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爭議話題③：旅蘇華人與大清洗（續）

來自專欄她改變了蘇聯44 人贊了文章

序言篇：中蘇關係爭議話題①：蘇聯出兵東北（上）

上篇：中蘇關係爭議話題②：旅蘇華人與大清洗

在我國網路上，一直流傳著「斯大林清洗30萬遠東華人」之類的說法。

這個說法是怎麼來的？我們究竟該相信什麼？歷史的真相又是如何？

請帶著這樣的問題，閱讀本文。

起源：

斯大林清洗30萬遠東華人這樣說法，早在中國互聯網上流傳之前，就能從一篇1992年的俄羅斯文章中看到，這也是本人能找到這個說法最早的來源了。其相關內容如下：

30 年代，蘇聯政府把遠東的 10 萬餘世代居住的華人和 20 萬餘的華商華工安上各種罪名：如社會危險分子、有害分子、日本特務。他們中有的被遣送回國，有的被逮捕關押、甚至被處決，有的被流放到北極圈任其自生自滅，其人數不下 30 萬人。幸運的被發配到中亞無人煙地區的青山腳下，更多的發配到西伯利亞的高寒地帶去服苦役，像符拉迪沃斯托克這樣的城市，旅蘇華人一個也不準居留。根據人民委員會的法令，將大量旅蘇華人西遷，並且有許多旅蘇華人在行動過程中被捕。

——Н.Бугай, Х.Вада. Из истории депортации「русских」 корейцев//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1992. N7. с.220.

問題在於，這篇文章是蘇聯剛解體之際發表的，這時候的俄羅斯學界中，各種牛鬼蛇神都跳了出來。包括「黃禍論」、「中國威脅論」這樣的東西，都是這個年代的復興的產物。

更何況，這是同時涉及蘇聯、蘇共與中國人的話題，如果讀者看過本人的文章黃禍或戰友——兩個視角下的旅俄華工的話，那麼就知道，在這種有很大爭議的政治性話題上，從不同的立場方來看，簡直能看到兩個不同的世界。

歷史不受後人左右，但研究歷史的人會受政治影響，這不奇怪。

只是需要注意，在看待這類歷史材料時，必須慎之又慎，應當仔細分析論證過後，才可以用於參考。

旅蘇華人數量的變遷：

根據蘇聯人口統計，1926年旅蘇華人有10萬人左右，1939年下降到約3萬人。根據當年在蘇聯內務部工作的師哲（中國人）回憶：

「1928年以後……華僑人數銳減，其原因：一是蘇聯新經濟政策結束，取締小商小販的私人經濟；二是中東路事件後，蘇聯政府對中國小商販，小手工業者加以各種限制，使他們無法立足，紛紛回國。到1931、1932年時，在蘇聯的華僑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北滿後，封鎖了中蘇邊界，兩國交通就完全中斷了。」

官方的人口統計很少會弄虛作假。新經濟政策、中東路事件和日本侵略東北這些事在內部參考資料中，並非有什麼爭議的話題，更何況，師哲回憶錄出版時已是蘇聯解體之際，其中還有批判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等政治問題的內容。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擾，能夠作為引用資料。

從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1926年全蘇華人才10萬，之後的趨勢更是人數銳減，哪怕只算長期定居的華人，也不可能像這篇1992年的俄國文章所說，在遠東有10萬華人世代居住，更別說20萬華工華商。考慮到這篇文章發表的年代，正是俄羅斯學界全面否定蘇聯的時期，其可信度就非常值得懷疑了，不足以作為參考資料。

流言背後的歷史

那上世紀30年代的旅蘇華人究竟是什麼情況？

30年代，在中蘇邊境封鎖之後，和旅蘇華人相關的歷史事件，主要是這幾個：1、日佔東北的越境逃難者；2、蘇聯的反間諜鬥爭；3、蘇聯政府對邊境少數民族的遷移，4、大清洗（肅反擴大化）。

必須指出，這四件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之間的聯繫會在下文中論述。

1、日佔東北的越境逃難者

眾所周知，日本侵略者佔領東北之後，燒殺搶掠，傀儡殖民，無惡不作。再加上開展游擊戰的條件比較惡劣，而日益惡化。於是，大量的中國人越境出逃蘇聯。

師哲當時就負責接待出逃者，他回憶道：「由於邊界封鎖，除集體有組織過境者，蘇方予以接待、安置外，其餘過境人員都以非法越境犯處理。蘇方把非法入境者大都流放到西伯利亞。因為蘇方無法查清這些人的真實身份和背景，所以，不得不對他們嚴加管理。毫無疑問，這難免傷害了過境的抗日愛國志士。」

這批越境逃難者的數量極其龐大，除去所謂非法越境者以外，師哲回憶也有一萬五千到兩萬人左右，其人數之龐大可見一斑。此事深遠的影響了蘇聯遠東的形勢。

2、蘇聯的反間諜鬥爭

關於日本在對蘇情報刺探工作中，大量使用中國人作為低級間諜的事情，本人在蘇聯對日偽的情報鬥爭一文中已經有詳細論述，這裡就不再多說。

根據蘇聯邊防軍的報告，我們不難知道越境逃難和反間諜鬥爭的聯繫，報告中指出：

「日本人使用舊的造假的方法和形勢把諜報人員安插到我邊防地帶，即：2、裝扮成中國的游擊隊員……3、化裝為逃避迫害的人員。」

由此可知，蘇聯方面嚴加管控無法核實身份的逃難者，主要是出於反間諜考慮。而日本情報機關正是利用大量逃難者這一點，來掩護間諜刺探情報的。

正如師哲評價的那樣，蘇聯此舉傷害了不少過境的抗日愛國志士，可這措施卻又是行之有效的，以至於關東軍情報工作者林三郎都為之感嘆「蘇聯防諜體制之嚴密」。

短期來看，蘇聯的非常措施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可是長期而言，這又為快速打敗日本侵略者奠定了情報基礎。這就是為什麼筆者經常說歷史是複雜的了。

