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現代政治史 摘錄+筆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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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首先感謝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和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北岡伸一教授的《日本政治史：外交與權力》一書。在國內搜了搜發現系統研究日本政治史的中文書籍其實並不是特別多，而日文原作翻譯過來的感覺也比較少。這篇日本近現代政治史的摘錄+筆記如題，是我從該書上摘錄出的一些我認為值得分享的內容加上我自己的一些筆記，內容有的是照搬原文，有的是自己改編過加上了自己的思考。鼓吹明治維新和對比我國各種變法和維新的話相信點進來看的人都已經看過不少，在此就不多說了。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有太多太多，一些民族性和天時地利造成的我們無法學習的因素也非常多。我個人的一點感想是，中國人學習日本政治史有三大致命缺點，一是華夷思想深重，自以為歷史悠久對周邊國家影響巨大，更因為現在取得的成就導致自我感覺過好；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味太濃，動不動要從階級立場分析，生搬硬套我國國情，忽略了日本獨有的文化以及其他哲學學派的觀點；三是逃不出受害者思維，我這裡就不多說了。我自己看完此書最大的感想就是中國在日本憲政改革和外交政策上扮演了比我想像中還要重要的角色，日本在制憲和近代化的過程中其實與中國近代史上重合的現象非常多，日本的憲政命運與中國的近現代發展幾乎是綁在一起的。我希望看到的是東亞三國（四？）共同提攜，在以一個西方本位的世界裡，保持自己的獨特本質，更好地為人類發展作貢獻。

本筆記分為上中下三部分，這是第一篇主要講述了幕末時期的政治條件，明治維新初期面臨的政治挑戰，以及明治制憲的過程。

本人只是單純地對日本憲政史和日本國內近現代政治格局的變化抱有濃厚的興趣，並非大學裡的專業學者，還請讀者多指出其中的不足。

幕藩體制的政治上的特徵

西洋的多元性與幕藩的一元性：

歐洲文明，尤其以西歐代表的歐洲文明絕非極其古老也並非原創，南繼承希臘文明，東繼承吸收了伊斯蘭文化。多元等級的持續存在以及抵抗權思想的根深蒂固導致貴族權力很早就由等級議會所限制，不久便向近代議會發展。同時宗教權力與世俗權力並存也是西洋文明的特色。上述的多元性是西洋世界的生機勃勃性格的原動力，並由此產生了把世界改造得與西洋自身相仿、具有攻擊性性格的西洋文明。

乍一看幕藩體制似乎與西洋中世紀封建制度相似，各種大藩小國的存在組成了日本，以佛教為主的宗教也在世俗社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不能吻合的地方也很多，例如西洋封建制下，君主與家臣是契約型，對不予上次領主權的君主，家臣沒有服從忠誠的義務，家臣所擁有的軍隊武器也是由自己招募置辦並非依靠君主。鎌倉時代的日本亦是如此，但江戶德川下的日本就不相吻合了。

江戶時期的幕藩體制更像是家產制與封建制的混合體，家臣沒有自立權，地方上與大名抗爭的土豪勢力幾乎不存在，武士被改編為家臣官僚性的家臣團，住在城下與原來的土地無任何聯繫。宗教方面，鎌倉佛教到戰國末期漸漸失去了力量，只有一向宗獨霸，成為織田信長稱霸全國的最大障礙，基督教一度也擁有政治角度的強大力量。在江戶時代，由於鎖國政策，所有的宗教因寺清制度與宗門人別帳制度被控制在寺社奉行之下。君主，即公家和宮中也遭遇到禁中並公家諸法度的嚴格管制，經濟上也處於貧弱的狀態。把相對幕府、將軍權力的那些能夠自立的勢力剷除到最低程度，實現一元化統治的也就是幕藩體制。

對鎖國概念的誤解：鎖國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關閉國門完全不與外國通商，而是對外關係上的嚴格管制。鎖國期間幕府仍然在維持與朝鮮、大清國和荷蘭等國的貿易。

