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琉璃廠附近的京報館舊址，去感受先輩媒體人的職業良心

08-16

疫苗問題持續發酵，讓公眾進一步明白了媒體人的重要性，地溝油、三鹿奶粉等事件的處理背後都有媒體人的貢獻，本次疫苗事件也一樣。近日有人對為曝光食葯問題而作出了重大犧牲的記者進行了梳理，並把他們的事迹發到了朋友圈，這樣的做法令人感動。這些記者堪稱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他們以實際行動傳承了媒體人的職業良心。之所以說是傳承，那是因為我們的先輩早已作了先驅。來到琉璃廠附近，去瞻仰一下京報館舊址，就將會讓你感受到先驅所能給予的力量。

在琉璃廠西街和長青廠衚衕交界處有一條南北向的衚衕叫南柳巷，從南柳巷南端往南，直到騾馬市大街，這一段叫魏染衚衕。京報館舊址就位於魏染衚衕30號。

來到魏染衚衕30號，你會發現，這處房子跟魏染衚衕的其他建築在外觀上並無太大區別，只是門檐上方多了一個向外突出的類似陽台的東西而已。但這處房子的歷史意義卻比其他建築顯得重要很多。這裡曾是吳梅村的居住地。吳梅村就是那個根據吳三桂和陳圓圓的故事寫成《圓圓曲》的吳偉業，如今有人稱他為清詩第一家。是不是清詩第一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聞名當世的才華，這樣的才華足以讓他的居住空間較為寬敞，而他住在魏染衚衕，魏染衚衕恐怕也得跟著沾光，成為門庭若市的文化重地。這樣的精神和物質條件，為後來一位英雄的進駐打下了基礎。

這位英雄叫邵飄萍，他1886生於浙江東陽，關於他的故事值得書寫的很多。本文不想詳細敘述他的成長故事，只想說他的成長跟報紙的關係濃得化不開，跟反帝反封建的關係濃得化不開。他曾多次參加反對袁世凱的鬥爭，1916年袁世凱死後，上海《申報》聘他為駐京特派記者，邵飄萍因此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享有特派員稱號的記者。1918年10月5日，邵飄萍辭去《申報》駐京記者之職，和潘公弼一起創辦了《京報》。他在創刊詞中提出了他的辦報宗旨，「必從政治教育入手。樹不拔之基，乃萬年之計，治本之策。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京報》創辦後，很快獲得讀者喜愛。這張報紙可以充分證明，邵飄萍是個英雄的媒體人，媒體人中的英雄。

1918年10月，邵飄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聞研究會，蔡元培聘他為導師，這是中國新聞教育的開端。當時《京報》剛剛創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堅持去上每周兩小時的課。到1919年10月，得到過他教導而拿到證書的有55人，其中有毛澤東、高君宇、譚平山等響亮的名字，也有人成為了中國新聞界的中堅，把一生貢獻給了中國的新聞事業。對於從事新聞事業的人來說，邵飄萍老師始終是他們的榜樣，1919年5月3日，在北大的「五三晚會」上，他大聲疾呼「北大是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他的報紙更是熱情地支持「五四」運動。

1919年8月，《京報》因屢屢發表揭露、批評政府腐敗的文章，被當時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飄萍遭到全國通緝，被迫流亡日本，這是他第二次流亡日本。但邵飄萍沒有死心，他於1920年回國，同年9月17日，《京報》復刊。《京報》重視外交、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的內容，關注國家命運、人民疾苦。1925年12月，郭松齡在日本關東軍和張作霖的聯合夾攻下，兵敗被殺。《京報》把事件的真相公諸世人，引起了北方民眾的反日、反張運動。1926年4月，張作霖懸賞、捕殺邵飄萍，吳佩孚也密令到京緝捕邵飄萍。邵飄萍舊交、《大陸報》社長張翰舉，禁不住軍閥拋出的誘惑，將邵飄萍從使館騙出予以逮捕，京報館隨後被封。4月26日凌晨，邵飄萍被押赴天橋東刑場，從容就義。這一年，他年僅40歲。

邵飄萍是真正的英雄，他那憂國憂民的情懷、對進步新聞事業的執著追求、面對威脅時的堅貞不屈乃至慷慨赴死的那份從容，都說明他是英雄。1949年4月，毛澤東親自批文追認其為革命烈士，這使邵飄萍成為官方認定的英雄。英雄是應該被銘記的。來到魏染衚衕30號，你會看到多塊牌子。一塊立於門眉之上，是一九八四年三月由「宣武區椿樹地區綜合包房服務組全體青少年」立的；一塊嵌於門的右下方牆體里，是北京市文物事業管理局於一九八四年九月立的；還有一塊立在牆外的牌子，是近年由「北京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領導小組」立的。此外，門右邊的牆上還有兩塊介紹京報館情況的牌子。這些牌子足以說明，政府和公眾都希望人們能夠記住京報館和與京報館緊密相聯的英雄。

但是當你走進魏染衚衕，親自去感受這一切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英雄正在被遺忘！在這個小小衚衕里，拆遷改造始終在進行，當周圍環境都被改造完了後，京報館舊址實際上也被改造了，京報和邵飄萍能帶給人們的記憶將減損。魏染衚衕原屬宣武區，現宣武區已併入西城區，如今宣武區牌子和西城區的牌存在「打架現象」，很容易讓外地人看不明白。讓人看不明白的還有京報館舊址的那些牌子，牆上的牌子說的邵夫人是「湯修惠」，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牌子則說的是「湯修慧」，這種不一致很容易讓人產生不夠嚴肅的聯想，從而沖淡英雄的精神力量。更為重要的，這裡名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卻很少見有人來這裡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過路的人能夠看到的是，這裡牌子上的字因風雨侵蝕而日益變得模糊不清。

是我國的英雄太多了，人們要瞻仰別的英雄以至於騰不出時間來景仰邵飄萍嗎？也許有人會這麼想，但我不希望有人這麼想，起碼媒體人不該這麼想。如今我們的媒體人中有多少人傳承了邵飄萍的精神、《京報》的精神？讓媒體人抽空到這裡來看看，想想先輩是如何對待新聞事件，如何對待國家、社會和人民的，對增強當今媒體人的職業良心，顯然是有意義的。