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世界哲學大會】從「學以成人」看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現狀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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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看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現狀

來源：《探索與爭鳴》

作者：江怡

An Observ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the Themes of the 24th World Philosophy Conference

作者簡介：江怡，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學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秘書長，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名譽理事長，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項目委員會委員、中國組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 100875

原發信息：《探索與爭鳴》第201711期

內容提要：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學以成人」在中國哲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也部分反映了中國哲學研究的局限性。對這個主題涵義的不同解讀，直接關係到如何理解中國哲學研究在世界哲學研究中的位置。當代西方哲學的變化促使我們重新思考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反思中國哲學研究的現狀，找到解決所存在困難的出路，最終將推進中國哲學的研究。

關鍵詞：「學以成人」/世界哲學大會/當代哲學變化/當代中國哲學研究

　　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將於2018年8月在北京舉行。此次大會的主題是「學以成人」。這個看上去很具有儒家思想風格的主題自發布之後，在國內哲學界就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很多人認為，這個主題符合儒家思想傳統，加之本屆大會在中國舉行，因而使得這個主題更容易被解釋為此次世界哲學大會將以中國傳統哲學為核心。更有甚者，這個主題還被解讀為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世界哲學文化中開始佔據主導地位，等等。由於筆者全程參與了此次世界哲學大會的申辦、籌備和日程安排等工作，因此，我希望能夠通過對此次世界大會主題的解讀，說明這個主題的真正涵義，由此解釋當代哲學語境中對這個主題的理解，並對當下中國的哲學研究現狀做出一些分析。

　解讀「學以成人」的涵義

　　在「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的致辭中，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主席德莫特·莫蘭對本屆大會的主題做了如此的闡釋：「世界文化、全球化以及作為世界公民的我們在努力實現我們共同的人性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各種各樣的生存和環境的挑戰」。他希望，本屆大會向著跨文化的理解邁出重要的一步。大會中國組委會主席、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林建華和校長郝平在致辭中也表示，圍繞這個主題，全世界的哲學家們可以展開多種維度的關於人的思考。他們說，「當代世界，伴隨著科學和技術的進步，人類在享受各種便利的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危機。文明之間的衝突、國家之間的衝突、人和社會之間的緊張、人與人之間的緊張以及個體生命內部的緊張，需要哲學家的智慧來加以化解。沒有誰能夠提供一個簡單而現成的答案，但是理性的思考和對話可以讓我們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成就一個更適合這個時代的生命。」這些話可以說是很好地表達了本屆大會主題的基本理念。大會的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杜維明先生在大會啟動儀式上致辭指出，「哲學不僅是理性思辨、自我反思，追求真理和意義的學問，也是學做人的學問。『學以成人』是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是認知，也是行為。個人不是孤立的個體，是一個網路的中心點，也是另一個中心點的組成部分。學做人，必然牽涉他者，如家庭、群體、民族、社會、國家、宇宙。從生物人到文化人、文明人、政治人、經濟人、生態人，等等，包括各種人物角色的轉換，人始終處在轉化和被轉化，塑造和被塑造的變化過程之中。」這向我們表明了本次大會主題的現實意義。

　　雖然以上學者們都對本屆大會主題給予了充分說明，但在他們的說明中卻依然存在著不同的維度。從以上的閱讀和在啟動儀式上不同學者的闡釋中，我們大致可以讀出以下內容。

　　第一，「學以成人」是回應時代問題的挑戰。的確，當代哲學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回答時代向我們提出的嚴峻問題。以社會的變化和時代的更新說明哲學的時代使命，這似乎也成為哲學研究的題中之意。這聽上去很高大上的內容，卻總是使人感到不解和不安。不解在於，「學以成人」原本是用於說明個人成長和發展的根據和理由，也是個人進入成熟的過程和途徑。把這個關乎個人成長的說明，解釋為對社會和時代問題的回應，這似乎抬高了這個命題的原本含義。當然，我們也可以這樣解釋：因為個人的成長是與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的，所以，用這個關乎個人成長的命題去闡述時代問題的挑戰，似乎也無可厚非。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無論是《論語》中討論「學而」和「成人」，還是《荀子》中的「勸學」論述，孔子和荀子都把「學以成人」的思想解釋為個人的道德修養，最終達到「積以成聖」的目的。顯然，即使是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學以成人」強調的是個人的道德操守，突出的是德性能力的培養，這與社會發展和時代變化之間的距離相去千里。楊國榮曾指出，「學」在寬泛意義上既涉及外部對象，又與人相關，「成人」則指成就人自身。狹義之「學」主要與知識的掌握和積累相聯繫，以「成人」為指向的廣義之「學」則以知與行的統一為其內容。這一視域中的「學以成人」相應地意味著：在知與行的展開過程中成就人自身，其中既涉及本體與工夫的關係，也關乎性與習的互動。[1]這些都無法被解釋為該命題是對時代問題的回應。更準確地說，這個命題與時代變化無關，而只是與個人的道德養成有關。

