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機並非毒藥,但會放大部分青少年的脆弱|觀點
來自專欄 Nature自然科研7 人贊了文章
導語:Candice Odgers寫道:現實生活中不如意的年輕人可能會更容易在網上受到負面影響。
去年,我接到一個憤怒的父親打來的電話。他剛剛在報紙上讀到我的研究,裡面稱一些青少年可能會從上網中受益。他大發雷霆,說他的孩子們以前積极參与家庭和教會活動,在吃飯時也會說個不停。而現在,隨著青少年不斷沉迷於手機,他們的已經迷失在了網路生活中。
並非只有這位父親持此意見。越來越多的人聲稱智能手機已經毀掉了一代人,又或者它們可能會讓青少年感到孤獨和抑鬱。
經過長達10年的對青少年心理健康與智能手機使用情況的跟蹤調查後,我認為這一觀點具有誤導性。大多數年齡在11到19歲之間的年輕人(不同研究的年齡區間各異)在這個數碼時代表現得很好。2016年,美國有84%的學生順利從高中畢業。在過去的20年里,青少年中的懷孕、暴力、酗酒和吸煙等問題的發生均有所減少。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趨勢。
更多更好的數據至關重要。迄今為止,人們對數碼設備會導致一代人的衰落這一擔心並沒有得到研究結果的支持。然而,研究卻表明,網上活動或許反映出、甚至惡化現實中已經存在的缺陷。
智能手機一代
在美國,人們很小就開始使用手機。2015年,我和同事們調查了北卡羅來納州公立學校的2100名兒童。在這一可能代表整個美國青少年的樣本中,11歲孩子中的手機擁有比例為48%,而在14歲的孩子中高達85%(未發表數據;詳見http://go.nature.com/2eeffku)。
另一項同年進行的調查顯示,13至18歲的美國青少年平均每天花在屏幕媒體(從看電視或在線視頻到在線閱讀以及使用社交媒體)上的時間超過6.5小時,其中移動設備佔了近一半時間。在其他地區的手機擁有和使用率也很高:2014年,一項針對歐洲7個國家的9至16歲青少年的調查顯示,有46%的人擁有智能手機。
隨著數字技術使用的增加,年輕人從童年走向成年所需時間變得更長。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年輕人一直在推遲社會角色的轉變,比如婚姻、生育和全職工作。
也有一些證據表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有所增加。在2004年至2014年間,12至17歲的美國女孩中報告經歷抑鬱症發作的比例增加了4%以上,達到17.3%。2014年,男孩中出現抑鬱情況的比例為5.7%,自2004年以來上升了1.2%。從1999年起,美國的自殺率在每一個年齡組中都有所上升,青春期少女中增幅最大。其他國家也發現了類似的趨勢。
眾多評論人士認為,年輕人對數字技術的使用的快速增長,正在加速甚至推動這些行為轉變和心理健康趨勢。事實上,就在上個月,投資者剛剛發布了一封公開信,要求科技巨頭蘋果公司對他們所看到的「越來越多的證據」作出回應,這些證據詳細列出了數碼設備和社交媒體對年輕人的負面影響。
有利有弊
數據說明了什麼?
