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璋起源芻議———兼談陝北玉器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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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璋起源芻議———兼談陝北玉器之謎

一、牙璋的發現地域範圍和發源地之謎

中國青銅早期時代玉器中，牙璋是極為精緻的禮器，需要非常高的製作技術。因此，牙璋在先民文化中，也應是一種帶有強大威力的令牌，乃是權柄之象徵。然而牙璋的起源問題，迄今卻仍有許多不明之處。從出土數量來說，出土數量最多者為三星堆(近100件)，還發現了青銅牙璋和兩手舉牙璋神人像(圖1:11、12)，但三星堆文化早期的牙璋只發現7件，且年代皆未早於二里頭時期(圖1:14 － 16)①。而在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玉器中，也出土了兩件牙璋(圖2:3－4)。此外，從青銅器初期以來，牙璋便開始出現在長江流域和江河平原遺址中，如石家河汪家屋場(圖2:1－ 2)、淅川下王崗(圖1:1 － 10)、新鄭望京樓等②。偃師二里頭的位置也屬於江河平原的北界，可歸類於同一地域範圍。牙璋的起源問題目前尚未能夠釐清，但可以肯定的是，雖然成都平原最早的牙璋，其時代並不早於二里頭③，但青銅時代的牙璋禮器，在成都平原已成為重要的文化主題之一。石家河文化汪家屋場和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牙璋有些不同，但成都平原不但兩種牙璋都有，甚至還有其它形狀的牙璋出土④。

此外，陝北榆林神木縣又發現多件牙璋集中出土的遺址⑤(圖2:5 － 9) ，引起學者們熱烈辯論。由於二里頭、石峁、石家河等文化都發現了牙璋，岡村秀典先生據此提出神木玉器非本土製造一說，他認為當時中原的統治者即是二里頭夏王，玉器則是在禮儀中由夏王分配給南北各地域⑥。但筆者認為，即使偃師二裡頭確實為政權中心，其統治範圍也不可能囊括北到內蒙、南到長江這麼廣闊的範圍，況且當時尚存在著許多小型國家，並無統一的政權和社會。此外，偃師周圍沒有玉礦，因此偃師二里頭不可能是牙璋的發祥地，亦或是分配玉器的權威中心。

既然神木遺址的牙璋比二里頭更早，王永波先生便據此推論牙璋的器型應源自陝北齊家文化⑦。可是，除了這一批獨立石棺出土的28件之外，西周之前的西北遺址都沒有發現牙璋，神木遺址墓葬里也沒有隨葬牙璋。鄧淑萍先生認為牙璋是屬於華西地區的禮器，但沒有指出究竟是西北黃河上中游，還是廣漢平原的三星堆⑧。由於西北和西南地區之間的交通很困難，生活方式及文化內容並不一致，廣漢地區是與江漢平原關係密切的古農耕稻作區，而陝北是黃土牧業區，與北方草原來往頻繁。因此西北與西南兩個差異極大的地區，同時皆被歸納為廣泛的「華西」概念之中不甚清楚，而陝北玉器的來源與牙璋的發祥地迄今亦未獲得釐清。

二、陝北玉器來源之謎

陝北玉器遺址的情況相當特殊。黃河上游陝北神木發現石峁和新華兩座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的遺址，其陶器與河套朱開溝遺址的陶器類型相近。神木遺址的墓葬里都沒有陪葬玉器，但石峁卻發現了一件保藏美玉的石棺⑨，新華則發現了專門的藏玉土坑⑩。戴應新先生曾推論，石峁玉料來自陝西藍田和甘肅、青海的玉礦瑏瑡。可是進一步的考察證明，神木玉料的化學成分只是稍微與藍田、隴青玉料「相似」，但並不「相同」，石峁和新華出土的玉器製造皆非使用周邊地區可以開採的玉料瑏瑢。

神木玉器都存放在專門的石棺或玉坑裡，並未見有放在墓葬中當作隨葬品的情況，這說明玉器在神木十分稀少，是來自遠地的貴重品，而非本地可以自己製作生產的東西。新華玉坑的玉器，大多數屬長江通見的玉鉞、玉鏟等，部分玉鏟的玉料和形狀與凌家灘玉鏟完全相同瑏瑣，另有長江流域常見的玉戈(圖2:13)、玉璜(圖4:2 －5)、玉圭，以及無疑屬石家河類型的玉柄(圖3:9)、玉筓及綠松石墜飾瑏瑤。石峁遺址除了長江流域通見的玉鉞、玉鏟、玉刀之外，另出土了石家河文化鷹形筓(圖3:1、2)、虎頭飾(圖4:10)、綠松石制的小裝飾品，以及28件牙璋(圖2:5 － 9)。

