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億精神病患的生存現狀：離不開的醫院 回不去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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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病，我真的沒病啊，能不能讓我回家?……」

順著病房窗戶望去，家就在不遠處，但不知從哪刻起，他們回不去了。精神病患者，永遠是在人們恐懼眼神下繞行的一群人。

今年5月25日，國家衛健委疾病預防控制局公布了最新數據，截至2017年底，全國精神障礙患者達 2億4326萬4千人，總患病率高達 17.5% ；

嚴重精神障礙患者超過1600萬人，發病率超過 1%，而這一

數字還在逐年增長。

在精神病專科醫院走廊里，從來不乏到處走動的病人。有人蹲在角落，手裡的書半天也沒翻動一頁；

有人被幾位「朋友」包圍著，興奮地描述著「當年勇」，眾人附和著笑。

似乎每個人都在努力經營著什麼，但當他們轉頭看向窗外，卻又眼神迷離。更多「健康人」也習慣在走遠後回頭看幾眼他們，眼神里或嘲笑，或憐惜。

「從不覺得女兒有精神病」

我國92%重度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治療

「那天放學回家，女兒哭著說不吃飯了，然後回卧室倒頭就睡。

」還沒滿55歲，但已滿頭白髮的董軍(化名)看著坐在角落吶吶自語的女兒，一邊說，一邊悔恨。

「如果知道孩子醒來就病了，我一定會在她關門前抱住她……」

從西土城地鐵站到北醫六院的路上，擠滿了大大小小的連鎖酒店和家庭旅館，董軍坐在其中一間房間靠窗的椅子上。

「挂號太難了，我們在這住的第六天，終於掛到了下周的專家號。」董軍是董晶晶的父親，而此刻，董晶晶正看著母親給自己削蘋果，拿起掉在袋子里的蘋果皮，咯咯地笑著。

在嚴重精神障礙中，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礙、偏執性精神病、雙相(情感)障礙、癲癇所致精神障礙、精神發育遲滯伴發精神障礙六種精神科疾病。

董晶晶就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精神分裂症。

如果不是董軍介紹，外人一定不相信長著一張娃娃臉、笑起來有兩個梨渦的女孩已經是一個患精神分裂症16年、34歲的大姑娘了。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目前全球共有3億人患有抑鬱症，約6000萬人患有雙向情感障礙，2300萬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而據中國疾控中心精神衛生中心數據顯示，中國各類精神病患者人數已超過1億，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數超過640萬，雙相情感障礙患者人數達110萬。

16年前的一天，「女兒哭著睡著，醒來就開始胡言亂語，當時還以為是孩子鬧著玩，做夢夢魘，沒想到，這一鬧，就再也沒醒過來。」在董晶晶剛變得「不正常」時，董軍去學校找遍了認識、見過董晶晶的學生和老師，最後得出的唯一信息就是，高一的女兒失戀了。

在那以後的整整一年，董軍和妻子都不願去相信女兒的精神出了問題。為人父母的，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的孩子有病，而且是精神病。

「直到一天下班回家，妻子在衛生間洗衣服，我剛打開門，發現女兒眼睛直勾勾的盯著我站在門口，還沒等我說話，就開始扇我耳光，這一次徹底把我打醒了。」

「精神分裂症是由一組癥狀群所組成的臨床綜合征，它是多因素的疾病。目前對其病因的認識還不明確……」

董軍像專家一樣對精神分裂的所有相關信息如數家珍，原本是黑龍江縣城銀行高管的董軍在女兒患病休學的第二年辭職，開始了求醫治病的路。

普通人理解的精神病主要是指重性精神障礙，表現為思維、情感和行為紊亂等。按照1%發病率推算，人群中大約有1600萬重性精神障礙患者，董晶晶就是屬於這種情況。

北京安定醫院曾參與的一項國際性研究報告顯示，中國精神疾病存在巨大的「治療缺口」—需要治療卻沒有尋求或未能獲得治療的患者所佔比例極高。在我國，有92%的嚴重精神疾病患者沒有接受治療。

