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藝雙馨」外衣下的性侵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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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藝雙馨是人們對公眾人物（體育、文藝明星尤甚）的美好期盼，但從現實情況來看，一名主持人是不是口齒伶俐、舞台氣場是否強大，和他的道德水平是毫不相干的兩件事情。

同樣的道理，一名教授的科研水平和思想深度、一位作家的文筆流暢與否、一名運動員能不能登上奧運領獎台，和他（她）們的道德水平也是沒有關係的。

如果把一個人所從事的職業和其本身的人品扯在一起，換來的很可能只有失望。也就是說，德藝雙馨可能是存在的，但不是每一個技藝高超的人都有與其職業技藝水平相稱的德行。

比如說，在轟轟烈烈的「me too」運動中被曝光的某電視台著名主持人，根據被侵害者的敘述，當時報案之後都被有關方面以「社會影響」的名義強行壓下來。這些人寧可無視被害者的權益，也要維持他們心中該著名主持人「德藝雙馨」的人設。

同樣的，高校教師、公益人士、媒體人等紛紛被曝出性侵醜聞，人們感到震驚，也正是打破了原本屬於他們的人設——大學是與社會「大腦」和「良知」角色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公益則是與道德、利他、正義、反歧視、奉獻精神、理想主義緊密聯繫的辭彙，媒體的角色定位應該是社會的觀察者和守望者，紛紛陷入性侵醜聞之中。

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不得不讓人們停下來，重新思考職業和德行的關係。

已故作家王小波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對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他的觀點似乎不難理解：你不必要求一名思維的精英同樣是一名道德的精英，因為這兩者本沒有天然的聯繫。

而很多領域中做出傑出成果的人才似乎也在證明著這樣的關係：

「天才加流氓」，這是魯迅對郭沫若的評價。天才，不難理解：作為20世紀中國文壇的重要力量，郭在詩歌、劇作、歷史、考古等多個領域都有不俗建樹。「流氓」一詞，則可以從他的婚姻關係上反映出來：二十歲時奉父母之命與張瓊華成親，六天之後拋棄妻子獨自前往日本；到日本之後與安娜結婚並育有五個兒女；中日戰爭爆發之後，回國與年輕演員於立群同居，開始第三段婚姻。

性侵事件在體育明星身上也有發生：2003年，在NBA如日中天的湖人球星科比·布萊恩特被曝在科羅拉多州鷹郡一家賓館中對前台服務生進行了性侵。科比隨後向警方承認雙方有過性關係，但不承認強姦，於是不得不在球場和法院之間來回奔波。最終，這位湖人當家球星為女方開出了500萬的天價賠償支票，雙方就此庭外和解，女孩撤銷了刑事訴訟，在民事訴訟方面科比也被宣判為無罪。

類似的事情在政治人物身上同樣發生：提起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拉鏈門」是繞不開的話題：柯林頓與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發生性關係，但柯林頓對此堅決否認。1998年，時任總統的柯林頓因在他與萊溫斯基的性醜聞問題上說謊而受到調查，被控作偽證和妨礙司法。同年8月，柯林頓向國人發表電視演說，首次公開承認與萊溫斯基有「不正當關係」。這一事件也成為柯林頓執政期間最不光彩的一頁。

上面的這幾個例子，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對美好道德的追求，而是說好的德行並不天然的嫁接在職業技藝之上。哪怕郭沫若是眾人口中的「渣男」，但其在文學和歷史上的成就不會因此被抹去；即使擺脫不了「性侵」的帽子，科比仍舊完成了自我救贖，在球場上用冠軍證明了自己的實力；我們不會忘記柯林頓的桃色新聞，但是也不能否認其任內創造了美國的長期經濟繁榮和高科技行業的飛速發展。

當然，對於「德藝雙馨」，我們還是要有所追求的。這個不僅僅是公眾人物需要的，也是我們每個公民需要的。因為，個人德行的養成，與所處的位置、從事的職業沒有什麼特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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