幕府的正統性：像長州薩摩這類中世以來的藩自當別論，很多藩主都有自己是大名任命的家產官僚這一儀式，因為有領地不是自己的，而是德川幕府的。這也體現在幕府提出換任任命及專封領地時，藩主要把武器留下才能離去。由此可言，大名統治的依據是來自將軍的委任。將軍統治的依據則是來自於征夷大將軍這一自古以來宮中的榮譽體系。

幕府的底子其實非常好，擁有的統一與近代化條件也相當多

a. 各藩在開拓平原投入力量，和平時期無戰爭需求使得鐵質農具普及成為可能。

b. 近海航線的開發形成了全國性市場。大米及其他的物資被運送到大阪變賣換錢，後運送到江戶以及農業並不發達的東日本地區。佩里的黑船為何有如此強的威脅性也是因為近海航線很有可能被黑船劫持，威脅到整個日本經濟。

c. 教育的普及：江戶後半期，武士基本上都識字。據說識字率在幕府末期的成年男子中為40%-60%；成年女子為10%-20%（包括武士與庶民階級），在傳統社會這算是驚人的高水準，即使在現在，在此水準之下的現代國家也不少。教育的普及帶來的各種效果，其一就是文書行政成為可能。一旦識字率超過10%，通過文書複雜而有效地傳遞內容成為可能。

d. 武士的精神理念快速轉為近代國家民族主義：長期和平所帶來的另一個重要變化就是領導者階層的意識變化。當時的領導者自然是武士。武士的精神特質作為武士道而眾所周知，原來是將功名心和對主君的忠誠組合在一起的。對主君表忠誠，在戰場上舉功名受賞，然後更崇尚忠誠。而戰爭沒有了，向主君表忠誠的機會也沒有了。大部分武士自然是在享受自己的特權地位，當然也有重新思考武士存在意義的人，單方面接受主君的恩寵和特權而沒有回報被一大批武士認為是可恥的。那武士具體的義務和責任到底是什麼呢？對此給出解答的是儒學，尤其是朱子學，即仁政安民是統治者必然的任務。在這種變化下，武士忠誠的對象也發生了改變，原來忠誠的對象是主君個人，後來的對象是超過主君個人的御家，忠誠的對象變成了抽象的原理，武士對大名對藩的忠誠快速變成了對皇國的忠誠也是基於這個前提。武士這一階層雖然法理上不復存在，但繼承其精神並將其擴展到其他階層便是明治國家的目標。

應對西洋的衝擊

19世紀面對西洋衝擊的當然不僅是日本，但日本在近代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外意識上的差異（太平洋戰爭的失敗也是因為並沒有清醒地保持之前的對外意識）。華夷思想深重的中國很難輕鬆承認自己落後野蠻的事實，而日本地處中華文明邊緣地帶，長期能見識到比日本優越事物的存在，所以承認自己的弱小並不是那麼羞恥的事情。雖處於邊緣地帶，但中華文明從未能征服日本，所以日本也一直保持著反中華文化的影響力，不斷地摸索自己獨特性的傳統，天皇血統的連續性使倒幕時的尊王意識迅速普及成為可能。朝鮮受中華文化影響更深，比日本更徹底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然而明朝滅亡以後朝鮮產生了自己延續了儒學正統的思想，將自己設定為了一個小中華，這種小中華思想導致朝鮮在面對西方列強時採取了與中國相似的措施。尚武的日本武士對外意識的框架側重點在軍事方面，因此通過軍事力量這一普通的尺度評價外來者成為可能。黑船並未遭遇太大抵抗也是因為日本對對方的軍事實力深感佩服。

幕府如果不進行大膽的改革，就無法應對黑船來航的危機。其改革歸為以下三點：

一是關於軍事和外交等實務層面的改革，包括了起用地方人才，在要地設置炮台防止外國船隻來襲，開設海軍傳習所和講武所傳授西洋軍事技能選拔未來的軍事人才。幕臣、藩士被教授蘭學英學，設置了新的機關以收集更多的西洋情報。

