種儀式。別的不舉，單就早朝而言，前幾代皇帝一直深以為苦，雖然到了萬曆這代，早朝已經簡化了不少，但它仍以高度形式化的狀態保存了下來。此外，因為地位的特殊，萬曆釋放性情的機會也大受限制。自小便處在深宮，也沒什麼玩伴，長大後好不容易培養起來了點書法上的興趣，便因張居正擔心其沉迷藝術而取消了書法課程，再大一些萬曆喜歡上騎馬、飲酒與「女色」。但這些行為又不時遭到文官集團的勸諫。對於自己喜愛的鄭妃，萬曆想立鄭妃的兒子為太子，卻也因「以幼凌長」而遭到了臣下的激烈反對。由此掀開了君臣之間長達幾十年的疏離，之後萬曆既常常不臨早朝，也對人事的任免不聞不問放任不管，國家漸陷入混亂也已成定勢。

萬曆在任初期還是一位勵精圖治的皇帝。幼年時，對於自己信任的張居正和大伴馮寶，積極聽取採納他們的意見。到後來，朝廷擺脫張居正影響後，萬曆自以為終於不用受別人干擾而可以大展手腳了。在1585年大旱時，他親自徒步到距宮門四英里的天壇祈雨。萬曆甚至還親自操練兵馬，曾先後四次帶領聲勢浩大的兵馬視察自己的預築陵墓所在地，但這具有冒險性的行為，卻又受到了文官們的規勸。再加上因為立儲問題和廷臣們激起的矛盾，以及歷代皇帝的前車之鑒，使萬曆漸漸認識到不光是自己的自由和性情受限，就連自己真正所能行使的權力也是極為有限的。隨後皇帝便採取了極為消極的對抗來傳達自己的不滿。

由此可見，萬曆並不缺乏 「有為」的慾望，但僵化呆板的各種教條、儀式，以及習讀詩書，自認為秉持聖人教義而強把皇帝拉到自己設計好的牢籠里的文官集團才是阻礙皇帝「有為」的最大障礙。皇帝表面上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可實際上也只是封建制度下的一個衍生品，他所能使用的權力也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要保障龐大帝國的有序運轉，他就必須在這些條框下生活，必須受文人編製的牢籠的囚禁。可任何一個稍有思想，有性情的人又怎會受得了這樣的待遇。這也難怪萬曆皇帝在感受到政治、權力上的無力感後與廷臣們展開了幾十年的消極對抗。

獨裁首輔張居正：

明朝國君為了使皇權不被分割，也不至為旁人所取代。就在制度設計上防止了外戚干政，且廢止了宰相這一職位。後又設立了文淵閣來輔助皇帝處理政事，幾代國君的功夫下來，文淵閣就發展成了國家的中樞機構。到了萬曆這一朝，文淵閣的閣臣們實際上已在代行宰相的職權，文淵閣的領事則被稱為首輔，既然是領事，其重要性也自然不言而喻。

張居正就是在萬曆正值幼年之際擔任了文淵閣的首輔，且深得皇上和皇上兩個母親的尊重和信任，再加上擔任萬曆的老師，兼管萬曆的教育事務。而對於九歲臨朝正值沖齡的萬曆來說，「又如何能指望他乾綱獨斷」，在這種情況下首輔張先生無疑成了年幼皇帝輔政最佳也是最義不容辭的人選。

事實上，張居正也確實是一個卓越的政治家，在輔政期間明朝的總體趨勢是上升的。面對全國稅收強制性不夠，過於隨意化的現象，張居正責令各府縣繳足稅額；利用監察官員，裁撤對自己改革不利的官員；引用精明強幹的人去管理政府的重要機構；為了彌補正常行政機構之不及，授意親信向皇帝傳達自己的建議，以貫徹自己的意圖……張居正在位實行的十年新政，重點在於改變文官機構的作風，以期提高行政效率，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但是十年新政不過是局部的整頓，並不是政體上的變革。對於此時的明朝來說政體上的腐朽、低效已深入根基，張居正過於強制的稅收舉措既違背了本朝標榜的仁厚精神也與利用鄉村耆老縉紳效率極低的「間接管制」形式不符；其依據個人標準對官員進行升遷貶黜的行為也無疑損害了官員個人乃至官員團體的利益；張居正引用的官員雖然個個精明能幹，但最終也只落得個引用私人的罪名；此外，張居正雖然極力要求他人厲行節儉，但自己卻過著極奢的生活，這也在他死後給那些攻擊他的人落下了把柄……

