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傷寒論》毫無臨床價值?
08-17
為什麼說《傷寒論》毫無臨床價值?
《傷寒論》對於傳染病病因的認識在根本上是錯誤的,那麼,在病理生理上的描述又如何呢?三、傷寒病理邪說法定傳染病共39種,包括在歷史上肆虐橫行的如鼠疫、霍亂、瘧疾、天花、流行性出血熱等,《傷寒論》把這些外感熱病統稱之為傷寒。這幾種可怕瘟疫的病原體分別是鼠疫桿菌、霍亂弧菌、瘧原蟲、天花病毒和漢坦病毒,既有細菌也有病毒和原蟲,而《傷寒論》把這些可怕的微生物籠統「黑箱」為風寒之邪。幾十種傳染病的病原、侵襲途徑、病理各異,但在張仲景看來卻很簡單:自然界之風之寒,吹拂於人體,其衣厚者無恙,衣薄者易病,如此而已。《傷寒論》把傳染病也即外感熱病歸納為六經病(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無論何種外邪,都是自肌表,循六經,入臟腑,每一步都經歷正邪交戰。比如張仲景認為:風寒之邪,侵襲肌表,首當其衝者為太陽經,這叫太陽病經證(又分為中風、傷寒、溫病三種);若邪在太陽經不解而內傳於膀胱或大腸,其所引起的病變叫太陽腑證(分蓄水和蓄血二證);外邪進一步內侵,入里化熱,成陽明病等。這看起來很有道理,實際上也是源於取類比象思維,彷彿攻城戰,從城牆,循巷道,達首府,擋得住則勝王,擋不住則敗寇。中醫理論因為類比讓人一聽就覺得很好理解,它的迷惑性也在這裡,如果不站在現代醫學的高度以客觀事實為依據是很難批判中醫的。現代醫學有確鑿證據表明,不同的傳染病有不同的傳播傳入途徑,而不是遵循共同途徑;「外邪」(病原微生物)侵入人體後致病的機制也各不相同。以腺鼠疫為例,人鼠間借蚤為媒介傳播鼠疫桿菌。其侵入皮膚或呼吸道後,首先在局部繁殖,隨後迅速經淋巴管至局部淋巴結繁殖,隨後大量繁殖的病菌及毒素入血,引起全身感染、敗血症和嚴重中毒癥狀,脾、肝、肺、中樞神經系統等均可受累。再如霍亂,霍亂弧菌進入人體的唯一途徑是通過飲食由口腔經胃到小腸。經過胃時多數被胃酸殺死,少數通過胃酸屏障而進入小腸,粘附於小腸上皮細胞表面並繁殖,產生霍亂腸毒素。從而引起腸液的大量分泌,出現劇烈的腹瀉和反射性嘔吐。又如瘧疾,受染的雌按蚊吮吸人血時,瘧原蟲子孢子隨蚊唾液直接進入人體血循環,約半小時即全部侵入肝細胞,在肝細胞內裂體增殖,然後脹破肝細胞逸出成千上萬的裂殖子進入血流並侵入紅細胞,再發育成雌雄配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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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論》是中醫心目中無比高大不可動搖的經典,但是它的趣味性不強,引不起閱讀快感。在趣味性上,它比著名的笑話大全《本草綱目》差的太遠。
研究一下《傷寒論》可知,古人原來是這樣理解他們一籌莫展的傳染病的,這其實很有趣。但是,現代醫學發展到今天,尤其是微生物學、免疫學、流行病學、抗菌藥物、檢驗技術的高度發達,人類對傳染病已經有了強有力的手段,《傷寒論》的現實作用可以說同《本草綱目》一樣,略等於零。它應該且只應該成為醫學史家研究的對象。一、《傷寒論》產生的時代背景談《傷寒論》產生的時代背景,必須先做一個假設,即作者張仲景的生平是可靠的,就是說他大約生於公元150~154年,死於215~219年。這當然是一個很不靠譜的假設,有較真的學者考證,就像扁鵲、華佗一樣,張仲景很可能也不是歷史上真實人物,《傷寒論》更可能是晉人王叔和的偽托之作。這些考證有理有據,可信度更高。根據張仲景是真實歷史人物的假設,我們將鏡頭穿越到東漢末年。對於中華民族,尤其是草民們,這是一個不堪回首的恐怖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人民不僅要承受頻繁的戰亂和自然災害,更深重的苦難還有「瘟疫」。史家統計,公元119至217年百年間(正是傳說中張仲景生活的年代),發生過幾十次大瘟疫。僅東漢末年短短三十年間,有明確記載的全國性大瘟疫就有十二次。那時的醫學對於瘟疫的真正原因完全摸不著頭腦,更談不上有效的治療,因此死亡之慘重尤勝於戰爭。儘管並沒有可靠的統計數據,但留下的文字記載足以使人對其悲慘景象感同身受。曹植《說疫氣》:「家家有伏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亡,或覆族而喪。」令人毛骨悚然。曹操《蒿里行》:「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這並非是文學的誇張,實是苦難時代的素描。而據曹丕回憶錄:「昔年疾疫,親故多摧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中,就連著名公知「建安七子」也難逃其厄,七個竟然一時死了四個。而「七子之冠冕」王粲據專家考證後來也死於瘟疫。
一種醫學,如果它對疾病的病因、傳播途徑、病理生理等全然靠想像推測而得出,它會是可靠的嗎?基本理論不可靠,以其為根本依據進行的臨床「辨證」會可靠嗎?再以「辨證」為根據進行的「施治」會有效嗎?