3、蘇聯政府對邊境少數民族的遷移

1937年，對遠東朝鮮族人進行遷移。對他們的遷移主要是根據1937年8月21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的第N91428—326cc號決議以及1937年9月17日蘇聯人民委員會的NO_1571——356cc號決議和1937年9月27日的N_01697—377cc號決議進行的。其遷移理由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準備反蘇戰爭時，擔心朝鮮居民給紅軍提供援助，從與蘇聯交界的朝鮮地區遷走了當地的朝鮮族居民。作為對此的反應，蘇聯領導層也決定從有可能成為作戰場所的地方遷走朝鮮族居民，並向朝鮮族人指出，採取這一行動不是鎮壓壓而是保護他們，保護朝鮮族人免遭日本人的侵犯……在遷移朝鮮人之後的1938年也對當地的華人進行了遷移，8000名漢族居民被以與遷移朝鮮人同樣的理由從遠東遷走，在採取這些行動的過程中逮捕了1.1萬名華人和2500名朝鮮人[6]。

[6]： A．Г．Ларин，китайцы в России：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 M．2003．c．148．

——《二戰爆發前後蘇聯對少數民族的遷移》

對於遷移邊境少數民族，史學界基本公認是蘇聯方面為反間諜需要，以及為應對可能入侵而採取的非常措施。

根據蘇聯檔案和師哲的回憶，非法入境者之類的犯人是流放至西伯利亞，而對邊境少數民族則是遷移到中亞，請注意區分。

4、大清洗（肅反擴大化）

關於這件事，各國史學界至今也還議論紛紛，筆者提出的解讀方式不免存在問題，僅供參考。

十月革命後，蘇俄上下曾經把希望寄託於世界革命，認為西歐會爆發革命，而殖民地解放運動也會很快成功，並且給予了大量的援助。然而，這種一廂情願的樂觀想法，忽視了革命道路的曲折，於是，當英法意等國的工人運動陷入低谷，德國革命、中國革命相繼遭受重大挫折之後，蘇聯上下又對外國極其失望，對外國人不信任的種子因此埋下。

再加上外國間諜的嚴重威脅，捷克軍團叛亂的慘痛經歷，以及基洛夫遇刺案的突然發生，無比瘋狂的大清洗便開始了，製造了大量的假錯冤案，外國人也因此成為重災區，旅俄華人也在此列。

根據師哲的回憶，大清洗時期，捕風捉影的事情都能成為逮捕理由，甚至嚇得公務員自殺，更何況確實存在大量的中國人間諜？正如部分材料里所說，旅蘇華人經常因小事獲罪，就不難理解了。

從下圖中可以看出，大清洗高峰期的1937和1938年，被處以極刑（包括槍決在內的極端刑罰）的人數，相比於平常而言有多麼恐怖。

這是歷史悲劇，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我們應當銘記這個教訓。大清洗時期，任海參崴港政治領導的季壽山（中國人）在回國之後，就經常教育手下：「他經常以蘇聯在肅反中失誤的慘痛教訓教育周圍同志，告誡同志們務必實事求是，不能弄虛作假，更不能胡亂整人。」

季壽山，這位歷史親歷者這種積極的歷史觀，今天仍然能夠啟迪我們提高對歷史的理解，避免再犯過去的錯誤，擁有跨越歷史的生命力。

至於蘇聯境內外國政黨人員相關的部分，出於種種原因，本文暫不提及。

綜上所述，當年有逃脫日寇殘害，得到蘇聯庇護的中國人；又有為日本侵略者服務，當了漢奸特務被蘇聯處理的中國人；也有受蘇聯的非常措施影響，被不公正對待的中國人；還有不幸被肅反擴大化波及，無辜遭罪的中國人。

總結

上世紀30年代，蘇聯在對待旅蘇華人一事上，功績是偉大的，打擊漢奸特務，制止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滲透，有力支援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幫助在敵後孤軍奮戰的東北人民，使上萬人得以從日寇的屠刀下倖存，繼續投入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錯誤也是慘重的，搞出不少的假錯冤案，傷害了一些無辜的中國人，將他們當做犯人對待，流放、勞改甚至槍決，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損失，深深傷害了中蘇兩國人民的感情。

最後，再談談部分網民看待這段歷史時，所暴露出的一些典型問題。

首先是不經思考就輕信歷史材料，那就會信了「斯大林清洗三十萬遠東華人」這樣的流言。

其次是把複雜的歷史簡單化，將歷史現象孤立的看待，那無疑是盲人摸象，只能得出所謂「蘇聯種族屠殺華人」之類的錯誤結論。

這樣去了解歷史，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除非是站在反蘇反共的政治鬥爭角度上來看。

希望大家能正確認識歷史。

（全文完）

除文中引用時註明的出處以外，其他的參考資料一覽：

《旅俄華人研究》作者：趙俊亞，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12月1日通過答辯。

《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6卷）》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譯，2001年出版。

《師哲回憶錄：在歷史巨人身邊》作者：師哲，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關東軍和遠東蘇聯軍》作者：林 三郎（日），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日本問題研究室譯，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