以筆者淺見，神木發現石峁和新華兩座遺址的情況，顯示其先民將所獲得的珍貴物品當作地下寶藏。青銅時期，北方族群南下掠奪，帶走寶貴的銅器和玉器後，也是存放在地下坑裡。神木族群是以掠奪為生的族群，不能過穩定的農耕生活。這也代表在氣候冷化、乾燥化時期，黃河上游原有的農地變成草原，不利於農耕，反成游牧和掠奪族群的生活區。從青銅初期以來，掠奪族群開始時常順著黃河經過三門峽而下，掠奪當時江河地區的農耕文明，他們所搶奪而來的玉器、綠松石器都被專門保存在地下當作戰利品，神木遺址的美玉棺和玉器坑應亦如此。這些玉器只是戰利品，沒有被當作祭品或隨葬品，也沒有進入神木先民的精神生活里。延安蘆山峁埋葬玉器年代可能較晚，但大部分玉器相類似，來源應亦相同瑏瑥。

三、青銅早期南北來往和珍貴玉器的流動

在西北地區青銅早期遺址中，經常出土長江流域的物品，包括稻穀、精緻的陶器和玉器。例如，汾河流域陶寺遺址發掘出的玉器和綠松石器，明顯是從南方獲得的寶貴物品。陶寺附近沒有玉礦，出土的部分玉器，如鉞、環屬於常見的器物，難以確知其來源。但從幾件形狀特殊的玉器，可以發現其源自石家河文明。其中最突顯的是玉琮和玉獸面飾

新石器晚期至青銅初期，中國境內有幾種玉琮出現。數量最龐大的是東南良渚玉琮文化，但其玉料來源至今學界仍無法確定，因為良渚玉器的數量很多，玉料的來源以南陽、東北以及蘇北花玉三種可能性最高。良渚玉琮高矮不一，皆分成雙數節，每兩節或每一節會刻上良渚文化所崇拜之大神的各種變型圖案(圖5:4、5)。良渚的玉琮文化隨著其文化影響力的擴展，亦沿著長江、淮河、沿海路線傳到其它周邊地區，因此其它地方的玉琮應是受到良渚禮器的影響。第二種是西北齊家文化的玉琮，玉料應來自本土玉礦，包括甘肅馬銜山玉、武山鴛鴦玉、祁連山岫玉、青海玉等。齊家玉琮高矮不一，但都是不分節的磨光壁琮(圖5:6)。第三種則是石家河文化用本土漢江流域的玉料製造而成的玉琮。石家河類型的玉琮，可能受到良渚影響，而保留了玉琮分節的形貌，但只是簡略地在琮壁上刻幾條橫線，也沒有良渚的崇拜神造型或其它刻紋(圖5:1、3)瑏瑦。陶寺發掘的兩件玉琮皆屬於石家河類型(圖5:2)。

陶寺玉圭也屬於石家河的禮器，長江中游各大溪時期以來的遺址，均可見這類禮器的出土(圖6:1)。玉、骨、綠松石的組合發筓可能是本地的製造物，但其零件如半圓穿孔玉片、穿孔玉勾、玉墜、綠松石，都常見於石家河遺址中瑏瑧。尤其是綠松石礦就位於石家河文化所在的地區。此外，陶寺還出土了一件獸面飾，即最具代表性的石家河禮器(圖4:6 － 8)。同一時期，附近的芮城清涼寺四期墓中，出土了典型的石家河文化玉虎頭瑏瑨。這都是西北人從江河平原取得的寶貴禮器。

何駑先生詳細研究陶寺考古後發現，除了玉器和綠松石是從石家河運輸之外，彩陶和精緻陶制禮器也源自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影響瑏瑩。孟原召先生則發現石家河文化的影響到達了晉南地區瑐瑠。由此可見，黃河中游、汾河流域地區與豫南、漢水、長江流域的文明有一些來往。筆者認為這種來往，可能並非和平的交易，而是北方族群對江河平原族群的掠奪。