四、辨證蒙治《傷寒論》最偉大的「成就」(其實毋寧說是罪過)是確立了「辨證論治」的法則,並從外感熱病擴展到一切疾病,成為萬世不易的臨床診療綱領。這種法則撇開了疾病的本質,使得後世中醫不再費心費力去探索疾病真正的病因和病理,而是只需沉浸在「偉大、光榮、正確」的「法則」里,作純粹主觀的思辨玄想,使醫學淪落為算命術。張仲景罪莫大焉!從歷史事實看,《傷寒論》出現後對中國瘟疫的防治並沒有起到任何實質影響。瘟疫依舊史不絕書,死亡依然觸目驚心。從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發生大疫238次,平均兩年就有一次。尤其明末清初的大瘟疫,慘烈程度尤勝於東漢末年,死亡在2000萬以上。從歷史記載中,我們看不到在任何一次瘟疫流行中,有任何名醫以神妙的醫術**降低過死亡率,更不曾有任何「上醫」以傳說中的「治未病」神術防止過瘟疫的發生。這種情況持續到現代醫學進入中國才發生根本改變。1910年12月,東北肺鼠疫大流行,吉林、黑龍江兩省死亡達39679人。時俄、日均以保護僑民為由,以兵要挾,欲獨攬防疫工作(對我中華上醫的不信任)。清政府作出英明決策(說不定是他們作出的唯一英明的決策),派出純正西醫博士伍連德(劍橋出身)為全權總醫官主持東北防疫工作。伍連德時年31歲,熟諳細菌學、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學。他深入疫區調查研究,追索流行過程,採取了加強鐵路檢疫、控制交通、隔離疫區、火化鼠疫患者屍體、建立醫院收容病人等多種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連德的成功說明,在抗生素和疫苗發明之前,面對大爆發的傳染病,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即使在今天,這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根據推測,張仲景時代主要的「傷寒」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熱,僅以此病為例進行如下分析。流行性出血熱臨床上表現為五期經過,即發熱期、低血壓休剋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復期。但是並不必然經過這五期,有些病人前期表現輕微,彷彿直接進入多尿期;同在發熱期也表現各異,並不都表現出全身酸痛、頭痛、腰痛、眼眶痛。該病一個顯著的特徵是發熱消退,給人以疾病康復的假象,而接下來的才是真正的危險,如休克、腎衰竭、電解質紊亂、繼發消化道大出血、繼發感染等等。第二個假象是休克、少尿期度過,似乎危險已經消除,但實際上死亡多發生於隨後的多尿期。
《傷寒論》的辨證基本就局限在發熱期,這可謂本末倒置。《傷寒論》對重要的生命徵象和指標無能顧及,卻孜孜不倦地窮究於是有汗還是無汗,是脈緩還是脈急。有汗而脈浮緩者屬太陽病中風的桂枝湯證;無汗而脈浮緊者,屬太陽病傷寒的麻黃湯證;無汗、脈緊而增煩燥者,又屬大青龍湯證等等。實際上這些看似不同的「證」,其本質上的原因都是由漢坦病毒感染導致的全身小血管和毛細血管的損傷,引起滲出、出血,造成各器官功能的異常。初期抗病毒治療可能有效,退不退熱,發不發汗,與疾病預後全不相干;後期則以生命支持技術為主,如少尿期的透析,消化道大出血時的止血和輸血技術,多尿期的電解質紊亂調整,重症時的生命監護等等才是治療的重要手段。任何事物的真相和本質都是基於客觀事實的,疾病的病因和病理也是如此。雖然認識事物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不代表結果可以脫離事實。任何方法得出的結論必須回歸事實,必須以事實來驗證是否正確。《傷寒論》採用了粗淺觀察和無限想像的方法,沒有認識到微生物與傳染病的關係,也從未表現出任何有效的防治作用。在《傷寒論》的誤導下,中醫理論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由於不知道傳染病的根本病因和病理生理,《傷寒論》的所謂「辨證施治」只能是「辨證蒙治」。 「辨證施治」的神奇效果和《本草綱目》中各種荒誕的「效驗如神」一樣,全是自說自話,迄今沒有一例能經過嚴苛的雙盲對照實驗的驗證,其療效永遠都只能停留在中醫支持者的嘴上。顯然,《傷寒論》只有醫學史的價值,沒有臨床實用價值。清人張志聰說「不明四書者不可以為儒,不明本論(《傷寒論》)者不可以為醫。」 其後半句可以改為:不明《傷寒論》之謬者不可以為醫。而明知其謬卻仍以此為醫者則不可以為人。原作者:棒棒醫生鏈接:https://xueqiu.com/1220698046/25980499來源:雪球林夢:《本草綱目》不止屎尿屁?——本草綱目之人葯研究更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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