二是擴大政治參與。原先只有普代大名能參與政治討論，現面對國家級的生死存亡，強勢的地方大名比如薩摩、越前和水戶都加入了政治策略的制定實現舉國一致。

三是推出強有力的幕府領導人。當時的13代將軍德川家定體弱多病，候補的有德川慶福（直系血統有利）和一橋慶喜（德川齊昭，水戶藩藩主）。然而安政四年（1857年）歲末時，德川慶福只有11歲，一橋慶喜則有20歲且才華橫溢。

跟中國一樣，改革幕府並非易事，因涉及到改變祖宗宗法，保守派進行了相當頑固的抵抗。這一章之後重點談了倒幕的過程，然而中間涉及人名藩名眾多，外國勢力介入使得情勢變得十分複雜。我本人玩過全戰幕府2武士之殤的DLC，對鳥羽、伏見戰爭的細節略有涉略還算是能理清其中的關係（玩的時候一頭霧水現在總算稍微有點眉目了），這裡不多做筆記，還望各位海涵並自行閱讀此書或遊玩遊戲。總結來說，薩長同盟在英國的支持下逼迫由法國支持的幕府將最高權力還給天皇。薩長這樣的雄藩希望能藉此獲得更多自主權，幕府希望通過大政奉還平息形勢並保留德川家的話語權，英法則希望保持安全穩定的自由貿易。

明治的國家建設

在明治初期，新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確保中央集權制以建立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國家，為此需要儘可能地爭取到地方雄藩的支持 。明治天皇以示公卿和諸侯的形式發表的五條誓文第一條便是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表明了歡迎地方諸藩參政。同時為了徹底的中央集權，藩權的解體也是必需，『天下事無論大俠皆歸一，然後名實兼得，方才能與海外各國並立』。需要注意的是，1869年3月薩長土肥四個最強的地方雄藩主動上奏將版籍奉還，上面這句話也是來自他們上奏時的言論，而非中央的態度。同年7月政府認可了版籍奉還，其他藩紛紛效仿。藩權解體後，各藩主被任命為知藩事（或者xx藩知事），公卿諸侯的名號也被廢止一律該稱華族。主動版籍奉還的結果就是各省次官以上的官僚幾乎都出自薩長土肥，為之後的日本政治格局做了鋪墊。維新後僅用三年就把大名分國制變成了中央集權制著實讓人驚訝，其主要原因在於地方各藩財政捉襟見肘，藩主也希望責任返還給中央；大名正統性較弱，說白了還是德川的家臣，沒有自立一方的心態；日本國民的民族危機感也非常強，促使了各地權力交還給新的國家級政府。

軍事上，明治政府徹底廢除武士階級，並在1873年面向全體國民頒布徵兵令。日本有這種全民皆兵的思維是受到了當時普法戰爭普魯士的勝利，普魯士全民皆兵的模式被認為是戰爭勝利的關鍵。法國的失敗也讓明治政府將幕府時代的法國顧問換成了德國顧問，軍制及訓練方式也徹底德化。

經濟上，日本由於也簽訂了各種不平等條約，關稅被控制得很低且日本政府沒有任何資格和列強談判。獲得外國貸款也很困難，就算能，利息也高得離譜。當時的日本除了向農民徵稅別無他法，政府花了7年評估了全日本的地價，以地價的3%向農民地主徵收地租。一些地主無法上繳高昂的地租淪為了佃戶，成為了剩餘勞動力，拿著十分低廉的工資，變低了日本商品的成本，提高了日本商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單靠政府方面的高壓是無法實現國家近代化的。近代意義上的國民，需要將國家的命運提高到等同自己的命運的高度來重視，個人與國家共患難。因此政府需要對民主給予方向，引導出國民的能量。其方向就是文明開化，即引進西洋文明培養國民意識。

廢除藩制這樣的大改革後不到三個月，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100多位中樞領導階層的人物就集體去海外考察。考察的結果便是殖產興業政策。他們意識到了要強兵就要先富國，要先富國就要整備基礎行業。這樣國家級別的整備必須由國家帶頭承擔風險。因此，在農業方面作為官營模範牧場建立了下綜官營牧場，國家也特別扶持和保護了三菱這樣的企業讓他們稱霸了日本國內沿岸航運，並將其實力延伸到了東亞一帶。在產業化初期，這類國家資助民間資本來完成原始資本積累不失為一個高效的做法，然而國家的過分干預會扼殺純民間資本的建立，並且促成了大財閥的形成，引致財閥和權力的勾結。