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美國的調查顯示,花更多時間上網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報告出現抑鬱和焦慮癥狀。但在當時,只有一小部分青少年能上網(在1995年,只有14%的美國成年人能上網),且他們大多數是在玩遊戲或與聊天室里的陌生人聊天。而今天,超過90%的美國青少年每天都在上網,但他們大部分時候是在與他們有共同生活的朋友和家人交流。
最近幾項探討人們的心理健康和他們使用數碼技術之間的相關性研究主要涉及大學生,而非青少年。這些研究得到的是一個混合了積極、消極和無效的結果,且所有結果的影響都是微不足道的。迄今為止,一項最大規模的研究是2017年對超過12萬名英國青少年進行的研究。研究發現,心理健康和「適度」使用數碼技術之間沒有關聯,同時報告了 「使用度高」的人受到了可測量但「很小」的負面影響(使用度水平是根據實證推導的拐點來定義的)。
與此同時,在過去的十年里,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上網實際上可以讓年輕人受益。
從2002年到2017年發表的36項研究表明,青少年會使用數字交流的方式分享親密感、表達情感、安排見面和活動等以增進感情。2009年對1300多名兒童和青少年的一項縱向研究還顯示,具有高質量社會關係(根據監護人對孩子與朋友、監護人、兄弟姐妹和教師之間關係的描述定義)的6至12歲兒童會在其長成12至18歲的青少年時更頻繁地使用電子郵件、聊天或即時消息。其在青少年時期的線下友誼也更牢固,這是根據他們自己的描述來確定的。
一些實驗對象在實驗室里玩電腦遊戲的實驗性研究表明虛擬交流(例如給他們以前不認識的同伴發簡訊)可以幫助青少年在遭到社會拒絕(例如在某一遊戲中被多個玩家排擠)之後重返社會。
然而,數據也表明,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年輕人在網路上有著不同的經歷。
來自年收入不到3.5萬美元的美國家庭,年齡在13歲到18歲之間的青少年,平均每天花大概4個小時看電視和在線視頻。這大約是那些來自家庭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青少年的兩倍。總的來說,低收入青少年每天花在屏幕上的時間要多3個小時左右。
2014年,對來自歐洲7個國家的3500名年齡在9至16歲的兒童的研究表明,富裕家庭的父母更有可能「積極介入」孩子的網上活動。他們可能是通過交談來建議孩子如何更安全地使用互聯網,再或者參與其中,和孩子一起玩電腦遊戲、觀看視頻或者發帖。
一般來說,那些在現實生活中遇到更多逆境的青少年,似乎最有可能受到使用智能手機和其他數字設備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我們2015年北卡羅來納州的調查中,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比相對富裕的同齡人更有可能報道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經歷導致了線下的肢體衝突、當面衝撞,或者在學校遇到麻煩(參見「社交媒體的溢出效應」)。有過受害經歷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在網上受到霸凌、誘惑和攻擊。對那些有行為問題的人(比如課堂上注意力難以集中,或者有打架傾向)而言,更頻繁地使用數字技術會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更多問題。
過去10年進行的其他研究表明,線下生活不順利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出現負面的在線體驗。例如,本來就易受攻擊的年輕人更有可能在社交媒體上收到負面的反饋,他們難以找到正確的互聯網使用方式,花更多的時間在網上「潛伏」——即被動地觀察他人,而不是主動地參與其中。
「數字鴻溝」傳統上指的是對新技術的可獲取程度的差異。在許多國家,這種差距仍然存在,但都在縮小。在2015年的調查中,來自弱勢家庭的10至15歲青少年中有92%能夠使用互聯網,而同齡的其他青少年中網路使用比例為97%。弱勢家庭擁有移動設備所佔比例為65%,其餘則為69%。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可能是一種新的數字鴻溝:在線體驗差異會放大本來脆弱的青少年所面臨的風險。
探索不平等
一些人可能會反駁說,數字技術只是為現有問題的表達提供了一種新的媒介。他們也許是對的。但是,考慮到上述現象的出現,徹查青少年的在線體驗如何以及是否會惡化現有的不平等現象至關重要。我們還需寄希望於以證據為基礎的方式,為所有年輕人提供積極的在線體驗。