　　第二，「學以成人」是哲學家應盡的社會責任。如果說這個命題只是與個人的道德生活有關，那麼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地解釋，由於個人的道德生活是與社會時代變化密切相關的，因此，道德養成也應當與社會和時代有關，因為我們都知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所以，「學以成人」就自然地被解釋為哲學家應盡的社會責任。然而，這種把道德理想與社會責任混為一談的做法，實在無法合理地解釋這個命題的含義。我們知道，社會責任是社會對個人的義務要求，而不是個人對社會的道德準則。沒有盡到責任，並不意味著沒有符合準則，而只是沒有履行義務而已。因此，對責任的要求不能代替道德的目的，同樣，道德上的準則也不能取代社會的責任。這兩者的關係應當是一目了然的。但是，把「學以成人」這樣一個道德準則解釋為哲學家應盡的社會責任，顯然就是混淆了這兩者的關係。進一步地說，如果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這種混淆的理由，這可以說明「學以成人」這個命題本身的含義，但卻沒有真正理解這個命題作為本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用意。固然，我們可以把哲學家應盡的社會責任理解為本屆大會的主旨，但這顯然並非「學以成人」這個命題所表達的用意。換句話說，把「學以成人」解釋為哲學家應盡的社會責任，這是削弱了這個主題的深刻內涵，把一種道德準則降低為一種義務要求，也違背了「學以成人」這個命題的最初意義。

第三，「學以成人」是理論與現實結合的典範。應當說，這種解讀方式再次表明了我們思維定式的作用。按照通常的理解，理論似乎從來就是與現實分離的產物，從實踐中產生的理論一旦形成了自己的固定模式，似乎就離開了現實而成為獨立的思維形式。這種「非此即彼」二分法思維定式始終是我們判斷理論力量的重要標準：理論似乎只有與實踐相結合了，理論才會具有更大的生命力。然而，這又是一種混淆的結果，即混淆了理論形成的根據與理論的現實作用。的確，理論的形成依賴於我們的現實實踐，理論來自於我們對實踐活動的認識和理解，但這不同於我們在現實中運用理論去解釋和說明實踐活動。事實上，一切實踐活動都存在理論的指導和幫助。沒有完全不需要理論指導的實踐，如同不存在完全不需要實踐就可以形成的理論一樣。因此，理論與實踐從來就不是完全分離的，相反，兩者始終是一體的。我們習慣於把這兩者分離開來，然後再強調需要兩者的結合，這種思維方式恰好暴露了我們「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我們總認為只有強調了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我們就可以站在思想的制高點上，就可以擺脫把理論與實踐相分離的困難。但事實上，這種分離本身就是我們的結合思維製造的結果：沒有分離也就沒有結合的必要。然而，仔細考慮一下，這種看似合理的結合其實不過是為某個理論的現實作用提供某種合法性根據，也是為自己理論的合理性提供有效性說明。換言之，這種貌似有理的結合不過是為自己的理論尋找一個道德上的制高點。其實，「學以成人」這個命題，如果不考慮它的口號效應的話，我們大體上可以把它理解為這樣的制高點。因為，當我們把「學以成人」理解為是對理論與實踐的完美結合的話，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提出「學以成人」是當今哲學對社會的最大貢獻。但是，這仍然是把「學以成人」當做一種具有某種道德意義的標準，違背了該命題被用於本次世界哲學大會的意圖。

　　第四，「學以成人」是中國傳統哲學對世界哲學的貢獻。正是由於我們賦予了「學以成人」這個命題如此多的含義，因此，我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學以成人」是中國傳統哲學對世界哲學的重要貢獻。然而，這仍然是一個臆想多於實際內容的判斷。首先，中國傳統哲學對世界哲學的貢獻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值得討論的話題。而斷定「學以成人」是這樣一個貢獻，就是把需要討論的問題當做了一個定論和討論其他問題的前提，這顯然是不符合討論的基本邏輯的。其次，把「學以成人」斷定為這樣一個貢獻，似乎是在表明，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儒家思想就是這樣一個貢獻，這又排除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其他思想流派的貢獻。當然，我們這樣說似乎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我們還是「先小人後君子」會比較好一些。因為把「學以成人」作為中國傳統哲學對世界哲學的主要貢獻，這已經是把未經論證的結論當做一個討論的前提加以接受了，而且把中國傳統哲學中某一種思想傳統當做中國傳統哲學的代表。這樣的做法很難被看做是一個君子之為。在嚴格的意義上說，用一個具有明顯儒家思想傳統痕迹的提法作為世界哲學的主題，這似乎並非一個明智的選擇。但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最後接受了這個主題，並非表明他們認同了這個主題所可能包含的儒家思想傳統，而是對該主題有著自己不同的理解。對此，我們後面會詳細分析。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當我們按照中國人的特有方式去理解作為世界哲學大會主題詞的「學以成人」時，我們就已經為自己設定了某種獨特的話語系統和思想方式，也就比其他沒有設定某種特定系統和思想方式的人們更容易背離這個主題的真實涵義。

