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十六歲時，我要送她一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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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o# 運動讓我想起自己經歷的兩件舊事。
如果不是以前一位女同事提醒，我差點忘掉自己辦公室曾有過惡劣的性騷擾案例。
當年，這位女同事剛工作，還是個小姑娘，她把一個男同事發給她的聊天信息作為證據給我，忍無可忍找我求助，似乎是被那人騷擾糾纏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是聽她介紹才知道，我們辦公室幾乎所有女同事都被這個傢伙騷擾過。
十年前的事，很多細節我已記不清了，甚至前面的介紹都是那位女同事幫我回憶梳理出來的。
這件事最後的結局，大概是我知道的類似惡劣行為中最讓人滿意的一個。此人以前在上海時就劣跡斑斑，在我們這裡也不討人喜歡，這次找了個理由予以辭退。
辦公室那天，沒有任何人在場，特別好打人。我和胡賁早早等在那裡——我不記得這位極聰明而又善良的年輕人，是怎麼和我謀劃這件事了。它忙完後，被堵在辦公室，當面告知揍它的原因，胡賁狠狠抽了它一個耳光。
這個耳光值八百元。它擦乾鼻子上的血跡，撿起摔碎的眼睛，想了一會兒，這個上海小夥子說，這眼鏡值兩千，賠一半行嗎？我們愣了一下，翻遍錢包只湊了八百塊。
這件事，讓我第一次注意到，一旦熟人中有人言語和動作超過了正常邊界，而且完全無視你的意志時，女性第一反應基本上就是不知所措，有的人，甚至會因為巨大的屈辱感當場僵住。至於拒絕，警告之類，對這種人毫無意義。
即使有共同的領導，告到領導那裡都需要極大的勇氣。因為準確描述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屈辱，而且通常領導不會對此採取嚴厲措施。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遇到大大超出常理的事，都會陷入決策僵局，因為自己的經驗庫里沒有這樣的選項。
舉個我許多年前遇到過的一個困境的例子：
我的搭檔編同事稿子，意外發現那篇稿子，除了頭尾三百來字，全是抄了我以前的稿子。我們反被難住了，稿子的立意、資料、文本，都可以批評，但抄稿子抄到我的頭上，你讓我如何開口講這件事？
我在微博上講到前面那個故事，有人問為何不公布它的名字？
我的理由很簡單：
一、這個人的行為，比起 Metoo 中被公布的，性質要輕微得多；
二、它已經挨過一頓打，受過大家覺得合適的懲罰警告；
有人或明或暗地對 Metoo 表達不安，擔心它是一場群眾運動的狂歡，認為站出來舉證流氓，是一種網路暴政，甚至拿它與文革來比。
無論這麼擔心的人年紀幾何，我都會說，對不起，你對文革的理解，受的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影響，這跟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來講「十月革命」或「大清洗」差不多。要講這個話題，最好還是等我有空你搬個馬扎聽講座吧。
至於 Metoo ，它會不會變成一場網路暴民的群眾運動？
請注意以下事實，所有親自出來舉證的人，不管實名還是化名，當事雙方都知道對方是誰，大家也不難猜出是誰，她根本跑不掉。章文不就把那個匿名舉證它強姦的女性，基本個人信息都公布出來了嗎？
性侵這件事，不恰當的比方，就像是熟人抄稿子抄到你頭上一樣，抄稿的人沒有什麼心理負擔，大不了私下賠禮道歉，被抄的人才有心理負擔——如果大家有共同的社交圈，你宣布某人抄襲，意味著你在逼所有人表態，你這是給所有的人出難題。
如果你不理解這件事，我們可以舉蔣方舟為例。
蔣方舟與章文的社交圈有相當的重合，蔣方舟站出來舉證章文是個流氓，這就意味著，和兩個人都熟的人，最終需要對此表態，那些和章文關係密切，但又不願和章文翻臉的人，就會非常難堪。
在章文與蔣方舟之間，同等強度的「站隊表態」，收穫的感謝完全不同。
比如你的朋友圈裡同時有蔣方舟和章文兩個人。
你選擇沉默，對蔣方舟來說，這意味著不支持，但對章文來說，就意味著支持。
另外，蔣方舟舉證章文，會對章文的朋友們造成附帶殺傷——公開合影中與章文經常在一起的，與章文一起做生意的人，他們可能對章文的另一面一無所知，但不管怎樣，都會因此被「受損」。
