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懂貧窮，就懂「感謝貧窮」四個字多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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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今夏最賣座的兩個爆款院線片都是跟錢有關的故事。

《我不是葯神》提出了「窮病」這個無葯可解的人生難題，《西虹市首富》用「一夜暴富」的白日夢輕鬆化解。

「葯神」讓觀眾哭得有多慘，「首富」就讓觀眾笑得有多開懷。

大概為生活奔走的人們，都覺得貧窮之苦除了短暫意淫，實在無法紓解。

偏偏最近，各大媒體轉發的勵志故事中出現了四個字——「感謝貧窮」。

被「花唄」、「借唄」、「還唄」捆綁人生的你，是不是看了一陣刺眼、扎心，甚至想喊一句「WTF」？

事情是這樣的，河北一寒門女孩王心儀以707的高分考取了北大中文系。

她曾經寫過一篇「感謝貧窮」的文章，現在被媒體挖出來大做文章。

主流媒體用王心儀這個勵志典範煲出了一碗「寒門也可出貴子」的雞湯。

以致於那人人避恐不及的貧窮，在雞湯文里都成了反襯意志之強大的動人生活細節。

事實上呢，在王心儀的六口之家，兩個病號，兩個要上學，一個需要照顧的垂髫小兒，全靠家裡五畝地和爸爸做零活在支撐。

姥姥因為沒錢乳腺癌得不到有效醫治；

自己和弟弟因為交通不便上學來回跑一公里當鍛煉；

全家沒錢買新衣服，媽媽一件校服穿20年，自己穿老氣衣服被嘲笑，姐弟穿舊的衣服小弟弟接著穿。

因為貧窮而遭遇的無力和傷自尊，並沒有因為王心儀學習好而減少一分。

已逝北大才女張培祥在2005年刊載過的一篇短小說《賣米》，不久前又一次刷爆朋友圈。

文章詳細描述了她與母親兩人擔著140斤的米去「趕場」的細節。

自家的米，成色好、又乾淨。母親想賣一塊一，但人家只肯賣一塊零八。

單價兩分錢、總共3塊錢的差別，母親賭氣沒肯賣。

於是兩人來回走了8里路，將米原封不動地挑回了家。

為了分毫之利承受肉體極限的事，就是窮人的日常。

這種事情十幾年前在發生，十幾年後依然還會存在。

捉襟見肘的窮日子是看得見的可怕，而貧窮帶來的更多的是看不見的無奈與落差。

它讓你無知，無知到聽見「癌」這個詞就以為無力回天；

它讓你無助，無助到求學之路被別人偷天換日從此換了人生；

它讓你無力，無力到你有知識、有想法、有能力，想要掙脫束縛時再次回到死循環——沒錢。

王心儀們寒窗苦讀，用可能十倍於旁人的努力終於換得魚躍龍門。

但在她背後呢，多的是一個個被卡在貧窮的死循環中透不過氣來的人。

她感謝的是貧窮嗎？她只是在感謝沒被貧窮打倒的自己。

相比這些概率越來越低的底層逆襲，去年北京文科狀元熊軒昂的一席話就實在得多。

他沒有把成功歸因於自己的天賦，或者自己的努力。

而是坦承自己託了原生家庭的福，在教育資源上走了捷徑。

同樣還有一篇名為《一個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的舊文，讓我看後，心中餘波至今難平。

