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向東：西方入侵前夕越南阮朝的「外洋公務」（二）

越南歷代封建王朝長期自我封閉，除維持與中國的宗藩關係，不斷派出使節朝貢外，很少主動與外界接觸。曾繁盛一時的憲庯（Pho Hien，又譯庯憲）、會安庯（Pho Hoi An）等商港，吸引了一些海外客商。對於越南人航海他鄉買賣，多以法律嚴厲禁止。一般認為，越南人不是善於航海和從事海外貿易的民族。19世紀前期克勞佛（John Crawfurd）曾說，「安南的對外貿易，全由中國人完成。他們包括商人、水手和航海家。安南本地人很少冒險越出海岸。」越南學者陶維英說，越南船隻小，不能遠離海岸，「最大膽的航海者也只是在中部、南部和北部的範圍內，從此一地到彼一地罷了。」阮朝（1802-1945）建立後，朝廷壟斷對外貿易，不少文武官吏奉命駕船駛往東南亞或更遠一些地方販賣採買，其帆船前往「下洲」和「小西洋」的航行也形成一定規模。中國東南亞研究學界對此鮮有論及，越南和國際學界深入的研究也不多見。從越南封建王朝開始認識外部世界、越南自身航海活動進展和海洋文明演進諸多角度考察，這種現象都值得探討。

19世紀前期，越南航海經驗、技術與裝備條件的進步和改善，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造船規模

阮朝在其建立前後，一直都非常重視造船業。據不完全統計，1778-1819年，阮福映僅在里路就建造了235艘占--馬來式大眼雞船、460艘大型單甲板平底船、490艘戰船、77艘大戰船、60艘大小不同的西式艦或縱式帆船、100艘烏船以及有鏤刻裝飾的60艘大帆船，總共達1480艘。而到了1821年，越南的船舶總數量更高達3190隻。這個數字和20世紀前期越南所擁有的3000艘船舶的數量很接近。為了督造官船，阮朝設有船政司等專門機構。「船政司負責造船（戰船和公務船），在全國各地有235所（造船點）。」實際上，阮氏不僅在里路，也在外路（Dang Ngoai，指越南北方地區）和海外造船，可能越南在19世紀初葉實際所擁有的船舶數量比3190隻還要多。明命九年，朝廷定全國各地船額，計有京師348艘，承天10艘，廣治15艘，廣平25艘，清化20艘，北城35艘，南定60艘，廣南30艘，廣義15艘，平定15艘，平和20艘，平順25艘，嘉定100艘，藩安30艘，定祥30艘，邊和25艘，永清35艘，威遠屯20艘，京師及各地額外船110艘。這些船額並非當時實有數額，只是一個便於管理的預定數額，「定額未足者，徐徐補造，以三年內完工。餘額外姑留差派，敝者解板」。阮朝前期所擁有的船舶中，不少已具有離開其本土近海岸、前往下洲和小西洋遠航的條件。

據不完全統計，明命三年至十六年新造和改造的船只有：新造龍瑞、威鳳、靈鳳、奮鵬、瑞龍、龍韜、虎略、靖海、平海等大船，其中有些屬裹銅船；另造定洋、靜洋、安洋、平洋和清海船各1艘，波字型大小船、浪字型大小船10餘艘，海導船6艘，巡海船2艘，梨船約50艘，烏船6艘，小舢板船4艘。嘉隆和明命時期置有堅舟奇、堅舟隊、繕舟隊和各匠局，「專攻作船艘」。另置木艇五校，「每校兵數二百餘人，歲納材版，修造船艘」。明命還派出堅舟兵前往北方和南方參與興造和改造船舶的工作。僅明命七年（1826）就有阮才能監造裹銅五桅大船11艘。明命時期僅在順化香江南岸就設有船廠255所。此時新造的龍瑞、威鳳、奮鵬、瑞龍等號大船和定洋等號裹銅船，正是前往下洲和小西洋公務的主要船隻。

明命帝鑄的九鼎中的越南船隻

（二）造船與航行技術

關於越南古代的航海與造船技術，一些學者有著不同的評價。有越僑學者認為，越南造船的發明甚多，具有人本和自然的特徵，即儘管越南船隻「縱橫海上」，卻沒有人去當海盜，帆的發明、柔韌船體都適應了自然，特別是越南船隻建造全部使用草木材料，直到近代「完全沒有使用」金屬材料，甚至沒有一顆釘子。此說意在說明古代越人善於造船，但19世紀前期阮朝所造「五桅裹銅大船」不可能不使用金屬材料。對於越南的造船水平，越南學者陳國旺的整體評價不高，認為在古代除了廣南以南地區打造大眼雞船（Ghe Bau）外，越南的造船技術沒有改進，船形狹長， 「幾乎無人懂得『船學』，人們只知道這種船是用於江河航行而不知其可以航海」。而阮朝前期所打造的飛字型大小、波字型大小和浪字型大小特別是裹銅五桅大船等各類戰船，均是出於適應海戰或航海目的而建造的，具有較強的航海能力。

