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是一個戰略思想體系的核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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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開頭的時候，好像提到過，孔老師一生至少服過三個人，一個周公旦，一個管仲，一個老子。眾所周知，能讓夫子打心裡服氣的人，都絕非常人，而三個人里，周公旦是幾百年前的古人，管仲也算得上是遙不可及的古人，夫子都不可能見到他們本人，只有老子，夫子不但見過，還有過深入的交流。前些年，好像有一個電影叫《孔子》，看著這個文學作品對孔子和老子見面的描述，遠不如看曾參的「忠恕而已矣」來得平順，這哪裡是兩個大戰略思想家的會見，這是兩個「下學」和「中人以下」，在浪費別人的時間，曾參那樣的看了，都會拍案而起。

其實，那位胡適先生，對二人的會見和交流，也盲人摸象：

胡適《說儒·五》：「最可注意的是《史記》兩記此事，在《孔子世家》里老子還是一個很謙恭的柔道學者，而在《老子列傳》里他就變做一個盛氣拒人的狂士了。」

司馬遷不是一個特別不負責任的史學家，絕對不可能隨意塗抹老子，更不可能讓老子的任何作為都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因此，無論是在《孔子世家》里還是在《老子列傳》里，無論是其「還是一個很謙恭的柔道學者」，還是「他就變做一個盛氣拒人的狂士了」，老子一直是老子，「最可注意的是」，老子對孔夫子的態度為什麼會截然不同，而不應該僅僅「最可注意的是」老子對孔夫子的態度前後判若兩人。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這一段，是孔子從山東到祖國首都河南洛陽的國家檔案館「將」要向在任的館長老子「問禮」的時候，老子這位「盛氣拒人的狂士」對孔二先生的「批鬥會」，懟得稀里嘩啦一瀉千里：

把你的驕氣放一邊去，把你過剩的慾望放一邊去，把你的盛氣凌人放一邊去，把你不合時宜的奢求放一邊去，這些，都傷害到了你的小身板兒。我能告訴你的，就這麼多！

老子比孔子年長多少，網上可以翻查，孔老師年輕的時候，是個什麼樣的「有為青年」，老子替我們生動地刻畫了出來。誰一開始就是「聖人」？聖人一開始，也不是聖人，年輕的時候不狂傲，還年輕個什麼勁兒？呱呱落地就老氣橫秋，那是人乾的事情？

但是，聖人畢竟是聖人，因為他具備成為聖人的必要條件，等待的，只是其所需的充分條件，要不，華夏五千年文明史，大家怎麼會只承認這麼一位聖人？

後半段是夫子結束他的首都「問禮」之行、告別開他的批鬥會的老子之後的「總結報告」，這「報告」交給了他的學生。大概，是想讓學生們盡量向聖人的高度靠近。

孔老師說：鳥能飛，怕網，魚能游，怕釣，獸能竄，怕陷阱，但是，龍不一樣，這些都拌不住，人家直接就「乘風雲而上天」了，老子就是我們人中的龍。

我們覺得孔聖人是聖人，而孔聖人覺得，老子是聖人。換言之，老子是聖人眼裡心裡的聖人。這是司馬遷想告訴我們的。

大概，司馬遷的洞察力，遠在曾參之上，至於胡先生，應該難以望其項背。

《史記·孔子世家》：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魯國國君派一輛馬車外加一個車把式，讓孔老師到洛陽「問禮」，結束以後，國家檔案館館長老聃親自送別孔二先生，十里長亭，諄諄囑咐，「老子送之曰」：

有錢有勢的人送人錢財，但是，「仁人」送別，則是金玉良言。我沒錢，因此，我這裡要「竊仁人之號」——盜用「仁人」的名號——送給你幾句「至理名言」……

這就是胡先生說的老子「還是一個很謙恭的柔道學者」。

真的「很謙恭」？從哪裡看出來的？

老子說：得理不饒人，離死不遠了；說話嗆死人，一點餘地都不留，隨時會傷害到自己，甚至會危及生命。

試問，不「很謙恭」的話，是什麼樣的話？

即使最後一句：當兒女的，要嚴守孝道，當臣子的，要忠心耿耿。這裡面，「很謙恭」在哪裡？「柔道」又在哪裡？

這是老子特別看好這位來自魯國的青年才俊；這是老子再也不把小孔當外人看，推心置腹，諄諄教導；這是華夏文明史上的首席大戰略思想家看見了一個大戰略思想家的苗子；這明明是老子以長輩自居，在教導一個晚輩，好不好？

插兩句題外話：什麼叫誨人不倦？像老子這樣「誨人」，就是誨人不倦，像孔子那樣，該講的就講清楚，不該講的就一口堵死，也是誨人不倦，對牛彈琴，不是誨人不倦而是毀琴不毀曲不倦、毀牛不倦、牛毀不倦。

胡先生為什麼會把老子那些非常不客氣的正面批評當成「一個很謙恭的柔道學者」的外交辭令？想來，如果老子面對的是胡適而不是孔二先生，一定不會有見面時和分別時的兩段話，因為老子一定懶得說話。