「女兒曾連續扇我11個耳光」

每個患者背後都有挨打的家人

「孩子連著扇了我11個耳光，我心裡的第一感覺是對不起孩子。」

董軍說，每次病情發作，董晶晶就像變了一個人。

「要打就打我吧，不疼。」董軍一邊說著，一邊看向嚼著蘋果的女兒。

對於很多精神疾病患者而言，打人對象大多都為親近的人。吉林省通化農村的劉國富(化名)在回憶起兒子劉磊第一次打自己時的場景時尷尬地說，那真是一輩子都忘不了，自己不疼，但心疼兒子。

有的精神病患者情緒壓抑、憤悶，於是攻擊他人作為一種宣洩手段，而有些精神病患者出現幻聽、幻覺，或者出現思維、推理誤判，總是覺得別人在說他壞話，或者要對他不利等，於是產生攻擊行為。最讓患者痛苦的是病情穩定後，會為自己的行為道歉、愧疚，但是在行為發生時依然不受控制。

劉國富回憶起2007年春天兒子剛得病時，依然滿眼淚光。

21歲的劉磊在睡醒一覺後突然開始胡言亂語，每天對著學校寢室窗戶自言自語，時不時傻笑，室友發現了不對勁。

兩天後，劉磊在老師辦公室看見父親時，竟哇地一聲哭了起來，一邊哭一邊說著，爸，你回家吧，等我掙錢了就在城裡給你買房子，隨後蹦跳著跑了出去。

在把兒子接回家後，每次問兒子是什麼時候開始不開心的，兒子都會很不耐煩，直到有一天凌晨，劉磊還站在院子里傻笑，在被劉國富叫著去睡覺後，一直很孝順的兒子拿起院子的鐵鍬開始追著父親打。

劉國富說，自己被兒子一鐵鍬拍在肩膀上，直接就躺在了地上，過了幾分鐘，兒子緩過神，哭著抱起父親到炕上。

也許，精神分裂患者最難過的，莫過於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對家人的傷害，卻不能自已。

「我曾經一度覺得自己沒有病，每天在家大吵大鬧，就是不想吃藥，有一次拿著刀對著自己，挾持家人把葯全都倒在了廁所。」

劉磊笑著說，其實，很多得病初期的事已經不記得了，還是

姥姥一點點講給他聽的。

在這些患者習慣性「打人」的背後，和家屬承受同樣煎熬的還有精神科醫生。

「有時候，門診就像一個戰場。有時熱戰，有時冷戰。曾經的診室里，每位醫生的桌子下面都會有一個小板凳。

」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科副主任醫師楊可冰說，這個板凳的作用是在來就診的精神病患者躁狂發作時做一個阻擋，不能還手，拿這個先擋一下，找機會趕緊跑。「現在好了，有報警器。」

精神科醫生的極大壓力也讓很多醫學畢業生選擇不進此類科室工作，「美國人口有3億多人，是我國人口的1/4，但精神科醫生就有3.8萬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院長陸林院士告訴記者時曾這樣舉例對比，「美國還有一個職業叫臨床心理治療師，有20萬人。精神科醫生負責診斷和開藥，心理治療師專門從事心理治療。」

而我國，平均1.49名/10萬人口，除了患者總數大，還有個原因就是很多醫學生不愛選擇這個行業，性價比太低。

「與之對應的是，精神科病人好起來很難，需要漫長的觀察和治療，而且大部分患者依從性並不好，經常是剛開始兩三次還能來看病，後來就銷聲匿跡，隨訪工作也極其困難。」

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科副主任醫師楊可冰說，每次經歷這種情況，都會深深覺出了現實的「骨感」，和自己一起實習的另外三個同學全都轉行。

「兒子能治好，回來幾次都行」

反反覆復，家變成了他們回不去的遙望

湖北省人民醫院院長、中國醫師協會精神科醫師分會會長王高華教授告訴記者，精神病人如何回歸社會，其實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像劉磊、董晶晶一樣的患者，精神疾病的標籤一旦被貼上，就很難揭下。

