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近代史里最「屈辱」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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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萬國運動會在巴黎開幕。在開幕儀式上，各國國旗伴隨著國歌依次升起。輪到中國時，卻只有一面黃龍旗在一片寂靜中緩緩升起，沒有音樂，沒有掌聲，也沒有國歌。在場的人一片嘩然，誰能想到偌大的中國，竟然連一首國歌都沒有。這時，一位年過七旬、白髮蕭疏的老人拄著拐杖站了起來，邁著步子走到黃龍旗下，他挺直腰桿，神態毅然，用略顯滄桑的嗓音大聲清唱起家鄉的民間小調《茉莉花》，全場喧囂歸於肅靜，隨即掌聲雷動。一位東方老人以這種奇特的方式捍衛自己國家的尊嚴，確實令人肅然起敬——他，就是李鴻章。

無論生前身後，李鴻章都可以算得上是一個極富爭議性的人物。有人說他是「大漢奸、賣國賊」，作為晚晴政府的代表，簽訂了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一些人提到他就咬牙切齒、深惡痛絕；也有人稱讚他為近代偉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說他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德國海軍大臣柯納德稱其為「東方俾斯麥」，慈禧太后更是直言他是「再造玄黃之人」。直至今日，有關對他的評價依然是人們時常爭論的焦點，誇他的人把他捧到極致，罵他的人把他貶到極點，如此毀譽參半、爭論不休。實際上，早在一百多年前，即李鴻章去世的僅僅三個月之後，就有一本有關他的傳記問世，並客觀公正地書寫評價了他的一生，這就是梁啟超所寫的這本《李鴻章傳》。

這本傳記不僅在體例、語言上獨樹一幟，而且更難能可貴的是內容評價上的客觀公正，儘可能地還原了一個真實可信的、有血有肉的李鴻章。作者以時間為線索，從李鴻章的早年落拓，寫到他鎮壓太平軍、創辦洋務運動達到聲望頂點，又因甲午海戰的失利而一落千丈，最後周旋於世界外交舞台直至痛苦死去的一生。在文末評價李鴻章的生平時，作者不像傳統傳記那樣使用年譜和行狀記敘人物的方法，而是在已有內容和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放眼世界，列舉古今中外十五位不同的政治人物逐一對比，如霍光、諸葛亮、郭子儀、王安石、秦檜、曾國藩、左宗棠、李秀成、張之洞、袁世凱、梅特涅、格萊斯頓、梯也爾、井伊直弼、伊藤博文等，妙語連珠，極具特色。這種記傳方式有更廣闊的視野，上下五千年，環視八萬里，突破傳統傳記所未企及的時空，開一代傳記體之風氣，直到民國時期仍然不斷被人襲用。

而本書的作者梁啟超，想必大家也並不陌生，相比李鴻章的大器晚成，梁啟超則是少年得志，他是廣東新會人，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1890年師從康有為，1895年與康有為一起發動「公車上書」，1898年參加「百日維新」，戊戌變法失敗之後逃亡日本，在海外繼續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後歸國加入共和黨，不久又組織進步黨，並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晚年在清華大學講學。梁啟超是西方學術、思想文化的傳播者，也是民智啟蒙的先行者，在清末民初這個動蕩與變革並存的時代，能集輿論、政治、學問於一身者，也唯有梁啟超一人而已。

說完了傳主與作者，自然就要談到原作中的內容了，筆者以為，讀《李鴻章傳》，雖然看似內容繁雜難以把握，但實際上卻可以將全書清晰地分為以下三個主線部分。

一：李鴻章未發達之前的國內外形勢是怎樣的，為什麼說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安徽合肥人，他生於道光三年（即1822年）正月初五，在家中排行老二，所以民間又有人稱其為「李二先生」。李鴻章出生那一年正好是法國大革命風潮剛剛平息的時候，歐洲大陸的局勢趨於平穩，西方各國不再相互侵略，而是專門養精蓄銳，把戰略投放於東方。於是，維持大一統局面數千年的中國，麻煩也越來越多，伊犁條約被俄國單方面撕毀，又在南方與英國人爆發了鴉片戰爭。此外，瓦特發明蒸汽機並被運用在大型輪船軍艦上，以及蘇伊士運河的成功開鑿等客觀因素，使得東西方的距離一下子被拉近了，這是東西方兩種文明開始碰撞產生聯繫的時代，也是中國對外交涉最艱難的時代。

