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檢監察報）中華文化精神之五：中華文化的未來

中國紀檢監察報20160429第五版　　作者：馮天瑜

作者簡介：

馮天瑜，著名文化史家、近代史家，現為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部委員。

中國史家素有「述往思來」的傳統，「通古今之變」、「神以知來」為學人所勉力追求。以筆者之愚鈍，實難企及這種高妙境界。然治文化史者深知，描述往昔，僅完成任務之半，遵循歷史運行軌跡所指示的方向瞻視前景，雖是一種探險，但不能迴避。這種努力或許難得要領，卻是人類追求未知領域的渴望。

中華文化的漫長曆程，尤其是近現代走過的路，似乎報告著如下消息——

1 未來的中華文化將是「世界的」與「民族的」二者的統一

未來的世界將是發展到更高層次的工業化社會。以技術長足進步、信息迅速傳遞為推進器，世界市場將進一步擴大與深化，文化的世界性將縱深發展，各國人民物質生活及精神生活的聯繫性將日益增強。中華民族當然不能自外於世界文明大道，而必須投身其中，廣采博納外域英華，以謀求文化的興盛昌大。文化開放，將是中華文化未來的生機所系。然而，文化的世界性又絕不意味著排斥、取消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普遍化（世界化）與特殊化（本土化）二者間的張力，是未來文化成長的動能所在。民族、國家，都是歷史的範疇，它們既非永恆的事物，也不會憑著人的主觀意志而消亡。民族和國家雖在日益擺脫封閉性，但還將長期保有旺盛的生命力，民族國家時代還遠未過去。在一個可預見的歷史階段，人類的總體性進步，依賴於各民族的進步，而不是各民族的衰落；世界文化的多樣性，要靠各民族文化特色的發揚去豐富它，「將來世界大同，猶賴各種文化系統，各自發揮其長處，以便互相比較，互相觀摩，互相取捨，互相融合」。因此，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希望，也是世界各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希望。中華文化健康有益的民族特徵的發展，正是對全人類文化作出的一份寶貴貢獻。在這一意義上，文化愈是民族的，便愈是全人類的。我們應當從歷史單線進化的錯覺中擺脫出來，確立多元化與一體化對立統一的文化進步觀。而未來的中華文化，既不可能是本民族文化的原型推進，或外來文化的整體移植，也不可能是中外文化的簡單拼湊，而只能是兩者的「化合」，是兩者在更高層次上的綜合性再創造。未來的中華文化的各個不同層面，如技術層面、制度層面、風俗層面、觀念層面，走向世界一體化的步伐有異，保持民族特性的程度不一，它們分別遵循自身的規律，在世界化與民族化縱橫兩坐標間划出各自的運行軌跡，然而，中華文化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將在世界性與民族性的對立統一中闊步前進，描繪出新的華章異彩，則是毋庸置疑的。

2 未來的中華文化將是「現代的」與「傳統的」二者的統一

毫無疑問，未來的中華文化將沿著現代化方向奔進，不斷改變落後、愚昧狀態。這種現代化將是全方位的，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為表裡的共同進步過程；在精神文明內部，又是知識系統與社會心理系統，也即雅文化與俗文化的共同進步過程。然而，現代化的文化大廈又是在傳統的地基上矗立起來的，歷史昭示人們：「我們在現世界所具有的自覺的理性，並不是一下子得來的，也不只是從現在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而是本質上原來就具有的一種遺產，確切點說，乃是一種工作的成果——人類所有過去各時代工作的成果。」現實的及未來的文化離不開傳統，也不能拘泥於傳統，而是依託傳統又超越傳統，「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奴」。為達到現代與傳統在新層次上的統一，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應當「以傳統批判現代化，以現代化批判傳統」，即借鑒「原型文化」，改善、凈化現代文化，治療今日文化所患的若干「現代病」；又以現代意識揚棄傳統，發展「原型文化」中富於生命活力的部分，創造傳統所缺乏而又為現代生活所必需的新成分。