當時江河平原乃是以石家河文化為主流的地域，北方族群應該尚未南下至江漢平原，而是從豫中地區奪取稻穀和異地珍寶。顯然，陶寺貴族未必非得直接從石家河獲得這些寶貴禮器和稻米不可，更有可能是他們從鄭偃地區的族群處掠奪或交換而來，由此可見，黃河南側實為當時南方文化北傳的中間站。無論華北先民是從何處具體地獲得了這些器物，但其來自南方的事實乃是毋庸置疑的。

歷史地理專家注意到，4000年後黃河北側族群的整體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當時氣候趨向冷化及乾燥化，導致農耕衰退，人們只能改變生活方式或向南移動，開始侵佔南方族群的生活區域瑐瑡。與此同時，原本以狩獵為生的族群，則開始改變其「獵取」的對象:從野獸改換為文明社會的資產，並愈來愈頻繁地掠奪豐腴的文明區，從以狩獵為主要生活方式的族群，逐步「改行」成為以戰爭為生的族群。我們從陶寺遺址可以看出，黃河中游的狩獵族群的影響很大，陶寺早期的統治者可能也有這種背景，但是到了毀滅古國之後陶寺上層的冢墓，其墓主應該就是毀滅陶寺古國族群的族長身分，無疑就是掠奪族群的酋長，南方玉器恰好發現在他們的墓里瑐瑢。

有關中國青銅文明的發祥地，原本學界以為中國的青銅技術皆來自西北。但是近幾十年的考古研究，則在湖北地區發現二十餘個古城址，儘是高水平且豐富的屈家嶺、石家河文明之遺迹，並且發現該文明從距今5000年以來，便已開始採集銅礦石，到了距今4500年，更已經掌握青銅合金技術瑐瑣。屈家嶺、石家河文明範圍涵蓋江河平原，北傳到黃河南側。因此對華北這些流動的族群來說，豐饒的江河平原，無疑是他們最佳的掠奪目標。黃河北側的族團經常南下掠奪，大肆搜刮稻穀和美玉。例如，汾河下游的芮城清涼寺遺址，在大約距今4200至3900年間，發現了近似陶寺和齊家文化的文物，但此遺址卻沒有農耕生產的跡象。清涼寺遺址墓葬中帶有隨葬品的地層，其時代也與陶寺大致相同。隨葬的玉器有兩種，部分是典型的齊家文化玉器，另一部分則是南方的類型，其中還有石家河文化的玉制虎頭等瑐瑤。這是掠奪族群的典型遺址。四、青銅早期幾種典型玉器的發祥地問題

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石器、玉器，也可以顯示出其族群與長江中游、漢江流域、廣漢平原的關系。二裡頭遺址中的玉器不多，都出土自後期的墓葬里，其中有玉戈、璧戚，還有玉柄、玉圭、玉鏟、牙璋、多孔刀瑐瑥。二里頭的玉柄、玉鏟、牙璋，都早已見於石家河遺址中瑐瑦，而殷墟也出土了數件完全同樣的玉柄瑐瑧，顯示石家河文化玉器在殷墟時期依然持續被使用。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也出土了小玉圭，此外日照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圭，很多學者也認為其來源與石家河文化有關瑐瑨。玉圭和牙璋多見於廣漢成都平原地區的三星堆文化遺址中，成為三星堆代表性物品瑐瑩。西北族群南下江河地區進行掠奪，未必直接能到達漢江流域這麼遠的地方，但偃師二里頭遺址位於江漢平原北界，也是黃河南側的遺址，在某程度上，能作為南方文化北傳的中繼站。無論黃河北側族群具體上是從哪裡得到這些藏在神木遺址中的美玉，至少我們可知其中大部分的玉器，與江漢流域的玉器是相同的。

如從玉柄形器和玉鷹形筓來說，同樣的玉筓最早是在石家河文化遺址中發現過，黃陂盤龍城、河南禹州瓦店遺址也都出土了這種玉筓(圖3:3 － 6)，皆屬石家河文化的遺物。玉柄形器無疑也是源自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原本石家河文化和盤龍城文化的玉柄形器都有一個特點:下面用圓塊綠松石作鑲嵌，這屬於最典型的漢水流域貴族用的玉柄形制(圖3:7 － 11)。階級稍微低一點的人物，其隨葬的玉柄便已沒有綠松石鑲嵌。類似這種源自石家河文化的玉柄形器，在當時成了頗為流行的玉器，因此現今我們仍可在二里崗、殷墟遺址中見到這類玉器出土(圖3:7 － 11)。石家河文化玉器類型既被保留在本土青銅文化中(以盤龍城為例)，同時又往北、西、東方向傳播，且在西方被長期使用，成為三星堆文化的標誌物。商都殷墟也有很多從石家河文化傳入的玉器，最有名的例子是石家河文化的鳳與殷墟婦好墓出土鳳的比較，其形制設計皆為一致。其它殷墟最精緻的玉器的玉刻技術和藝術，也都源自石家河文化，兩周玉刻亦承襲之，如河南信陽光山縣的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所出土的人頭像等玉器瑑瑠。同類的例子不勝枚舉，在學界也早已有許多相關論述。黃君孟夫婦墓的位置屬於原來石家河文化的範圍，可見在春秋時期，本地也傳承了青銅器時代之前的精神文化與玉刻藝術風格。