而此時中國國內的情況則更加微妙，自乾隆一朝後，盛極而衰，百姓窮苦不堪，官吏驕縱橫行，麻煩也越來越多，這個國家處於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之中。一方面，李鴻章所處的國家是一個數千年的皇權專制國家，他又恰好趕上這種政體已經成熟，其專製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極點，隨時都有可能衰弱崩潰的時代。另一方面，李鴻章所處的國家又是滿洲人統治的漢族國家，而且他又趕上滿漢雜居多年，漢人的權利開始逐漸恢復的時代。可以說，自李鴻章出生起，中國就正好處於一個特殊的轉型期，各方面的政治力量相互博弈而達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所有錯綜複雜的矛盾相互交織，隨時都有爆發的風險，而這些對於李鴻章而言恰恰既是機遇、又是隱患。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實行專制政體的國家，到了晚清更是發展到極致。但是回溯過往三千年的專制政體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這種政體的最終成熟絕對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其中凝聚了一代代封建君主以及思想家們的智慧。

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孔子考慮到周朝末年周天子勢力的衰弱，希望出現一位能力強的帝王來使天下安定，對所謂「權臣」深惡痛絕，並建立相關的理論體系和準則來強調這一思想。西漢建立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專門靠這種思想來統治天下，皇帝和臣子的地位尊卑也越來越明顯。爾後的兩千年里，封建統治者都用這種觀點作為思想核心來教育民眾，宋朝時經過理學家們的弘揚，這種忠君思想也越來越穩固嗎，也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專制政體的成熟，像蜀漢的諸葛亮、唐代的郭子儀，以及近代的曾國藩、左宗棠，直到李鴻章都是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

此外，歷代皇帝在對國家興亡的原因、補救危亡的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也一代比一代周密，以防止掌握大權的「權臣」的出現，從劉秀、趙匡胤優待功臣以解除其兵權，到劉邦、朱元璋抓功臣的罪狀，稍有懷疑便誅滅其九族，雖然他們在對待功臣寬厚和殘忍的手段不同，但在消除臣子權力、保證君主專制的目的上是一樣的。到了近代，清朝統治者繼續沿襲並發展了郡縣制度，土地世襲制已經消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互相牽制，皇帝因此可以任意對付他們，上至中央的十年宰相，下至地方的封疆千里，皇帝的一紙詔書即可解除他們的官職。因此，在重要高位上善始善終的人沒有幾個，大部分人只能用持盈保泰的方法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名聲，維護中央皇權，這也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專制體制的成熟，終於在晚清達到前所未有的極致。

到了清朝，中國的專制體制又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滿漢上層權力關係的的此消彼長。清王朝起源於中國東北地區的一個部落，後來逐漸強大起來，入主中原。靠著幾十萬外來人民來驅使、駕馭上億本地漢族居民，一定會讓人產生「你我有別」的想法，而滿清統治者也一直對於漢族官員有所防備，因此滿清入關的兩百多年來，只有滿人官員成為權臣，幾乎沒有漢人官員成為權臣的，像鰲拜、和珅、肅順、端華這些可以定義為傳統意義上的「權臣」，都是滿族人。除了開國那次，每次重大戰役，如平三藩、平準噶爾等，靠的基本都是八旗兵，任命親王貝勒或滿人大臣作為實際上的統帥。在平常里，無論是內閣還是封疆大吏，漢人都輸在從屬的位置上，即使像順治康熙年間的洪承疇、雍正乾隆年間的張廷玉等，看似地位尊崇聲望很高，實際上只不過是朝廷弄臣而已，在國家重要政策上也插不上嘴。因此可以說，在咸豐朝之前漢人幾乎從來沒有擔任過重要的文武官職。

這種情況直到太平天國時期才逐漸開始改變，當時洪秀全、楊秀清等人起來造反，塞尚阿和琦善以大學士的身份擔任欽差大臣，率領最精銳的八旗兵前往征剿，卻不斷延誤戰機，致使洪楊實力壯大。到了這個時候，朝廷才意識到八旗兵靠不住，才開始委任漢人掌握實權。因此，金田起義實際上是滿漢官員權力消長的開端。等到曾國藩、胡林翼等人在湖南、湖北起兵，已經成為平定江南的中堅力量時，朝廷任然命令滿人以大學士的身份擔任欽差大臣，對於漢人的防備依舊很深。由此可見，李鴻章因為時勢的原因，是不可能真正地掌握實權的，但是在內憂外患的國內外形勢下，又恰恰給了他難得的機遇，讓他得以在混亂中崛起，並逐漸在後來成為影響中國近代歷史的關鍵人物。

