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了，我的父母怎麼辦？誰來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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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緣由

昨天深圳宣講會結束以後，和一位申請人一起吃飯。

已經35歲的他，早在2016年就加過我的微信。我開玩笑和他說，你這移民決心下的時間有點長啊！他也無奈要要頭說：哎，很多東西都無法割捨下。

其實作為同性伴侶的他，與大多數夫妻相比，移民的決心應該更勝一籌，我也很好奇是什麼樣的理由讓他這樣猶豫不決。

最後我發現，無論什麼樣的身份背景，什麼樣的過往經歷，都逃不開一個中國人傳統的思維觀：我移民了父母怎麼辦？

從多倫多到北京、從北京到上海，今天在深圳，很多申請人在做人生選擇的時候，除了配偶、子女以外，最大的牽絆無非就是年邁的父母。

我特別能夠理解中國人的親情觀、家庭觀，以及對贍養義務的責任感。這種感情是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幾千年傳承下來的特有文化。從小，我們在一個家族式的、備受父母關愛的環境中長大，「烏鴉反哺，羔羊跪乳」的意識形態已經深入到了我們每一個人的骨髓。每年春運的回歸大潮，也總讓我想起那句「父母在，不遠遊」的古訓。

父母養我們二十載，在我們有能力的時候儘可能回饋和陪伴他們。

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價值觀。

北美的社會

因為生活在加國多年，當有人問我如何處理這種難以割捨的親情之時，我總喜歡拿白人的世界觀、家庭觀來做一個相對性的比較。

奉行凡事都預約的北美社會準則里，我發現，父母與成人孩子之間，逢年過節的家庭聚會往往也需要提前幾周打好招呼。剛到加拿大的時候我對這種現象很不理解。在我過往經歷里，到父母家吃飯、睡覺、洗衣服不應該是很隨意的嗎

?不是可以隨時登門拜訪嗎？

後來我漸漸明白，在北美社會中，個人的獨立性往往優勝於親情關係。這與他們成長過程和社會文化密不可分。大多數的白人家庭，孩子成年以後也就是18歲以後，往往就有較高的獨立自主權。甚至很多孩子成年後的大學學費、生活費、各種社交開銷往往需要自己打工來賺取。白人父母與孩子之間都有相對獨立的空間，父母不會觸碰孩子的隱私，也不會幹涉子女的未來發展。

把自己的事情處理好，對自己的人生負責，或許是他們的行為方式。

所以我也經常發現，白人的父母並不會把自己養老和身後事完全寄託於子女身上。因為子女成年以後，他們的人生髮展需要空間和時間，父母年邁以後的生活問題還是需要自己負責。

於是就衍生出一個重要問題，當他們行動不便，無法自理或者身患重病的時候，白人這種社會形態是如何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依」呢？

大體是需要「自身」和「社會責任」兩個部分來解決吧。

自身角度來講，在成年的時候，通過自身的勞動和提前財務規劃，實現年邁以後的「老有所養」。比如，在加拿大，正規的公司都會為申請人繳納養老保險。養老保險由個人繳納部分和公司繳納部分組成。有點類似於我們國內的社保。根據各個省份的要求不同，一般會佔工資比例的5%左右。也就是說，退休前的工資越高，養老保險賬戶里的積累額度就會越高。退休以後拿到的錢就會越多。還有一部分是做養老儲蓄的規劃。我們都知道加拿大稅負較高，每年年初個人需要聘請會計師向CRA報告上一年的收入情況，稅務局再根據家庭年收入來計算所要繳納或者返還的稅款。通常個人的會計師或者理財規劃師都會建議開設銀行養老儲蓄賬戶，這部分錢可以不計算在年度總收入額度里，「躲開」個稅的繳納。這部分錢雖然有額度限制，但也是退休以後一大筆收入的來源。

還有一些老年人，年輕的時候攢下了一筆房產或者其他物業。由於加拿大獨立房屋每年都需要修整，很多年邁的父母無法進行照看，往往都會將物業出售，然後搬入老年公寓居住。這一部分差價，往往可以成為老年人養老金的重要來源。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白人退休以後，出售了物業拿到一大筆錢就會到處旅遊，或者選擇一個相對人少、環境優美、房產便宜的地方繼續生活。

社會責任取決於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除了上述養老保險、養老金儲蓄計劃以外，政府層面會給在加拿大居住滿10年以上的老年人，發放「老年保障金OSA」。如果在加拿大居住滿40年會領取全額的保障金，不足40年則會按比例發放。另外，在北美的成熟的保險體系里，加拿大老年人也往往會在年輕的時候給自己購買一份數額可觀的商業養老保險。退休以後，保險公司會按照比例和之前的合同約定，履行發放養老金的義務。

所以我們總結一下，一般加拿大老年人的收入來源構成大體分為五部分：養老保險（類似於我們的五險一金）+ 個人養老儲蓄計劃（年輕時候提前規劃）+ 個人物業所得 + 政府養老保障計劃OSA + 商業養老保險。