　　那麼，「學以成人」的真實涵義究竟是什麼呢?我們還是來看一下國外學者對這個主題的解讀吧。如前所述，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主席、本屆大會的主席莫蘭教授在給本次大會的歡迎詞中已經清楚地解釋「學以成人」的現實涵義。在2017年8月13日舉行的世界哲學大會啟動儀式上，莫蘭教授進一步闡發了這個現實涵義。他說：「我們正處於各種各樣的全球危機之中——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環境的、信仰和價值的危機。人類的各種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社會和自然環境的關係以及人與宇宙整體的關係——到處都受到如此大規模的挑戰，以至於沒有任何單一國家或單一語言共同體能夠獨自面對。我引用來自我自己的古愛爾蘭語的一句諺語：『我們生活在彼此的影子下。』現在我們是在全球範圍內相互聯繫並相互依賴；我們的學術實踐必須反映這個新的現實。我們彼此之間有很多東西需要相互學習。整個大會的主題『學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恰當地表達了我們對於相互學習的承諾，以及我們為了整個世界的進步、和平以及和諧而一起發展我們共同人性的意願。」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秘書長盧卡·斯卡蘭提諾教授在啟動儀式上的發言中也指出，「哲學似乎在以多種多樣的形式尋找新的概念工具，來理解我們這個世界的文化、社會和倫理的複雜性。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們越來越意識到：離開中國在哲學、文化以及精神方面難以估量的文化和理論遺產，我們通常所謂的『哲學』就是極其有缺陷的。」同時，他特彆強調，「由於哲學自身全面的包容性和巨大的學術影響，本屆世界哲學大會意味著一個歷史性契機，讓我們重新評估哲學的意義，增加哲學概念的文化複雜性和理論多樣性，並且以如此多樣、開放和包容的方式來重新思考『人』這一概念。這個概念如果不是我們哲學所有領域，那麼至少是大多數領域的核心關切。」

　　雖然他們都對中國傳統文化給予了高度評價，並且對中西文化和哲學交流所產生的重要歷史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但他們主要是從世界哲學和文化的發展角度對本次大會的主題給予了闡述說明，尤其是突出了這個主題所蘊含的普遍意義，即超越了不同文化傳統和思想背景，超越了不同意識形態觀念，超越了不同地域空間的限制，使得人們可以在一個共同的平台上充分展現自己對共同感興趣的哲學問題和領域的不同觀點和認識結果。這個共同的平台就是世界哲學大會本身。因此，我們應當清楚地認識到，世界哲學大會其實就是讓不同的人在一個共同的地方展現自己哲學思想和觀點的舞台，而不是一個傳播和宣傳某種哲學思想的陣地，更不是一個以某種哲學傳統為核心或指導引領參與者對某些問題達成一致認識的哲學宣傳工作。從歷屆世界哲學大會的舉辦情況看，幾乎每次大會的主辦方都努力表明大會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堅持人類共同發展的核心理念。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當然是指具有中國文化和哲學傳統背景的我們)賦予本屆大會主題的深遠意義和沉重使命，反而更容易被誤讀為在宣揚儒家哲學傳統，或者是有意凸顯儒家哲學的教化作用。我們原本是好意推崇本屆世界哲學大會在中國舉辦的歷史意義，這樣的解釋卻是與世界哲學大會的舉辦意圖背道而馳了。

　　最後，我們需要從字面意義上解釋一下這個大會主題的涵義。最初，這個主題的提出是以英文方式表達的，即Learning to be Human，中文的「學以成人」是對這個英文表達式的中文翻譯。由於在西方語境中，To be Human這個概念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因此對於這個主題也就有了不同的解釋。「成人」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對「人」概念的理解就決定了「成人」概念的解釋。西方人對「人(human)」概念的理解有了2000多年的歷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使得西方人對「人」的概念有了與古代截然不同的理解。但進入現代社會之後，西方人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又發生了重要變化，更加關注「人」與「非人」(包括一切其他動物、生物和人造物)之間的關係。在21世紀的今天，西方人對「人」概念的關注更是轉向了與人類相關的具有人工智慧特徵的創造物，並進一步討論人類本身存在的宇宙論根據。這些變化表明，西方人對「人」概念的理解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更不是僅僅滿足於對現實社會中的個人的理解，或者說，不是把「人」概念理解為與社會形成對立的個體。這些理解顯然與我們中國人對「人」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別。