報紙作為國民教育的一部分也得到了政府的扶持。一方面政府大力發展報紙雜誌，一方面很多舊幕僚出身的人轉型辦報。他們比起倒幕派更了解西方國家的情況，想為日本的現代化做貢獻。對他們來說，通過新聞出版工作，承擔文明開化的一部分任務也是很有魅力與價值的工作。

面向全民的徵兵政策也有國民教育的意義。農村出身的年輕人在軍隊里第一次穿西裝，睡床，與不同出身的人用標準語進行交流。

明治初期的對外與對內關係：

明治初期，傳統的東亞國際秩序已與近代大不相同。近代國際關係是以主權國家sovereignty作為其構成要素。主權國家對該國領土內的事情和國民事物擁有處理許可權和責任，相互間是平等的。其他的國家都是附屬於主權國家的殖民地。在此之前，更多的是以強大的國家為領導的國際秩序，在古代，東亞成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中國周邊的國家也都是以與中國的關係遠近來確定地位的。周邊的國家要向中國朝貢，而中國則以數倍的禮物奉還，形成一種鬆散的宗主關係。與日本最近的國家是朝鮮，而朝鮮是把中國作為宗主國，如果保持這種宗屬關係的狀態，那麼日本則與朝鮮地位一致，處於中國的下位。所以想要和中國平起平坐，日本一定要否定朝鮮對清朝的從屬，讓朝鮮獨立。

朝鮮原來是通過對馬藩與日本建立的外交關係，明治維新後對朝鮮發出了通告文書，包含了『天皇』『敕語』等文字表達，朝鮮則認為只有大清可以用上述字眼，不承認對馬藩以外的交流方式，斷絕了日朝的實務交流。日本自然認為朝鮮此舉十分無禮，不惜要訴諸武力，有了後來的征韓論。

征韓論在幕府時代便有原型，但動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單純想擴大領土，有的是想聯合朝鮮對抗西洋。明治維新後，政府有意利用對外關係的緊張來平息微信後舊士族的不滿情緒，同時也希望通過朝鮮鞏固自己在東北亞的地位，對抗俄國勢力的擴張。征韓論同時又帶來了日本高層內部的分裂，分為了民權派和支持征韓的士族派。民權派大多是出國考察歸來的閣僚，他們認為日本國內民生的落後應該被優先重視。民權派指責政府的實權不在天皇手裡，也不屬於國民，而是被一小撮官吏把控著。大久保利通的政府先採用了民權派的言論，選擇了對朝綏靖政策，遭到了士族派全體辭職阻止組閣。大久保選擇優先發展國家建設得殖產興業政策，謹慎處理對外關係。他的掌控一直持續到1878年塔被暗殺為止。

大久保的政府自然也要想法設法平息士族派的怨氣。日清在1871年簽訂了日清修好條規，建立了初步的近代對等國際關係。當年11月發生了54名琉球島民被台灣當地住民殺害的事件，日本政府順勢提出抗議。清政府回應稱台灣雖是大清的領土，卻是化外之地，清政府沒有責任。清政府同時認為琉球是大清的朝貢國，不是日本的領土，日本沒有資格交涉。1874年日本政府決定讓士族派組織軍力出兵台灣，一方面為了與士族派綏靖，一方面台灣的軍事風險更小。攻克台灣後，日本活學活用國際法說服清政府讓其承認日本的出兵是『義舉』，並支付慰問金。

關於朝鮮問題，政府也覺得有必要採取行動。1875年9月日本政府向朝鮮半島西南海岸派遣軍艦並發起挑釁，朝鮮開炮引起衝突（江華島事件），並以此為借口，效仿西洋的炮艦外交，強迫朝鮮簽訂了西洋式的不平等條約。第一條就是『朝鮮是自主之邦』，否定清政府的宗主權。然而此時朝鮮同意簽訂條約也是因為清的勸告，朝鮮對大清的依存關係並沒有徹底斷絕。

