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葯神》和韓國片究竟有多像？距離韓國電影究竟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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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看黑色幽默喜劇的心態入座，戴著幾乎哭出來的美瞳出廳。

爆了，就這樣爆了。《我不是葯神》的身上，的確有著超高的質量、超高的勇氣，但這些為什麼就能一下子擊中影迷，讓90後見證豆瓣9分的「上古傳說」？不少人說，《我不是葯神》的大爆，就因為韓國高口碑類型片在內地的市場空白，被這部電影一下子填滿了。

我們不需要再羨慕，我們現在有。但事實呢，果真如此？

文 | 理識平

編輯 | 龐宏波

《我不是葯神》已然封神。

點映票房超過1億，單日排片佔比連續超過50%，累計票房達10億，豆瓣評分位列中國影史前五。與十年難遇的奇蹟相對應的是中國觀眾睽違已久的現實主義大片。

對於類型片發展仍處初級階段的中國電影來說，《我不是葯神》無疑是一劑強心劑，其標準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足夠讓人驚喜，在成熟的商業操作手法之外，它也有韓式現實主義類型電影「改變國家」的意味。

在對「葯神」的讚譽中，韓國似乎成為了一個繞不開的參考坐標。無論是韓式人物群像風格的電影海報，還是對徐崢宋康昊化的人物評價，無一不說明，「葯神」在有意向韓式類型電影靠攏或致敬，這種致敬正中了中國觀眾的下懷，他們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打開雲盤，一邊誇獎一邊艷羨彼岸。

《我不是葯神》對社會矛盾的粗糲呈現以及直面現實的勇氣獲得了諸多讚譽，這種讚譽也似乎隱含著中國觀眾對類型片的呼喚。

《我不是葯神》的韓式類型化風格：致敬可信度能超70%？

《我不是葯神》取材於真實故事，徐崢飾演的程勇，對應現實世界中印度抗癌藥「代購第一人」陸勇。作為慢粒白血病患者，醫生推薦他服用瑞士諾華公司生產的名為「格列衛」的抗癌藥。單價23500元的藥物需要每月一盒。後來，他了解到印度生產的仿製「格列衛」抗癌藥，藥效幾乎相同，但零售僅為4000元，於是他開始服用仿製「格列衛」，並為數千位病友購買此葯。

實際上，取材具有全民影響力的真實事件已經成為韓國現實主義類型片最為典型的特徵，這一方面是因為引用真實事件對現實更加具有批判意味，另一方面選擇具有爭議的事件來改編可以揭示現實生活的陰暗側面。

上世紀90年代到2000年初，朴贊郁的復仇三部曲《我要復仇》《老男孩》《親切的金子》全部與取材於轟動全國的犯罪事件，三部電影業奠定了韓國電影重要類型片——犯罪片的江湖地位。其它的如《殺人回憶》《熔爐》《那傢伙的聲音》《孩子們》《追擊者》《下女》《國家代表》《華麗的假期》等諸多里程碑意義的電影等也全部改編自現實事件。

由「葯神」到「熔爐」的聯想並非文化自卑，相反，它代表了類型片全球本土化的衍生模式，以及韓式現實主義類型片在泛亞洲文化輻射圈的翻轉騰挪。除了現實主義美學風格之外，定型化的人物也是類型片風格的重要特徵。韓式人物紮根於本土的文化土壤，普遍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我不是葯神》中，徐崢扮演的程勇其實也是韓式類型電影中的典型「矛盾體」。

影片所作的最大改動在於將原本故事中主人公病人與藥商的雙重身份置換為了單純的藥商身份。人物的形象也從前面的唯利是圖變成了後來的拯救蒼生。這一人設類似《辯護人》里的宋律師，家庭破敗、事業無成，但不乏生活智慧，一旦抓住機會也能屌絲逆襲。

但他們後來都徘徊在聖人與普通人的兩難境遇之中，既想維護個人利益，又有著悲天憫人的道德氣質。影片的主要線索正是這種人物的困境和對人性考驗的戲劇化呈現。儘管批判的指向不同（一為資本，一為權力），但最終他們都是各自文化語境下的民族英雄。

影片對於個人英雄的呈現豐富而飽滿，在他之外，群像敘事建構了一個完整的小社會。影片中大多數人物形象的勾勒，語言與動作的呈現都彷佛是現實環境的紀錄化呈現。王傳君帶的三層口罩，還有醫生們的冰冷寡淡，警察們的生硬刻板，無一不源自於對生活的細微觀察和直觀呈現。這些與韓式類型片中盲目自大的警官、貪圖小利的線人、愚蠢有趣的小配角等常見類型角色既有呼應，也有本土創新。

思慧（譚卓 飾）拋棄個人尊嚴，牧師老劉（楊新鳴 飾）丟下守矩的信仰，黃毛（章宇 飾）直接背井離鄉。三個角色身上分別代表了性工作者、教徒和農民工三個中國最為敏感的人物類型。

除了題材、人物之外，許多情節的設計大膽、真實，超乎國人預設。比如，開頭突如其來的「潑糞」鏡頭，白血病人清理傷口時的慘叫和絕望，黃毛多次血淋淋的直接呈現，近都似於與韓式犯罪類影片的暴力美學。

在移植和仿造韓式現實主義類型片之外，「葯神」也有頗具創新意識的混合嘗試。配合著徐崢成熟的喜劇風格，電影的前大半部分安排了大量的小高潮和笑點，影片氣質從王傳君割腕，妻子跪地求救開始出現徹底轉變，先極致煽情再道德思考，商業與深度兼備。