　　何懷宏通過對新文化運動中「人」概念的反省，提出中國傳統思想對人的理解。他認為，「傳統儒家的『成人』之學能夠轉化的一個關鍵是：它同時也是一種『為己之學』。它也明確地自視為一種『為己之學』，這意味著即便在古代最強勢的時期，儒家也並不打算在全社會強行其『希聖希賢』的道德，它的君子理想向幾乎所有人開放，但實際只有少數人能夠甚至願意進入，因為它需要一種更高的文化能力和更高道德標準的自我約束。」[2]「儒家的『成人』路徑或可說是一種『學以成人，約以成人』，即最終能夠趨於道德自由之境的人們，主要是通過一種自我的學習和功夫，通過一種和神聖、社會與同道的立約，通過規約自己而最後達到自由的自律。」楊國榮則指出，「理解人的以上視域，在中國哲學中首先與人禽之辨相聯繫。『人禽之辨』發端於先秦，其內在旨趣在於把握人區別於動物的根本所在，『人禽之辨』同時表現為『人禽之別』。就其以人之為人的根本規定為關切之點而言，『人禽之辨』所要解決的，也就是『人是什麼』的問題。對人的以上把握，在中國哲學中往往更概要地被理解為『知人』。這裡的『知人』既涉及人禽之辨，又在引申的意義上關乎人倫關係的把握。作為人禽之辨引申的『知人』，在中國哲學中常常與『為己之學』聯繫在一起。此所謂『為己』，並不是在利益關係上追逐私利，而是以人格上的自我完成、自我充實、自我提升為指向。這一意義上的『學』，旨在提升自我、完成自我，可以視為成就人自身之學。與此相對的『為人』，則是為獲得他人的讚譽而『學』，其言與行都形之於外，主要做給別人看。在區分『為人之學』與『為己之學』的背後，是對成就人自身的關注。」[3]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哲學對「人」概念的理解主要是從「人禽之辨」出發的，而「知人」則是「為己」，不是「為人」。這樣，「人」的概念就有了兩種涵義：其一是作為與動物相別的人類，其二是指作為個體存在的他人。這兩種解釋都與西方人對「人」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別。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用英文提出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Learning to be Human」的時候，西方學者並沒有表示反對，反而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主題。顯然，在他們心目中的「人」的概念與我們所理解的「人」有著很大的不同。或者說，我們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了「Human」這個概念，這才導致了在解釋上的分歧。

　　當然，如果從更寬泛的意義上看，無論是「Learning to be Human」還是「學以成人」，其實它們都不過是為本屆世界哲學大會搭建的一個平台而已，就如同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反思今日哲學」一樣，是一個完全沒有確定意義和實指內容的口號而已。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哲學傳統出發去解釋這個主題，而不必要強行把某個解釋當做這個主題的唯一解釋。所以，我們認為，「學以成人」這個中文翻譯並不是一個最為恰當的翻譯，而只能說是在其他各種翻譯中能夠被接受的譯名而已。①

從世界哲學大會看當今世界哲學的發展

　　自從1988年中國代表團作為觀察團參加了第18屆世界哲學大會，隨後的歷屆世界哲學大會都有中國學者參加，人數從最初的數人到百人。2013年第23屆世界哲學大會，中國學者參加人數達到200餘人。我參加了第22和23屆世界哲學大會，對大會的主題和具體情況有所了解，還曾在會議結束後發表文章介紹會議情況，並圍繞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做了多次報告講座。我想就這兩次世界哲學大會的情況，談談當今世界哲學的發展現狀。

　　首先，哲學在當今社會中的作用引起了哲學家們的普遍重視。如果說以往的哲學家們都關注於哲學自身的發展和理論的建構，從2008年的世界哲學大會開始，哲學家們的目光轉向了現實生活，特別關注哲學在當今社會中的作用。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是「反思當今哲學」，第23屆大會主題是「哲學：審問明辨與生活之道」，第24屆大會的主題是「學以成人」，這些都充分反映了當今世界哲學的主要方向。在具體的論題設置和分場討論中，兩次大會的內容都相對集中在以下幾個主題：一個是關於現實政治的哲學反思，如政治哲學專題共有22場；一個是對人類生存環境的哲學思考，因此環境哲學專題與圓桌會議有12場；還有是對哲學形而上學研究的繼續，形而上學和本體論專題有14場；此外就是東西方哲學的互動，涉及東西方哲學專題和分會場的有51場。

　　在第22屆大會上，四場大會發言就分別討論了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的問題，如民主、正義和全球責任等；還討論了形而上學和美學的問題，如實在、美和生活的意義等；還有哲學史和比較哲學的問題，如傳統、批評和對話；以及認識論、科學技術哲學的問題，如知識和文化等。所有這些討論都與當今世界的現實和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來自美國、中國、義大利、韓國、法國、墨西哥、日本、喀麥隆以及非洲象牙海岸等國家的哲學家在大會上共同表達了對以上這些問題的強烈關注。大會特別組織的專題研討會還專門討論了全球化和世界主義、傳統、現代與後現代、衝突與寬容、生命倫理學、環境倫理學和未來世代等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直接關係到當今人類生活的現實環境，對它們的哲學思考將會直接影響我們的現在和未來。來自俄羅斯、布吉納法索、加拿大、瑞典、芬蘭、塞內加爾、德國、美國和中國等國家的哲學家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引起了與會者的普遍關注。例如，俄羅斯的丘馬科夫(Alexander Chumakov)就指出，全球化已經引起了一系列的世界問題，如何在這種世界變化中保持每個民族的文化同一性，就成為我們面臨的重要問題。美國的巴特勒(Judith Butler)認為，從東西方的不同視角看傳統與現代性，我們就會得到不同的概念，這表明我們對現代性或後現代性的理解必須放到不同文化背景中考察，因而沒有一種共同的標準來衡量哪一種理解更為正確。加拿大的葛隆迪(Jean Grondin)、塞內加爾的戴耶(Aloise NDiaye)和美國的拉斯姆森(David Rasmussen)在討論衝突與寬容的關係時，共同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在不可避免的衝突面前，只有做到最大限度的寬容，才能最好地體現人道主義的精神。而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的五個分主題是：自我、社群、自然、精神和傳統，這些都充分表達了當代哲學的時代關注。