神木出土的玉戈在新石器玉器中相當少見，到了青銅時代最大的幾件玉戈在盤龍城遺址中出土，此外有兩件出現在二里頭，而目前所見最早的，是較短的玉戈，出土於江淮含山凌家灘墓中(圖2:12 － 14)瑑瑡。稍晚，這種玉戈便大量出現在盤龍城和三星堆遺址中。雖然二里頭的兩件玉戈時代皆比三星堆早，但目前卻僅發現兩件，且在二里崗時期也見不到。假設凌家灘玉戈可以視為最早而被其它地區傳承的器型，則玉戈便有可能也是源自長江中游的禮器，只是目前還尚未在更早的地層中發現瑑瑢。不過，因為早期玉戈發現不多，所以我們亦不能排除玉戈其實是源於秦隴齊家文化的可能性。如果想要確切得到這方面的答案，那麼便只有在專家真正確定銅戈形狀來源，及其與玉戈的關係之後，才能有討論根據。

至於神木遺址大量出現的多孔長刀器型(圖6:4、5)，雖然分別可見於不同的地區(甚至東北紅山)瑑瑣，但這也是源自新石器晚期、金石並用時期的長江中下游北岸文化。這種形狀的多孔長刀以及石鏟、玉鏟，大量出土在距今6000 ～ 5000年前的江蘇北陰陽營(圖6:3)、安徽潛山縣薛家崗文化二、三期遺址中瑑瑤(圖6:6 － 8)。而這些禮器也循著長江傳到江西、湖北地區，如湖北黃石屈家嶺文化遺址中的出土遺存(圖6:2)瑑瑥。而在偃師二里頭也發現過一件(圖6:9)。河南境內的淮河流域曾發現有薛家崗文化的遺物。從蘇皖平原到中原的交通線，除了繞行湖北之外，還有另一條經過黃淮平原的路線。淮河、漢水流域兩條水路，從新石器以來，即為江河平原主要的交流、傳播線。不過淮河線在中游與上游間的聯繫並不強;而漢水流域的寬闊平原形成更密切的關連。多孔長刀當時早已傳入長江流域，或許也是經過漢水到達黃河南遊，並經由北方族群的掠奪行為，而傳入黃河上遊河套地區。

從新石器中晚期以來，長江各聚落開始有職司專業化傾向，北陰陽營、薛家崗、大溪都發現了幾座石工坊和玉工坊瑑瑦。除了本土特殊的禮器之外，大量生產廣泛通用的石器和玉器:如鉞、斧、鏟、刀、環、璜等。是故，這些形狀皆屬南方器物。神木出土的玉璜，與石家河和凌家灘都一致(圖4:1 － 5) ，更不用說虎頭像是石家河的玉器獨特造型(圖4:6 － 10)。