出身北京中產階級的岳昕同學（曾向北大申請公開瀋陽性侵醜聞的校方處理文件），真誠地剖析了自己身上的北大光環所帶有的「原罪」。

北京的戶口優勢、家庭條件的全方位支撐、有文化的父母帶來的教育與熏陶，莫說窮人，大部分的普通人所能想到的完美人生也莫過於此了。

即便同樣是北大學生，王心儀以後的人生軌跡與他們還是有所不同。

有錢有閑的天之驕子負責探索世界的無限可能，王心儀們首要解決的或許還是家庭的吃穿住行。

貧窮的烙印，遠比我們想像中存在得更加久遠。

《西虹市首富》里，暴富的王多魚們終於有了錢，他們像小丑一樣拙劣地模仿著富人的生活。

越窮於是越膨脹，越膨脹卻越讓人心酸。

叫做上流社會的日子，根本就不是從窮人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

甚至這個世界所有關於美好的標準、關於成功的定義、關於尊嚴生活的想像，制定權只在非富即貴者之手。

如果這是一場叢林遊戲，窮人與富人之間就像一場起點不一、速度不一的龜兔賽跑。

烏龜剩下的只有無盡的追趕，並以他人標準當作鏡子照映自己的生活，越照越難看。

偶爾，也會有岳昕這樣對自己既得利益者身份保持清醒的人。

關於她的贏家人生，她如此總結道：

面對這些幸運，我無意感謝上天，一是因為我不信神，二是因為社會學的學術訓練告訴我，這一切都是社會結構性不公的結果，如果我感謝上天、自得其樂，那簡直是又蠢又壞。

但這樣的聲音總是太少。

反觀某報的評論，其中有這樣一句話：

「有人說原生家庭的差距阻礙了寒門逆襲，但是沒有人意識到自身的問題。」

這種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言，既缺乏對貧窮的想像力，也相當於對那些深陷貧窮無法翻身的人唾棄道：你不努力，你活該。

這句話還有個變種：

「可憐/可怕的是，比你有錢的人比你還努力。」

努力=成功，這個粗暴的邏輯公式無視了每個人先天環境的差異，以及這個差異持續造成的社會鴻溝。

處在長期失衡的社會權力結構中，窮人的「你不努力你活該」和女性的「你不自重你活該」是一回事。

它將社會公平的責任，完全推到了個體或者某個群體身上。

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除了是一個關於家的故事，更是一個關於貧窮的故事。

沒有血緣關係的柴田一家，住在東京市中心一座擁擠髒亂的小平房裡。

貧窮是道天然的屏障，讓他們即使住在市中心，也無法參與都市的驕奢繁華。

母親初枝、治和信代夫婦、妹妹亞紀、兒子祥太，以及新加入的玲玲組成特殊的六口之家。

一家人全指望著初枝的老年金，甚至常常要靠偷東西來維持生活。

啃老+偷竊，正是為社會所不齒的鼠類蛆蟲們。

在他們的生活語境中，你再來看某報中那句——

「最可怕的不是貧窮帶來的苦痛，而是深處社會底層卻失去了突出重圍的決心」。

最可怕的，恰恰就是貧窮帶來的苦痛。

這種苦痛，足以剝奪他們除去生存之外的一切人類權利。

治每天天未亮就要去工地搬磚，但因為是臨時工，摔傷了連保險賠償都沒有；

信代在洗衣房拚死工作，終於混成了時薪最高的技工，最後還是被裁員。

貧窮讓疲於糊口的「家庭」一次次訴諸於非法謀生手段；

貧窮讓貢獻一切的奶奶死了都得不到體面的喪葬儀式。

貧窮讓人得不到應有的社會保障，也得不到生而為人的尊嚴。

若這一切不是在是枝裕和的鏡頭裡，而是發生在社會新聞里。

我們會同情他們，還是像電影里坐在一家人對面的公檢法人員那樣：

質問柴田治「你為什麼要教孩子偷東西」？

質問信代「你是不是因為不能當母親才誘拐孩子？」

是不是對公序良俗、社會秩序的信任會明顯強於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呢？

想來，貧窮還是有一個作用的。

它將互相依存的人禁錮在狹小的生活空間里，又懸掛在生死存亡的風口浪尖。

他們唯一能做的只有彼此依賴、互相信任。

《小偷家族》這類電影的暖色，因為貧窮的擠壓而呈現出最深厚的濃度來。

這與王心儀感謝貧窮的初衷是一個道理。

此文結尾那些「感謝貧窮」的排比，正是現實生活中的是枝裕和式暖色。

感謝貧窮，你讓我領悟到真正的快樂與滿足。

你讓我和玩具、零食、遊戲徹底絕緣，卻同時讓我擁抱到了更美好的世界。

我的童年可能少了動畫片，但我可以和媽媽一起去捉蟲子回來餵雞，等著第二天美味的雞蛋；

我的世界可能沒有芭比娃娃，但我可以去香郁的麥田，在大人澆地時偷偷玩水；

我的閑暇時光少了零食的陪伴，但我可以和弟弟作伴，爬上屋後高高的桑葚樹，摘下紫紅色的果子，倚在樹枝上滿足地品嘗。

王心儀感到快樂與滿足的，真的是赤貧帶給她的純粹世界嗎？

分明是一個個在赤貧中與她相愛相依的人呀。

這類暖色的存在意義，不是讓我們看了對貧窮產生感動，而是對社會進步、權益公平始終持有懷疑。

這個社會需要的不是對著窮人大喊「加油努力」的人，而是在資源分配中肯為他們分毫必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