政府對士族和民權兩派的綏靖並沒有取得多大成功。有人批評就江華島事件政府的準備還不充分。士族的權利還在被一步步剝奪，1877年初政府將地租從3%下調到2.5，就是因為害怕農民起義和士族叛亂聯合起來。但西南戰爭還是爆發了，舊薩摩藩的武士們在西鄉隆盛的帶領下試圖抵抗政府的統一與現代化政策，最後被已近代化的政府軍戰勝。大家也意識到了武士的時代結束了。

軍事行動失敗後，先前的反政府力量集中到了民權運動。士族派的板垣退助在1878年建立了愛國社，活動目標鎖定在開設國會上。1880年運動達到了高潮，國會期成同盟提交了國會開設請願書，簽名者有10萬之多。此次運動的第一基礎是士族，因為能夠理解自由民權思想的首先是士族，是他們最先提出了廣議天下事的概念。運動還擴展到了富農階層。政府為了維護地方統治的安定雖說承認了地方富農的階級地位，但是圍繞道路建設等地方問題，富農與政府也有較大的分歧。之前的媒體力量也在此時爆發，東京的政治熱通過報紙等傳播到了全國各地，地方民族前去東京求學歸來後也將政治熱情帶回了家鄉。

大久保遭到暗殺後，領導政府的是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其中掌握實權的是大隈重信。大隈自1869年來就在大藏省掌管財政，又與福澤諭吉關係密切籠絡了他的門下的青年官僚。他本人並非薩長出身，以至於後來與薩長派產生分歧造成不穩定的局勢。大隈率先在政府內提出了國會開設，然而他並非想讓權力旁落，而是試圖組織福澤諭吉門下和大藏省的人脈組成了政黨掌握議會。薩摩派自然是十分氣憤，他們聯手伊藤博文和井上趕走大隈下台並承諾在1890年開設國會。

1881年自由黨成立。開始是以土佐的立志社為中心，土佐藩出身居多，但後來關東出身的比例逐漸增加。1884年解散時人數已達到2500人，囊括了富農階級和律師記者等都市的職業人士。大隈在1882年組成了改進黨。自由黨是想從地方向中央發展，而改進黨則剛好相反，用心扶持著地方府縣會的勢力，在東京召開府縣會議員的聯誼會宣傳改進當主張吸引無黨派人士加入並參選。雖然自由黨擁有的地方富農支持很多，但是在1883年的地方議會選舉中，改進黨獲得過半議席的又5個，選出議長或者副議長有7個縣，都超過了自由黨。

政府自然是不希望民權擴大化的。1882年政府修改集會條例，1883年修改報紙條例，1882年政府還巧妙地資助板垣退助去留學離開日本以打擊自由黨勢力。造成打擊最大的莫過於松方通貨緊縮了。大藏省的財政負責人松方為了消除西南戰爭中籌措軍費而引起的通貨膨脹實施了紙幣整理增稅等緊縮政策。米價從1880年到1885年間跌落了一半，而地租卻沒有變使得富農階層遭到沉重打擊，無心繼續民權運動。自由黨於1884年解散，而改進黨也因為在1884大隈脫黨實際上面臨解散邊緣。

明治制憲

日本是西洋之外第一個真正擁有近代憲法的國家，而立憲過程與西洋國家大相徑庭。自外：在西方，制憲是通過國王與封建議會的鬥爭中產生的革命甚至是戰爭才建立起來的。因此西方的憲法在王許可權制和主權的行使形態兩方都有著規定。而日本並沒有太大的來自底層的立憲需求，而是政府本身立憲願望強烈（注意立憲與召開國會並不是同義）。其理由在於日本認為，或者說列強使日本認為，擁有憲法是文明國家的象徵，如果沒有憲法無法保障人權的話，就不能與其簽署對等的條約。自上：明治政府也認為保障人權和賦予國民的法律地位可以激發國民的能量更好地發展國家。大久保利通在1873年的意見書就提出了立憲制可以分為君民共治和基本上是人民掌握權力的人民共治，最理想的是人民共治。實現立憲制的必要條件是對外的絕對安全和國民意識的成熟。日本此時兩者都欠缺，暫時可行的還是只有君民共治。大久保被稱作大久保獨裁，連他都能抱有這樣的思想，可想而知明治政府當時為了激發民眾能量又是如何地費心思。自內：先前地明治政府意見十分不統一，這樣的政府通常只有強有力的領導人比如俾斯麥才可以完全領導。只能不停地期待優秀的領導人是毫無意義浪費人才的賭博，理想的政治體制是即使沒有『明君』『賢相』，國家機器也能照常運轉。使權力的行使制度化，讓各方勢力能通力合作，也是明治政府積極致力於制憲的理由之一。

