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飾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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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春夏至，這裡常有靡靡細雨光顧。細雨小憩片刻便匆匆而去，唯獨遺下一片薄霧——這霧於今是有別的。這霧是潮濕而清潤的，是呼入口中泌人心脾的，是氤氳間天地清晰可見的。

遠遠地，走來跌跌撞撞一具身影，束髮高冠，衣綉錦緣，玲琅遍體，腰間佩著長劍。這便是三閭大夫屈原予世間最後印象。

彼時屈原穿著，顯於朝堂，實屬常態。但在這荒僻山野，庶人們不過短褐草履的世界，忽然見著這麼一身打扮，也難怪紛紛將之視為雋英，投米於江唯恐群魚果腹了。

1973年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墓出土的男子御龍帛畫、1953年長沙仰天湖楚墓出土的彩繪楚俑以及1972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各類袍服織物，我們大體可對春秋戰國乃至兩漢的服飾有一個初步認知——雖材質、用色、款式乃至配飾都有基於不同身份、社會地位的區分，但人類追求美的天性或曰基因早已參雜其中。於是乎，沿著汨羅江畔踽踽而行並最終心灰意冷投身其中的憤怒、狷介但又不無自憐和自戀的三閭大夫也淺聲低吟著——「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屈原身上穿的，只是曲裾深衣——雖用料精細，但式樣倒不算離經叛道。三閭大夫自稱「奇服」，卻未必真正撩得動衛道士們敏感內心。服裝在那時代，除滿足基本羞恥心及禦寒外，更多作用依然是政治意義上區分等級身份的標識與壁壘。比三閭大夫早幾百年的晉獻公曾命公子申生出征東山夷狄時「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這行為蘊含著晉獻公強烈個人意願與政治訴求。理所當然的，這行為也在公子申生智囊團里引發激烈討論。數十年後跟隨晉獻公另一位公子重耳中興晉國的名將狐毛、狐偃兄弟之父狐突在內的數位忠於公子申生的軍事參謀咸以晉獻公此舉用心險惡，意在謀害太子申生——當然這位可憐人兒最終並未逃脫噩運——因用代表分離的「尨（音忙）奇」（雜色奇怪之服）和不能恢復圓滿的「金玦」來暗示……拋開這些鮮血淋漓的陰謀，偏衣本身還是相當有後現代風格的服裝，「異色，駁不純，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也就是說，從後背接縫處開始出現完全不同的顏色，即便放在今天，這種用色的設計亦不可謂不創新。

說到春秋、戰國時的服裝，「胡服騎射」似乎是不可避開的話題。但事實上，這是一系列因「服」之名的系統改革，包括但不限於政府綱領、軍事策略等，易服很可能並非最具關鍵意義的行為但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基調。胡服非常完美地體現了游牧民族對於行動快捷的需求——「其帶具帶，其履靴。其服，上褶下袴。」（王國維語）具體特徵是有別於黃河、長江流域諸國服飾特點的窄袖、短衣、左衽或對襟，以及完全合襠的褲裝。西北游牧民族則廣泛將毛皮運用到了胡服當中，更有防止狼犬咬嚙的皮靴問世。另外，帶鉤與准蹀躞（音碟泄）帶的組合，除了攜帶大量隨身物品這一功能外，至今仍是男性常備服飾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且東、西方近乎無縫對接般擁有了此項技術。今存大英博物館「薩頓胡」展區中東英吉利國王雷德沃德的金屬帶扣便是最佳例證。胡服的現實意義遠大於修飾意義，雖然貴族的衣裝不乏妝點。

秦漢更迭，服裝被賦予的附加意義更加繁重，但無非是區分庶民與權貴、權貴與權貴之間的標示，而區分方法自然從服裝原料、款式甚至顏色延展開，細節決定價值，價值卻並不完全以經濟基礎界定。