　　其次，在研究動態上，當今世界哲學的發展分別出現了這樣四個轉向，即從理論到實踐、從哲學到科學、從觀念到生活和從認識到方法。這些轉向分別表現為政治哲學的全面復興、物理主義在當代心靈哲學中佔據主導地位、啟蒙的觀念仍然在現實中發揮作用以及哲學論證的邏輯力量得到充分體現，等等。當今世界哲學佔主導地位的的確是實踐問題的面向，一切與現實問題密切相關的哲學討論都會引起哲學家們以及哲學愛好者們的極大興趣。應當說，這種哲學研究中的實踐轉向，正是哲學研究回歸本身作用的體現。哲學的實踐轉向不僅是體現在社會政治領域，而且體現在科學研究領域。當代哲學的發展越來越依賴於科學自身的進步，哲學與科學的關係在當今社會變得越來越密切，以至於離開了科學的發展，哲學的發展就會成為不可理喻的事業。

　　在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上，在大會組織的400多場分組討論中，來自不同領域的哲學家們都從自己的專業出發對哲學的當代功能進行了詮釋。在已有的哲學分支學科的分組討論中，哲學家們主要圍繞專業領域中的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幾乎在每一個討論現場都是問題不斷，爭論激烈。出於專業興趣，我主要參加了語言哲學、形而上學以及本體論的分組討論，並在形而上學的分組中發言。雖然這些分組討論側重於哲學理論問題，但其中仍然大量地涉及哲學的現實作用。例如，對認識活動的語境化問題的討論，就關係到我們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尋找認識活動的共同規律的問題；同樣，對語言中的意向性研究也關涉到說話者之間的德性交流，即分配的意向性。在形而上學的分組討論中，代表們的話題涉及了混沌理論在當代的應用、生物宇宙論問題、形而上學在當代的復興、對時間和空間的當代思考，等等。還有一些分組討論涉及到當代形成的新的哲學分支學科，如兒童哲學、性別哲學、體育哲學、氣候倫理學、哲學史學、比較哲學、認知科學的哲學、交往和信息哲學、心靈哲學、自然科學哲學等，這些哲學分支大多明顯地表現出把哲學研究與當今世界現實密切聯繫起來的主導傾向，或者說，正是由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才產生了用哲學的思維方式反思各門科學研究成果的要求。當然，在所有的分組討論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關於社會政治哲學的討論。圍繞這個領域中的問題，大會專門安排了每天兩場分組會議，集中探討當今人類共同面臨的社會政治問題。這些問題主要包括了：政治哲學在當代政治現實中的地位、當代政治實踐中的寬容、保守主義的價值與集體主義的認同、當今世界暴力活動中的目的與手段、世界多元文化中的統一性、自由民主與公共理性、平等與不平等、世界主義與少數人的道德、正義的戰爭與當代軍事衝突，等等。哲學家們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不僅為當代政治實踐提供了理論證明或理論辯駁，而且為政策制定直接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所以，在這屆世界哲學大會上，關於社會政治哲學領域的問題和討論始終是哲學家們關注的熱點和焦點。

再次，當代西方哲學的研究模式也發生了重要變化，主要表現為：從單一模式轉向多元並存；從西方中心轉向世界哲學；從隔膜衝突到交流對話；從理論建構到問題解決。的確，在研究的範圍和領域上，當代西方哲學家們的研究興趣得到了極大地擴展，不但有對傳統哲學研究領域的更加細化，而且逐漸形成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比如出現了如下一些新興的哲學分支或研究領域：發展哲學、全球化哲學、環境哲學、哲學與文學、哲學與語言學、比較與跨文化哲學、行動哲學、身體哲學、神經科學哲學、兒童哲學、體育哲學、認知科學哲學、哲學與心理分析、通信與信息哲學等。在哲學研究的範圍上，當代西方哲學以及整個世界哲學的變化就出現在從西方中心轉向世界多極的格局，許多以往沒有引起國際哲學界重視的地方性哲學開始逐漸登上世界哲學舞台，特別是印度哲學、儒家哲學、道家哲學、佛教哲學、非洲哲學、拉美哲學、韓國哲學、日本哲學等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性哲學，逐漸變成了國際哲學界的熱門話題。這就導致了當代哲學逐漸從隔膜衝突轉向交流對話，特別是在東西對話、南北對話以及中國哲學與其他哲學的對話。這些交流對話使得不同哲學傳統之間可以相互理解，共同尋找解決當代社會發展問題的哲學途徑。因此，哲學研究從理論建構轉向問題解決，就變成了哲學家們的一種共識。哲學家們共同關注的問題主要但不完全包括：人道主義的當今問題、生命倫理學的實踐挑戰、中國哲學作為德性倫理的可能、宗教對人權的障礙、亞洲文化對世界哲學的貢獻、個人與社會變化中的哲學治療、工程化奇點(the engineered singularity)的哲學問題(未來人類的問題)、歐洲危機的現實出路、全球正義與生態的可持續性、哲學在公共事務中的作用、國家間與全球的身份認同問題、世界宗教與非宗教之間的對話、自由與暴力、國家善治與人權問題、道德哲學的現實意義，等等。