張雖然在個人作風上有問題，但是他想要改弦更張的決心確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在尚未解決下層行政單位的許多實際問題的情況下，過於急切的想通過一系列的措施以大幅增強行政效率，顯然是辦不到的。而且在這種高壓之下，還會導致文官集團的內部分裂，攻擊張居正的人會認為張的整套措施「放棄了古聖先賢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圖以世俗的行政效率來代替這種偉大的精神。」

在將要傾倒的頽垣上修修補補，即使短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終維持不了長久。張居正在任時，為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要求過於嚴厲，以致抗拒橫生」。在死後，遭到了文官們的清算，落得了個抄家的下場，其政治成果也隨他的逝去而付諸東流。

張居正的失敗在於僅憑一己之力就想要改變國家效能低下的問題，雖然在位時他權傾朝野，憑藉著手中的權力做出了一些表面上改變，但卻並沒有觸及到國家法律腐敗，財稅落後的根基。

蘊藉首輔申時行：

相較於張居正的高壓，申時行的行事風格就溫和很多。這不僅得益於他借鑒了張的教訓也得益於他深諳文官的陰陽兩面認清了文官集團「雖稱公僕，實系主人」的事實。他看清了禮儀和道德對這個龐大帝國的重要作用，雖然對早朝和經筵他的厭惡程度不在其他人之下，但他仍有條不紊兢兢業業的如期安排舉行。

他最得意的政治智慧就在於「從中調劑，就事匡維」。對於在張居正余案風波中彈劾自己的人表現出了開闊的胸襟，甚至還建議其中幾位晉級；面對引起廷臣不安，觸犯文官利益的內操，在文官集團以道德的名義勸諫無果後，申時行用巧妙的方式，委婉的請求皇帝終止了親臨內操的活動；在1590年，他又成功說服皇帝避免了一場以國運為賭注的戰爭。此外，他的政治智慧還表現在任用賢人治理黃河，大幅降低了黃河泛濫帶來的損害；見微知著，在長洛剛出生時就奏請皇帝早立常洛為太子，事實也證明，如果皇帝當時聽從了申的意見，立儲問題也不至於會成為萬曆朝中的一大難題了。

但是就是這樣一位蘊藉的首輔最終也被大臣們因為和皇帝立儲問題的紛爭而搞下了台。

特立獨行的清官海瑞：

海瑞是明代清官中的傑出代表，他的清是一種裸清，一種不折不扣沒有半點含糊的清，甚至流言說有一次總督胡宗憲竟以傳播特別消息的口吻告訴別人：海瑞為了給母親過壽，竟然大開宴席，罕見的買了兩斤肉！他雖然官居二品，到死後也僅僅留下十餘兩白銀，連殮葬的錢都不夠，最後還是朋友們湊錢安葬了他。海瑞不光用嚴格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同時也對這個社會和國家有著高度的責任感，他不能容忍上司的昏庸無能，曾冒死抬棺奏本罵嘉慶；他也看不慣同僚虛偽腐敗，魚肉百姓的做派，建議萬曆啟用剝皮實草的極刑來懲治貪官污吏。

皇帝和官員們面對這位衛道士既敬又怵。他們既欣賞他言行如一剛正不阿的品格，又害怕他過於一絲不苟的精神觸犯到了自己的利益。因此，海瑞最為讓人賞識和摒棄的地方均在於對法律和倫理道德不折不扣的執行。為了不讓他惹是生非，上司和同僚們想把他安排在「閑曹」崗位上，而不讓他負實際的職責。但他內心的對這個國家高度的責任感不允許他安於閑職，可是身處這樣一個腐朽頹敗機制運轉早已出了問題的國家，又怎能做到憑藉一己之力而蕩滌社會的污濁，捍衛內心的崇高道德呢？海瑞的最終的結局也只能是含恨而終……

孤獨將領戚繼光：

明朝自洪武皇帝開始就有了重文輕武的趨勢，這源於政治上的一元化，而政治上的一元化的基礎則源於孔孟思想的指導。這樣一種重文輕武的趨勢到了百年之後則走向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文官集團可以指導、監察甚至插手軍隊上的事務，而對於以此造成的不良後果，責任卻往往推諉給武將承擔。