派往下洲的阮朝其他士大夫記載了航海過程中使用羅盤定向和鉛丸測量水道深淺的一些情況。何宗權（何權）曾奉派乘威鳳船駛往江流波，有《海行》詩云： 「針盤唯恐錯毫分，海舶深深日易曛。山遠已無飛渡鳥，水孤仍有惹事雲」。又有《過渭泥三日不見崑崙島舟人皆惑書以示之》詩，其引云：「船有西洋量文君，舟行測水志驗。」其詩云：「忙認崑崙島，頻移子午盤。量天空漠漠，測水自漫漫。」高伯適有詩云： 「檢丸頻報水，牽索屢隨風」。此詩報水句後有注云：「舟中日以鉛丸探水深淺，名為打水」。可見越南帆船航海途中測量水深的工具是鉛丸，其度量單位是「托」，以測量航道水深情況，而且此工作要不斷進行，不斷記錄。據潘輝註記載，從今峴港航行至雅加達，泛洋一路，「其所深者，三十托或二十餘托，而其淺者，僅十托及五六托而已。」

一一

（三）航海與記識航道

阮朝水師設置有巡海都營，很注意遠航訓練，識別海道。同時，也挑選吸收一些熟悉海程的清朝在越華僑、越南沿海居民編入船隊，隨同出力。明命六年秋， 「揀侍內成武衛水軍五水奇、巡海都營及清人、京人（國初清乂人從入順化，其子孫謂之京人）、呂宋伴、水手民（承天三直諸海口民熟于海程者，謂之水手民），給從瑞龍、定洋、靜洋、安洋、平洋、安海、清海諸號船，命掌奇阮才能兼管之，分派洋程公務，支給俸餉錢米有差」。他們熟悉下洲航道，開闢了遠航小西洋的航道。除水師軍人觀察和從感性方面記識海道外，還派出見多識廣、善於著述的文人一同前往，讓他們用文字記載海道及海外見聞。據潘輝註記載，由越南中部到達江流波，大致是從廣南的會安港出發，途經大占嶼（占婆島）、石碑山（華列拉角）、昆崙山（崑崙島）、新嘉波（新加坡）、下寮鎮（寥內群島）、湓素山（邦加島）等地，最後抵達江流波（雅加達）。潘對沿途的水文地理狀況及途經的其他大小島嶼也有所記載。有人指出，「時至今日，潘輝注所描述的這條航路大致上仍然是從峴港到雅加達海道的所經之路。」

巡海都營負責巡海事宜，並經常擔任去下洲的差使。所以，該營弁兵素諳海路，明命三年，巡海都營正管黃忠仝以不熟悉海道為推辭，不願從順化直接出發去下洲執行公務，明命責曰：「順化海口放洋至下洲，不過數十多日。彼職為巡海，輒雲未詳，則從來所辦何事。況副巡海蔡雲貴曾往多次，豈其屬今無一在者？倘彼及都營員弁，並無諳熟海路，則巡海之設，不亦虛乎？」這表明明命對去下洲的航路也有所了解，所以他一再說，「如順安口放洋，至下洲亦不過數十多日而已」。

19世紀後期，阮通也曾詳細記載了從越南南部到達新加坡的航路， 「嘉定芹蒢港開舟對卯針，打水七八九托，平頭對開，對丙針，打水八托。出真任外，東風對丙巳針，四更轉單丙針，五更打水二十托至二十二托，硬地。取崑崙東邊過，對午丁針。二十更，對丁針。二十更，取東竹山，深水，見兩個，近山，作一個。內外可過，外對丁針，內對午針。七更，取羅漢嶼，遠見四五粒，夜晚有燈火可看，托水正路十五托。火平身，對卯字，對庚酉針。二更，對單酉針。一更，到寔叻，打水三四托，放椗」。從阮通記載細節的情況看，此時越南航海者對下洲航線相當了解，其帆船駛行新加坡一帶已是輕車熟路。

