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 世紀間日本各階層文化發展與對外文化交流簡述——及對當代中國傳統文化現狀的感悟（上）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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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鉛華

【寫作目的】

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是門古老的話題，關於這篇文章的源頭，雖說按照標題內的說辭，是通過認識16-18世紀間日本文明的發展史有感而發的而作的。

然而實際上這樣講是不夠完善的。本文寫作的根本原因首先是以不入流的漢文化愛好者身份對現狀的反思，其次則是對實踐中所觀察到的諸多有趣而令人印象深刻現象的感悟，例如:

「主流輿論」針對傳統文化所流行的口徑主要有兩種。

其一是經由各種事例與訪談稿宣揚「中華傳統文化的世界影響力與日俱增」這一論述。

其二是以「中醫藥、漢文學、古代手工藝、先哲思想等傳統文化藝術精粹」為跳板摻雜中介元素而最終引出「許多傳統文化正面臨衰落而走向消亡的境地，期望國人更多介入保護」的中心思想。

即使分立在「繁榮與衰退」的兩面，這兩種論調的受眾卻是極少就存在相悖的論點出發相互質疑的，這本身就是個很耐人尋味的現象。而回到雙方的對立點上，這在本質上其實是個多數人都有意識到的問題:

「為什麼同種文化會出現衰退與繁榮傾向並存的局面?」

作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現代人存在古典文化冷漠且部分人（尤其是年輕人）盲目親外」這一標準的印象主義敘述似乎是相當流行的闡述。

這樣的技術性彌合似乎對於說服大眾是相當自信的，在實踐中它也在很大程度上他也達到了這個目的，而筆者認為無論從邏輯還是影響來看，這樣的詮釋都是危害性的，文化保護與「民族性」過度結合誘發了種道德綁架，使很多人形成了「保護傳統文化」與「正義」直接掛鉤的刻板印象。

這裡尚且不涉及利用印象主義分析法去詮釋「現代人」或「年輕人」這些集合體的行為模式是否嚴格符合邏輯（實際上筆者撰寫此文時出於審慎的考慮並不准備在文章中採用同種辦法）。

文化保護的庸俗化本身就是異常顯著的。

諸如「中國人不該過聖誕節」這類文字就是很好的例證，越來越多既不懂中西方文化，更不了解文化傳承與發展軌跡的人為自己披上鮮亮的衣裳，竟然也能互相幫襯地為自己爭取到「大義」的名分，引出這等敗毀文化聲譽的鬧劇，不管他們是如何想的，這種程度所涉及的顯然是原則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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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的東北海岸，季風區的北界，有一個被習慣稱為「日本」的國家。這個國家對於我們來說或許並沒有太厚重的神秘感。

就歷史層面而言，即使它的地理位置相對隔絕且位於大陸圈影響的外圍，這個國家是首先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文明中茁壯起來的，且長期與東亞文明保持廣泛的共通性，這樣的狀態直到19世紀在面臨來自西方文明真正的挑戰時才出現實質性的轉折，就如同7世紀前後她主動接觸大陸文明時所受的震撼那樣，變革是系統性的。

然而在世界文明史中，變化才是普遍且永恆的話題。而詭秘的是，日本的文明似乎保有某種特質，使它能夠將外國文化吸收到自身的集合體中去，而同時這樣的集合體又具有充分的延續性:

在政治上天皇、公卿和武家輪流登上舞台又最終以不太激烈的形式退出了權力核心，成為政治運行中儀式性的角色或成為社會階級體系重構中積極的一環。

在宗教層面，神道崇拜自古墳時代後期延續至今仍然作為重要的生活元素以傳說和習俗的形式交融在日本社會中。佛教文化的繁榮也是個意外的現象，因為佛教已經幾乎完全在它的發源地與北傳途徑中衰亡了，而今天的日本佛教仍然維持著一定的影響力，現存有影響力的宗派大多誕生於鎌倉時期，而更久遠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奈良時代。