其實，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和正常人相比，但很多特殊情況下，精神疾病暴力犯罪 其實差不多，比例被放大，這也是很多精神病患者哪怕已經痊癒但還是不容易被接納的原因。

回憶起這11年的求醫路，近60歲的劉國富嘴唇顫抖著，說起印象最深的一次，因為治療初期劉磊特別抗拒住院，醫生把劉磊留下後，讓家屬暫時迴避，最好隔離治療。

劉國富一個人拿著兩個三角布兜轉身離開，兒子回頭看見父親不在了，立刻飛奔出來，1米8個頭的兒子一邊哭一邊跑著四處叫爸，滿走廊都是兒子的哭喊聲，自己就躲在樓梯口哭到顫抖。

劉國富說到這，眼淚又掉了下來，坐在一旁的兒子摟著瘦弱的爸爸，用手一直捋著爸爸的頭髮說，爸，沒事了，這不是都過去了。

作為劉磊這11年來的主治醫生，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科主任、國家精神衛生項目辦馬弘教授告訴記者，劉磊所患的精神分裂症是一種慢性、遷延性精神障礙。具體病因在世界範圍內都還不明確，但是中國這種類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後一年的複發率約為40%。

特別是首次發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五年內的複發率超過80%，雖然劉磊送診時間很早，但因為劉磊對藥物治療的抵觸，促使了病情的反覆發作蔓延，無法擺脫多次複發的命運。

馬弘介紹，中斷藥物治療是複發的重要原因，停葯患者一年內複發率高達77%。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近50%患者曾試圖自殺，至少10%患者最終死於自殺，劉磊的狀況能維持到現在和正常人沒有什麼兩樣，完全功在11年不放棄的父母。

但是，同樣反反覆復住院的董晶晶遠沒有劉磊那樣幸運。

哈爾濱住院2年住院3次、北京1年住院2次，青島住院1年1次、上海2年住院3次，在接下來的6年時間裡，董軍帶著女兒輾轉各地，住院、服藥、緩解、複發，董晶晶在一串串的好與壞之間徘徊，直到在上海最後一次住院50天後，醫生終於說可以回家了，理由卻不是董晶晶已經康復了，而是「只能這樣了」。

治病回老家後第二年，董晶晶結婚了。董軍告訴記者，對女婿沒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女兒身邊有個人陪伴。

但是好景不長，婚後的第三年，董晶晶的癥狀又回到了以前。

複發的第二年，董晶晶的丈夫終究還是扛不住壓力，選擇了離婚。

「那天女兒穿了一件白色的裙子，進去辦手續時還很平和，但拿著離婚證出來後，摟著她媽媽就哭了。」站在一旁的董軍馬上轉過身去，眼淚奪眶而出。

由於病情反覆，長期服藥，很多重性精神病患者目光獃滯、表情怪異，心腦血管疾病和腫瘤如影隨形。很多患者就這樣陷入了惡性循環。

調查顯示，10%以上的人選擇用自殺來結束自己漫無邊界的痛苦和悲傷，成為構成我國自殺人群總數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襲擊、突發死亡。

「吃藥才知道，這是病不是魔」

醫療費用瓦解了太多堅定的家

在精神病家庭里，有人把所有的積蓄全都拿出來，各地奔波看病，說錢沒了還能再賺；有人把房子賣了，說人在才有家。

「藍家大兒子剛一出生就和父親的癥狀一樣，還好家裡有兩個孩子，老二在外打工，老母親在家裡照顧兩個精神病患者。

直到小兒子去縣城後，才知道父親和哥哥的病有得治，於是馬上開始讓他們就診服藥，在給父親服藥三個月後，才發現父親的癥狀減輕了不少，那年父親已經53歲了。」

村醫孫麗艷滿眼感慨，雖說是治療，但沒錢供他們連續服藥控制病情。

兩年後，哥哥因為要和父親輪流吃藥，病情控制得並不好，本想結婚的卻找不著對象。

在孫麗艷做村醫的18年里，為了不讓老伴兒和大兒子出去傷人或受傷，女主人只要去山上幹活，就要把父子倆一起關在屋子裡，在桌子上放好乾糧和水，孫艷麗一邊看著窗外，一邊說，如果你看到他們趴在窗戶前絕望的眼神，就會知道什麼是生不如死。