二：李鴻章是怎樣逐漸走上大清帝國政治舞台中央的，又是什麼導致了他後來處處受制、最終失敗？

李鴻章一生經歷的事情許許多多、錯綜複雜，梁啟超在為他寫傳時也是不拘泥於細微瑣事，以高屋建瓴的史識、客觀公正的史德以及縱橫馳騁的史筆相結合，他以時間為線索，將李鴻章的人生分為洋務運動時期、甲午戰爭時期、賦閑時期等三個人生階段，並穿插李鴻章作為軍事家和外交家的種種事迹作為專論，以此來還原一個真實可信的李鴻章，評價公允、褒貶分明。

如果把李鴻章的一生凝練成三個關鍵詞，那唯有軍事、洋務、外交最為合適。李鴻章以一介詞臣入幕，平發捻，辦洋務、創海軍、主外交，位極人臣，他的見識與能力遠在其當時的同僚之上。但細緻地觀察他一生的功業，論軍事，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論洋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論外交，則喪權辱國背負罵名。要評論李鴻章，就需要觀察他不同時期的不同作為，以及各種行為背後的種種的得失成敗——李鴻章是靠什麼逐漸走上大清帝國政治舞台中央的，又是什麼導致他最終的身敗名裂，也需要從上面說的幾個維度來逐一分析。

作為優貢制度選拔出來的人才，20歲的李鴻章來到北京，因在文章方面得到曾國藩的賞識，並成為他的學生，與他朝夕相伴，學習儒家義理、經世濟民的學問，他後來一生都受益於這段時間的學習。等到他進入翰林院的時候，還不滿三年就爆發了太平天國金田起義，洪秀全等人在廣西造反，僅僅用兩年多時間就蹂躪了半個中國，中國東南的重要城市相繼陷落，清朝統治即將土崩瓦解，前景岌岌可危。當時的李鴻章正好在安徽老家，做安徽巡撫福濟和工部侍郎呂賢基的幕府，當時廬州已經陷落，敵軍分別佔據附近城市，形成互相援助的掎角之勢，福濟想要奪回廬州，無奈不能實現，李鴻章建議先奪含山、巢縣，以斷敵人援軍，福濟便命他指揮部隊，攻佔了這兩個縣，這也是李鴻章在軍事上第一次嶄露頭角。

等到洪秀全攻佔武昌，時任禮部侍郎的曾國藩在家守孝，奉皇帝旨意負責辦團練，於是湘軍從此興起。湘軍是後來淮軍的母體，這兩隻軍隊在此後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立下赫赫戰功。咸豐十一年，因江南兵力的薄弱，朝廷下旨向曾國藩諮詢援蘇部隊的統帥人選，曾國藩推薦了李鴻章，並向朝廷申請調派數千部隊，迅速赴長江下游幫助剿敵。於是李鴻章回到了廬州老家，在那裡招募淮勇，並帶至安慶以湘軍的模式訓練，次年二月，淮軍正式成軍，並由水路抵達上海。

淮軍剛剛到上海的時候，西方人見他們的軍服如此簡陋破爛，於是在背地裡恥笑他們。李鴻章不慌不忙地對左右說：「能不能打仗，難道還要看衣服嗎？等他們見識了咱們的水平，自然會有定論。」後來等到歐美人見到淮軍軍官的勇敢、部隊紀律的嚴明，沒有一個不改變態度、肅然起敬，就連統轄之下的常勝軍也很順從地聽從李鴻章的指揮。此後，李鴻章充分地發揮了他卓越的軍事才能，先後攻破常熟、太倉等地，後又分三路平定蘇南，最終與湘軍一起攻破天京，剿滅太平天國。

在平定太平天國後，在湘淮軍的去留問題上，曾國藩與李鴻章採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國藩在攻下天京後不到一個月，就將他統帥的湘軍大部分遣散，當時，北方的捻軍起義正如火如荼，曾國藩不顧清廷責成他再顧皖省軍務的命令而毅然裁軍，固然是因為他所說的「暮氣已深」，更重要的則是擔心功高震主，引來殺身之禍。而李鴻章則認為留下淮軍可以在大局穩定之後遠征他處，並進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內寇，長遠之患在西人」，顯然比曾國藩急流勇退的做法要高出一籌。在那之後，李鴻章的淮軍便擔負了繼續平定捻軍的重任，先後殲滅了東捻軍和西捻軍，中國國內的形勢終於穩定下來。