　　例如，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的主要特點就是「多元化」，特別是來自非西方國家的哲學家共同表達了自己的哲學與西方哲學具有不同的主張、關注以及特徵。甚至有的哲學家提出，當今世界哲學的地域應當以東方哲學來劃分，即分作東方哲學和非東方哲學，而不是西方哲學和非西方哲學。來自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杜塞爾(Enrique Dussel)在大會發言中就慷慨激昂地批評了以美國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意識形態對世界哲學的主導干涉作用，認為世界哲學應當是多元化的，其中既有西方的哲學傳統，也包括了其他非西方的哲學，特別是以墨西哥為代表的拉丁美洲的哲學和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哲學。他還特別提到了莊子哲學中的天下概念，認為天下和諧應當為當今世界的主流傾向。同樣，來自喀麥隆的科洛·夫(Nkolo Fo)、象牙海岸的波尼(Tanella Boni)、日本的左左木齡(Kenichi Sasaki)、中國的童世駿等人在大會發言中都表達了對不同哲學傳統的重視，強調了應當在不同文化中張揚哲學的理性精神以及對人類社會的深刻關注。大會還特別安排了「專題研討會」「特邀分組會」以及「圓桌會議」，目的就是為來自不同國家和哲學傳統的哲學家們展開更為充分的對話和交流。這些會議的內容涉及非常廣泛，包括了非洲文化、亞洲文化、多視角的全球化、跨文化的哲學與當代中國哲學、全球性的人道主義、佛教文化對社會秩序與世界和平的貢獻、亞洲與阿拉伯世界關於人權哲學基礎的對話、亞非哲學的傳統與反思、全球化與全球政治、亞非拉的哲學、東西方的哲學對話、中西哲學比較研究、傳統與現代和後現代、跨文化交流與亞洲語境、今日越南哲學、哲學的歷史編撰學、語言哲學與心靈哲學的新問題、當今世界的價值問題、氣候倫理與生態倫理、與西方對話中的女性主義哲學、全球化中的亞洲價值和信念、可變的和平、認知神經哲學的前沿問題、反思當今語境中的道教哲學、教育哲學、藝術哲學、伊斯蘭哲學、宗教哲學、衝突與寬容、醫學哲學、生命倫理學與環境倫理學、印度哲學、超越歐洲中心主義、東中歐的今日哲學、亞洲地區的公共哲學，等等。從這些討論和交流中，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不同的哲學和文化傳統在共同的世界哲學舞台上展現著各自的魅力。我參加了其中的幾場專題研討會、特邀分組會議和圓桌會議，對來自不同國家的哲學家們的理論思辨和現實關懷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確，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為東西方哲學提供了在「世界哲學」的旗幟下共同生存的最好機會。

　　當然，當今世界哲學的這種多元存在並不意味著相對主義思想的泛濫，相反，它表明了當今世界對各種不同思想的寬容和理解，表明了世界經濟、政治和社會格局的變化在哲學思想領域的反應。在歷屆世界哲學大會上，來自非洲、拉丁美洲以及西亞國家的哲學家能夠在全體會議以及特邀會議上發言，這本身就體現了當今世界哲學鼓勵多種聲音出現的基本精神。有趣的是，在第22屆大會上，一些以往的殖民國家和被殖民地國家的代表們共同參加小組討論，就近現代哲學中的重要問題展開平等對話，這成為大會的一道靚麗風景。更為重要的是，當今世界的全球化趨勢打破了20世紀的兩極化格局，推進了世界的多極化發展。這種趨勢在哲學上表現為思想觀念的多元化和價值取向的多樣化。越來越多的哲學家認識到，不同哲學傳統和思想觀念之間的對話和交流，目的不是為了用某一種哲學取代其他的哲學，而是為了不同哲學之間的相互理解、借鑒和學習，最終目的是展現不同的哲學觀念如何回答我們共同面臨的時代問題。這樣，世界哲學的多元化發展事實上就有了共同的價值取向，即為了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時代問題而共同努力，例如，平等、公正、民主、生存與發展等問題就不僅屬於某些國家的專利，而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時代問題。

　　從以上的介紹中可以看出，與以往的哲學研究相比，當今世界哲學格局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即使是在西方哲學研究領域，哲學家們對傳統問題的關注已經逐漸轉向了更為當代的問題，面對的是現實社會和時代變化所提出的實踐問題，而這種問題意識的增加和解決問題方式的改變，使得哲學研究的目的具有更為強烈的實踐取向。相比於國內的哲學研究現狀，我們不得不反思一下哲學研究對於我們這個社會和時代究竟意味著什麼。