雖然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長江中上游形成的玉器文化比中下游可能稍晚，但是少數玉器的發現卻相當早。大溪、屈家嶺文化地層中發現的玉器形狀不甚多，大部分是小型的玉玦、璜、栓等，如荊門龍王山大溪晚期的墓中發現的幾件玉璜，其形狀皆屬於典型的崧澤玉璜瑑瑧;三峽地區的數種璜、玦、小型動物，都從大溪時代以來被普遍發現瑑瑨。可見當時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大量製造了一些具有共同形狀的玉器。雖然我們習慣將這些器型視為崧澤文化的創作，但既然崧澤本土沒有玉料，而大溪卻有，所以這些玉器真正的來源地，還需要學界做更進一步的研究。我們不妨假設，屈家嶺人或許利用長江下游族群對玉的欣賞，而將鄂西、豫西南山地玉料和玉器作為外銷物資東傳。至於石家河階段，長江流域通用的鉞、鏟、錛、斧、刀等大型的玉制令牌，已常見於石家河文化墓葬中。其中部分器型與崧澤、良渚相同，但石家河文化帶邊齒的玉璜(圖4:1 － 5) ，與凌家灘的大致相同。遠從大溪時代已有這些形狀，但是在凌家灘時代，才成為常見的代表性遺存。因此長江中、下游玉器的關係比較複雜，互相影響的特徵也較為明顯。大溪時期的長江中游居民已能使用陶制耳栓，但後來卻開始製造玉栓，應該也是受到凌家灘的影響。通過凌家灘，石家河文化亦吸收了原屬於東北族群的玦龍形狀。石家河玉墜形狀與良渚玉墜相似，但刻紋卻不同，江漢先民有自己的信仰脈絡，不會在自己的禮器上刻出良渚或其它文化的崇拜對象;同理，石家河的琮壁也不會刻上良渚神像。

換言之，長江中游地區早期遺址發現的玉器，某程度上可能與良渚及凌家灘玉器文化的影響有關，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石家河玉器的獨特面貌。據荊州博物館的化學檢驗，石家河玉器使用的是南陽的玉料，因此我們可知，石家河文明有本土的南陽獨山玉料。這讓石家河成為製造玉器的中心，玉器則成了石家河對外交易的重要物品之一。

五、牙璋來源芻議

因為玉料的分析已經確認，神木玉器的原產地並非本土，或許源自許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很難推測明確的來源。從製造牙璋技術以及牙璋形狀來看，與其最近的器物是長刀，而製造長刀的原產地，乃是蘇皖平原的北陰陽營、潛山薛家崗文化，並由此傳到良渚文化區。青銅早期的文化傳播，又使得長刀成為山東龍山的禮器瑑瑩。不過，如今我們在一些龍山出土的長刀上，還可以看到與石家河文化有關的神面圖瑒瑠，這可能是因為安徽與山東之間的水道路線十分通暢，並可通到江漢平原的石家河文化地區，所以從長江中上游到山東文化之間的交往相當普遍，石器、陶器的同化趨勢也相當明顯。雖然潛山遺址中並沒有發現牙璋，但學界基本上的共識，皆認為牙璋與長刀的器型有關瑒瑡，或許就是周圍的文化受到薛家崗長刀的啟發，進而創造出牙璋的形狀。又因當時長江交通便利之故，這種「周圍」未必一定距離皖南很近，甚至可能遠及山東或廣漢地區。

從牙璋的形制來看，屈家嶺、石家河遺址常見的斜刃微弧璋，就很像牙璋的雛形，這種形狀的斜刃石璋，最早出現在大溪晚期松滋桂花樹遺址中(圖1:13)。廣漢地區的石家河至二里頭的地層，也曾發現同類的璋形器(圖1:14)。鄂西與廣漢之間藉由長江來往，在大溪時期已相當密切。青銅時期牙璋在廣漢地區的興盛，可能就是因為其形成於離南陽玉礦很近的鄂西地區。

與石家河牙璋同時期的山東臨沂大范庄、海陽司馬台，都是屬於龍山類型的遺址。大范庄的牙璋與石家河的斜刃璋同樣沒有闌下柄部(圖2:10)，而司馬台與石家河汪家屋場牙璋的形狀、比例、闌柄的造型都很相似(圖1:6;二:1、2)。應該是時代相同、產地相近的牙璋。河南淅川下王崗出土的牙璋殘缺柄部(圖1:4)，也與汪家屋場的相同。從廣漢到魯東南，牙璋的形狀基本上都相同，這或許可以代表其向東、西傳播的路線，及其在長江中游的製造中心。在這一路線中，或許還包括有在黃陂盤龍城、鍾分衛灣的青銅早期地層(圖1:7)，因為此地也出土了幾件牙璋。而湖南石門桅崗牙璋的年代也不晚於盤龍城二期，可能屬於更早的石家河時代遺物。