從他們的角度看，不是被章文「連累」，而是被蔣方舟等人給「連累」了。
在網上 Metoo ，其實是非常非常難的。
我差點忘了一個更古老的故事。我是親歷者，想來講自己的故事才是最有說服力的。
很早很早以前，一位當時在某大報的記者（我就姑且隱去他的名字吧，原因後敘），我們是同鄉，曾和我的關係非常要好，我剛落腳北京，還和他兩口子租同一套房。
後來我才得知，這位老鄉在外一直假裝單身，全國各地同時與多人戀愛。以至於後來其中一些受害者居然互相取得聯繫，不斷告他，但那些發在網站上的長文幾乎全部被刪。
這些姑娘註定不能把他怎樣：
一、沒有哪個姑娘敢寫出本人真實信息去告他；
二、沒有哪個姑娘有勇氣把自己的屈辱全都寫出來；
三、這件事最多告到單位，但這又是單位不好管的，說不清的私事；
這位老鄉令我吃驚的地方在於，被他欺騙的人當中還有一位是我的朋友，當我後來知道他居然有老婆，而且女朋友遍布全國時，他真是一副「小人坦蕩蕩，我理所當然會支持並理解他」的樣子。
它居然如此放心地把我看作同類，大概是激怒我的原因。
然而，在沒有 Metoo 運動的年代，當我站出來要對我這位老鄉實施「網路暴政」時，受害者是沒有今天這個大背景下的勇氣的。所以，我連像樣的文字材料都整不出來，當然，一半是因為氣得手都發抖。
因為我是前 Metoo 時代的親歷者，它能幫我理解今天站出來的女性需要克服多大的心理障礙。
為什麼我會說蔣方舟需要極大的勇氣？
因為我許多年前，我在實施「網路暴政」時，深知此舉會讓與此事無關的共同朋友處於極度難堪的境地，等於逼迫他們表態，而常人又是不可能這樣去做的。所以，當時我內心做好了萬一不被理解，最後彼此成路人的心理準備。
我想，蔣方舟應該也知道站出來會意味著什麼吧。
Metoo 可以藉助一種聲勢，讓舉證者因為有機會抱團取暖彼此壯膽，面對流氓時有平時不具的勇氣，至於加害者，則會攝於聲勢不敢調動它能調動的資源反擊。
當年，這些條件都不具備，我的「網路暴政」以一種戲劇性方式收場。
我的那位老鄉，寫了一封公開信，解釋了我們倆由好朋友變敵人的原因。那是我們合租期間，我偷看他老婆洗澡，而他為了照顧同鄉情誼，委婉地把我驅逐出去，但我卻懷恨在心。
這位老鄉是學法律的，最後嚴正警告，他正在積極取證，任何人若損毀了他的名譽，他都不會放過。
一些著名網紅由此感慨「事情看來是比我們想的要複雜」。
讓我覺得難過的是，那封宣布我偷看人老婆洗澡的公開信發布時，我那位老鄉在外地出差，網站工作人員告訴我，那封信是他老婆發出來的……
我和她交往不多，共租一套房時，我只是困惑她是怎麼忍下這一切的？她在網站工作，那些為她丈夫流產的姑娘們的舉報信都是被她刪除的，甚至 IP 也是她封的。
她知道我是怎樣的人，自己的老公是怎樣的人，她代老公她發信時，是知道他老公指控我偷看她洗澡的……
她的世界如此殘酷，我不想為難她。
有人說，互聯網是有記憶的，現在看，這純粹是胡扯。
這位老鄉後來成了中國的良心記者。我媽經常在朋友圈轉發他針砭時弊的文章——我一直沒告訴她，我是怎麼和這位老鄉決裂的，前些時候，這位老鄉因為涉嫌敲詐勒索被抓，我媽還為他鳴不平。
在我看來，這總算是遲來的正義，牢獄之災已不可免，就不提它的名字吧。
我媽是我的讀者，今天才知道我和那位老鄉是什麼關係，希望老人家原諒，我是不想讓她知道這個世界沒她想的那麼美好。順帶可以告訴她，她聽說過的人裡邊，最有正義感的人，是她兒子，而不是別的什麼人。
最後，本文的標題與內容完全無關。許多年前，我還單身，也許是因為內心突然泛起了一種陌生而不可名狀的東西，我為自己立了一個目標，女兒十六歲時，要送她一匹馬。前兩天查資料，無意中發現，我居然還把這個目標寫進文檔。
結婚後，和老婆聊到生兒育女時，我試圖鋪墊引導到這個話題，被老婆敏感地截斷，把討論從雲端打到了地面：為什麼我們要討論女兒？我不想生女兒，不希望有個女兒。
為什麼？
因為女人和男人不一樣，在世上要受更多苦，男人不會每個月痛經，男人能隨便擰開瓶蓋，男人不用那麼考慮自己的形象，男人不用擔心在外面會不會遇到壞人，男人可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我現在有兩個男孩，大概不會有女兒，更不會在她十六歲時，送她一匹馬。
但我懷念自己曾經確定的奮鬥目標。
這就是今天我理解的 Metoo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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