歷史本身作為文化的傳承，積累和擴展的集合，在長期記載和解釋一系列人類活動進的過程中，不斷為當代社會能提供可討論的公眾話題，引發現實思考並拓展公共討論。如何利用前人的足跡為今人導向，是歷史學習中永恆而現實的話題。

雖然在文章最初編排飛鳥時代日本與中原文明的交流，並將早期武家文化發展作為全文的前情提要似乎更為合理。但是考慮篇幅因素這裡還是決定將敘述範圍限定在「16～19世紀」間的日本。

武士文化就本質上而言實際上是上層社會的文化。經過「福原平氏對公家文化有意識的模仿」，「鎌倉/室町時代與公家和禪宗間建立的微妙平衡」和「安土桃園時代的多元化發展」。最終步入江戶時代的武士文化是一款成熟而獨立的「新貴族文化」。

與他並存的是等同繁榮但在地位上仍然居於流外的城市文明。安土桃園時代地方大名出於鞏固軍事資源和領地控制權的需要而產生的構築城堡的熱情，在意想不到的層面上廣泛推動了城市化，當代日本重要城市的雛形基本上是在那個時代產生的，它們在江戶時代維持了持續而集中的發展。

作為與上述兩類文明相對的外來概念，「基督教」及其背後的西方文明最早在16世紀初就已經在九州島的西北部找到立足點了。日本戰國導致的政治分裂為基督徒的滲透提供了更為豐沃的政治土壤，葡萄牙人更為龐大的商船和更新奇的貨物讓他們幾乎輕易地在十年內擠佔了當地原本由中國商人佔據的市場。

西南部的大名是與西方人接觸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們豐厚的貿易資源彌補了當地傳統農業資源的匱乏及軍備的不足，而原本受勘合貿易的影響局限在近幾地區的高等級手工業隨著市場的拓展開始沿著主要的貿易線路發生擴散。

滑膛槍和火炮的傳入是其次的因素，過去的日本城堡喜歡建在崎嶇的山丘上，因為這樣能夠有效地抵擋騎兵衝擊與弓箭仰射並有助於防禦者的發揮。但火器的進口與大量自產使這些舊式城堡的防禦優勢逐漸喪失，於是後期出現了更多建立在平原和水道附近更具經濟意義的城堡。

儘管基督教本身並沒有獲得官方地位且困於成見在民間傳播受阻，但在佛教因為亂世而出現明顯的功利化趨向時（例如「宗教武裝的出現」，「佛教僧侶參與政治的熱情提高」），傳教士的理想主義和獻身主義出現有效地抹煞了基層信仰粉碎的可能

但是這樣的局面沒能延續太久，隨著當時考慮下西方商人對遠東貿易興趣的銳減，以及日本政權重歸統一後對基督教傳播和掌握龐大貿易資源西南諸外樣大名的不信任，17世紀中葉之後，西方在日本的立足點只剩下了長崎海岸上的離島，雙邊的文化交流受到嚴格的控制，閉關自守的政策佔據了上風。

在江戶時代早期衰落的除卻基督教之外，佛教的影響力也有所衰落。這樣的衰落首先體現在經濟上，寺社的土地被核定並重新分配，寺社事務被納入行政機構的管制 ; 而在政治領域，平安時期以來僧侶通常在政治中所扮演的「技術顧問」角色，開始被儒學家所取代，雖然日本儒學實質上最早是在佛門中開始傳播並在17世紀初才從中分化出來的。

日本儒學為江戶時代的日本提供了一個關於「和諧社會」的願景:「士農工商作為自然等級表順次排序，各個階級各安其位，以實現各自生活與勞動中的義務與使命為己任」。作為各階級行為規範準則的「道」也是在這個時代被普遍推廣的，儒學思想的崛起為幕府統治者的執政提供了合法性基礎，也因此作為「官學」受到贊助和保護。