從新石器、青銅器一直到商周時代，牙璋零散在廣東、福建、香港，甚至越南等各地遺址中被發現。廣東曲江樟拱橋嶺遺址出土的殘缺牙璋(圖1:9)屬於石硤文化類型(距今3700 ～ 5000年間)，與石家河年代相近。石硤文化遺址發現很多良渚陶、玉，顯然當時從江浙到廣東之間有沿海交通。在這條路線上，廣東樂昌圓嶺山發現了殘缺的牙璋，時代為石硤晚期。廣東紅花林遺址發現疑為青銅時期的牙璋(圖1:10);屬於良渚馬橋文化傳播區的福建漳浦眉力，也出土了青銅早期牙璋(圖1:5)瑒瑢。透過這些發掘，可推論長江中游的文物或許也經由江浙沿海傳到粵閩。此外還有兩件殷商時期的牙璋在香港出土瑒瑣。在越南則出土了四件牙璋，其中兩件似為石家河時代的牙璋，出土遺址的年代為距今3400 ～ 3800年間;另外兩件則是典型的三星堆牙璋瑒瑤。或許是從四川經過雲南或貴州而來，這與三星堆可能採用雲南的金屬料有關。

考古發掘之外，國內外博物館及私人收藏家也收藏了不少牙璋，因不知其來源，故本文不予討論。但其中確有幾件十分引人注目，如有雙頭鳥的刻紋的牙璋之流。雙頭鳥常見於長江中下游的禮器上，最早可溯至錢塘江的河姆渡文化，但這種圖形卻也出現在貴州苗族的傳統刺繡上瑒瑥，皆屬江南文化的脈絡。可惜這件文物來源不明，所以證據力不足。

目前零散出土的牙璋都出現在華南地區，與長江流域有地理上的關聯。長江流域、華南之外，牙璋則多見於豫中二里頭、二里崗遺址中。偃師二里頭與新鄭望京樓共發現五件二里頭三、四期的牙璋(圖2:3、4)。鄭州和許昌發現兩件二里崗時期的牙璋瑒瑦。中原地區與石家河漢水流域是一個大平原，本文已從各方面闡述過漢水文化北傳的狀況。因此豫中出土的牙璋最可能便是源自石家河。

六、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第一，出土在江漢及成都地區的屈家嶺、石家河斜刃璋形狀，有可能是牙璋的雛形;第二，最流行的牙璋文化是廣漢地區的青銅文明，與鄂西石家河有傳承關係;第三，新石器晚期的牙璋以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為基礎，長江流域和中原則是牙璋出土數量第二多的地區;第四，出土牙璋地區之間的關係，以江漢為中心環節。

依此，我們可以推斷，鄂西、川東及石家河是牙璋禮器的起源地。陝北神木石峁的玉器是西北族群在江河地區掠奪而來的窖藏珍寶。所以神木玉器的出土，並不代表西北族群製造玉器的高技術水平，而是反映了青銅早期江河平原農耕文明面對來自西北「先戎」掠奪的風險。除了神木遺址之外，西北地區零散發現很多從江河地區奪取的寶貴戰利品，包括食物、青銅器、陶器、玉器等瑒瑧。

石家河有本土出產的玉料，雖然江漢地區製造玉器業發展比長江下游稍晚，但直至石家河時代，便已有了幾處龐大的玉石作坊，且技術極高，玉石加工頗為精致，超越長江流域其它地區著名的玉器文化瑒瑨。石家河晚期的肖家屋脊、煤山、羅家柏嶺等龐大玉坊的年代，都早於二里頭的玉器瑒瑩。因此筆者認為，石峁遺址的牙璋與其它陝北玉藏，都是從外地掠奪而來的寶貴物品，且皆掠奪自南方。

