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生活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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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才真切的感覺到生活的不易，我是一個程序員，一個自以為年輕，熬夜晚點起就可以扛過去的人，一個自以為身體很好，直到有一天發現自己中了大獎的人。

2017年8月19日，發現自己右肩刺痛，以為是肩周炎加重了，掛朝陽醫院門診，做了腰椎CT和胸部CT，診斷結果腰椎骨質輕度退行性變，椎體骨密度減低，肝右葉低密度灶。骨科大夫說是輕度骨質增生，開了一些止疼葯，建議掛內科大夫的號，看一下肝臟。

朝陽醫院內科的號要排到一個月以後，再排號做檢查，估計要等兩個月，於是掛了安貞醫院的號。2017年9月18日，拿到腹部CT結果，肝右葉低密度影，建議進一步增強檢查。9月20日，拿到腹部增強CT結果，肝右葉富血供佔位，考慮惡性可能。

看到檢查結果的時候，心理還有一絲僥倖，掛了內科大夫的號，我清楚的記得內科醫生看到檢查結果皺起了眉頭，然後一臉惋惜的對我說「你這個是惡性腫瘤，我推薦給你三家醫院，你自己考慮」。從醫院出來，眼前是黑的，給媳婦兒打了電話，說檢查結果不太理想，媳婦兒安慰說，「沒事兒，再去別的醫院看看」。

2017年9月22日，我和媳婦兒從網上掛了301醫院的號，結果到醫院才發現，沒有本人身份證和四大銀行的卡，只拿社保卡是取不出來號的，我記得當時天氣很熱，取不出號，看不了大夫，更讓人焦躁的抓狂。用手機查了附近的醫院，最近的是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當時已經是下午四點多，擔心醫生下班，於是打車到了北腫。

北腫的大夫看了我帶的片子，支開了媳婦兒（讓她去重新買個病曆本），告訴我，你這個基本可以確診是惡性腫瘤，腫瘤位置比較特殊，我先給你開驗血的單子，你周一掛主任的號，再確認一下。大夫還問我要不要告訴媳婦，我想了一下，先別告訴她，她還太年輕，怕她承受不了。後來發現，媳婦兒遠比我想像中的堅強。

2017年9月25日，帶著片子看主任的號，當時心裡還存在一絲絲的僥倖，沒想到主任說，一看你的臉色，就知道你的肝有問題，他又看了一下片子，腫瘤的位置有些特殊，靠近門靜脈，先安排你住院，現在床位緊張，等電話通知。最後的一絲僥倖也沒有了，心裡像塞了棉花一樣。

2017年9月30日，接到醫院電話，趕上國慶節，剛好有人出院，問我要不要住院，可能多花一點錢，先佔上床位。於是當天下午，去醫院辦理了住院手續，找主治醫生請了假，節後回來報道。

父親從老家趕來，一家人第一次過了一個團圓的中秋節，帶著剛10個月的女兒和父母去了天安門，去了在郊區剛裝修完不久的新家，現在都能清晰的記得女兒在新家時開心的樣子。

這是在去新家的班車上拍的照片，我給它取名【我生命中最總要的三個女人】。

2017年10月8日，我一個人帶著換洗的衣服，洗漱用品，背著書包去醫院。我沒有讓人送我，一個人坐地鐵，一個人去醫院，當時只覺得自己太渺小，生命太卑微。

2017年10月16日，主治醫生找父親和媳婦兒談了話，給我辦理了出院手續。出院報告上寫著，肝S8區腫塊，伴周圍多髮結節，考慮HCC可能，伴門靜脈右前支瘤栓形成，肝硬化較重，且肝內病灶邊界不清。綜合考慮，行索拉菲尼+介入治療。

介入治療需要轉入到介入科做手術，沒想到介入科排隊等待做手術的人那麼多，一大摞的單子，要排到一個月之後，父親幾乎是用央求的口吻和大夫說，我兒子還這麼年輕，等不起呀，不能耽誤呀，幫幫忙往前排一下吧。大夫指著那一摞單子，這裡邊也有比你兒子年輕的，回家等消息吧。

沒有辦法，只能回家等消息，那一段時間，家裡人都著急上火，生怕治療的速度趕不上病情發展的速度，家裡人動用了一切可能幫上忙的資源。終於找到了一個很久都不聯繫的親戚，安排增加手術。

2017年10月19日，到遠在郊區的北腫附屬醫院介入科住院，住院當天下午就安排了手術，這是自己在30年的人生中，第一次做手術，來不及做太多的心理準備，就被推進了手術室。手術採用局部麻醉，我躺在手術台上，盯著頭上的白熾燈，那一刻，腦海里像放電影一樣，最多的都是女兒那幼小稚嫩的臉。

經過40多分鐘的手術，被送回了病房，手術後需要在病床上躺48小時，由於有一條腿不能動，擔心引起出血，使得身體可活動的範圍比較小，伴隨著高燒，噁心，強烈的腹痛，那48小時在床上輾轉反側，半睡半醒。

介入手術在醫院住了8天，轉氨酶一直居高不下，肝功能嚴重受損，前三天，一直沒有排便，醫生給開了開塞露，結果之後一直拉肚子，一天5、6次，本來就進食不多，拉的昏天黑地。同一天做手術的病友，已經能在樓道里溜達，我還只能扶著牆，一步步挪。這是父親第一次陪床，大夫每次的醫囑，父親都像是個小學生一樣認真，生怕漏掉一點。