但是宗教仍然在發展，激進的反基督教政策使幕府與各地佛教寺社結為同盟，土地被劃為教區，而其中的領民被要求在本「教區」登記並參與傳統的宗教儀式和慶典；神道崇拜仍然在各個階層中存續，其中最典型的是祖先崇拜，皇室家族仍然被鼓勵前往伊勢神宮主持祭拜，德川家的後裔圍繞日光冬照宮維繫著與祖先的聯繫，這樣的「尋根」傾向在中下級武士中也非常普遍，而在相對貧乏的民間，神道填補了佛教信仰的空白並以傳說故事與生活習俗的形式繼續與佛教融合到19世紀後半葉。

時間跟進到17.18世紀，德川家族為日本所帶來一百年的安定與繁榮以及重農墾荒政策的成功使它步入了自己的巔峰期。武士社會地位達到前所未有的高點，長久的和平使武家的軍事作用急劇降低，中下層武士則擺脫了早先粗俗的形象，成為有文化且更親近官僚生活的「貴族階級」。而與室町時代以前不同，隨著公家隊伍的急劇縮減，江戶時代的上流社會是完全的武家的天下。

幕府將軍和他的臣子們依然熱衷於文化投資，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上層的藝術領域的創造力在走下坡路。

官方的恩寵使「符合武士身份」的國粹藝術受到親睞，但在技巧和題材方面卻沒有明顯的改進，藝術家們往往按照他們教師的流派為自己的作品定型化，將自己與那些試圖擁抱通俗現實的藝術用高雅的界限分離。

建築，繪畫和戲劇，其流派和風格幾乎完全是自室町時代所沿襲的，相較於追求「新穎」，藝術家們開始更傾向於通過製作「宏大」的作品並對其添加過分的雕琢來展現自己的技藝。精品古典藝術得到吹捧，但無意間藝術的價值已經淪落為「炫耀財富與榮譽的墳墓」。

但在批評之外，我們也應當看到，雖然「古典藝術表現形式」在那個時代產生了停滯，但在於新興的哲學和藝術理論方面仍然取得了發展，這與儒學在日本的傳播是相適應的。此外禪宗對茶道的貢獻也是可圈可點的。

由於日本階級制度的特異性（缺乏階級流通渠道，武士階級人口過剩），農工商三個階層想要步入「士」的群體是極端困難的，但這也為日本市民社會的發展帶來了契機。

雖然傳統的日本儒學家習慣於將商人認看作是「社會底層」，但作為戰國時代大名們的盟友（商人通常會為大名的戰爭主持軍火與兵糧的配給，有時還會兼理財務提供額外的資金），因此當戰國時代結束後，這些人中有少數為自己的家族爭取到了武士的頭銜，而更多的則通過自身與武家的關係繼續為武士提供服務。因此商人的社會地位在16-19世紀間實際上都很高。

因為嚴格管制下的社會流動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商人們通常會選擇安心從事商業和町的發展。不少商人世家在戰國時代與江戶時代早期的和平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這為他們參與文化事業奠定了物質基礎。

而在精神上，因為與武士階級打交道的需要，高級的商人通常是識字且富有文化涵養的。但與作為「社會底層」，商人追求「高雅藝術」卻又是難以被容許的。

物質財富，精神追求與社會地位的不自恰使他們不得不選擇把錢投入到那些「流外低俗」的世俗文化中。隨著城下町經濟的繁榮而發展起來的町民，以及在各「藩」重農墾荒的政策下誕生的「農村精英」。又為這些世俗藝術的拓展提供了消費市場。

幕府響應儒家要求「教化百姓」的要求而制定的教育政策也可能是原因之一。被稱為「寺子屋」的基礎學校的普及率很高，有的官立學校還會願意接受其他階級的子女入學。因此出於林林總總的原因，日本各階級受教育的機會在當時的亞洲是絕對的領軍者，即使將位置置於同時代的西歐恐怕也不會顯得遜色。