注釋:①鄧淑萍《也談華西系統的玉器(二)》，《故宮文物月刊》1993年第6期，第66、68頁。②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分類與分期》，《考古學報》1996年第1期，第1 － 61頁。③鄧淑萍《也談華西系統的玉器(二)》，《故宮文物月刊》1993年第6期，第62 － 71頁。④李忠義主編《三星堆傳奇》，台北:太平洋文化基金會，1999年，第133 － 147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朱章義、王方、張擎《成都金沙遺址I區「梅苑」地點發掘一期簡報》，《文物》2004年第4期，第33、34、37頁，圖八四、八五、八七、八八、八九、一0二;河南信陽地區文管會、光山縣文管會、歐潭生《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考古》1984年第4期;圖板伍:林繼來《論春秋黃君孟夫婦墓出土玉器》，《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6期，第71 － 74 + 57頁。⑤岡村秀典《公元前兩千年前後中國玉器之擴張》，鄧聰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8年，第79 － 85頁，圖9． 1;王煒林、孫周勇，《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4期，第40 － 49頁，圖一。⑥岡村秀典《公元前兩千年前後中國玉器之擴張》，第79 － 85頁。⑦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分類與分期》，《考古學報》1996年第1期。⑧鄧淑萍《也談華西系統的玉器(二)》，《故宮文物月刊》1993年第6期，第60 － 71頁。⑨戴應新《神木石岇龍山文化玉器探索》，《故宮文物月刊》1993年第5期;鄧淑萍《也談華西系統的玉器》，《故宮文物月刊》1993年第6期;王煒林、孫周勇《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關問題》，第40 － 49頁。⑩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邢福來、李明、孫周勇《陜西神木新華遺址1999年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1期，第3 － 12 + 97頁。瑏瑡戴應新《神木石岇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一)》，《故宮文物月刊》1993年第5期，第46 － 55頁。瑏瑢孫周勇《神木新華遺址出土玉器的幾個問題》，《中原文物》2002年第5期，第37 － 42頁。瑏瑣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神木新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彩版十至二四;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灘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9 － 28頁，圖10 － 22。瑏瑤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神木新華》，彩版二五、二八。瑏瑥姬乃軍《延安市蘆山峁出土玉器有關問題探討》，《考古與文物》1995年第1期，第23 － 29頁。瑏瑦荊州博物館《石家河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65 －166頁，圖138、139。瑏瑧高煒《陶寺玉器及相關問題》，鄧聰編《東亞玉器》，第192 － 200頁、彩版55 － 62。瑏瑨荊州博物館編著《石家河文化玉器》，第50 － 95頁，圖78 － 63;李建忠《龍現中國:陶寺考古與華夏文明之根》，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9、92頁。瑏瑩何駑《陶寺文化譜系研究總論》，解希恭主編《襄汾陶寺遺址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408 － 435頁。瑐瑠孟原《召屈家嶺文化的北漸》，《華夏考古》2011年第3期，第51 －63頁。瑐瑡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硏究所、鄂爾多斯博物館編《朱開溝:靑銅時代早期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韓茂莉《論中國北方畜牧業產生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地理研究》2003年第1期，第89 － 95頁;韓茂莉《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形成與氣候變遷》，《考古》2005年第10期，第57 － 67 + 2頁。瑐瑢參侯毅《從陶寺城址的考古新發現看我國古代文明的形成》，《中原文物》2004年第5期，第13 － 19頁;高天麟《龍山文化陶寺類型農業發展狀況初探》，《農業考古》1993年第3期，第64 － 71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嚴志斌、何駑《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發掘報告》，《考古》2005年第3期，第307 － 346 + 381 － 387 + 390頁。瑐瑣屈家嶺、石家河研究只有最近十年幾纔開始，但已有的成果推翻了原來對青銅文化來源的看法。如參鄧家灣、肖家屋脊、煤山、羅家柏嶺、盤龍城、大冶等遺址的發掘報告和相關的學術文章。瑐瑤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雲城市文物局、芮城縣博物館、薛新明《山西芮城清涼寺史前墓地》，《考古學報》2011年第4期，第3 － 6 + 97頁;陳靚、薛新明《山西芮城清涼寺新石器時代墓地人口構成研究》，《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第37 － 40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雲城市文物局、芮城縣博物館、薛新明《山西芮城清涼寺新石器時代墓地》，《文物》2006年第3期，第4 － 16頁。瑐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三、八區發掘簡報》，《考古》1975年第5期，第302 － 309 + 294 + 328 －329頁;偃師縣文物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第4期，頁27;楊國忠、劉忠伏《1980年秋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3年第3期，第199 － 205 + 21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硏究所編著《偃師二里頭:1959年～ 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第249 － 251頁，圖161 － 163;第168頁，圖257;第342頁，圖238;圖板118、119、112、125;許宏《二里頭遺址文化分期再檢討──以出土銅、玉禮器的墓葬為中心》，《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第44 － 52頁。