對當今中國的哲學研究現狀的反思

　　改革開放至今已經走過了40個年頭，我國的哲學研究的確也發生了許多重要變化。至少，哲學已經從與政治的密切聯姻逐漸回歸到了學術本位，哲學研究已經被作為一門獨立的專業領域得到了官方和社會的普遍認同。雖然哲學研究具有的意識形態的特殊性而使得哲學研究者不得不顧忌到自己的工作性質與政治形勢的變化之間的密切關係，但時政變化對哲學研究的影響已經在逐漸淡化，哲學專業的研究者已經逐漸意識到自己的研究工作所具有的獨立性和專業性，同時，社會對哲學專業的認識也逐漸趨於寬容。但是，在這些變化的背後，依然存在著哲學研究本身的困難和問題，值得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首先，哲學研究的現狀格局使得哲學研究難以有重要的突破。這裡所謂的現狀格局主要是指以二級學科建製為格局的哲學研究基本範式，尤其是以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主導的所謂「中西馬」格局。雖然從21世紀初開始我們就努力致力於這些不同哲學分支學科之間的對話，但從目前看來，對話的過程和結果並非令人滿意，更多的還是自說自話，甚至有些形式大於內容。從對話的題目來看，很多的學術研討以大而化之的選題作為共同的話題，這些選題缺乏思想深度和學術焦點，無法真正形成對話和交流。雖然對話的結果並非是以在某些哲學問題上達成某種共識為目的，但許多的對話討論也並沒有促進不同對話者之間的相互理解，更沒有形成有價值的、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共同問題。這些就使得這些對話交流完全變成了形式上的要求，而不是學術或思想上的需要。

　　要改變這種格局的有效方式，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要轉變二級學科建制所帶來的學科分野，從學說研究轉向問題研究，從闡釋性工作轉向分析性工作。然而，這種轉向說起容易做起難。簡單地說，這個困難在於兩個方面：一個是體制上的限制，一個是個人方面的問題。所謂體制上的限制，主要是指國內目前的哲學學科設置都是按照二級學科進行的，比如課題、獎項、人才以及招生等，這就自然使得我們只能按照二級學科分類，就連學校的學科帶頭人都是按照二級學科設置的。這就不可避免地人為劃定了研究的範圍，使得學科之間無法在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上直接溝通。這顯然是與當今世界哲學的發展趨勢不相稱的。正如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當代哲學的發展體現了兩個重要特徵，一個是問題研究為主導，一個是實踐轉向為標誌。問題研究是以問題為導向，把所有的哲學史研究都作為思想資源，目的在於推進我們對問題本身的理解和解決，雖然最初並非都是以解決問題為目的。同樣，哲學研究中的實踐轉向也是以問題為導向的。只有面對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各類問題，哲學家們的智慧才能真正得到發揮，也才能真正體現哲學的社會價值。這在當代哲學研究中表現得特別明顯。我們的哲學研究只有按照這兩種方向進行改變，才不會使得哲學變成象牙塔中的扶手椅。從體制上改革，首先就要取消對二級學科的要求，所有的學科設置和相關的評審等都按照哲學一級學科進行，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哲學自身的價值。

　　當然，要改變當前哲學研究格局困難的還有個人方面的問題。這裡所謂的個人問題，是指我們的研究者們很容易固守自己的研究領域，不願意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更不願意接受新鮮事物。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還是惰性思維和本位主義觀念在作怪。對於自己已經從事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研究領域耳熟能詳，信手拈來，如果要拓展新的研究視野，就需要不斷學習新的事物和知識，這的確會對我們的心理帶來很大的壓力。但更為重要的還是本位主義。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無異於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在外，由此或許會失去自己原有的優勢，甚至是自己的學術地位和聲譽，這對許多研究者來說都是不願意做的事情。因此，如何克服這些擔心和問題，的確就要比改變體制上的問題更為困難。

　　其次，哲學研究視野的狹隘和急功近利的思想是影響我國哲學研究取得重要突破的極大瓶頸。正是由於哲學研究的二級學科限制，使得哲學研究者們的研究視野長期以來限於自己的研究範圍，很難突破自我，更不會主動地了解和學習不同領域裡的知識。然而長此以往，這自然會導致研究者視野的狹窄，無法做到從問題本身出發去討論，更無法與其他領域的研究者展開有效的對話交流。哲學研究的狹隘視域直接影響到了研究者的思想深度和廣度，也會使得我們的研究難以有重要的突破。而要真正突破這個瓶頸，就需要我們有極大的勇氣去開展跨學科跨領域的問題研究，從當代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和思想發展的邏輯線索中找到解決問題的基本路徑。正如我們前面所說，諸如人道主義、生命倫理學的實踐、宗教對人權的障礙、個人與社會變化中的哲學治療、未來人類的問題、全球正義與生態的可持續性、哲學在公共事務中的作用、國家間與全球的身份認同問題、世界宗教與非宗教之間的對話、自由與暴力、國家善治與人權問題、道德哲學的現實意義等問題，都無法在一個研究領域內加以回答，更不是某些領域的學者可以處理的。這些都需要不同學科之間的跨學科研究，需要不同領域的學者之間的共同合作。然而遺憾的是，這樣的跨學科研究在國內哲學界基本上還停留在初級認識階段，甚至有些哲學專業研究者對這種跨學科研究不屑一顧，自持清高，還把哲學研究看做是一切科學之科學，是一切科學研究的指導。這種夜郎自大的心態已經嚴重妨礙了哲學研究自身的發展，也使得我們的研究工作難以在其他學科領域中獲得更多的認同。