17世紀初，「浮世繪」，「三味線」，「藝妓」是最先流行起來的世俗文化，其中「藝妓」和她們居住的不夜城所吸引的不僅是粗俗的市民和富商。在慾望被政治聯姻和嚴峻的國法家規壓抑的時代里，許多渴望娛樂與鬆弛的武士也喜歡偷嘗這顆禁果，即使這在當時明顯的是「淪落」的體現。

此後又過了大概一個世紀，當大阪，京都等在戰國時代飽受摧殘的大都市重新恢復生機時，也恰好是德川家統治的鼎盛期，識字率的提高為各類讀物的有償出版提供了消費基礎。

但與儒學家們所可能期待的不同，雖然他們最初提倡教化百姓的目的是希望他們能更方便地接受儒學思想，閱讀經典成為「平民賢人」（當然這個時代的日本確實出現了不少町人，農民出身的儒學家）。但大多數人顯然對之乎者也的論調絲毫沒有興趣，相反，為大眾閱讀的通俗小說和紙質化的神話怪談以極強的生命力發展著。並小心地規避著幕府審查人員的眼睛。

如果說繁榮時期幕府尚且能對這些「傷風敗俗」的現象維持容忍態度的話，當衰落的跡象出現時，曾經的容忍便幾乎一夜間蕩然無存。

「限制和剝奪被統治者的尊嚴與娛樂是統治者確保其權威性最好的武器」

自古以來便是如此。

幕府衰落的根本原因在於其結構性，封閉的階級體系下，武士的數量實在太多，而農田的數量卻隨著可利用土地資源的減少而增長的越發緩慢。上層武士的奢靡和放蕩也被看作原因之一。當幕府的財政吃緊，武士成為負債階級時，他們不得不通過貶值貨幣的辦法維持困難，但開支不平衡的問題仍然無從解決，於是系統性的崩潰就此開始了。

亨保改革是其中的起點，德川吉宗嘗試了一系列「硬通貨，開源節流與緊縮相結合的混合政策並試圖通過控制商業活動的辦法緩解矛盾。其中格外突出的是他出台了一系列道德法案以規範領民行為。

他首先要求武士恢復到過去的「尚武精神」中，在行政上要「清廉正直」，奢侈被認為是有罪的，而且這項規定包括道德上的整頓法令並未止步於武家內部而被強令推廣到民間。這可能與他的儒學顧問的鼓動有關。

吉宗的改革是有魄力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想化的，大多數政策在他死前就已經落空，無論是近側，武士還是商人和農民無論從經濟上還是道德規制上都不喜歡他的制度。

老中田沼意次在位可能又是個短暫的寬容時期。他決意奉行與儒家思維完全不同的方式治國:奉行重商主義政策，公開鼓勵商業活動，支持壟斷和行會組織，鼓勵與西方人的溝通。他在財政上的激進政策使他一度逆轉了幕府財政上的敗局，但是兩輪接踵而至的天災又使所有的努力落空，他的個人腐敗問題也被搬上日程。

當繼任的將軍失去了對他的信任，保守派和其他政敵很快捲土重來，長子被政敵刺殺，其餘的兩個兒子被迫過繼給其他家族，最後領地和榮譽被盡數剝奪，緊隨而來的寬政改革又將田沼時代的政策全部推翻。

短暫的田沼時代帶來了與其他時代不同的風氣。例如在亨保改革時代，農民精英的富裕和文化消費被看做是「道德墮落的表現」，儉樸和愛護土地被儒學家們認為是真正的「農民精神」。儘管經濟的複雜化和商業化使這些呼籲看上去是無比邪惡而愚昧的。在田沼時代這些要求不再受到特別重視。

「蘭學熱情」是這個時代的特色，從吉宗將軍開始，私人學習荷蘭語以及西方科學重新得到允許。在田沼時代，與西洋人的溝通變得更為自由，荷蘭公司的成員和科學家甚至被默許向好奇的武士和居民展示他們的成果。公開的「蘭學熱」受到鼓勵。