瑐瑦湖北省荊州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石家河考古隊、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編著《肖家屋脊──天門石家河考古發掘報告之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31頁，圖二六一;荊州博物館編著《石家河文化玉器》，第110 － 122、167、168頁，圖74 － 86、140、141;戴應新《神木石岇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二)》，《故宮文物月刊》，1993年第6期，第46 － 61頁。顧問、張松林《二里頭遺址所出玉器「扉牙」內涵研究──並新論圭、璋之別問題》，《殷都學刊》2003年第3期，第22 － 32頁。瑐瑧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出土玉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1 － 31頁。瑐瑨荊州博物館編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頁19;王勁《石家河文化玉器與江漢文明》，何介鈞主編《長江中游史前文化曁第二屆亞洲文明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鄧淑萍《也談華西系統的玉器(六)──飾有弦紋的玉器》，《故宮文物月刊》，1994年第10期，第82 － 91頁;(日)林巳奈夫著、楊美莉譯《中國古玉研究》，台北藝術圖書公司，1997年，第232 － 243頁。瑐瑩高大倫《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玉石器的初步考察》，《考古與文物》1994年第2期，第82 － 86頁;敖天照《三星堆玉石器再研究》，《四川文物》2003年第2期，第39 － 45頁。瑑瑠荊州博物館編著《石家河文化玉器》，第6 － 8、16 － 18、35、42、97 －100頁，圖8、15、65 － 67。瑑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灘──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之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彩版二〇八:3、4。瑑瑢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編著《盤龍城:1963 － 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彩圖一九、二七、四一、四二、圖版五三、六一、六五:5、九八等;高大倫《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玉石器的初步考察》，第83頁，圖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朱章義、王方、張擎《成都金沙遺址I區「梅苑」地點發掘一期簡報》，《文物》2004年第4期，第26、27、29、30頁，圖六四、六五、六八至七二。瑑瑣柳冬青《紅山文化》。瀋陽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99頁。瑑瑤楊德標《潛山薛家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2年第3期;楊美莉《多孔石、玉刀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1997年第3期，第17 － 74 + 2 － 3頁。瑑瑥黃石市考古所發掘，展出於黃石市博物館。瑑瑦張弛《大溪、北陰陽營和薛家崗的石、玉器工業》，《考古學研究(四)》，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55 － 76頁。瑑瑧荊門博物館發掘資料。瑑瑨四川省博物館、范桂傑、胡昌鈺《巫山大溪遺址第三次發掘》，《考古》1981年第4期，第461 － 490 + 551 － 558頁;湖北省宜昌地區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馬繼賢、盧爾德佩《宜昌線清水灘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國家文物局三峽工程文物保護領導小組湖北工作站編《三峽考古之發現》，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年，第184 －201頁;湖北省宜昌地區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陳任賢、謝達遠《宜昌中堡島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7年第1期，第45－ 97 + 132 － 139頁;國家文物局三峽考古隊、王曉田《湖北宜昌縣下岸遺址發掘簡報》;國家文物局三峽工程文物保護領導小組湖北工作站編《三峽考古之發現(二)》，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第439 － 448頁，圖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楊權喜《長江三峽工程壩區白獅灣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9年第1期，圖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昌放鷹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頁64，圖四二，圖版三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京山屈家嶺》，北京科學出版社，1965年，第20 － 21、37 － 38、67 － 69頁，圖十五、二七、五四;王善才主編、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清江考古掠影及出土文物圖錄》，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70、75頁。瑑瑩楊美莉《多孔石、玉刀的研究》。瑒瑠鄧淑萍《也談華西系統的玉器(三)──玉刀》，《故宮文物月刊》1993年第7期，第86 － 93頁。瑒瑡林巳奈夫(日)著、楊美莉譯，《中國古玉研究》，第286 － 349頁。瑒瑢宋建《馬橋文化的分區和類型》，《東南文化》1999年第6期，第6 －14頁;焦天龍《論馬橋文化的起源》，《南方文物》2010年第1期，第70 － 75 + 58 + 59頁。瑒瑣彭適凡《禮器「牙璋」的類型學研究──兼論香港大灣新出牙璋的年代》，《故宮學術季刊》1996年第3期，第105 － 123頁。瑒瑤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分類與分期》，第9、26、37頁。瑒瑥宋兆麟《河姆渡骨匕對鳥圖案試析》，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7年第1期，第25 － 31頁。瑒瑦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分類與分期》，第4 － 5、25、28、33、38頁。瑒瑧李水城《西北與中原早期冶銅業的區城特徵及交互作用》，《考古學報》2005年第3期，第239 － 275 + 278頁，圖一七:5。瑒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雲鵬、王勁《湖北石家河羅家柏嶺新石器時代遺址》;郭立新《長江中游地區初期社會複雜化研究(4300B． C．－ 2000B． C)》，第100 － 108頁;荊州博物館編著《石家河文化玉器》。瑒瑩荊州博物館編著《石家河文化玉器》，第1 － 18頁。［責任編輯:劉自兵］

文章來源：郭靜雲，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4年05期，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