本朝對於武將的選拔也僅僅停留在重勇敢粗豪上，而不顧其頭腦是否清晰是否能在戰場上運籌帷幄，帶領將士們克敵制勝。文官們力求維穩，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為施政的前提。因此對於開疆擴土這樣易引起國家混亂的想法自然不在考慮之列，軍隊的主要作用自然就變成了鎮壓內部的叛亂。既不受重視，也對其沒有什麼過高的要求，再加上長期受文官集團的壓制，這樣一來，軍備的廢弛和衰退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沿襲了一百多年早已退化和不合時宜的軍戶衛所制度到了萬曆這朝還在沿用，其後果就直接導致兵源質量和數量上的無法保證。明朝當時常備軍名義上的數量為二百萬，為世界之最，但即使是這樣軍隊的「軍訓軍令都沒有固定的準則，專門研究軍事技術的學校從未成立。」軍隊的補給問題也百孔千瘡。這也難怪幾十人的倭寇能夠深入腹地，在駐軍十二萬人的陪都南京附近越貨殺人，如入無人之境，導致最後殺傷人數競達四千之多。

倭寇的過於猖獗才讓政府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戚繼光的新軍計劃才在這迫不得已中被批准實施。他棄用軍戶和衛所的兵源，而另行招募新的志願兵。在嚴肅軍紀的同時，又在其他人的指導下創立了鴛鴦陣法，用以克敵制勝。再加上戚繼光卓越的指揮才能，在實際的作戰中，他的新軍也取得了卓越的戰績，同時也在譚綸和張居正的幫助下，在拱衛京畿期間進一步鞏固和壯大了自己的軍事力量。

戚繼光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在於他明白想要軍事上取得改進，在組織制度上是找不到門路的。這一點在和他同時代另一位優秀將領俞大猷要求軍隊現代化的建議未被採納經歷上就能看出。這些建議雖然對於當時的軍備振作大有裨益，但是實際操作起來卻會觸動到國家的體制，對於在成憲名義下維持個方面平衡的官僚們來說這一點顯然是不被允許的。既然在組織上找不到門路，戚繼光就在個人關係上找出路，他依靠譚綸和張居正的協助取得了同時代將領們無法取得的成就和榮譽。但畢竟是在私人關係上找到的突破口，戚繼光所擁有的機遇和條件其他將領自然不會有，他所取得的經驗和成果也打破了文官力圖維持的平衡，自然也不會在整個軍事體制中得以推廣。再加上私人關係的脆弱性，張居正死後，他便失去了蔭蔽，被調為了廣東總兵，失去了拱衛帝都的重要地位。後隨著張居正的清算運動俞演俞烈，他也因為和張交往過於密切，被當做張的黨羽而遭參駭，後被革職。一位偉大的將領最終在貧病交加中走到了生命的盡頭。至此，這個古老的帝國也失去了重整軍備的最佳良機……

自相衝突的哲學家李贄：

在傳統文化道德下成長起來的李贄攻擊虛偽的道德，鄙夷政府和個人完全依照僵化的道德標準來做出行動，看不慣文人們打著道德的旗號做著虛偽的勾當。相較於傳統文人，他表現出極端的追求自我，不在意傳統倫理規則的束縛，毫不掩飾自己的私慾，面對別人的批評，他也能充耳不聞。他甚至認為，只要是有利於公眾福利的事，即使是不擇手段，也是可以接受的。此外他的思想中還表現出平等主義的思想。他能以超前的眼光和思想去批判這個社會，但是卻不能做到與傳統道德徹底決裂，他的思想一方面孕育著新的形態意識，一方面卻表現出想要維護傳統封建王朝的心態。

由於思想形態與主流相違，李贄觸及到了傳統道德的根本，他既不願意遷就主流思想，自然也不能為傳統思想所容，李過著四處寄居的生活而不願回鄉就有力的證明了這一點。也因為他思想的與世相違，李贄後又遭到了牢獄之災。這一個被當時社會視為「異端」的思想家，屢遭詬病，他也深知自己的觀點不能融於當時的社會，早已預料到自己的思想要遭詆毀，因而將自己的著作命名為《焚書》、《藏書》，將無限的希望寄托在若干年後，希冀人們在那時發現他思想的重要價值。然而在身處的社會，在這已經僵化的社會信條中，這位一直在尋找出路，卻尋不出一個出路來的思想家，在鬱悒苦悶中，親手在獄中了解了自己……

《萬曆十五年》中記敘的這五位歷史人物，都有著一種求索的精神，想要為這個帝國做出自己的貢獻。勵精圖治卻不得不受制於文官集團的皇帝朱翊鈞；推揚新政卻功虧一簣和努力調和朝廷罅隙卻不得善終的內閣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清廉正直痛恨流弊卻含恨而終的清官海瑞；力圖振作軍備卻被參駭革職的將領戚繼光；想要在社會思想上除舊布新最終卻鬱悒赴死的思想家李贄。他們都沒能為自己的求索找到一條合適的出路，在社會大環境的洪流中，個人的努力又怎能扼住國家的積弊，做出力挽狂瀾的效果呢？「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次歲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