這便需要在設計嚴謹的實驗研究等多個方面取得進展。這很難辦到,因為想要找到對照組——不上網的或者願意將手機交出來的青少年實在很難。
一種可能性是研究人員重點調查正處於過渡時期的青少年,這些孩子剛剛開始常規使用移動設備和社交媒體。的確,在進行針對年輕人行為和心理健康的研究和隨機對照試驗時,移動設備相當有用。
心理狀態可以直接從報告的信息中獲得,也可以間接地從可穿戴設備收集的睡眠模式數據、Facebook或Twitter上的帖子、甚至是他們的簡訊中獲得。
例如,計算機科學家根據社交媒體上的帖子和互動模式預測到抑鬱症的發作。此外,移動技術可用於提供及時的干預和支持。2016年的一項元分析發現,通過移動設備提供的計算機輔助認知行為療法等短暫干預,人們的心理健康狀況得到改善,且抑鬱症和焦慮症癥狀緩解。
實驗的嚴密性需要普遍的研究方法,如用於評估不同環境下網路使用情況的標準化調查問卷。全球兒童在線研究工具包(Global Kids Online research toolkit)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同時調查人員應該能做到不斷更新這些方法,以捕捉青少年不斷變化的生活環境和數字技術使用習慣。
已獲得的數據也表明改變的必要性。神經學家、心理學家和兒科醫生需要與那些從事人機交互的研究人員合作。2015年,在德國馬爾巴赫城堡,雅各布斯基金會舉辦的兒童與青少年研究與干預技術會議,就主要集中於構建這類跨學科合作夥伴關係。我們還需要更多這樣的機會。
在建立一個更有力的證據基礎之前,那些關心青少年健康發展的人必須不斷質疑關於下一代的主流觀點。這些觀點有可能讓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其他人對新技術為這個年齡組帶來的潛在好處視而不見,甚至更糟的是:真正威脅精神健康和導致其他問題的決定因素卻被忽視。
英國《衛報》在2017年發表了一份由80多名科學家(包括我自己在內)簽署的請願書,呼籲出台基於證據而非恐懼的政策。它在媒體上對一邊倒的對話提出了反對意見,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教育工作者、衛生專業人員、家長、研究人員和青少年之間的信息交流和循證對話。
熟悉的領域
因為在線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年輕人的線下缺陷來預測,我們現有的關於促進兒童健康發展的知識對數字領域同樣適用。例如,維護開放積極的父母-子女關係,父母參與到孩子的活動中,避免過度的限制或強制性的監控等策略,都將有助於青少年的成長,讓他們在網路上也保持安全。
主要的專業組織,如歐洲青少年研究協會、世界經濟論壇和兒童發展研究協會,都可以在這方面發揮重要的領導作用。最後,地方政府、科技公司和教育機構之間的合作是確保年輕人(包括最弱勢群體)在網路上擁有平等機會的關鍵。
社交媒體網站向監護人提供信息,以此來為青少年用戶提供基本的保護。但是大多數安全協議都依賴於父母的倡導和積極調解以及對網路活動的監管,這可能會使處於弱勢的年輕人得不到保護。
2017年12月,Facebook承諾提供100萬美元的研究基金,以幫助更好地理解「媒體技術、青年發展和幸福之間的關係」。這些資金的最佳用途可能便是為保護弱勢青少年研發工具、篩選演算法和外展策略。例如,可以利用機器學習和臨床專業知識來構建預測當前和未來心理健康問題的分類器,這樣的篩選演算法可以與即時干預措施一起使用。
Facebook正在利用人工智慧方法來篩選自殺風險並從中不斷獲得進展,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是一個科技公司、計算機科學家和心理學家都已準備好迎接的挑戰。
成年人憂心於青少年平時都在幹什麼。電話、搖滾、漫畫和愛情小說都會引起恐慌。作為一名家長,我很能理解。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互聯網用戶是兒童,演算法選擇的內容的爆炸式增長尤其引起了人們對責任方和監管方的合理擔憂。
然而,數字世界根據安全、包容、促進和鼓勵的原則設計,這要求我們抵制基於恐懼的反應。我們必須利用數據來理解不同背景的年輕人在網上的不同經歷。?
Nature|doi:10.1038/d41586-018-02109-8
原文發布在2018年2月21日的《自然》評論上
原文作者: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心理學和社會行為學教授Candice Odgers
點擊右邊標題閱讀英文原文:Smartphones are bad for some teens, no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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