大隈先前提交的國會開設草案，雖說是英國流的議院內閣制，然而是為了讓自己聯合福澤諭吉門下的青年官僚把控權力而提出的。在英國流還是普魯士流的憲法爭論上，大隈的英國流最終被否定，取得上風的是井上毅提出的普魯士流。井上毅青年時代留學法國，很早便開始研究普魯士憲法。普法戰爭的勝利也使得普魯士的政治機制更能鼓舞日本制憲。普魯士流憲法的特點便是強大的行政權。來自普魯士和奧地利的憲法學者們都主張制憲應該從歷史角度，比較角度，功能角度考察在文化及傳統都不同的地方的國家合法的形式來考慮。

為了更順利地制憲，伊藤博文1882年前往西歐進行憲法考察。歸來後率先導入了制憲前提必需地眾多制度，包括了設立制度取調局作為起草憲法地機關。他通過制定華族令，在原先華族的基礎上，給功績卓著的平民授予爵位增加了新的貴族階級。華族是守衛皇室的屏障，同時作為貴族院的基礎。在歐洲是先有貴族後有貴族院，而日本是為了先推出貴族院然後催生出貴族。伊藤為了推進官僚制度的整備，廢除了太政官制（類似於我國三省六部）。太政官制在有強有力的領導人下可以順利運轉，然而一旦失去優秀的領導人，政府便將陷入癱瘓的局面，相比之下對議會而不是對人負責的內閣制度更加高效合理。

明治憲法於1889年2月11日正式頒布。其最大特徵便是強大的天皇大全。天皇總攬統治權，經過議會的『協贊』進行立法，批准法律，組建內閣和任免文武官僚，制定陸海軍的編成統帥三軍，進行宣戰媾和條約締結等其他權力。然而對國民的人權保障卻很弱。在西方，人權被認為是固有的權力，而在日本，人權是通過憲法才賦予的，人民的權力還僅限於法律規定範圍內，其理由源自於日本的皇族皇宗對國民非常仁慈的傳統。代表國民意志的眾議院的許可權也被限於協贊，議會許可權最重要的預算審議權非常脆弱，如果預算不被通過，政府可直接執行前一年的預算。預算審議權本是用來牽制陸海軍最好的武器，然而在明治憲法被特別弱化了。跟英國流下院許可權大於皇室的明治憲法不同，對內眾議院無法干涉皇室，對外眾議院無法批准條約。而在軍事方面，軍政事項例如軍隊的編成由陸海軍大臣負責，而軍隊的作戰指揮命令則直屬天皇（參謀本部）,不要說眾院，連內閣都無權干涉作戰。統帥權的獨立可以說是埋下了之後二戰的禍根，為了保障這項權利，臭名昭著的現役武官制誕生了。軍隊可以拒絕派現役陸海軍將領入閣來阻撓新政府組閣。嚴格來說，明治憲法並不是真正意義上西方的那種君主立憲，其絕對的君權是君主立憲的西方諸國絕對不會允許出現的。