現實主義市場抬頭，「葯神」要爆是必然？

中國觀眾對於現實主義類型電影的呼喚早已萌發，類似於「葯神」這類生髮於社會土壤的現實矛盾在中國主流熒屏上並不多見，但中國影人始終對現實類題材的邊緣性試探。

陳可辛的《親愛的》，文晏的《嘉年華》和劉德華的《失孤》分別聚焦了兒童拐賣、少女性侵等問題，但議題的邊緣性，操作的剋制謹慎以及其所指向的社會治理問題均未挑動起普羅大眾的敏感神經。

從去年開始，印度現實主義作品《摔跤吧爸爸》創造票房奇蹟，《神秘巨星》《小蘿莉的猴神大叔》《起跑線》《廁所英雄》相繼為市場注入信心。

「葯神」的到來恰逢其時，它取材「看病「這一全民議題則直擊了每一個中國家庭的心靈痛處。影片創造的核心矛盾——企業的專利財產權與患者生存權之間的衝突為負重已久的中國病人提供了足夠豐富的話題和釋放空間。更重要的是，民生議題直指衛生體制和醫藥改革，如此難得一見的「脫敏」足夠令人興奮。

上一部像《我不是葯神》一樣攪動暑期檔的票房奇蹟是《戰狼》，兩部影片其實展現了當下中國發展變化的一體兩面，一面是國富，一面是民弱，這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政策話語遙相呼應。民弱的直觀體現是生不起病，看不起病，具體到影片，是白血病人吃不起抗癌的藥物。

與類型化敘事策略相對應的是，影片一方面通過直陳社會問題擊中了大眾的心理，另一方面又通過徐崢所扮演的理想主義角色完成了對觀眾的撫慰。《我不是葯神》打動觀眾的第三個原因在於呈現了中國電影的新可能。

作為全球最大票倉的中國市場已經在逐漸成熟。在梳理中國電影2018上半年發展趨勢的文章中，第一院線提出，情感連接已經成為中國電影宣發新趨勢。情感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和投射，同時也是解決現實問題的動力根源。

觀眾越來越希望與熒屏的故事和人物產生價值連接和情感共鳴，意味著觀眾越來越需要熒屏中的故事與自己有關，越來越希望影片與自身所處的文化現實產生深層聯繫。這種相關可以是根植於北漂生活的愛情，也可以是援非護航的民族驕傲，但一定都是依賴於好故事的類型片。

中國現實主義類型片市場的空缺，和韓國至少差10年？

《我不是葯神》對於電影市場而言，它的意義在於給予中國院線片的某種啟示。以紮實的故事為主體、啟用有一定號召力也有紮實演技的演員的類型片才應是中國電影產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而非《復仇者聯盟》等爆米花電影。

基於政策管制和文化背景的雙重因素，中國本土最具特色的當屬武俠類型片。張徹、胡金銓、李小龍的武俠片是早期的典型代表，其後的成龍、周星馳將武俠片與喜劇片融合，例如《醉拳》《功夫》等。王家衛、徐克等也都創作了武俠與後現代美學、懸疑驚悚融合的武俠新類型。近兩年極為出色的《綉春刀》則開始涉足武俠里的現實語境。

另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中國電影商業類型片是發端於賀歲片的喜劇片。由喜劇類型衍生出的更細分類型基本都在既定範圍內獲得了獲得了中國觀眾的認可與鼓勵。如徐崢開創的《囧》系列的生活喜劇，寧浩的《瘋狂的石頭》開創的黑色喜劇，開心麻花為代表的《夏洛特煩惱》，還有雜糅公路與喜劇類型的《心花路放》，雜糅奇幻、愛情與喜劇的《羞羞的鐵拳》，雜糅懸疑與喜劇的《唐人街探案》。

伴隨著限制的逐步放開，每一個新的票房奇蹟大多都是一個嶄新的類型片類別。如以《失戀三十三天》位代表的小妞電影，以《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位代表的國產青春劇，以《烈日灼心》為代表的懸疑探案劇都一時吸睛無數，也獲得了體面的票房收入。但遺憾的是，無論是具有開創意義的國產類型片還是盲目跟風的類型片劇作，都或多或少令觀眾略有遺憾：國產類型片能不能講好一個完整的故事？

好在，《我不是葯神》證明了，一個沒有柔光、沒有特技的民生故事，足以獲得盛譽無數。這樣的類型片需要更加完整的電影工業體系配置，當然更需要耐心的創作與摸索。

韓國也曾在與好萊塢的直面對抗中敗下陣來，但韓國始終不曾停止對本土類型化電影的探索。從2006年《漢江怪物》到2010年《大叔》再到2013年《雪國列車》。我們可以看到韓國大片已經從單一的南北韓之間的戰爭影片進化到科幻片、政治電影、戰爭片等多種類型的探索道路上。韓國電影同樣也在故事創作上強調本國的審美特徵，犯罪片、溫情純愛系、戰爭片、恐怖片等小成本電影類型均獨樹一幟，甚至實現了文化反哺。

遺憾的是，中國電影從《我不是葯神》的這個窗口來看，至少與韓國電影相差10年以上。但欣喜的是，起碼我們邁出了抹平10億的第一步。

（此文章為第一院線原創，未經允許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