越南地圖

（四）19世紀越南與西方航海技術的差距

法國人阮文勝（Vanier）和阮文震（Chaigneu）長期在阮朝任職，阮文勝還擔任過「管龍飛船屬內掌奇」，他們會向阮朝介紹一些西方航海和輪船的知識，但並不一定具有實際操作經驗。從潘清簡明命十三年前往江流波的記載可以看到，阮朝還曾直接僱用了一些經過培訓、具有航海經驗的西方水手。當時，潘所在的靈鳳船上雇有「阿綿為」（從字音推測，似為美國）人阿車摧、瑪羔（澳門）人安尊和沙孫（沙為何處人士不詳，由阿車摧帶來）等外國人引航。他們會使用海圖、千里鏡和懷錶等航海輔助設備。阿車摧在船上與安尊「日夜講論分針進舟」， 「打水也無止時」。李文馥前往小西洋，其所乘奮鵬、定洋兩大船也有洋人引航。李曾記載，「官船此行，有雇花標一名，以為向引」，並說明此花標（領航員）的姓名顛倒，名前姓後。此人也帶有航海圖、千里鏡及洋筆、洋書等物， 「日行幾度，他即登記之」。李文馥去小西洋為1830年，潘清簡往下洲在1832年，二人所記載之花標姓名不同，或許說明僱用外國人是較為普遍的現象。李文馥曾承認，「舟行之技」，西人「多其所長」，「遂多從事水技焉」。他已看到了西方航海技術的先進，並指出西方之所以先進，是因其國有「較試花標水手之法」，重視航海人員的考試選拔。據他所知，西方考試航海和引航的主要內容是關於諸國海程歷幾度可達某國界、從何向可達某地方、何處水深可渡、水淺可防等。根據考試成績，通過者可任花標一、花標二。李文馥說，花標一、花標二，西洋語稱為「及肥僧」、「肥（口將）」，華人通稱為「帶水」。潘輝註記載，西洋人泛海之法，有量天尺，測水志驗，就洋面分度，以詳遠近。「蓋自量天推之，量水測度行程」，乃西方「向來傳授之通法」。對此，由於和西方航海者的經常接觸，越南船員也逐漸有所了解。所以潘輝注說，「今之諸船花標稍敏者，每能識其概也」。

但是，西方受雇于越南的航海者最初對前往下洲等地的航道似乎也不熟悉，航行中多有錯駛。據潘清簡記載，阿車摧剛上任時，非常自負，目中無人，其「左捧海圖，右提千里鏡，腰掛時辰鍾，慨然登舟，獨立於高艫之上，執界尺隨意指揮，以為花標莫己若也」。可行抵湓素著淺二次，而錯認港汛的次數更多。當出湓素時，因不熟悉航道， 「尾清船而進，清人顧舟謂曰，送我酒，我為導」。這一玩笑之語，引得越南船人心中大為不快， 「其取笑於人者如此，自此舟人皆尤之」。潘清簡認為， 「水正又是初行，故不能悉及，問以港汛，阿車摧對曰問清人」。看來阿車摧也承認華僑對於東南亞一帶的地理和航道十分熟悉。事實上，越南在遠航海外的行程中，很多地方、很多知識是依靠華人才得以了解和獲得的。如黃忠仝於明命四年下洲公務，有華商何亞滿、黃亞喜等人陪同，「很明顯，何、黃等人作為與新加坡通商的華人，起到了帶路和介紹情況的作用」。李文馥去小西洋行至新加坡，見唐人庯所印粘條示寫有公元紀年和相應的清朝紀年，才知道了公元紀年，並將越南年號與清朝年號相比較，推算出明命年號與公元的換算關係。

明命帝鑄的九鼎中的越南船隻

越南19世紀造船和航海技術有很大進步，但與西方19世紀造船航海技術的飛速發展相比，卻大大落後了。無論如何，帆船相比於火煙船（火輪船）或汽機船已落後了一個時代。這一點，明命、嗣德（1848-1883）等阮朝君主已多少看到了。李文馥說，西人「造船之技，備極工巧，就惟火煙船為最……時於明歌見之，累叩其法，則無人道知者」。潘輝注在江流波海港看到「火車船」時，感覺十分奇怪，不可理解。其機一動，「炭爐燃火，浮轉於內，洋筒汲水，繞運於外，輪旋浪激，船行如飛。不假帆檣之風，頃刻駛奔，惟意所向。海濱遙望，但覺神奇，至其機緘之妙，則不可得而窺識者」。儘管潘輝注沒有看破西方船舶的妙機，卻看到了世界上造船的發展趨勢。通過詢問「洋人」，他知道了「火車船」為「麻離根」也即美國創造， 「諸國遵用其式，今已為太西之通制也」。