還有，孔老師懟人是個常態，不光是對樊遲曾參那樣的學生，就是那位季康子，也沒少被嗆得翻跟頭。看來，即使是聖人，有些屬於性格因素導致的小毛病，也不是那麼容易清理掉，哪怕當年老子在臨別的時候特別告誡，也還是如影隨形，一直跟著孔老師不離不棄。

其實，僅僅從字面上看，無論是見面的時候還是告別的時候，老子的話都沒有任何謙恭、客氣可言，所以會覺得前一個是「批鬥會」，後一個是惺惺相惜，關鍵在那個「仁人者送人以言」和「竊仁人之號」上。

《道德經·三十八章》：上仁為之而無以為……故，失道而後德，失德面（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在老子看來，最高端的「仁」，並不知道「道」是什麼，僅僅是一個政權缺了「道」和「德」之後的無奈之舉或政治借口，儘管往往是真心在「仁」，也至多不過是「道」的低端而已矣，純屬瞎撞。一個政權如果連「仁」也沒了，那就「義」（古人云：義者，宜也；宜，就是遵紀守法，各自干該乾的事情，別給政府和社會調皮搗蛋）；連義也沒了，那就是周公旦的禮，大家都講規矩、守規矩，政府以法治國，民眾照章辦事。

這是老子對以仁、義、禮治國的基本看法，完全是嗤之以鼻。按說，他不該用「竊仁人之號」，來「仁人者送人以言」。如果這些只是《道德經》裡面老子痛斥的那些「仁」的話，這分別時的臨別贈言，比當時一見到孔二先生那一頓「批鬥會」，來得更加暴風驟雨。

但是，我們發現了，孔老師對自己學生說，老子是人中龍鳳。毫無疑問，孔老師對門下說的話，只能是離開洛陽以後才會對自己的學生說自己發現了隱於當世的聖人。別忘了，連胡適先生都看出來老子「是一個很謙恭的柔道學者」了，孔夫子無論當時有多狂傲，也不會看不出老子對自己看得有多高、多重。

到過隔壁《解析》的（《以文化戰略的大視角解析道德經》，此後會在本專欄慢慢貼），都知道，老子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戰略思想家，有一整套戰略思想體系，而像老子這樣站在思想和戰略巔峰的大思想家，從思想高度和戰略高度這兩個角度看，什麼東西能讓他對一個狂傲的青年學者刮目相看和高度認可？唯一的，就是高端思辨、系統的和系列的高端思辨以及這些思辨的正確性，而支撐這一切的，則是這個青年學者無與倫比的大腦和出類拔萃的洞察力。

因此，本來很厭惡「仁」，把「仁」看得一文不值的老子，現在，「竊仁人之號」來送別主張「仁」的人了。這隻說明，孔二先生在問禮期間，和老子詳細探討了他一直埋在心裡的「仁」以及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

因為孔二先生向老子詳細解釋了自己的「仁」和「仁」身後的一切，也得到老子的認可和指導，所以，老子是「竊仁人之號」來送別，並沒有把自己看成「仁人」。可以說，這裡的「仁人之號」，已經變成了特指，就是被老子前一陣剛剛開過批鬥會的孔老師。這表示老子對孔子的「仁」的認可度很高，並且，只承認「仁」的全部「發明專利」，在孔二先生一個人手裡。

老子是殷人，孔子是殷人，都從心裡對周公旦咬牙切齒，都為殷人被屠殺被欺壓的遭遇憤憤不平，同時，又都覺得自己的思想高度遠在周公旦之上；老子沒有表現出「吾其為東周乎」的政治意願，而孔老師卻一直要「吾其為東周乎」，而「為東周」之後，怎麼管理國家，則必須有一整套戰略思想體系。

換言之，一位華夏文明史上唯一被長久尊奉的聖人和一位聖人眼裡唯一的聖人，在洛陽「金風玉露一相逢」，各自從對方那裡發現了太多的自己；一套更高端、更周延、更實用、更耐用、更具人性化的關於國家管理的戰略思想體系，經老子的點撥，在孔聖人手裡華麗成形。

這是人類思想史、戰略史上最高端的也是唯一的一次交流和交融，當時的天下，屬於史無前例、前無古人，今天的世界，仍然空前絕後。

千萬別忘了，人類歷史上，能夠站在思想和戰略巔峰的，屬於幾千年一遇和可遇不可求的範圍，而老子和孔子兩位站在巔峰的大戰略思想家，能夠活著見面、交流，這不僅僅是華夏文明的幸運，也是整個人類文明的幸運。同時，別指望那些低端文明會出什麼站在巔峰的戰略思想家，那只是痴人說夢，它的文明還沒有長大成人，處在幼兒園小班中班時代，現在的任何努力，都是為升入大班做準備。所以，只專註於、只會專註於、只能專註於掙錢、騙錢、殺人、搶劫、佔有、淫祀、獻祭、洗腦，無論運氣有多好，都不可能出現稍微高端一些的戰略思想家。