我問過在加拿大生活多年的白人朋友，他們說如果早作打算，提前規劃的好，一般退休以後的收入水平完全可以達到退休前收入的70%~80%左右。當然，由於受到我們傳統文化影響，很多中國人並沒有養老和危機意識，移民後也沒有研究清楚加拿大退休政策，所以很多老年華裔往往會出現收入大減的情況。這個還是需要從自身角度去審視。

加拿大的親情紐帶關係如此形成，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就是，加拿大的醫療保障制度。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雖然加拿大免費醫療制度飽受詬病，但是它能夠保障社會底層人的最基本權利。有時候我們雖然說免費制度造成了排隊等待時間過長的情況，但是退一萬步講，對於那些身無分之人來說，等待總比沒有錢看病要好很多。

所以，我也經常詢問我身邊的年輕的白人朋友，「你們身無分文不擔心以後的事情嗎？」他們卻完全沒有我這樣的顧慮。無論對於加拿大年輕人來說，還是老年人來講，社會如果把人最低的底線危機感消除掉，那麼剩下的無非就看個人奮鬥了。

沒有後顧之憂的未來，才能隨心所欲。

我的故事

我想起我自己，當初選擇移民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心態，有沒有對於父母的擔心呢？說實話，確實有。

在中國工作幾年以後，雖然取得了小小成績，在父母和親人眼裡我也是那個有出息的大學生。但是幾次入院和親人生病的事情讓我有了很強烈的危機感。

我出國的時候中國社會醫療保障制度還不完善，一場大病，因病返貧的親人比比皆是。所以我當時就很糾結，三十多歲、四十多歲的我，會不會突然有一天接到電話說父母不行了，需要我馬上做抉擇。是選擇國產器械還是進口器械，是轉院到北京還是排隊等待床位。

因為見到親屬在生死之間做抉擇，所以我特別怕有一天醫生也這樣問我。

所以選擇出去，我並沒有認為國外的醫療就一定比中國來的及時，確實這樣那樣的原因加拿大醫療飽受詬病，但是還是跨出了移民這一步，我想也是因為不想面對醫生讓我做選擇的這個場面吧。

他們需要的是陪伴？

記得每到過年的時候，央視總會播放宣傳片，告訴我們不要玩手機，不要下班不回家，不要因為照顧孩子就忽視父母的感受。

父母有時候要求的不多，無非就是一種親情的陪伴。

這話說的一點不假，也沒有錯。

我上面講了那麼多白人的故事，不是想說誰的文化和制度更優越，而只是想做一個簡單的對比。國情不同，文化基因不同，必然造成我們處事原則的不同。

中國的父母從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會天然形成「自有財產」的概念。所以規劃孩子的未來，為他選擇學校，為他娶妻生子。太多的自我責任讓孩子成年以後形成了一種「愧疚」的反饋感。

「父母養我二十年不容易，我一定要讓父母老有所依。父母生病了，我要能在床邊照顧，第一時間趕回去。」這是我經常聽到的申請人跟我講的話。

同樣的話我也問過我的媽媽。

我說我離開你這麼遠，你如何想我陪伴的這種事情。

我媽說：人越老就會越像小孩，沒有安全感。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身邊很自然。但是現在社會情況不一樣。孩子也有孩子，也要生活，所以不能像以前一樣永遠陪在老人身邊。老人要學會自己照顧自己，學會規劃自己的生活。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我媽媽的思維就比較超前，更偏向於現代社會思維。我想可能跟我父母年輕時候經常走南闖北，做生意有關。所以我不在的時候，我媽自己玩「王者榮耀」，還經常罵我打的爛。老兩口腿腳還算靈活，經常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再無聊的時候，竟然告訴我在農村養了10頭牛，經常回去看看牛，釣釣魚，並沒有太多時間來理我。

我也給他們辦理了加拿大旅遊簽證，十年有效，一次可以住6個月，可每次匆匆忙忙就想趕回國去找他的那些老夥伴樂呵。

他們自我規劃的生活，自有樂趣，也減輕了我的很多負擔，甚至是內心無法陪伴的愧疚感。

所以對於逐漸步入老齡社會的中國，我們有太多責任感和難以割捨的情分在。

需要孩子和父母雙方的努力。

一味從孩子身上去索取的老人並不會達到一個滿足的極點，反而會抱怨子女的不孝。

一味想著如何回報父母，親戚羈絆，也會限制自我發展的腳步和對未來的規劃。

我知道，要做到父母和孩子雙向獨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雖然難，但是卻是我們這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也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

我又問媽媽：你們生病了，我從加拿大趕不回來怎麼辦？

我媽反問我：你不出國，在國內，你一年能回來幾趟看我？

的確，即使我們不出國，一年又能有多少天陪伴在他們身邊呢？現在交通這麼發達，從多倫多直飛回北京也就13個小時。所以出國和在國內其他城市沒有太大差別，只是我們內心裡有那麼一條模糊的界限，以為一道國門比一個城市的距離更遠。其實我們一直離父母都很遠。

最後我說老媽，你真正需要我的是什麼？是陪伴嗎？

我媽說：不是，是你給我生個孫子。

其實，無論在面對親情還是愛情時，有時候我們總會一廂情願的認為我們所給予的就是他們想要的。而實際上我們都只要做好自己，不給別人添麻煩，盡量的給予對方他們真正想要的東西，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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