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文化精髓溯源（九）

來自專欄明湖夜話1 人贊了文章

第九章 頌與贊的異同

（頌讚第九）

《詩經》「四始」，一般指創作風格，則為「風、小雅、大雅、頌」；或指代表性作品，即《關雎》《鹿鳴》《文王》《清廟》。

何為「頌」？所謂頌，即「容」也。「容」者，一為外延形式，二為內涵程度。故常言：「容者，盛大貌，有容乃大。」

《毛詩序》：「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孔子世家》：「《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據上可知，「頌」作為一種文章體例，旨在盛讚德行的美好、弘揚美德的名聲。據說帝嚳時期，樂師咸黑（另說咸邱黑）創作了《九招》頌歌。自《詩經?商頌》以來，「頌」的寫作風格，業已成熟完備。凡詩歌，用於教化並規範世俗民風者，稱為「風」；而內容中正平和，並可以周流四方者，才是「雅」；其中，旨在弘揚德行美好，並可告慰蒼天神靈者，堪稱「頌」。通常情況下，風、雅用於寫人敘事，而人事特徵就是變化多端，故有「正風」「正雅」「變風」「變雅」，與其呼應。根本而言，「頌」主要用於告慰神靈，就應該只有純正、莊嚴、美善的內容，例如：《魯頌》本是魯國祭祀周公姬旦的偉大，而《商頌》是商代後裔追念祖先的輝煌。所以，類似這樣適用於宗廟者，本該只有雅正的頌歌，而不該有像酣宴歡暢時的讚歌。《詩經·周頌》中《時邁》一篇，傳說在周武王時，是周公旦親自創作，像這樣一種充滿聖賢睿智的作品，不僅符合「頌」的文體格式，也為這一文章體例樹立了不朽典範。

周厲王在位期間，據《國語·周語上》記載：「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此段西周故事，聞名遐邇，道理淺顯易懂，強調說明的亦不過就是這樣一種世態常情：「只要民眾各存其心，難免七嘴八舌，進而議論紛紛。所以，凡當政者，必須要讓百姓說話，若像築堤防水一樣禁止言論自由，必定後患無窮。」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載，晉文公將與楚國開戰，因耳聞造車匠人傳唱「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故而猶豫不決。但他手下謀士分析，民間傳言對晉國出征是好兆頭。於是，晉文公一戰成名。《呂氏春秋·樂成》記載，孔子剛被魯國重用時，民間流傳「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內容是譏諷孔丘出身卑微。但孔夫子為政三年，生活周圍出現了「男女有別、路不遺失、夜不閉戶」的文明風貌。在這樣兩則故事中，針對老百姓如此口無遮掩、直言不諱的閑言碎語，左丘明、孔穿（字子高戰國魯國人孔子6世孫）分析認為，這種傳唱內容和形式應稱作「誦」，並視為「頌」從宗廟讚歌轉為議論人間事務的一種文體變格。所以說，「頌」就是延續著這樣一種趨勢，由遠而近。等到屈原的《橘頌》出來，「頌」在內容詞藻上，不但都更加華麗繽紛，而且涉及的事物範疇，也更加瑣碎蕪雜了。

秦始皇一統天下後，名山大川相繼樹立起來歌功頌德的碑刻。到了漢朝惠帝、景帝時，還有類似的篇章頌詞，層出不窮。所以，像這樣彰顯帝王功德的碑刻篇章的本質，都是「頌」的沿革，而且歷朝歷代，延綿不絕，時隱時現；另外，像揚雄表彰趙充國的《趙充國頌》，班固稱讚竇融的《安豐戴侯頌》，傅毅弘揚漢明帝的《顯宗頌》，史岑褒獎鄧後的《和熹鄧後頌》等，他們模仿的都是《詩經》「頌」的體例，即《周頌》《魯頌》或《商頌》。這一些模仿的作品，儘管水準深淺不一，且內容詳略各異，但與「頌」用於誇讚、溢美、褒獎的傳統，始終不離不棄。然而，班固《竇將軍北征頌》、傅毅《西征頌》，卻把頌寫成了敘事長篇，豈不是過猶不及，明顯背離了「頌」的規制；再有，像馬融（公元79-166年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東漢經學家）的《廣成頌》《上林頌》，雖雅正美詞，卻寫得更像辭賦，如此文不對題匪夷所思啊！還有崔瑗（生卒年不詳字子玉涿郡安平人東漢書法家文學家）《南陽文學頌》、蔡邕（公元133-192年字伯喈陳留郡圉縣人東漢文學家書法家）《京兆樊惠渠頌》，其序言精美，而內容簡約，至於摯虞（公元250―300年字仲洽京兆長安人西晉譜學家）在他《流別集》中，關於「頌」文體的溯源和評說，儘管十分精闢，但針對有的作品為何夾雜「風」「雅」樣式的分析，卻以為仍屬「頌」的體例，則不免迂腐虛妄，類似點石成金的黃白之術了。縱觀整個魏晉時期，人們對於「頌」的把握，尚且中規中矩。像曹植《皇太子生頌》、陸機《漢高祖功臣頌》，都是這一時期的傑作。不過，在他們作品中，褒揚與貶抑，時常混雜一起，則是魏晉末期「頌」趨向變格的癥候吧。