3 未來的中華文化將在迎接生態環境尖銳挑戰中前進

「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人工造化，也即文化的鍛造，離不開天地(也即環境)提供的洪爐。論及這座洪爐將給未來的中華文化提供怎樣的鑄造條件時，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頗不輕鬆的問題。中國是一個人口已逾十三億，按人口計算的耕地面積僅及世界平均值的三分之一，而且耕地減少趨勢還沒有剎住；至於按人口計算的森林面積、淡水擁有量、主要礦物蘊藏量，都低於或大大低於世界平均值；經濟及文化教育水平，也與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有相當距離。而今後中國生態環境的嚴峻程度仍將較大。因此，歷史的進步總是伴隨著新矛盾的產生，可謂善惡並進、苦樂同行，盲目的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一樣是不足取的。任何思想家、科學家、政治家在規劃中華文化的未來藍圖時，都必須正視生態環境造成的巨大制約和中國發展前景的嚴峻性。在人類找到新的能源和食物生產方式以前，中華民族只能追求有限度的、穩步的進展，任何企求生活質量發生戲劇化飛躍的設想，都是不切國情實際的，很可能還是適得其反的。中華民族必須像愛惜眼珠一樣十分小心謹慎、兢兢業業地處理人與生態之間相當脆弱的平衡關係，持之以恆地用力保護並整治自然—社會環境，以改善文化發展的生態條件。這就需要儘可能減少決策失誤和改善全民族的文化素質。於是，物態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心態文化全方位進步的任務，又從生態學角度向未來中國人提出。

4 未來的中華文化包含現代性轉換的多重內容

社會制度既是文化的基本構造部分，又是決定文化性質的重要因素。以生產資料所有製為基礎的社會制度，把社會中各個階級、各種職業的人們組合成具有一定功能的整體。整體不等於部分相加之和，優化整體大於部分相加之和，不協調整體小於部分相加之和。某種社會制度的優越與否，在一定意義上取決於該制度能否產生優化組合，以發揮儘可能眾多的人的潛能，使社會整體表現出強有力的功能，促進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生產，並使文化成果的分配與消費趨於合理。中華文化現實世界背景的顯著特徵之一，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並立、兩種文化體系的相反而又相成。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一格局將保持下去，在兩種制度中發展的兩種文化，將進一步產生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這構成中華文化現代轉換多重內涵的基礎。

資本主義文化已有幾個世紀的歷史。在20世紀，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經過對資本佔有者數量的擴大、勞資分配關係的調整、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新技術革命的深化和普及，資本主義文化又獲得明顯進展，並保持著經濟、市場和技術上的優勢。但與此同時，資本主義文化也面臨著難以解脫的困境。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這組基本矛盾繼續困擾整個社會。這一制度下的人們，包括最傑出的文化大師，都愈益感受到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與精神領域的貧困之間的強烈反差造成的嚴重危機。德國著名物理學家玻恩指出，現代文化所面臨的嚴峻問題是「倫理原則的崩潰」，現代「大多數工人在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特殊部門裡，只熟悉自己很小範圍內的專門操作，而且幾乎從來也沒有看到過完整的產品，自然他們就不會感到要對這個產品或對使用這產品負責，這種使用是好是壞，是無害還是有害，完全在他們的視野之外」。這種行動與效果的分離，使人們在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喪失了倫理原則，引起道德的崩潰。英國作家查里斯·帕希·斯諾在《兩種文化》一文中，則指出現代資本主義有將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割裂開來的傾向，兩者不僅互不相通，而且彼此敵對、排斥，由此將導致一系列問題，歸結起來便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脫節乃至對立，造成人和社會的扭曲。

社會主義不是一座自天而降的樂園，不是哲人虛構的烏托邦、太陽城或大同世界，它是從舊社會脫胎出來的，充滿生機而又存在著種種矛盾的新社會。社會主義文化必然要走過崎嶇坎坷的道路，目前還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以中國為例，2000多年的宗法專制文化雖然留下豐富而深厚的遺產，卻也帶來因襲的重負；資本主義文化的積極因素，今日中國還吸收得很不充分，其消極因素的影響已經值得人們警惕。而社會主義文化既受惠於這兩種傳統文化，又面臨這兩種傳統文化消極因素的影響，因而要謀求新的創造，此中的艱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只要我們真正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正確處理文化的世界性與民族性，以及現代與傳統的對立統一關係，科學地整治文化生態，煥發整個中華民族的創造精神，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昌盛是可以預期的。