這樣一來，明治憲法就有了絕對主義和立憲君主制的兩面。站在前者的立場上，天皇必須決斷一切大小事務，被稱作天皇親政論。在後者立場上，天皇應該將政治委託給各個機構，自己不涉及現實的政治，這被稱為天皇超政論。天皇親政論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決斷失敗時，天皇是要負政治責任的，因此現實的政治家們並不看好。而超政論的問題在於當各個機關意志矛盾時，就沒有合適的機構來處理政務了。之前的明治政府里都是由明治國家的建設者，也就是薩長藩的元老們在參與國政，但當元老年邁之後維持天皇超政論便出現了困難。為了確保絕對主義中天皇至上的形象，政府1890年頒布了教育敕語。其中的內容是在教育臣民儒學的那套家人朋友之間的和諧禮儀，以及尊法義勇和其他道德方面的訓敕。其最大的特徵是道德的立法者既不是神也不是天，而是皇祖皇宗。若搬出天地神這種絕對性的超越者的話，就可能讓天皇和國民變成對等的關係，通過搬出天皇的祖先，則可以事前預防這種危險的發生。同時通過大量的儒教內容，可以封殺其他任意的解釋，宣傳了天皇親政論的天皇形象。

在制憲的同時，明治政府也在致力於修改之前的不平等條約的條款。修改條約的重要性不亞於制憲，如果對不平等條約視而不見就不能說國家的體制是完備的。不平等條約的不平等體現在兩點。第一是承認治外法權即領事裁判權。外國人犯罪由外國領事裁判，一旦要上一級審判的話，如果對象是英國國籍，二審則要去上海的英租界，三審要去倫敦的Westminster，最後處理結果肯定對日方不利。比如英國人在日本走私鴉片被抓基本上都是從輕發落，日本法律對外國人而言幾乎不存在，也就說明了主權不保。第二是單方面的協定關稅制度。歐美對日本擁有關稅自主權，而日本對歐美沒有。因此日本幾乎無法徵收太多關稅。在當時，國家的歲入中關稅所佔比例在美國德國都超過了50%，連實行倡導自由貿易低關稅的英國都超過了20%，而日本僅佔3%。因為關稅無自主權，日本不得已把地租調高，從而引發地方政治和內政的不安定，形成惡性循環。

列強當然不會輕易同意會造成自己利益損失的條約修改。1879年井上馨就任外務卿，此前還擔當了外務大臣。他的方針便是通過向外國展示日本的急速西洋化，宣傳文明國度日本，來達成妥協。他提出的妥協方案是不求恢復關稅權，但求提高關稅。關於治外法權，日本西洋通過改善和完備自己的法律條文，取得外國的認可，增加外國人法官以求能在日本進行全部審判。列強對此顯示了較好的反應，然而日本國內認為其中的內容是在辱國，最後井上被迫辭職。接替井上的是大隈重信。（1888年2月）大隈的方案與井上相似，引入洋人法官但不能過多，並且整備法典也只是向外國通知而並非請求得到認可。11月日本與亞洲以外的國家的第一個對登條約與墨西哥簽訂了。89年明治憲法頒布後，日本國內認為外國人法官的存在即是違憲，大隈遭到了恐怖襲擊，最終引起了當時的黑田內閣總辭職。日本國內保守派的勢力在當時依然非常強勢，很多人都厭惡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的西洋化路線。條約修改最後也已失敗告終。

條約修改問題使得沉寂了一段時間的民權運動復活了。井上的修改草案被政府內部否決後，舊民權派便重新開始活動。當時民權派提出了三條言論自由、減輕地租以及挽回外交向元老院提出建議書。並在全國各地進行集會演說，呼籲各派團結，最後形成了全國性大同團結運動反對保守派。為了應對新一輪的反政府運動，政府進行了嚴厲的鎮壓，修改了保安條例將活動家們從東京驅除出去，並讓井上辭去外務卿職務，讓伊藤首相辭掉了兼任的宮內大臣。運動的核心人物大隈和後藤象二郎被邀請入閣，以瓦解政府外的民權運動。失去了後藤和大隈後，大同團結運動的潮水開始退去，各派都開始為了選舉和帝國議會的開設開始活動了。

之後的中篇會講述議會政治的確立+大正時期政黨政治的發展以及日本在20世紀初期的對外擴張。

利益相關：一個一年沒續黨費的英國保守黨黨員，社會學本科在讀，政治坐標中間偏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