究本溯源，頌的內容就要典雅精緻，文辭擲地有聲，氣勢即有賦一樣的舒展恢弘，又要剔除賦的奢糜浮華，而在態度上，即有銘文一樣的虔敬矜持，又要區別銘文的勸誡警惕。所以，「頌」於提筆之時就是為了表揚讚美，而其終極目標就是為了樹立豐碑。在具體內容形式上，「頌」究竟在精微細緻或粗糙豪放上達到什麼樣子程度，只能情隨境遷、因人而異吧……這就是「頌」作為文章一個獨立體裁的大致情況。

何謂「贊」呢？贊，就是宣揚、說明，並有扶持、協助的意思。傳說虞舜時代祭祀，首先由擔當樂正的官員吟誦「贊」，隨後百工才開始演奏歌唱；另外，像《尚書·大禹謨》中「益贊於禹」和《尚書序》中「伊陟贊於巫咸」，前者的「贊」有「關切、幫助」之意，而後者的主要是「提醒、說明」；再者，漢代設置了「鴻臚」官職，這種官員在重大場合時的禮儀性言辭就叫「贊」……上面這一些，便是古代口耳相傳下來的關於「贊」的大致情形。

自從司馬相如書寫了《荊軻論》，才開始有了「贊」的文體格式。在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裡面，藉助「贊」來表明褒貶情懷，這即像概括全文的綜述，又像頌體文中的美言評說，更像紀傳體後面的評價論斷……確實，在他們之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在摯虞《流別集》中，作者把這種「贊」詞視為一種「述」的文體，則近似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了。至於郭璞註解《爾雅》中的「圖贊」等，無論針對動物還是植物，一概使用「贊」詞，並且褒貶兼容並蓄，這類似「頌」的沿革一樣，算是「贊」的變格吧。

追根溯源，不難發現：原本「贊」只是對事物的褒獎性感慨，所以歷來凡屬於「贊」的體例，一般篇章都十分簡短而不冗長，最經常是四字成句，並在數韻之間，整體上不過二十句上下。因此，唯求簡約梗概，旨在表情達意……這就是「贊」的成文綱要。所以說，「贊」作為一種文體，其源頭儘管遙遠，但用途格外局限，大致歸類上可視為「頌」的支流吧。

總而言之：恢弘功德大業是頌的天職，美化帝王聖賢是贊的本分。他們一概推敲文理，同樣都雕琢音韻，唯求賞心悅目，旨在聲名遠揚。頌讚褒揚是源頭，貶斥得失屬末流，從來高堂聲鳴遠，柳浪聞鶯音自由。

註解：

⑴《詩經?周頌·清廟之什》之《時邁》：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後。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

⑵西漢楊雄《趙充國頌》：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⑶蔡邕《京兆樊惠渠頌》，亦名《樊惠渠歌》：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殖，而涇水長流。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隱，乃立新渠。曩之鹵田，化為甘壤。農民怡悅，相與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我有長流，莫或閼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厘。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為酒為釀，蒸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⑷「……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頌詩之美者也。故者聖帝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為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也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為安豐戴侯頌，史岑為出師頌，和熹鄧後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楊雄趙充國頌，頌而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為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摘自摯虞《文章流別論》，又名《流別集》及《文章流別志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