首先，長短的分別仍然是儉樸與奢華、尊崇與卑賤的重要分別。公元前180年，年僅二十三歲的代王劉恆不無意外地成為漢朝第三位手握實權的執政者（第五位皇帝），是為漢太宗、孝文皇帝。彼時，天下已有鼎沸之意，文帝身懷謹慎，大幅削減租賦，又裁撤各類靡費，後世皆以敦樸讚頌。在《漢書.文帝紀贊》中提到文帝之節約，就有「身衣黓綈（音亦提）。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綉，以示敦樸，為天下先」的感嘆——自身穿著黑色粗製綈衣，寵幸的慎夫人則穿著下擺不曾到地的衣服，帷帳上也沒有當時流行的華美刺繡，這應該是作為帝王卻儉樸的表率吧。但由此亦可見普通庶民或終兩漢不絕的奴隸階層，恐怕更是短褐穿結、衣不蔽體的窘狀。至於經濟情勢稍好的階層，雖然服飾、家用稍可以媲美權貴，卻遭到權貴階層緊密注意。晁錯對文帝描述漢代商賈的生活現狀時，不無憤懣，顯然對於商賈階層所擁有的、足以承擔「履絲曳縞」的經濟實力恍若旁顧。從這些記敘中不難看出，絲織品、以各種圖案相間的華美刺繡顯然為當時主流審美所接受。蜀錦則在更早的戰國時期便奠定了其在中國服裝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專司管理蜀錦生產、輸出的「錦官城」成為後世對於成都別稱，便是對於蜀錦歷史意義的肯定。從戰國至兩宋，蜀錦不惟是奢華衣裳的代表，更是巴蜀經濟重要一環。三國時蜀漢執政者諸葛亮曾喟嘆：「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案三國時期蜀漢總人口不過百萬，而諸葛亮屢番進軍隴右，試圖逐步吞併魏國。根據記載其用兵每在數萬之眾，以不足百萬人口維持一支數萬人規模軍隊給養，顯然並不足夠。彼時，著名官二代、魏世祖文皇帝曹丕一改其父作風，不但大舉起用士人，開《九品中正法》為社會階層畫階，本人亦是從小奢靡玩耍、於各色娛戲無所不通的。這位爺於飲食衣服之道曾發表過一段震耳發聵、後世永銘的詔文：「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夏則縑、繱、綃、繐，其白如雪；冬則羅、紈、綺、縠，衣疊鮮文。未聞衣布服葛也。」翻譯成大白話就是：活了三輩子的人才能整明白怎麼穿衣服，活了五輩子的人才真正懂得吃喝。穿衣吃飯，不是件容易事兒吖！珍惜寶貝必然是在咱中國（意指魏），夏天咱是雪樣兒白的絲織物，縑、繱、綃、繐；冬天咱是層疊綉滿圖案的羅、紈、綺、縠——就沒聽說過誰還（跟吳國人似的）穿粗布衣裳出街的！雖言語間對於魏物產頗為自矜且順帶羞辱了當時以粗麻葛布流行的孫權治下的江東。「江東為葛，寧可比羅、紈、綺、縠？」但事實情況是——雖然在高上大的環節東吳無法與魏、蜀比擬，但麻葛的流行卻讓庶民在穿的基礎民生問題上得到不少保障。

魏晉時士人風流，在穿衣上也奉行著與時風背道而馳的精神。羽扇綸巾，褒衣博帶，且喜好反覆漿洗的舊衣，成為當時風尚。牛車上載著醉眼惺忪的士子，寬袍大袖、袒胸露臂，下著或絝，足蹬木屐，這便是這時代名士的標配。唐代畫家孫位的《高逸圖》忠實地再現了當時士人的穿著——圖中阮籍、山濤、王戎和和劉伶或戴小冠或裹巾子，所著皆寬袍大袖，隨侍童子衣雖短，袖口卻也敞大，下著褲裝；劉伶的手中還攥著士人們深相喜愛的飾物，麈尾。這殘缺的畫卷，換作上世紀6、70年代的利物浦街頭，則應當是四位著夾克、喇叭褲，蹬著尖頭皮鞋，戴著足以遮住大半個面龐的太陽眼鏡，齊劉海平著眉梢的憤怒青年吧？

魏晉南北朝中後期，中國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的民族融合開始了，一切的風俗和習性都在交互影響，服裝當然也不例外。由此開始，廣義上的漢人群體誕生，而廣義上的中國服裝則早已存在，延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