臨床的病友和我年紀差不多大，已經發生了骨轉移，這已經是第6次介入治療了，平時只能躺在床上，日常生活只能靠他父親來幫忙。當時我沒有多想，劇烈的反應已經讓我疲於應付。父親說，那時候他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如果我像這個病友一樣，只要我還在，他能接受我少胳膊少腿。如果我不在了，他就直接從樓上跳下去，一了百了。

接下來的一個月，劇烈的反應並沒有減輕，每天都是一把一把的藥片，我數過，最多的一次是36片，大部分都是保肝的葯。多吉美也開始有了副作用，手指腳趾發紅，疼痛。每天夜裡都會醒來幾次，都是胃疼疼醒的，起來吃點東西，吃一片止痛藥，才能入睡，那些日子，早上起來，枕巾和睡衣都是被汗水打濕的。

2017年12月初，再次到醫院複查，介入科大夫說，介入效果不錯，建議再轉到外科進行手術。

2017年12月11日，第二次住進了肝膽外科，這一次沒有了第一次住院時的好奇和新鮮，更多的是，那種死亡臨近，讓人窒息的感覺。大夫說，手術安排在一周後進行。接著就是一項又一項的檢查，一瓶又一瓶液體，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能在上午輸完液後，坐在走廊盡頭的椅子上曬太陽。吃完晚飯，在病房的窗前看外面的夜景，窗外車水馬龍，窗里鴉雀無聲，一層玻璃，兩個世界。

2017年12月18日，一個讓人難忘的日子，我又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人生軌跡會在某個結點，因為一個結果的不同，而發生轉變。上一次有這種感覺還是在高考放榜的時候，而今天，顯然就是我人生中的又一次高考。手術前，大夫已經找家屬談過話，好的壞的，都交代了一遍。手術定在早上8點，第一台手術。

家裡人經歷了太多太多的擔心，一點點的變化都能給他們帶來不同的心理暗示，比如早上第一台手術，他們會想，第一台手術大夫的精力最好，腫瘤切除的也最乾淨。早上6點就起床，到護士站插胃管，插尿管，做備皮，一些列手術之前的準備。最難受的是插胃管的時候，要從鼻孔插一根管子到胃裡，不停的乾嘔，那時候，想的最多的就是，如果有些痛苦不能避免，那麼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父親把我從護士站扶到病床，短短的幾十米，感覺走了好久。後來父親說，那時候我渾身都在不停的發抖。

進手術室需要被推出病房，坐電梯到手術室。由於是周一，病房外擠滿了前來探視的家屬。從病房門口到電梯門口只有十幾米的距離，我從來沒有試過躺在移動的病床上去看這一張張陌生的臉，也從來沒有被這麼多雙眼睛看我躺在床上。被推進病房，感覺一陣陣寒氣從頭頂涼到腳跟，照例要扎針，輸液，量體溫，鼻孔上的胃管讓我一動都不敢動，連呼吸都是輕輕的，生怕一點點的刺激帶來的強烈的乾嘔。

事情的發展有時候總是不能夠按照我們預期的軌跡進行，打麻藥的時候照例要量體溫，結果體溫偏高，負責打麻藥的大夫拒絕打麻藥。不打麻藥就沒有辦法進行手術，於是我又在眾人的注視下被送回了病房，這感覺，就像好不容易趕到了考場，結果發現准考證沒帶在身上。於是，我在病房又有了新的標籤「進手術室發燒的那位」，關於發燒的原因，護士和病友們都認為是心理素質不好，太緊張了。

這一點變化讓家人們急壞了，如果今天做不了手術，不知道要排到什麼時候。我想，那一刻，能做手術，是他們在那段黑暗日子裡唯一能感到光亮的一件事。下午4點28分，我第二次被推進了手術室，我躺在床上，盯著移動的天花板，努力的平復自己的心情，這一次不能再讓親人們擔心了，我讓自己一遍一遍回憶女兒的小臉，心裡一遍一遍默念「一切都會好起來」。

晚上7點多，我被推出了病房，醒來的時候，自己已經被推到了病房，父親和親人們把我抬到病床上，護士們過來輸液，插各種儀器。看我手術順利，親人們懸著的一顆心能稍稍放下一點了。

2018年12月25日，我出院了，父親想把我安排在醫院附近的賓館，這樣萬一有什麼不舒服能隨時到醫院，現在住的一室一廳條件不是太好，陰暗潮濕，不利於我恢復，我當時只想能天天看到女兒，強烈要求回家住。母親，女兒和媳婦兒擠在裡屋的大床上，我睡在隔出來的客廳里的一張單人床上，父親打地鋪。那一段時間，只有一個念頭，要和親人在一起。

在這個一室一廳的出租屋裡，我們迎來了女兒的第一個生日和我劫後重生的第一個新年，我不知道未來的日子還有多久，但我想，只要我還在，就不要離開他們。向死而生，在沒有經歷過生死考驗是感觸不深的，所謂夢想，當沒有生命承載時也變成了奢望，死亡很容易，困難的是有面對死亡的勇氣。原來死亡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事，對於父母，他們要經歷老年喪子；對於愛人，她要經歷青年喪夫，對於女兒，在還未懂世事時就要經歷幼年喪父。所以，唯有一遍遍發願，我身體的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發展，一切都會好起來，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