前文提到過，孔老師的「仁」的最高端，一輩子幾乎從不宣之於口。所以有「幾乎」一詞，指的是夫子只有一次宣之於口，也正是這一次宣之於口，讓夫子覺得，老子才是人中之龍，才是站在聖人肩膀上的聖人。

《論語·雍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貢：孔老師，國家最高領導人、政權、政府，真的為人民服務，算不算「仁」？

孔老師：這豈止是「仁」而已？聖人才能幹成這樣，即使堯舜兩位聖君，也很有不足之處！「仁」是什麼？政權想穩固，就得先讓老百姓穩固，政權想長壽，就得想盡辦法讓老百姓活好……

老子也說過政權必須好好地為人民服務，把政權比作河谷，把老百姓比作山崗，只要政權把自己擺在老百姓下面，它才會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毛主席直接說過「為人民服務」，「我們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強調一句：老子、孔子、毛老師的三個「為人民服務」，絕對不可能毫無差異。

對一個政權來說，這的確是一個最正確的關於生存的思辨，很多人也能想到，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問題在於，什麼樣的戰略家兼政治家，才能守得住這個制高點。孔老師認為，讓顏淵乾的話，最多可以守三個月，讓他的其他弟子乾的話，好的守個把月，一般的，一天就完蛋了。

毛主席從井岡山到延安再到北京，幾十年如一日「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哪怕只算解放後，也從來、絲毫不為少數權勢利益集團的利益服務，二十多年堅如磐石。後來，為什麼很多位高權重的人一夜之間改成了為人民幣服務？

差別在哪裡？差別在於顏淵、三千弟子、霍光……改開之後的一些位高權重的人，至多只知道為人民服務這個點，沒有，也根本沒有想到，支撐這個點的是一整套戰略思想體系和高貴的靈魂、人格、情懷加上高遠的視野、博大的胸懷、寬宏的格局、深邃的思辨，關鍵是，還得有對「道」的深刻理解。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這句話，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拿出來教訓別人的，哪怕是教訓自己不開竅和遲鈍的學生——這也是本文拿出大量的篇幅不厭其煩地分析和羅列夫子的靈魂、人格、情懷、視野、胸懷、格局、思辨的原因之所在。

沒有這些必要和充分條件的支撐，就不會有什麼思想體系和戰略思想體系，而沒有體系支撐的任何一個點，能守一天，就堪稱奇蹟。從這個角度看，顏淵是個偉大的政治家，三千弟子，都是十分強悍的政治家材料，哪一個提溜出來，都比……

那麼，夫子對自己以「仁」為核心的戰略思想體系的信心怎麼樣？

《論語·子路》：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孔老師說，如果把一個國家交給他來全權管理，一個月，就可以讓社會成員看到繁榮安定的現實希望，三年，國家的繁榮民眾的溫飽，就可以大見成效，七年，就可以看到繁榮富強的巨大成就，一百年，人們就會不再看到政權對老百姓的壓榨和殺戮。

反過來看，有的人，比如那位封疆大吏、以人民的名義縱橫漢東省，後來還當上了副國級的趙立春，「為邦幾年、十幾年、幾十年」，比反倒讓「老百姓原來相信政府不會辦壞事，現在不相信政府會辦好事」了。

這至少說明，對一個政權而言，為人民服務和為人民幣服務，不在一個思想、文化、政治、戰略、生存通道上，這位原本姓趙的、足以姓趙的、只會姓趙的、從來都從心底姓趙的「老同志」趙立春，不是夫子所指的「善人」卻是一個足赤真金的惡人。而披著羊皮的狼，哪怕它跟著羊群走過萬里長征，哪怕他的「為邦」少不了「成績斐然」，終究也只是、只能是、只會是狼。

對為人民服務這個政治底線和政治紅線，毛澤東以終生的堅持，給自己畫了完美的政治、文化、戰略句號，只要不是悶良心，都會承認這一點。夫子也認為，他也絕對會終生不渝。

《論語·述而》：「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太難辦到么？孔老師說，他想「仁」就「仁」，想怎麼「仁」就怎麼「仁」，一言一行一動一靜，怎麼著都是「仁」。

毫無疑問，「仁」不了的，不會、不願、不敢、忘記「仁」的，要麼是顏淵那樣的，層次不夠，要麼是司馬炎、楊堅……石敬瑭、秦檜……那樣的，骨頭輕靈魂醜人格賤品性惡，他們的活著和他們的成功本身，就是對「仁」的正面攻擊。

《論語·雍也》：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雙扇為門，單扇為戶。

孔老師說：為什麼偏要走小門？走大門出來，不也照樣看世界嗎？難道，只有走小門，才能擁有世界？怎麼就沒人聽聽我的，走大門呢？

子曰：「莫我知也夫！」

子曰：「知我者其天乎？」

季康子（畫外音）：小孔，老孔，孔老二，又在罵誰呢這是？煩不煩呀？這臭毛病，你幾千年都不改呀？

（補告：如果誰覺得本文應該叫《<論語>究竟該怎麼讀》，老夫不表示反對。）

•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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