正因為看到了西方船舶的先進，明命才命人學習仿造西方機器船，「制辦水火既濟車」。明命後期，他曾對試製西式火輪船的各部件及船的長寬尺寸等提出具體要求。1839年，明命親至順化香江邊觀看火輪船的試航。結果，試航失敗，督工等人均受罰。不久，再次試航，才勉強可以開動。此後，越南繼續試製成功了幾艘汽機船，「但可能因為試製這種汽機船耗費太大，所以阮朝未繼續發展這一技術」。

嗣德時期，法國人送給阮朝大小不等5艘機船，引起嗣德很大興趣，親自將其命名為利載、利濟、利達、利用、利泛，並作《利船記》一篇。嗣德對越南船舶與西方船舶的差距已有較為深刻的認識，他已看到越南所造裹銅大船仍屬「帆檣舊制」，其與西方所造新制「氣機船」有很大區別。「近世船制精工莫西人，若初亦用裹銅，多索巨舶，是因帆檣舊制而特加工耳。尋復精益求精，日運巧思，既設帆檣舵索，復加機器以運乎其中，明輪被攻，暗機隨換。較之舊制更加神速，誠愈出愈奇而無窮也。」帆船只能乘順風，跨細浪，棹船只能便於江，而機船「運用水火蒸汽以鼓盪激水之機，不假帆檣篙楫風力人力」， 「不論順風逆風巨浪細浪」，均能疾馳利涉。但同時，嗣德似乎還沒有對西方的利炮堅船帶來的威脅引起足夠的警惕，認為「我國海疆延亘，島嶼多歧，暗石暗沙在在有之，諸海口又多淺狹」，而西人之船「率多長大，食水太深，駛入既不得，久泊亦不便……」我們知道，正是嗣德時期，西方列強以「機船」戰艦突破越南的海防，敲開了其國門。

從帆船航海的角度看，漫長的帆船時代到19世紀末期才告結束，19世紀前期越南的帆船與同時期西方的帆船相比並不顯得落後。直到19世紀50、60年代，西方仍在使用改進後的雙桅或三桅鐵殼或鐵框快速木帆船，即所謂「飛剪船」 （Clipper），用于越洋貿易航行等。同時期越南的五桅裹銅大船應該與西方的帆船有不少接近之處，甚至某些地方還勝過一籌。所以，19世紀前期一些中國較早開眼看世界的愛國人士看到了越南船舶的進步和優點，林則徐、魏源等人出於憂國憂民的急迫感，呼籲朝廷學習越南，仿造「安南戰船」、「安南大師船」，希望以此壯水師、固海疆，抵禦西方列強的利炮堅船。魏源進而構造了安南戰船堅固、水軍善戰、屢敗英夷、仿安南戰船可固我海防的安南戰船神話。越南戰船也曾引起清朝的重視，令臣工注意搜集其造船信息。周凱主修的《廈門志》曾引述《台灣府志》云：越南「其人多漢裔，好食檳榔，能為軋船，無首尾，輕捷異常，紅毛畏之」。實際上，越南在其沿海對於西方船隻的打擊，並不主要是靠其戰船，而是以其慣用手法，用鐵尖樁使西方船隻擱淺而攻之。具體情況是「小舟數百，沒水密釘細鏤呷板船底，遠槳牽拽，船以淺擱，焚而取其輜重，故西洋船以不見廣南為幸。」

今天，對於林則徐讚揚「安南戰船」一事，經李塔娜教授的宣傳，一些越南學者也感到非常自豪，引以為榮。他們說，「自古代越人造船、打造舢板的技術已非常獨到，達到很高程度，甚至到了19世紀，當中國要對付西方侵略危機之時，一些愛國士大夫如林則徐還曾提出欲仿造安南船，以增強中國水師的海上抵抗力」。但林和魏還沒有看到越南帆船與西方機器船的巨大差距和質的不同。正如人們所知，19世紀中後期，法國與西班牙聯合進攻峴港，越南國門洞開、簽約失地，阮朝規模龐大的水師艦船也無力回天，安南戰船的神話也很快就破滅了。越南在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前期曾保持有上千艘各類戰船，似乎一夜之間也就消失了。有人對此感到甚為不解，其實越南沿海特別是中部一帶「有水蟲彌微，攢木食船，數十日壞。」阮朝史家鄧春榜說，此蟲「今名河蟲，能食船者。」拋開其他諸多因素不論，當「水師長技」無法發揮作用、也不再受到重視時，僅小小的河蟲已足以很快毀滅越南龐大的帆船艦隊了。

越南歷史研究第二十 八期

編輯：毅之

你的讚賞是我堅持原創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