從李鴻章前期的軍事經歷可以看出，他的用兵之道是先進行詳細策劃然後再行動，對敵人的了解和判斷十分準確，因此才可以時常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他在剿滅太平軍的時候，以三座城市為立足之地，僅用一年時間就掃平了整個蘇南地區。在剿滅捻軍的時候，面對橫行了十多年的勁旅敵人，也只用了一年就消滅了他們，不得不說李鴻章在軍事統帥方面是有其卓越才能的。

既然如此，李鴻章又為何在後來的甲午戰爭中遭遇慘敗呢？

甲午戰爭是李鴻章一生命運的轉折點。在甲午戰爭之前，因平定內亂以及興辦洋務的功績，李鴻章是全國上下赤手可熱的名臣；但在甲午戰爭之後，他的聲譽一落千丈，從此禍事接連不斷，之後更是因為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而背上千古罵名，在憂鬱與痛苦中死去。本書在寫到李鴻章的這一段經歷時，作者梁啟超也不免為之扼腕痛惜，他曆數李鴻章興辦洋務運動時的得失，並細緻分析了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痛惜之情溢於言表。

「洋務」這兩個字不是李鴻章的專用詞，但是提到李鴻章，就不得不以「洋務」二字總結、概括他人生之中二十多年的事業。細緻來看，李鴻章二十多年來辦理的洋務大抵分為兩類，一是軍事方面的，如購船、購軍械、築炮台、修繕船塢等；二是商業，如開鐵路、招商局、織布局、開平煤礦等。其中雖有一些開辦學堂、派學生去外國留學的事情，但都是為了服務軍事方面，要麼就是培養翻譯以便於與外國人交涉。李鴻章所認識到的西洋人的長處大些也就是這些而已。

李鴻章在陸軍、海軍事務上可謂傾盡了全力。他在早期平定內亂中長時間與西方軍隊一起協同作戰，親眼見識了他們的武器的威力，並把這些武器來裝備官軍，這樣的眼光不能不說比普通人高得多。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李鴻章手下的陸海軍兵力總計大約兩萬五千人左右，他在給朝廷的上書中也曾表露過對於這隻軍隊的自信：「臣花了十多年的時間練兵，買新式武器，雖然經費短缺使得我不能實現所有的設想，但臨陣對敵，還不至於讓皇帝擔驚受怕。」誰料中日戰爭剛剛爆發，巨大的戰艦不算被擊沉就是受損，要麼是被敵軍繳獲，淮軍和新練陸軍也都屢戰屢敗，此前李鴻章所有的經營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令人唏噓不已。

梁啟超說李鴻章對「洋務」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認為李鴻章只懂得洋務，卻不懂國家事務，以為洋人辦的事務就是洋務，他不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不知道國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也不知道政府與人民所擁有的權力範圍，對於西方國家富強的真正原因更是完全沒有認識，作者的這番論斷無疑是一針見血的。

而在提到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時，梁啟超也並不像當時的人們那樣流於情緒化，而是在統籌全局的基礎上進行客觀分析。梁啟超認為李鴻章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一半是因為有人在拖後腿，另一半在於李鴻章自己見識上出了問題，他對自己曾經的老部下念舊情，同富貴卻不看他們適不適合這個崗位，以至於延誤大局。另外梁啟超認為李鴻章只知道練兵，卻不知道兵怎麼來的，只知道籌集軍餉，卻不知道軍餉怎麼來的，因此做了許多瑣碎的事情，最終一事無成。縱是如此，作者也並沒有將所有責任歸於李鴻章一人，在這場中日戰爭中，即使李鴻章不犯錯也絕沒有僥倖取勝的道理，戰爭的勝負其實早在開戰之前就已經決定了，當世界越趨於文明社會，則優勝劣汰的道理越確定。日本近三十年來，苦心經營自己的軍隊，君臣上下一心，憑藉著這樣的信念，以及政治制度上的優勢，相比於封建中國取勝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李鴻章以一人之力對抗一個國家，不失為一位有名的英雄，只是他最不幸的是，偌大的一個中國，竟然沒有無名英雄跟隨著他，因此他雖有行動，卻無法換來成功。