其實，只要我們認真看一下當代西方哲學發展的歷史就會發現，許多重要的西方哲學家都不僅僅是在哲學領域取得重要成就，他們同時在其他許多領域都是有深入研究並取得了很多成績的。至少他們都知道，哲學研究不是一門唯一只有研究自己專門問題的學問；相反，哲學是一門需要考察不同領域的人類知識和認識活動，並通過哲學反思和分析對這些知識和認識活動給出哲學式解釋的活動。據我了解，許多西方大學哲學系的哲學本科專業，要求學生必須在哲學之外選修一門其他學科的學位方能畢業，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輔修專業」。我們現在國內推行的PPE專業，即哲學、政治和經濟學「三合一」專業，就是在英國實行了近半個世紀的哲學本科專業培養模式。也有西方大學把哲學專業與心理學、法學或其他自然科學學科結合起來，保證哲學本科學生在校期間能夠接受更加豐富的專業教育，而不僅僅是哲學這門專業。反觀我們國內的哲學本科專業，基本上是從中學畢業後的學生直接進入哲學專業學習，大學階段主要學習的是「老三樣」，即導論類、歷史類和原著類，只是在通識課程里增加一些了解不同學科歷史的皮毛性知識，完全沒有對掌握相關知識背景的能力訓練。即使是在哲學專業的訓練中，「老三樣」的教學內容也完全是填鴨式的灌輸，以傳播真理的方式佈道，而不是訓練學生的判斷能力和分析能力。以這種方式培養出來的學生當然無法真正領會哲學的真諦，也無法把哲學靈活地運用於人類的不同知識領域。由此看來，國內目前的哲學研究視野狹窄的問題，根子上還是在我們的哲學教育上出了問題。

　　當然，當下中國人的急功近利的心態也同樣表現在當今中國的哲學研究領域。正如我們通常所稱的要滿足「國家急需、國際前沿」的條件一樣，我們的哲學研究工作也在力圖滿足這樣兩個條件，一是「滿足現實」，二是「吸引眼球」。所謂功利性標準總是與現實的結果聯繫在一起的。為了滿足現實的要求，人們無論做什麼樣的工作，都會竭盡全力，甚至是不擇手段。因為在急功近利的人那裡，目的就是一切，而手段則是過程。以這種心態從事的哲學研究，無非是為了滿足這樣兩種最後的目的，一個是所謂的「理論聯繫實際」的結果，一個是「一切為了學術」的結果。這兩個結果看上去不同，但從性質上說卻是一樣的：它們都是為了滿足某個現實的目的。然而不幸的是，這兩個結果都是有害於哲學研究的。首先，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說的，所謂「理論聯繫實際」的說法已經讓我們吃了許多苦頭。其實，我們都知道「理論聯繫實際」這個說法背後隱含的意思，但卻很少有人願意指出它的危害，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功利思想在作怪。因為堅持和提倡這個說法，就等於給自己的思想貼上了政治正確的標籤，沒有人會直接反對這個說法的正確性。嚴格地說，在哲學上，這種說法是迴避了哲學反思嚴肅性的遁詞。其次，滿足「一切為了學術」的結果，聽上去似乎是讓哲學研究回歸學術本位，但實際上卻是割裂了哲學學術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密切關係。因為當哲學問題只能在哲學學術的範圍內加以討論的話，或者是，只有哲學學術共同體中的成員才能有權利參與哲學研究的話，那麼，這樣的哲學研究就會背離思想本身了。

　　另一個導致哲學研究出現急功近利結果的一個重要動機，就是要達到滿足「吸引眼球」的目的。這說起來原本與哲學研究完全無關的現象，卻是實實在在地經常出現在哲學研究的現實之中。這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哲學著作和論文題目的聳人聽聞現象。一些生造的語詞和一些食洋不化的概念充斥著一些哲學論著，甚至有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味道。一些研究者把國際上新出版的著作或新出現的思想觀點囫圇吞棗、生搬硬套地翻譯成中文，並冠之以「國際前沿」，以達到佔領學術市場和最初話語權的目的。這種情形的出現，如果不從道德和學術標準上加以評判的話，我們至少可以認定為一種學術上的浮躁心理。正是這種浮躁心理使得急功近利的現象不斷出現在當今中國的哲學研究領域，並導致我們的研究工作與國際上的哲學發展漸行漸遠。

　　最後，我必須說明的是，以上對當今中國哲學研究現狀的反思並非針對哲學研究中的某個二級學科或某些研究者，而是對一些相對普遍的研究現象提出自己的思考。利用世界哲學大會即將在中國舉行的機會，我們藉此反觀一下自己的哲學研究工作，這或許會對推進我們的研究工作起到一定的作用。

　　注釋：

　　①當然，也有人認為，由於這個主題的中文翻譯只有懂中文的人才能看懂，因此，把它翻譯為「學以成人」似乎更能凸顯只能讓中國人看到的中國人的自信，雖然這種自信完全是自我想像的產物。

　　原文參考文獻：

　　[1][3]楊國榮：學以成人——楊國榮在華東師範大學的講演.文匯報，2014.8.18.

引自：江怡:從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看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現狀-中國社會科學網

（2018.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