木版畫浮世繪是浮世繪藝術的另一個高峰，結合線條構型藝術和來自中國新上色方法的作品逐漸取代了過去的刻畫，使浮世繪能夠更廉價地應用於圖書插圖和戲院的傳單，有時它也能被當做名勝點的紀念品出售，雖然在當時的上流圈內，這樣的作品仍然被普遍視作「缺乏藝術價值」的。

此外傀儡戲和街頭戲劇也變得更加「寫實主義」，劇作家們開始願意書寫武士，町人們真實的故事，跨越階級的凄美愛情也成為受歡迎的主題，這種表現形式與其說是完全來自市民的，不如說也同樣夾雜了一層源自下層武士面臨「忠」的古道和「人性」現實的思考。

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許多擁有武士地位的人，尤其是下級武士不得不開始從事手工業和商業並融入市民群體的圈子。「俳句社團」是兩個階級中出現交融傾向的很好例證，這種結構簡單，題材可嚴肅亦可幽默的詩歌形式受到廣泛的歡迎並從其他複雜的詩歌中脫穎而出，成為一門跨越階級而具有深刻表現力的藝術。

雖然農民和町民同樣深刻地厭惡田沼時代的腐敗，但緊隨其後的所謂「寬政改革」和幕末保守派孤注一擲的「天保改革」反而讓時人開始懷念那個墮落但快樂著的年代。

通俗文化受到壓抑，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被迫在生存線上掙扎，但最根本性的財政與經濟問題仍然得不到解決。此刻儒家內部也開始出現更嚴重的分化，如果說最初的日本儒學家相對而言可能更像是朱子理學的教條主義者，現在開始有了越來越多出身底層的學者和那些「本土派」開始質疑「朱子理學」，他們希望能從典籍中挖掘儒學的核心去解決日本的社會問題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僅僅是圍繞少數理學家的理論進行套用和解釋。

大鹽平八郎作為「陽明派」的儒學者便是其中之一。1837年，在捐出全部的藏書賑濟災荒中的饑民卻被奉行所問罪後，他聯合町奉行所的與力和儒學生，囤積槍炮在大阪發動起義。雖然起義的結果實際上更貼近於暴民作亂，一夜之間燒毀了大阪五分之一的城區。但是被燒得無棲身之處的大坂市民仍然將其視作英雄人物加以刻畫，足以反射幕府在面臨社會問題時的困境。

作為對現實的呼應，神道在沉默兩個世紀後從另一個角度開始出現回潮，自稱從某些地方神身上獲得「救世」神力的教主向貧困的農民許諾烏托邦和免受疾病困擾的願景，因而收穫了大批來自社會底層的信徒。

當天保年間的改革最後一次奮力拿去傳統的武器去對抗新生的力量和那些無法挽救的現實時。在文化領域，幕府在內部開展轟轟烈烈的「整風」和「精神強化運動」，在民間查禁風俗文學，限制西洋貿易和蘭學。

所有措施的結果配合經濟上的徹底失敗將幕府的威望降至谷底。天保年的失敗使「分離主義」的雛形被推上舞台，因為各個大藩與幕府同樣面對財政與經濟的問題，在幕府屢次自救失敗的情況下，他們也不得不選擇自主解決。

長州與薩摩的改革成功是其中最突出的，這也為幕府之後的危機埋下了伏筆，而與此同時，兩百年前因為力量投射能力不足而離開的西方人，隨著技術進步和海外跳板的開拓，對貿易資源和價值輸出的強烈渴望使他們回到了東方的海岸。日本和東亞諸國幾乎同時在這時遇到了真正的「西方化」威脅。

幕末短暫的衝突與政治重構，明治政府的現代化政策很快將西方崇拜推至高潮。由此步入了與江戶時代之前所完全不同的新篇章。至於近代文學的開端，神道的獨立與復興，基督教解禁及內村鑒三「大不敬事件」，自由民權運動中報業的影響，及期間以刊登世俗八卦為業的「小報紙」與傳統從事政治評論的「大報紙」的業務分裂，這便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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