和藍家父子一樣，在很多偏遠地區，人們缺乏對精神疾病的了解，很多病人不知或不願求醫，病情往往加重。

孫艷麗說，就在上個月，68歲的藍家父親住院了，因為各種併發症都很嚴重，小兒子回家照顧時說，父親可能快熬到頭兒了。

雖然精神病患者治療費用已納入醫保報銷，但家庭及個人負

擔仍然非常重。

和貧困地區的患者相比，很多原本「小康」的家庭也都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在些年裡，董軍為了給女兒治病，全部費用加起來，一共花費了大約30萬。

劉國富說，為了給兒子治病，他把十多年來打工攢的錢全都拿出來了，最後還是不夠，因為病情一直在複發，只能把老家的房子也給賣了，後來孩子的姥姥也把房子都賣了。

這不是精神疾病患者的個例，根據WHO推算，到2020年，我國精神疾病負擔將上升至疾病總負擔的四分之一。在2012年到2030年期間，精神疾病將導致中國的經濟增長縮水超過9萬億美元。

令人高興的是，對於在冊管理的病人，北京市實行門診免費服藥制度，如果患有身體方面的疾病，可免去醫保住院報銷起付線部分。

如果屬於低保人員，可以按救助途徑獲得相應的救濟資金。對於監護人來說，根據患者精神殘疾的等級不同，可以申領

每月100~300元的護理費。

患者可以去醫院做精神殘疾鑒定，根據殘疾程度不同，去殘聯申領數額不等的殘疾人補貼。目前全國都已經陸續開始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救助工作。

「在醫院外住了18天才有病床」

看不上病背後是醫療資源巨大缺口

「老家縣城是全國百強縣，但整個縣裡找不到一個很優秀的精神科醫生。」

董軍的話戳中精神疾病領域醫療資源的痛楚。作為總往北京上海各處跑的資深患者家屬，劉國富也表示，如果不是來北京找對了醫生，可能連兒子是什麼病都不知道。

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勻是通病。據北京回龍觀醫院副院長王紹禮介紹，我國目前為了減少精神疾病患者病情波動，提倡對重性精神障礙患者分急性期、鞏固期、維持期三個階段治療。急性期主要在醫院治療，鞏固期在康復機構，維持期回到社區。

「但現實情況是，醫院床位、醫生數量明顯不足，床位20萬張，但服務1600萬患者中10%是需要住院的人，嚴重不足。」王紹禮說。

2015年，已經31歲的廣西藍家大哥病情越來越嚴重，經常揮舞著棍子、破布等跑到山腳下。因為實在沒有錢去大醫院治病，幾次三番後，弟弟和媽媽不得不把他鎖在家裡，這一關就是3年。

而在很多患者嚮往的大城市大醫院，精神疾病醫生也面臨著窘境。

原國家衛生計生委在2017年5月公布了一組數字：我國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有27733人，心理治療師5000餘人，總計只有3萬多人。

心理健康需求的爆髮式增長，專業醫生的數量、質量不足，已成為我國精神衛生心理健康工作面臨的一大難題。

北京安定醫院副院長李占江曾提議，改變精神病醫院生存難題，關鍵是形成合理的價格補償機制。精神科醫生的專業補貼不能縮水，一定要提高其「含金量」，這樣才能增加整個行業的吸引力。

「當大夫，到後來可能更多的就是共情、理解和接納。」楊可冰說，在這幾萬人的精神科醫生背後，是幾百萬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大軍。

每一個路邊傻笑著的、大聲吵罵著的孤獨患者，內心裡都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彩虹」。

沒有外人的喧囂，沒有車水馬龍，那裡的自己，沒有病態，也不會被歧視，也可能都幸福得忘了在現實世界裡，自己永遠都有一個離不開的醫院，回不去的家。

「我沒病，我真的沒病啊，能不能讓我回家?……」

嘶吼聲在嘈雜的胡言亂語中被一點點地淹沒，所有人都希望，這一切若是真的，該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