人類社會進程，通常有一個社會形態從原始社會經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遞變的過程；與此同時，在經濟形態上則有一個由自然經濟經由商品經濟向產品經濟遞變的過程。世界諸民族，並不是都要完整地經歷社會形態諸過程，如東西方若干游牧部族在先進的農耕文明圈的刺激下，直接由原始社會的氏族制階段躍向文明社會；中國等東方國家則由宗法專制社會躍向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晚年曾致函《祖國紀事》雜誌，指出不要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中國避免了資本主義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證實了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路徑多樣性的預見。然而，世界諸民族卻無法在經濟形態上超越商品經濟階段，直接從自然經濟躍向產品經濟。中國可以越過資本主義社會，卻不能越過商品經濟階段。而商品經濟固然產生久遠，但直到資本主義社會才得到充分發育，並構成近代文化的經濟土壤。中國作為一個長期滯留在自然經濟階段的國度，發展商品經濟有一個艱苦而漫長的過程。這一過程當然不能關起國門完成，而必須廣為汲取外域的、其中主要又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先進生產技術、管理經驗、社會法治，以及其他優秀文化。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文化的種種弊端，又是社會主義社會所應當加以防範的。作為主觀社會主義者的孫中山，20世紀初便提出過「節制資本」的設想，在科學社會主義指導下的今日中國人，更應當自覺採取有力措施預防資本主義社會在政治和觀念領域的種種病灶。

時至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在新的國內、國際條件下，中國文化的現代轉換獲得了更為廣泛而深刻的進展，其內容的豐富和新穎，都是空前的。它包括多重內涵：一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化，此即一般所謂的「現代化」，自洋務運動以來，一直在進行此一轉變，時下仍在完成這一未竟之業。二是從國家統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化。三是工業文明向後工業文明轉化，在全球化趨勢下，發達國家正在經歷的這一轉化，也提上發展中國家的日程，發展中國家不必重走原初工業化的老路，直接採納信息化時代的若干成果，從而贏得「後發優勢」；與此同時，生態危機、信仰危機等後工業時代的多重問題，也直接呈現在當今中國人面前，亟待我們解決。上述三大轉折，不僅提出經濟的、社會的課題，也在深層次上提出文化的、精神的課題，要求我們綜合古今中外智慧，加以創造性轉換，促成可持續發展。我們應當站在新時代的高度，全面觀照三大轉變，以此作為省視中華文化傳統的出發點。從實現前兩項轉變的視角，必須汲納傳統中有助現代文明進展的成分，揚棄傳統中不適應現代文明的成分，「五四」以來所做的此類分梳工作應當更細緻、更切實地繼續下去；從實現第三項轉變的視角，則需要對古典文明原始綜合的思維成就(如和諧觀、中道觀、陰陽平衡觀及道法自然等思想)作創造性詮釋，用其療治主客兩分、一味強調征服自然、宰治人生所導致的「現代病」。一些站在科學及哲學前沿的西方學者，已揭示了中國古典文化的當下意義，如科學史家薩頓1930年在題為《東方和西方》的演講中說：「新的啟示可能會，並且一定會來自東方」，科學史家李約瑟，諾貝爾獎獲得者波爾、普利高津、湯川秀樹等都有類似見解，他們分別從自己的前沿性研究中，闡發了《老子》《周易》等中華元典包蘊的智慧的現代價值。這種對古典的抉發，決非復古倒退，而是一種否定之否定式的螺旋式上升。

中華民族在以往數千年的歷史中貢獻過震驚全人類的文化，又沒有在近代的挫折中甘於沉淪，而是頑強地摸索重新崛起的路徑。可以確信，有著如此雄健的生命活力與悠久燦爛的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在新的世界條件下，墾殖新生產力的豐厚土壤，汲取科學世界觀的陽光雨露，一定可以重新贏得文化的原創性動力，創造出無愧於古人、無愧於現代世界的新文化。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古老的中華文化的維新之命，寄寓在全體中華兒女的努力之中。

（本文撰於1990年初，收錄於《中華文化史》一書。本報刊發前略有刪節和修改，已經作者本人審核。）(馮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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