在李鴻章的一生中，除了軍事、洋務，還有一項不容忽視的部分，那就是外交。李鴻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國雖然算得上一流，但在世界上就要排到後面了，他的主要外交手段就是聯合某個國家來制衡另一國，但他所謂的聯合又不是平時的聯盟，只不過是臨時唆使而已，這實際上仍然是中國古代戰國時策士的「連橫合縱」之法。比如他在法國越南事件中想要教唆英國、德國來壓製法國；在中日戰爭中，教唆俄國、英國來壓制日本；在膠州事件中，又想要教唆俄國、英國、法國來壓制德國，以上種種最後沒有一個達到目的的，而往往卻因為這樣做，失去的更多。所謂的「聯合」，其實不過是做人家的奴隸，如砧板上的魚肉一樣任人宰割，李鴻章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卻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來代替，弱國無外交，實際上才是國與國之間優勝劣汰的真實法則。

三：究竟該怎樣客觀評價李鴻章的一生？

誠如作者梁啟超在《李鴻章傳》的開篇中所言：天下只有平庸之人才既不會挨罵，也不會得到讚譽。譽滿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媚俗趨時的偽君子，謗滿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偉人。李鴻章受到的讚揚和詆毀都不少，但縱觀他的一生，可以說他是一個非凡的人。

李鴻章環遊歐洲的時候，在德國見到了其前首相俾斯麥，詢問他說：「如果一個做大臣的人想要給國家儘力辦事，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見都與他不合，合起來拖他後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該怎樣按照自己的想法辦事呢？」俾斯麥回答道：「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他的支持就能獨攬大權，那還什麼誰辦不了？」李鴻章說：「比如現在有一個大臣，他的君主無論誰的話都聽，君主身邊的那些大臣侍從經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義干涉大事。要是這樣，這個大臣該怎麼辦呢？」俾斯麥想了很久才說：「一個當大臣的，加入用真心操勞國事，估計沒有不被君主體諒的，唯獨在婦人一般的人手底下辦事，就不好說了。」

上面的這段對話其實也暗含了李鴻章作為大臣的幸酸與無奈，這也是他後期政治生涯片段的一個真實寫照。一個生活在社會裡的凡人，一定會被這個社會數千年所形成的傳統思想和習俗羈絆、困擾而無法自拔——李鴻章即是如此，他是一個時勢造就的英雄，卻不是一個能造時勢的英雄。

在提到李鴻章的品格才具，梁啟超斷言李鴻章是一個有才幹卻沒有學識的人，有閱歷卻沒有血性的人。李鴻章並非沒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心，但他後來僅僅是縫縫補補，偷安等死。他在沒死之前對待責任從不推卸，卻從來沒有為後人考慮過立百年大計的志向，就像諺語中所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當時的中國從上到下所有人的心裡都是這個樣子，李鴻章只不過是他們中的代表而已。但縱使如此，李鴻章也無愧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乃至十九世紀世界史中一位重要的人物，他的是非成敗理應由後人評價，但就梁啟超本人而言，他對於李鴻章的痛惜之情溢於言表，「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1901年，李鴻章代表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在簽字回來後大口大口地吐血，被診斷為胃血管破裂，不久之後便病逝於北京賢良寺。在他死前一小時，俄國公使還來催促他畫押簽字。臨終的時候他沒有說家事，只是咬牙切齒地說：「可恨毓賢把國家害到這個地步。」繼而又長嘆道：「皇帝和太后不肯回來。」隨後便閉上眼睛，享年七十八歲。

據說李鴻章在去世前不久還曾寫過一首臨終詩，詩云：「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

好了，說到這裡，我們今天聊的內容就差不多了，讓我們來回顧一下今天我們所說的要點。

首先，我們講到了：在李鴻章出現的時候，恰逢中國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一方面，在外部東西方兩種文明在戰火中交流融合，在內部中央皇權專制在歷經千年後終於達到頂峰；另一方面，由於帝國的種種內憂外患，使得滿清貴族開始委任漢人掌握實權，金田起義實際上是滿漢官員權力消長的開端。

其次，我們講到了：李鴻章以一介詞臣入幕，平發捻，辦洋務、創海軍、主外交，位極人臣，他的見識與能力遠在其當時的同僚之上，但是由於種種複雜的因素的影響下，李鴻章卻並沒有改變力挽狂瀾——論軍事，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論洋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論外交，以夷制夷滿盤皆輸。以上種種導致了他後來處處受制，最終失敗。

最後，我們講到了：天下只有平庸之人才既不會挨罵，也不會得到讚譽。李鴻章是一個時局造就的英雄，他一方面想儘力為國家辦事，不避勞苦，不畏謗言；另一方面則受限於中國傳統思想習俗，不學無術，不敢破格。這是同一時代環境下人物的局限性使然，李鴻章只是當時中國人的一個代表而已。

嗯，以上就是豆子今天講的《李鴻章傳》，感興趣的話推薦去看原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